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至今，台湾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转型：不只是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也是社会力与文化创造力的解放。
　　
　　1949年来台后，国民党在丢掉大陆的教训上，进行党的组织改造，确立蒋介石的绝对统治基础。对于社会是严密地控制所有社会组织，在经济领域建立庞大的公有和党有企业，并建构起一套崇拜主义与领袖的统治意识型态。民间社会只被鼓励去赚钱与娱乐，无法形成任何自主的社会组织，更遑论公共领域。
　　
　　直到1970年代初，经济现代化制造新一批中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此时出现内外危机，于是蒋经国接班时面对权力斗争而援引外部新力量，台湾逐渐从“黑夜”中挣脱出来，开始转型。
　　
　　一方面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透过保钓运动打开的空间和《大学》杂志等媒介开始集结发声；另一方面政治反对运动也透过办杂志和选举的串连，逐步地组织化、挑战威权。政治场域的开放刺激了思想和文化领域，在长久滞闷的空气中浮现起一个“新文化”运动，不论是电影、艺术、摇滚、民歌还是舞蹈；尤其这些文化运动热烈思考本土现实的各种问题。一个半成熟的公共领域于焉诞生。
　　
　　但党国体制仍然强大，民众也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当局最终在这个十年的最后一个月（1979年12月）镇压了反对运动，史称“美丽岛事件”。
　　
　　进入1980年代，改变历史的动力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更多民众起而争取长久被侵犯的权利：劳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社会力被真正解放。文化上，台湾新电影运动直接凝视现实矛盾，罗大佑唱起了《亚细亚的孤儿》、为“未来的主人翁”呐喊，龙应台质问大家：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党外运动更步步进逼，即使被逮捕，或者杂志被关闭，他们最终在1986年组成了反对党。
　　
　　半年后，1987年7月，身体和意志力都已经极为衰落的蒋经国宣布“解严”，又半年后，蒋经国过世，李登辉接班。
　　
　　“解严”远非转型的终点，而是开启了更多可能性，因为压迫着市民社会四十年的铁盖子被彻底掀起。1988年，公映了侯孝贤涉及敏感题材的《悲情城市》，工人集体罢工要求组织独立工会，农民走上台北街头，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更为增加。
　　
　　经济自由化的呼声也从这一时期出现，他们要求打破党国资本主义的垄断，给予民间经济更多发展空间。
　　
　　1990年代以来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深化，政党轮替达到另一个高潮。
　　
　　不过，从2012年的此刻回头来看，这个四十年的大转型并未完成，台湾的民主质量仍有许多问题：金权政治仍然横行，地方政治依然腐败，公民的民主参与也有待加强，贫富不均更是恶化。
　　
　　但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已经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利，其所展现的公民素质也是两岸三地有目共睹的。人们也清楚知道，“总统”腐败了就让他入狱，执政党做不好就让他下台；虽然还有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但是可以一步步改变与创造。
　　
　　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转型，但可以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