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1日，一个寒冷、凄然的日子，文杰大哥走了。95年的漫漫人生，定格在那黄昏的一瞬间。他走得那么匆忙，匆忙得来不及和任何人打声招呼；他走得那么安详，安详得只留下轻轻的一句：“我想睡会儿……”是的，他太累了。60多个春秋的辛勤耕耘，2万多个日夜的执着守望，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大漠隐士”化作一缕青烟，和三危相依，与鸣沙为伴，携飞天共舞，尽毕生佛缘，继续追寻他永远的敦煌之梦去了。
　　人生总有那么多的遗憾和后悔，当我在电话中听到葆龄哽咽、悲痛的声音时，我的遗憾和后悔变成了永远的痛。虎年的春节前，大哥再次回到成都，93岁的他此时已经不能行走。在把他扶上轮椅的一刻，我隐隐感到，生命留给他的时光不多了，这次一定要好好陪陪他，带他多看看家乡的风光，吃吃地道的农家菜，特别是多陪他打打那“一麻两制”的麻将（大哥只会解放前的打法，解放后他压根儿就没摸过麻将），这几乎成了他晚年唯一的娱乐方式。回想2005年的初夏，大哥回到成都，在都江堰疗养了两个月。每到周末，我们就去陪他，少不了要和他切磋几圈。那时他的腿脚已不灵便，但思维还十分敏捷。只是他的麻将水平仍停留在解放前，对日新月异的成都麻将始终无法适应。每每不让他吃牌，他便不乐意，还幽默风趣地说：“成都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麻将不能吃呀。”望着他脸上孩子般的笑容，我们只得来个“一麻两制”，各打各的了。时过境迁，不过才几年时间，这次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在成都只待了几天，因身体无法适应，大年初一就匆匆赶回兰州去了。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人世几回伤往事，永怀长兄如父恩。人们常用孤儿寡母来形容那失去支撑的破碎家庭，不幸的是，我们正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位如父的长兄。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最大的我也只有6岁，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正是大哥，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对我们的关爱和抚养。从那一刻起，生活费、学费，从未间断，哪怕是他遭受迫害，只能领取几十元生活费，自己都靠借钱度日的日子，也始终不忘对我们的资助。直至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能自食其力了，但凡我们结婚、生子这样的大事，他都会寄上一笔钱给予帮助。我们兄妹及子女曾多次去敦煌看望大哥，可所有人来回的路费他总是提前寄给，唯恐增加我们生活的负担。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大哥已是敦煌研究院院长，事业有成，名享中外。他受邀到日本访问时带回一台索尼彩电，亲自交代给他的秘书：彩电是给最小的弟弟的，没有他写的条子，任何人不得拿取。他这样做，也许是考虑到小弟下乡八年，受苦较多，想多给他一份关爱吧。小弟今年也是60岁的人了，每每说起这件事，总是眼含泪花，感慨不已。至于我本人，对大哥的抚育之恩，更是亲历亲受、终生难忘。
　　1956年，已经是很遥远的年代了，川东小镇，我刚刚进入小学的校堂。为了减轻母亲一人抚养我们三兄妹的沉重负担，大哥专程回来将我接走，从那时起，我在敦煌和大哥一起生活了四年。也许还太小了吧，大西北荒凉的戈壁，弥漫的黄沙，并未让我有丝毫的恐惧；相反，那个镶嵌在茫茫荒漠中的小小绿洲——莫高窟，却让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在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妙和奇幻。焦褐苍凉的三危山，坚韧挣扎的宕泉河，金光闪耀的鸣沙山，白杨林，老榆树，红柳，沙枣，绿树掩映中的小溪，残垣断墙里的果园，还有那在黄沙断崖中沉睡千年的石窟和壁画，都永远留在了我儿时的记忆中。
　　莫高窟是神奇美丽的，而莫高窟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蔬菜，没有学校……太多的没有构成了这神奇之地的生活场景，让世人难以想象。就说学校吧，这个在1957年我大嫂调来后才建立的学校，也许算得上这世上最特别的学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十几个娃娃挤在一间教室，都由我大嫂一人授课，那哄闹、别扭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哥是个严肃的人，他沉默寡语、不苟言笑，对我和兼善（他唯一的儿子）要求都十分严格。我记得，每逢假期，除了作业，还有两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一是看书，他会指定书目，当然都是黄继光之类的革命书籍；还有就是劳动，每天不少于半天的时间拾柴、拾粪。升入高小后，我在敦煌县城的小学寄宿，周末回到莫高窟。县城到莫高窟要穿越25公里的戈壁和沙漠，有时没有赶上所里的汽车和马车，就得步行赶回县城的学校，在学业方面，大哥绝不允许有半点的荒废。
　　其实在我和大嫂、兼善到敦煌后不久，大哥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1957年的那场浩劫，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刻骨铭心。即便是这大漠深处，荒凉无际的莫高窟，也难逃厄运。不过，上天对大哥还是眷顾的，也许是没有名额了吧，他最终没被定为“右派”，但“右倾”的帽子还是没能逃脱。这是他第一次遭受迫害，工资没有了，每月只发几十元生活费，还不够他的书报杂志费。但他照样上班、画画、钻研，照样5点钟起床听新闻，写毛笔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哪怕是“文革”中，他被赶到敦煌农村，已经年近花甲，还得靠繁重的农活养活自己的时间里，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无论迫害多么疯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从来听不到他半点的怨言，默默地奉献一生，默默地接受磨难，就连他身陷困境时给我们写的每一封信，末尾都是那始终不变的嘱托：“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文革”前期，每当在广播中听到“最新最高指示”，他都会用毛笔写下来，贴在墙上，时时鞭策和警示自己。那份谦恭、那份虔诚、那份谨严，无不彰显着他的善良和大度。成年以后，每每回忆和大哥相处的日子，我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在他冷峻、漠然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炽热的心，他有爱有恨，有温情的眷恋，也有对生活的热爱。
　　20世纪60年代初的敦煌，在天灾和人祸的摧残下，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在太多的无奈中，大哥选择将我送回四川。
　　大哥是个十分孝顺的人，他不仅在成年后恭从父命，接受父亲的改名，也接受了父亲对他婚姻大事的安排。婚后他远走敦煌，直到1957年通过组织调动，将大嫂接到莫高窟，夫妻才得以团聚。也许是离多聚少，也许是性格差异，加之大嫂“文革”中遭受迫害，精神严重受挫，他们的婚姻生活谈不上和谐完美，甚至有点磕磕绊绊，但大哥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始终如一地尽着一个丈夫、父亲和兄长的责任。对事业的追求、对家庭的承当，让他把人生的凄苦埋在心底，就像那修行的苦行僧，无怨无悔，终其一生。1984年，大嫂因病先他而去，下葬的前夜，大哥彻夜不眠，用整整一个晚上写了一封信，在第二天大嫂下葬时，放在了她的骨灰盒里。他说了些什么，无人知道。不过，在他们阴阳相隔27年之后，却终于又要相聚了。敦煌研究院在大哥去世后决定将他和大嫂合葬，三危山下，宕泉河畔，这对患难的夫妻将相依相偎、永不分离。爱也好，痛也好，让他们慢慢地倾诉吧。
　　2011年4月30日是大哥逝世100天的日子，敦煌研究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合葬）仪式。在阔别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神秘之地。敦煌城的巨变让我难觅旧踪，莫高窟的辉煌更让我激情荡漾。这沉睡了1000多年的民族文化瑰宝，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流光四溢，耀眼夺目，让世人心驰神往，顶礼膜拜。不过，永远不要忘记，就在三危山下的黄沙中，掩埋着莫高窟众多的守望者，为了莫高窟风采，为了莫高窟的辉煌，他们隐没在这荒凉的大漠中，历经磨难，苦苦追寻，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现在，又一位“大漠隐士”也要魂归莫高窟，长眠在这漫漫黄沙中了。
　　我不相信神灵，也不崇信佛教。不过神灵有时似乎真的存在，佛祖也会助好人平安。说远一点，在我儿时就铭记在心的老一辈敦煌艺术家常书鸿、霍熙亮、史苇湘、李贞伯……尽管环境恶劣、生活清苦，可他们个个活到八九十岁，有的人至今健在。如果不是他们潜心守护敦煌，一生与艺术相伴，与佛祖相依，这似乎不太可能。说近一点，4月30日的安葬仪式定在10点钟开始，可天公似乎不作美，在早晨刮起了阵阵黄风，这让我们心中多少感到一些不安。茫茫戈壁，毫无遮拦，狂风大作，必是飞沙走石，遮天蔽日，这仪式可如何进行。但奇迹出现了，就在仪式开始之前，风不刮了，沙不扬了，蓝天白云，艳阳高照。除了一阵阵低沉婉转的哀乐声，飘荡在凝聚的空气中，一切都那么和谐，那么安详，直到一个多小时的仪式结束。
　　大哥，你可以安息了，你又回到了让你魂牵梦绕、辛劳终身的敦煌，又回到与你患难与共的妻子身旁 。你又可以继续守望你追求一生的敦煌石窟。当哀乐嘎然而止，送葬的人们散尽，我最后望一眼那掩映在鲜花从中的陵墓，再次涌起对大哥的无尽思念。我仰望广袤渺茫的蓝天，放眼空旷荒凉的戈壁，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竭力呼喊着：大漠隐士，你实至名归；长兄如父，你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