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极度宽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大量举债已成脱缰之势,可能的危害不仅仅是高杠杆率
　　
　　
　　哪里有什么金融危机?现在是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在充分、彻底地用足这久违幸福时刻的每一分。
　　
　　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为名的政府融资平台遍地开花,数量从一地一个到多个,级别由省、市复制到县,行业从城市建设、交通延展到新能源,规模由小至大,正在加速膨胀政府的融资能力。
　　
　　所谓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承接各路资金的目的,进而将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肥瘠不一的项目。
　　
　　融资平台的雏形始于1998年的财政刺激,此后在国家开发银行软贷款资金的推动下,重庆摸索出的国有投资模式最为知名。
　　
　　当下融资平台的优势在于,一是整合资源,盘活资产;二是在融资平台的掩护下,可将借贷资金转化为子公司的项目资本金,以便进一步做债务融资,数倍地放大财务杠杆,满足投资饥渴。
　　
　　操作者眼中似乎没有危机,对它们来说,惟一有意义的是财政和信贷的放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4万亿”项目在地方存在着巨大的配套资金缺口;另一方面,这也提供了放手融资的理由和空间。更何况,哪个地方会满足于仅仅为“4万亿”配套而不启动自己的“刺激计划”?
　　
　　“扩张期来了,地方政府想借机会多办些事情,融资平台的潜力当然要打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
　　
　　好不容易才形成的禁忌一夜间消失了。自去年11月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计划以来,融资纪律正在逐渐融化。
　　
　　这不可能是地方融资平台的独角戏,另一个关键是各方一拍即合: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券商正在向地方融资平台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弹药”。通道多种多样,能贷款则贷款,不能贷款还有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和债券工具。
　　
　　无论叫做什么,实质是一样的,化银行资金为资本金,增加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除了自己,没有人知道综合负债率到底是多少,对于资金流向和偿债能力的疑虑也从未消失。但金融机构们集体选择了相信政府。
　　
　　融资平台的潜力正被用到极致。
　　
　　比如,今年以来激增的天量银行贷款(扣除票据)中,有大半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正是融资的主体。
　　
　　再比如,一种被称为“银信政”合作的信托产品日益流行,即由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认购投资于政府融资平台股权的信托产品。在刚刚过去的五个月中,这一产品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而所筹资金多数被用作了项目资本金。
　　
　　又比如,此前默默无闻的城投债,规模迅速膨胀到605亿元,一批县级城投公司在注入土地资产之后,获得了巨额基建资金。
　　
　　监管层和识者已有忧虑。
　　
　　风险之一是:地方窗口公司与财政水乳交融的关系,“现在有些融资平台,只管拿钱,拿到之后如何偿还并不明确,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称。
　　
　　风险之二是:种种加高杠杆率的融资安排,事实上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会迅速转好的假设之上的。一旦形势逆转,财政收入下降,土地收益不能实现,很容易引发地方财政风险。
　　
　　有鉴于此,一些专家提出了“堵不如疏”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原部长郭励宏就认为,应当规范融资平台的操作,化繁为简,明确融资平台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建立出资人责任制。
　　
　　瑞银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变当前用银行信贷弥补地方资本金,变财政刺激为信贷刺激的绕制度做法,而其根源在于突破财政3%的赤字率,明确财政刺激的资金来源。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正在借金融危机下的财政刺激政策得以扩张。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4月宏观数据回暖,企业盈利仍在下滑,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背离,说明目前的投资效益不佳。“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应当退出投资领域,不能饮鸩止渴。”
　　
　　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本身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目前关于地方负债尚无准确权威的数据,相关研究也刚刚起步。职是之故,《财经》记者分赴浙江、安徽、陕西等地,了解各地围绕着融资平台的种种操作,以期为读者提供较为直观的认识和思考。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