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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余姚龙泉山的南坡，有一座重檐歇山顶五开间两层楼房，叫中天阁。中天阁始建年代不详，光绪《余姚县志》将其列为明代“古迹”，其名取自唐代方干《登龙山绝顶》“中天气爽星河近”句意。这里曾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讲学处，也是清代著名的龙山书院的旧址。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回余姚省祖茔，“久思及门”的钱德洪带了侄子大经、应扬和郑寅、俞大本，通过王正心通贽请见。第二天，王阳明在中天阁讲学，收受弟子除钱德洪等人外，还有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共74人。嘉靖四年(1 525年)九月，王阳明归姚省墓，规定以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期，在中天阁进行讲会活动。王阳明作《书中天阁勉诸生》，并亲自书于墙壁上，“白石灰壁上公自书，笔法甚清劲”(万历《绍兴府志·古迹志一》)。文中谆谆告诫弟子不可“离群索居”，而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以问学为事”的讲会活动，“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并且要求弟子“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绝不能沾染粗心长傲的习气。他写道：“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扶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光绪《余姚县志·古迹》)中天阁讲会在王阳明学说的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认为：“这应是阳明学中最早的‘会’。而阳明的《书中天阁勉诸生》可谓阳明学最早的‘会约’。”(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l期)嘉靖六年，王阳明出征广西，钱德洪与王汝中承担绍兴书院的讲学活动，余姚中天阁讲会由吴仁主持，“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王阳明全集·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余姚还有其他研习阳明学术的讲会，增加了应元等新生力量。远在广西的王阳明深感快慰：“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少。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与钱德洪王汝中》，《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去世后，可能由于弟子结庐守墓，钱德洪后来又与王畿“迭为守居”于杭州天真书院，中天阁讲会似乎有所衰退。所以嘉靖十四年(1535年)冬钱德洪丁内艰归乡时，有与亲友一起修复中天阁讲会之举。此后中天阁讲会又再度兴盛，即使在嘉靖十六年、十七年，明廷以查禁王阳明、湛若水“伪学”、“邪学”为名连续发动的两次禁毁书院的运动中，阳明门人也敢于逆势而进，在中天阁讲学不辍，甚至向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提出为先师建祠的请求，且获得成功，于嘉靖十七年在中天阁上方建造阳明祠。由王阳明开刨的中天阁讲会何时衰落，现已难以考证。从万历《绍兴府志》有关记载看，大概在万历初年已没有讲会活动了。因为王阳明在中天阁墙壁上所书《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编纂《绍兴府志》前的十年还有人看见，但是似乎无人理会，所以“山僧不能护，今已重垩，字无复存矣”(万历《绍兴府志·古迹志一》)。至明末，沈国模称“龙山久不聚”，中天阁讲会已经无法恢复了，沈氏不得不另建半霖义学以传承阳明学术。从万历初山僧涂抹中天阁墙壁看，讲会活动废止后的中天阁仍为龙泉寺所有。但后来，中天阁变为了尼姑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余姚知县刘长城创办的龙山书院，便是在作为尼寺的中天阁旧址上兴建的。
龙山书院的创办，缘于清廷的倡导，“诏天下未建书院之州县一体兴建，所以赡养士子，造就其材，异日备国家用焉”(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载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乾隆九年(1744年)，知县蒋允涒改剑江庵为信成书院，开始在余姚兴办官学化书院，但由于地势低洼，“滨剑江，绝卑洼，三月淫潦，则师生悬釜”(李因培：《新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常常以水涝为患。乾隆二十四年，知县刘长城选择既有“高明爽垲”的地理环境、又有“曩日弦诵胜壤”的人文传统的中天阁，兴建龙山书院。而信成书院当时遭遇大水，刘氏便拆除该书院，移作龙山书院建筑材料。
由政府倡办的半官办性质，决定了龙山书院与中天阁讲会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中天阁为单体建筑，从属于龙泉寺，其讲会活动毫无利益可言。而龙山书院完全独立，建筑规模更为宏大，物质条件更为优越，且师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龙山书院初建时，刘氏对中天阁进行了拆屋重建，并凿山扩大地基，占地达二亩左右，比原址扩大了一倍。建筑布局分为三个部分：中间是楼房数间，楼下作讲堂，楼上用来瞻眺风景，上下左右共有方丈之室三十余间，是诸生肄业的处所；西边有屋三间，用作山长偃息之地；东边有屋五间，是诸生庖滔所。建筑群体“缭以周垣，高甍巨桷”，可谓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高桐重建书院，建有楼房五间及左右两翼，楼上供文成神位，楼下为讲堂，西边三间平屋为刘公祠，东边五间为庖滔。地方政府对龙山书院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视。如光绪年间知县忠满认为财资是为善的前提条件，“人固不能无所资而为善，陆稼书先生教人读书，谓先计恒产，非示利也，盖恐以谋生者堕志焉”(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书院的财务费用有历经官民增置的学田作为保障。至清末，龙山书院共有学田四百零五亩余、地十六亩余、山六亩余、荡二分，大大超过一般的民办书院，甚至比当时的余姚县学学田还多。县署还特意从公款中列支一部分款项专门助供诸生生活费用。道光初年，县令每年从羡余项目内提出二干贯分发培育学生，成为专项教育奖励基金。可惜同治年间由于战乱，“羡余支绌，应用浩繁”，并且鉴于“晓晓者犹视为弋利之场，营谋觊觎，转使一二自爱之士相戒以不染指为高”的现象，县令陈益“痛惩陋习，革除此规，特留拨五百贯在龙山书院作朔望膏火之资，程材按给”，数额锐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后来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光绪十七年，县令忠满又向龙山书院增加款项五百贯，共计在羡余中列支一千贯，随课支领，“详请各宪奉行在案，并将章程条例勒石于堂”。这样，龙山书院的教育奖励基金又增加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并且其施行有章可循，显得更为公开公平。(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从褚纳新先生所藏龙山书院生员奖励票子看，月考列为“超壹”的生员可以获得“给奖赏饭钱票”，其列支当出于此 项资金。
其次，中天阁讲会纯属学者讲学，主持者是王阳明及其弟子，听讲者没有任何限制，管理相对松散。而龙山书院则是“仰承风旨”，在教育管理上相当严格，山长由县令聘请，学生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
龙山书院的山长大多是告归林下的知名学者或朝廷重臣，如茹蕖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状元，他博览群书，善制科艺，编辑《六书略》、《七音略》，曾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宗稷辰是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官至御史，因功加盐运使衔。他以王阳明、刘宗周为宗，潜心学术，振励风教，曾主讲湖南、群玉、濂溪、虎溪等书院，著有《四书体味录》、《躬耻斋文钞》、《诗钞》等。朱兰是道光九年(1829年)探花，在翰林院任职十余年，曾任广东乡试主考官、湖北学政、侍讲教习庶吉士、充讲官、顺天武闱乡试副考官、庚戌科会试同考官、朝考阅卷大臣、安徽学政，著有《群籍摭闻》十二卷、《师友言行录》五卷等，是一个“屡掌文衡”的三朝重臣和教育大家。杨泰亨是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两次任湖南副考官。生平勤学好问，“工诗文，精书法”(光绪《慈溪县志·附编》)，著有《饮雪轩诗文集》，编纂光绪《慈溪县志》。龙山书院的学生也有一定限制。从现存龙山书院童生课卷图记和生员奖励票子看，学生有童生、生员之分，其就读当也有一定选拔标准。
再次，中天阁讲会的内容是阳明心学的传播与交流，是一种自由的学术活动。而龙山书院的教育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传统，但又明显带有官学化倾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重要目标。
由于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传统基因，无论是地方学官还是守令，都非常重视龙山书院对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承。书院初建，浙江学政李因培认为，龙山书院擅地方形胜，“江山之好，城郭人民之稠密，田畴竹木之参差，数十里间无遁隐，而又晦明风雨，杂沓异变”，可以去除俗学不能开拓胸襟、发明耳目的鄙陋，可以达到“舞雩从游而有问”的境界。并且调和阳明学与朱子学，“夫文成良知之学，非竟不合朱子，各因所得力，亦如陆子静于尊德性著力居多”，告诫诸生“吾性中高明广大，取诸目前所见亦已矣”，希望“曩日弦诵胜壤，钟镛再焕”，重现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盛况(李因培：《新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五年(1879年)，县令高桐重建龙山书院，再次强调龙山书院是王阳明讲学故址，要求学生不仅学习举业文章，更要学习王阳明的心学，“诸生心文成之心，学文成之学，则文成之德之功，亦将复见于今日，当不徒以文章鸣盛已也”(高桐：《重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各任山长也大多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阳明心学传统。如茹棻认为“姚江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接洙泗见闻之统，学术、事功炳于天壤”，把王阳明视为余姚的“先师”(茹棻：《重修姚江书院碑记》，《姚江书院志略》卷下)。宗稷辰治学也宗先贤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和刘宗周的诚意学说。但是，由于姚江书院的兴建本是遵行朝廷“赡养士子，造就其材”、“备国家用”的旨意，所以教育内容与地方儒学大多一致。有人描述书院的教学情形道：“每岁县公延请山长，诸生弦诵于此。月之朔望次日，诸生校艺，山长定其甲乙，量给赀币有差。”(黄璋：《龙山书院续助膏火田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其中每月初二、十六的考试相当隆重，有时县令亲自主持，如光绪年间知县忠满“下车伊始，观风之后，举行月课，士之挟卷而来者圜列桥门”(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考后名在前列者给予嘉奖，以起到对所有学生的鼓励作用。同时，书院也重视辞赋文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实学思想影响，讲究经济之学。高桐称：“书院为培养士子之地，文学亦出其中。”(高桐：《重建龙山书院碑记》)如同治九年(1870年)，掌教龙山书院的朱兰，对富有诗赋才华的杨积芳非常赏识，经常在月考中因为其考核优秀而给予奖拔，甚至有“不图吾目得见”的高度评价。清末天文地理学家黄炳厘为龙山书院题的联语为“中天光日月，历代感风云”，则带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研究意味。虽然现在无从统计龙山书院的学生情况，但从杨积芳那样成功应举者看，从朱兰所谓“吾邑龙山书院最著名”(朱兰：《文蔚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看，龙山书院当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
清末，书院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向现代教育转换。龙山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为余姚新式学堂的起步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梁弄创办正蒙学堂，龙山书院给助学田数十亩。1954年，龙山书院主体建筑中天阁被辟为梨洲文献馆，藏有古籍27000余册，书画3600余件。1981年，中天阁被列为余姚县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6年得到重新修缮。2000年，中天阁被辟为王阳明与余姚史迹陈列场所。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回余姚省祖茔，“久思及门”的钱德洪带了侄子大经、应扬和郑寅、俞大本，通过王正心通贽请见。第二天，王阳明在中天阁讲学，收受弟子除钱德洪等人外，还有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共74人。嘉靖四年(1 525年)九月，王阳明归姚省墓，规定以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期，在中天阁进行讲会活动。王阳明作《书中天阁勉诸生》，并亲自书于墙壁上，“白石灰壁上公自书，笔法甚清劲”(万历《绍兴府志·古迹志一》)。文中谆谆告诫弟子不可“离群索居”，而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以问学为事”的讲会活动，“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并且要求弟子“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绝不能沾染粗心长傲的习气。他写道：“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扶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光绪《余姚县志·古迹》)中天阁讲会在王阳明学说的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认为：“这应是阳明学中最早的‘会’。而阳明的《书中天阁勉诸生》可谓阳明学最早的‘会约’。”(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l期)嘉靖六年，王阳明出征广西，钱德洪与王汝中承担绍兴书院的讲学活动，余姚中天阁讲会由吴仁主持，“吴仁聚徒于阁中，合同志讲会不辍”(《王阳明全集·年谱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余姚还有其他研习阳明学术的讲会，增加了应元等新生力量。远在广西的王阳明深感快慰：“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少。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达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与钱德洪王汝中》，《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去世后，可能由于弟子结庐守墓，钱德洪后来又与王畿“迭为守居”于杭州天真书院，中天阁讲会似乎有所衰退。所以嘉靖十四年(1535年)冬钱德洪丁内艰归乡时，有与亲友一起修复中天阁讲会之举。此后中天阁讲会又再度兴盛，即使在嘉靖十六年、十七年，明廷以查禁王阳明、湛若水“伪学”、“邪学”为名连续发动的两次禁毁书院的运动中，阳明门人也敢于逆势而进，在中天阁讲学不辍，甚至向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提出为先师建祠的请求，且获得成功，于嘉靖十七年在中天阁上方建造阳明祠。由王阳明开刨的中天阁讲会何时衰落，现已难以考证。从万历《绍兴府志》有关记载看，大概在万历初年已没有讲会活动了。因为王阳明在中天阁墙壁上所书《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编纂《绍兴府志》前的十年还有人看见，但是似乎无人理会，所以“山僧不能护，今已重垩，字无复存矣”(万历《绍兴府志·古迹志一》)。至明末，沈国模称“龙山久不聚”，中天阁讲会已经无法恢复了，沈氏不得不另建半霖义学以传承阳明学术。从万历初山僧涂抹中天阁墙壁看，讲会活动废止后的中天阁仍为龙泉寺所有。但后来，中天阁变为了尼姑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余姚知县刘长城创办的龙山书院，便是在作为尼寺的中天阁旧址上兴建的。
龙山书院的创办，缘于清廷的倡导，“诏天下未建书院之州县一体兴建，所以赡养士子，造就其材，异日备国家用焉”(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载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乾隆九年(1744年)，知县蒋允涒改剑江庵为信成书院，开始在余姚兴办官学化书院，但由于地势低洼，“滨剑江，绝卑洼，三月淫潦，则师生悬釜”(李因培：《新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常常以水涝为患。乾隆二十四年，知县刘长城选择既有“高明爽垲”的地理环境、又有“曩日弦诵胜壤”的人文传统的中天阁，兴建龙山书院。而信成书院当时遭遇大水，刘氏便拆除该书院，移作龙山书院建筑材料。
由政府倡办的半官办性质，决定了龙山书院与中天阁讲会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中天阁为单体建筑，从属于龙泉寺，其讲会活动毫无利益可言。而龙山书院完全独立，建筑规模更为宏大，物质条件更为优越，且师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龙山书院初建时，刘氏对中天阁进行了拆屋重建，并凿山扩大地基，占地达二亩左右，比原址扩大了一倍。建筑布局分为三个部分：中间是楼房数间，楼下作讲堂，楼上用来瞻眺风景，上下左右共有方丈之室三十余间，是诸生肄业的处所；西边有屋三间，用作山长偃息之地；东边有屋五间，是诸生庖滔所。建筑群体“缭以周垣，高甍巨桷”，可谓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高桐重建书院，建有楼房五间及左右两翼，楼上供文成神位，楼下为讲堂，西边三间平屋为刘公祠，东边五间为庖滔。地方政府对龙山书院的物质保障非常重视。如光绪年间知县忠满认为财资是为善的前提条件，“人固不能无所资而为善，陆稼书先生教人读书，谓先计恒产，非示利也，盖恐以谋生者堕志焉”(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书院的财务费用有历经官民增置的学田作为保障。至清末，龙山书院共有学田四百零五亩余、地十六亩余、山六亩余、荡二分，大大超过一般的民办书院，甚至比当时的余姚县学学田还多。县署还特意从公款中列支一部分款项专门助供诸生生活费用。道光初年，县令每年从羡余项目内提出二干贯分发培育学生，成为专项教育奖励基金。可惜同治年间由于战乱，“羡余支绌，应用浩繁”，并且鉴于“晓晓者犹视为弋利之场，营谋觊觎，转使一二自爱之士相戒以不染指为高”的现象，县令陈益“痛惩陋习，革除此规，特留拨五百贯在龙山书院作朔望膏火之资，程材按给”，数额锐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后来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光绪十七年，县令忠满又向龙山书院增加款项五百贯，共计在羡余中列支一千贯，随课支领，“详请各宪奉行在案，并将章程条例勒石于堂”。这样，龙山书院的教育奖励基金又增加到原来的二分之一，并且其施行有章可循，显得更为公开公平。(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从褚纳新先生所藏龙山书院生员奖励票子看，月考列为“超壹”的生员可以获得“给奖赏饭钱票”，其列支当出于此 项资金。
其次，中天阁讲会纯属学者讲学，主持者是王阳明及其弟子，听讲者没有任何限制，管理相对松散。而龙山书院则是“仰承风旨”，在教育管理上相当严格，山长由县令聘请，学生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
龙山书院的山长大多是告归林下的知名学者或朝廷重臣，如茹蕖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状元，他博览群书，善制科艺，编辑《六书略》、《七音略》，曾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宗稷辰是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官至御史，因功加盐运使衔。他以王阳明、刘宗周为宗，潜心学术，振励风教，曾主讲湖南、群玉、濂溪、虎溪等书院，著有《四书体味录》、《躬耻斋文钞》、《诗钞》等。朱兰是道光九年(1829年)探花，在翰林院任职十余年，曾任广东乡试主考官、湖北学政、侍讲教习庶吉士、充讲官、顺天武闱乡试副考官、庚戌科会试同考官、朝考阅卷大臣、安徽学政，著有《群籍摭闻》十二卷、《师友言行录》五卷等，是一个“屡掌文衡”的三朝重臣和教育大家。杨泰亨是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两次任湖南副考官。生平勤学好问，“工诗文，精书法”(光绪《慈溪县志·附编》)，著有《饮雪轩诗文集》，编纂光绪《慈溪县志》。龙山书院的学生也有一定限制。从现存龙山书院童生课卷图记和生员奖励票子看，学生有童生、生员之分，其就读当也有一定选拔标准。
再次，中天阁讲会的内容是阳明心学的传播与交流，是一种自由的学术活动。而龙山书院的教育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传统，但又明显带有官学化倾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重要目标。
由于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传统基因，无论是地方学官还是守令，都非常重视龙山书院对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承。书院初建，浙江学政李因培认为，龙山书院擅地方形胜，“江山之好，城郭人民之稠密，田畴竹木之参差，数十里间无遁隐，而又晦明风雨，杂沓异变”，可以去除俗学不能开拓胸襟、发明耳目的鄙陋，可以达到“舞雩从游而有问”的境界。并且调和阳明学与朱子学，“夫文成良知之学，非竟不合朱子，各因所得力，亦如陆子静于尊德性著力居多”，告诫诸生“吾性中高明广大，取诸目前所见亦已矣”，希望“曩日弦诵胜壤，钟镛再焕”，重现王阳明中天阁讲学的盛况(李因培：《新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五年(1879年)，县令高桐重建龙山书院，再次强调龙山书院是王阳明讲学故址，要求学生不仅学习举业文章，更要学习王阳明的心学，“诸生心文成之心，学文成之学，则文成之德之功，亦将复见于今日，当不徒以文章鸣盛已也”(高桐：《重建龙山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各任山长也大多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阳明心学传统。如茹棻认为“姚江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接洙泗见闻之统，学术、事功炳于天壤”，把王阳明视为余姚的“先师”(茹棻：《重修姚江书院碑记》，《姚江书院志略》卷下)。宗稷辰治学也宗先贤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和刘宗周的诚意学说。但是，由于姚江书院的兴建本是遵行朝廷“赡养士子，造就其材”、“备国家用”的旨意，所以教育内容与地方儒学大多一致。有人描述书院的教学情形道：“每岁县公延请山长，诸生弦诵于此。月之朔望次日，诸生校艺，山长定其甲乙，量给赀币有差。”(黄璋：《龙山书院续助膏火田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其中每月初二、十六的考试相当隆重，有时县令亲自主持，如光绪年间知县忠满“下车伊始，观风之后，举行月课，士之挟卷而来者圜列桥门”(忠满：《龙山书院加奖碑记》)。考后名在前列者给予嘉奖，以起到对所有学生的鼓励作用。同时，书院也重视辞赋文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实学思想影响，讲究经济之学。高桐称：“书院为培养士子之地，文学亦出其中。”(高桐：《重建龙山书院碑记》)如同治九年(1870年)，掌教龙山书院的朱兰，对富有诗赋才华的杨积芳非常赏识，经常在月考中因为其考核优秀而给予奖拔，甚至有“不图吾目得见”的高度评价。清末天文地理学家黄炳厘为龙山书院题的联语为“中天光日月，历代感风云”，则带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研究意味。虽然现在无从统计龙山书院的学生情况，但从杨积芳那样成功应举者看，从朱兰所谓“吾邑龙山书院最著名”(朱兰：《文蔚书院碑记》，光绪《余姚县志·学校·书院》)看，龙山书院当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
清末，书院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向现代教育转换。龙山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为余姚新式学堂的起步与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梁弄创办正蒙学堂，龙山书院给助学田数十亩。1954年，龙山书院主体建筑中天阁被辟为梨洲文献馆，藏有古籍27000余册，书画3600余件。1981年，中天阁被列为余姚县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6年得到重新修缮。2000年，中天阁被辟为王阳明与余姚史迹陈列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