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温岭发生了杀医案。当时微博、微信上就形成了舆论的热潮。在医生的圈子里，充满了震惊、愤怒、谴责，甚至失望与无力；而在其他圈子里，鲜有人提及杀医案，或者丝毫不见谴责和惋惜，倒有一些人借此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更有甚者幸灾乐祸。
　　这种反差我们早已不陌生，从同仁医院的徐文大夫被砍伤，到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命陨刀下，再到温岭的王云杰大夫血洒诊室……哪一次惨剧之后不是医生群情激奋，悲伤无法自已？而医生之外的群体，则少见感同身受的悲愤，甚至连关心都显得那么稀有。
　　一位医生朋友在微信里痛心地写道，那些平时挂号想加号、看病想插队时总找自己帮忙的朋友，为什么在此刻都不来个短信慰问一下我们呢？
　　与一位医生朋友聊起这种不解，他也颇为不解地问我：抛开医生的身份不说，任何一个普通人，被歹徒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杀害，难道就不该有一些同情和声讨？难道就不该“零容忍”吗？毕竟，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医生啊！
　　的确，任何的杀医案，首先不都是一起“杀人案”吗？医生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们的生命和其他人一样都值得尊重与保护。
　　当然，在对杀医行为“零容忍”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其背后医患关系愈加恶化的现状。
　　我是一名记者，但同时，我还是一名医生的家属。
　　我作为一个患者的时候，也曾凌晨起床去挂号，也曾排队几小时看几分钟的专家门诊，也曾等上几个月才能排到一张床位住院手术。但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错吗？的确，在不明就里时，患者最常面对的就是在医疗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一袭白大褂在患者心中就是“医”的代表。心里有气，不对他们发，又对谁发呢？
　　但每当我在医院窝了一肚子火想对医生发作时，我会想起，此刻我的丈夫正在医院里为其他患者服务——他可能已经连续上班30小时，但依然有一台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在等待他；他可能一上午的门诊已经接诊了近百位病人，但还有超过12小时的夜班需要面对；我还会想起，他下个月可能马上要出门诊，在那个开放的诊室里，那些夜晚涌来的打架醉酒的患者，又或者……我不敢往下想。
　　于是我们尝试着给双方的同事和朋友做“解释”。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一位医生面临的超强工作强度、艰苦工作环境和巨大心理压力，以及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局限性，我希望他们能在医院窝火时，也能想想这些医生的不易。而我的丈夫也会告诉他的同事，一名普通的患者在举目无亲的医院里、在纷繁复杂的医学名词前，所感受到的无奈、茫然与窝火。
　　“哦，原来医生那么辛苦啊！”“是啊，要对病人更耐心一点。”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语，我总觉得，虽然医疗体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沟通”至少是缓解医患关系恶化的一剂良方。
　　然而，这种“沟通”往往只在个人层面，我很少尝试通过我所在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担心别人说我胳膊肘往“里”拐，我害怕报道有失客观中立，更多时候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避嫌”吧。
　　涉及医患关系的报道不能“报喜不报忧”，也不能“报忧不报喜”，尽管医疗领域和其他行业一样确有害群之马，医疗纠纷确给患者带来痛苦，但报道这些的同时，我们也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好医生。
　　的确，在尘埃落定之后，各种杀医伤医案应该成为医患双方反思各自行为的契机。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微博微信上那些医生和非医生的群，其实很少能够产生交集。当患者在发泄医生的服务态度冷漠、医院服务流程不合理等种种不满时，医生看到的却是社会的冷漠与无情；而当医生在彼此互诉工作的艰难、氛围的恶劣时，患者却误读成医生的冷漠与高傲。
　　虽然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选择性关注与圈子文化，也让医患双方失去了许多沟通的平台。而这时，也正是媒体发挥沟通桥梁作用、承担社会责任的契机，通过理性引导，媒体应当也可以成为缓和医患矛盾的“中间人”。（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