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的“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个论断已经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科学的这种巨大推动作用有目共睹。最近的三百多年,科学技术促使人类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人类文明烙上了科学技术的铭记。与这个世界自开端而起的几十亿年相比,这段时间微乎其微;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迄今的几十万年相比,它也微不足道;与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相比,它同样相当短促。然而,这段历史注定是独特的,因为这个星球进入了全面改造的时代。三百多年的技术革命改造了世界的物质状况,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全球的生态环境显著变化。阿基米德所企望的撬起地球的杠杆支点,已经被现代人找到了,这就是科学技术。当然,科学技术不仅仅改造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改造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使社会结构和各种思想意识都得以演进和变化,从而丰富和提升了人类文明的内容和形式。这个对人类社会的改造是整体的、全面的、无孔不入的,不知不觉渗入了人类的血脉。因此,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这成就了诸多哲学家的主张,成就了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成就了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
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化,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的。殷登祥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即是中国STS学科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丛书共包括六本学术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殷登祥著)一书是第一部分,概括论述了STS的学术内容,并尽力反映国内外STS研究的新成果;《科技革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钱时惕著)和《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黄顺基著)两本书是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及其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和内在机制;《社会动力学与信息化理论》(钟义信著)、《生物科技与当代社会》(朱圣庚著)、《航天科技与社会第四次浪潮》(黄志澄著)是第三部分,选择了新科技革命中最有活力的三项高科技,作为典型案例,具体研究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规律。”尽管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作者们并不泛泛而谈,而是表现出了鲜明的学理精神。一谓之真。他们多从基础概念、基本问题的辨析人手,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殷登祥以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对象和定位为开篇;钱时惕以论述科学、技术的定义,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关系为开篇;钟义信以定义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为开篇等。这种人思方式,反映了一股较真的劲头,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另外,作为一套丛书,各部著作的观点也不强求统一,展现着学人各自不同的思考。如钱时惕概括历史有三次技术革命,黄顺基却提出两次科技革命的说法,虽大同却存小异,凸显了思维的原真色彩。二谓之实。各书都能追根溯源,博采众说,正反兼举,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详尽而公允。像殷登祥之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定义,就列举比较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学者的观点。在分析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中,多个学者都阐明它是一把双刃剑,已经带来了生态危机,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三谓之高。著作都立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来探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都以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来提出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推测科学技术的可能趋势。从这样的着眼点出发,问题的论述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专业视野,而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毫不夸张地说,丛书显示了我国学者对STS学科,对科技哲学,对社会发展多年来的潜心思索。
也许国人历来擅长添加式的思考,喜欢补其不足吧,也许不习惯于做反面文章,不习惯于从破中立吧,该丛书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反思尚不深入,没有把它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提出。而这却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热点问题。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在物质层面很容易观测出来,酸雨、气温升高、生物灭绝、太空垃圾……我们信手就可以列举一大堆。科学技术在改造物质环境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物质环境。无论我们以何种借口来开脱,即便中国的科学技术真的没有发展到那一步,这个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绕不开的。然而,相对于这个可以直接言说的破坏,就哲学家看来,更要命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它不那么受人重视,即使有所发现也不那么好解决。“技术的本质肯定不是技术性的。它并不存在于机器、事物中。它存在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中。”科学技术如今已发展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一切事物借助科学的名义才能通行,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科学成为真理的化身,科学技术的思维范式也就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标准。这带来了工具理性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我们力求将最经济的手段运用于最合理的目标。最小的支出,最大的收益,这成为一切社会行动的基本原则。人际交往有时是一种利益交换,人命有时要用金钱来衡量,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在效益原则下台理出笼。所以全国各地盛行量化标准,高校的学术成果以论文数量、刊物等级来衡量,质量被忽视了,或者被定量为转载率、引用率。急功近利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色,人们只关注结果而不重视过程。尽可能少的投入必须产生尽可能多的回报,当人们不由自主地如是想的时候,工具理性似乎全面控制了我们的社会。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这样一种当代状况:世界开始变得非精神化并服从于先进技术的统治。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理性活动,同时为现存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赞扬还是反对,工具理性的这个胜利,使人类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由此知道,社会生活的模式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安排它,让它成为个人生活的福祉,成为人类的福祉。麻烦的是,随着这个解放,“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的创造物都只是手段和工具。没有神圣所赋予的光环,每一个事物都值得怀疑,每一个解释都是相对而言,我们因此生活在不安当中,生活在流动与过程当中,脚下的大地正在分崩离析。英雄维度失去了,我们不再献身于曾经以为神圣的东西。个人的狭隘化、平庸化盛行起来,表面上个人以自己的选择丰富了生活,实质上各种生活只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光韵”在消失,徒有整齐划一的干瘪的代价——利益模式。即时即地性不受重视,边缘人物和少数派不被尊重,各种独特的东西开始不断地被抹杀。人们刚从神圣原则中解放出来,就立刻落入了效益原则。
科学技术的威力何其巨大!新的科技革命正方兴未艾,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与之紧紧相连,没有科学技术的推动发展,肯定没有人类社会的未来。然而,科学技术倘若控制了生活的全部,人类也没有未来。今天反对科学不仅不可能,逃避科学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时候,反思科学技术应是题中之义。换言之,我们应该寻找科学技术的边界。人所共知科学技术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在物质层面,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服务是没有止境、没有边界的。我们要寻找的其实是科学技术用不到的、或者用得不恰当的地方,进而弘扬价值理性,使两种理性各自为用,互相补充,而不成为一边倒的霸权主义。价值理性对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营造社会的和谐与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可以引导科学技术的物质活动,使之不危害人类、环境和世界。当然,这个寻找首先需要深入发掘其弊端。只有对弊端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摸索合理的做法。也许这就是国外学者多年来积极探索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原因吧。海德格尔振聋发聩地瞽示世人,在技术时代中,技术的品性导致的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人完全束缚于技术的框架,受技术的统治和支配,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要求去行动。这多少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写照。他的声音无疑既有哲学范围的学术意义,又对维护人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像他一样敢于探究负面,善于发掘负面,于科学,于技术,于社会,都有很高的实践意义。
中国的哲学需要直面这个时代,中国的STS学科需要积极回应当代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还需要续编。希望那时我们不是在检讨失误,而是切实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路径,深刻揭示存在之悖谬。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向世界,与世界的前沿对话,与人类的命运对话。
科学、技术与社会(简称STS)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化,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逐步发展起来的。殷登祥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即是中国STS学科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丛书共包括六本学术著作,分为三个部分。《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殷登祥著)一书是第一部分,概括论述了STS的学术内容,并尽力反映国内外STS研究的新成果;《科技革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钱时惕著)和《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黄顺基著)两本书是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及其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和内在机制;《社会动力学与信息化理论》(钟义信著)、《生物科技与当代社会》(朱圣庚著)、《航天科技与社会第四次浪潮》(黄志澄著)是第三部分,选择了新科技革命中最有活力的三项高科技,作为典型案例,具体研究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规律。”尽管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但是,作者们并不泛泛而谈,而是表现出了鲜明的学理精神。一谓之真。他们多从基础概念、基本问题的辨析人手,从而进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殷登祥以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对象和定位为开篇;钱时惕以论述科学、技术的定义,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关系为开篇;钟义信以定义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为开篇等。这种人思方式,反映了一股较真的劲头,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另外,作为一套丛书,各部著作的观点也不强求统一,展现着学人各自不同的思考。如钱时惕概括历史有三次技术革命,黄顺基却提出两次科技革命的说法,虽大同却存小异,凸显了思维的原真色彩。二谓之实。各书都能追根溯源,博采众说,正反兼举,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详尽而公允。像殷登祥之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定义,就列举比较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学者的观点。在分析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中,多个学者都阐明它是一把双刃剑,已经带来了生态危机,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三谓之高。著作都立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来探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都以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来提出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推测科学技术的可能趋势。从这样的着眼点出发,问题的论述并不局限于个人的专业视野,而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毫不夸张地说,丛书显示了我国学者对STS学科,对科技哲学,对社会发展多年来的潜心思索。
也许国人历来擅长添加式的思考,喜欢补其不足吧,也许不习惯于做反面文章,不习惯于从破中立吧,该丛书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反思尚不深入,没有把它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提出。而这却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热点问题。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在物质层面很容易观测出来,酸雨、气温升高、生物灭绝、太空垃圾……我们信手就可以列举一大堆。科学技术在改造物质环境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物质环境。无论我们以何种借口来开脱,即便中国的科学技术真的没有发展到那一步,这个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绕不开的。然而,相对于这个可以直接言说的破坏,就哲学家看来,更要命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它不那么受人重视,即使有所发现也不那么好解决。“技术的本质肯定不是技术性的。它并不存在于机器、事物中。它存在于现代人的思考方式中。”科学技术如今已发展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一切事物借助科学的名义才能通行,只有科学才是正确的,科学成为真理的化身,科学技术的思维范式也就变成了社会生活的标准。这带来了工具理性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我们力求将最经济的手段运用于最合理的目标。最小的支出,最大的收益,这成为一切社会行动的基本原则。人际交往有时是一种利益交换,人命有时要用金钱来衡量,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在效益原则下台理出笼。所以全国各地盛行量化标准,高校的学术成果以论文数量、刊物等级来衡量,质量被忽视了,或者被定量为转载率、引用率。急功近利成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色,人们只关注结果而不重视过程。尽可能少的投入必须产生尽可能多的回报,当人们不由自主地如是想的时候,工具理性似乎全面控制了我们的社会。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这样一种当代状况:世界开始变得非精神化并服从于先进技术的统治。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认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理性活动,同时为现存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赞扬还是反对,工具理性的这个胜利,使人类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由此知道,社会生活的模式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安排它,让它成为个人生活的福祉,成为人类的福祉。麻烦的是,随着这个解放,“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的创造物都只是手段和工具。没有神圣所赋予的光环,每一个事物都值得怀疑,每一个解释都是相对而言,我们因此生活在不安当中,生活在流动与过程当中,脚下的大地正在分崩离析。英雄维度失去了,我们不再献身于曾经以为神圣的东西。个人的狭隘化、平庸化盛行起来,表面上个人以自己的选择丰富了生活,实质上各种生活只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光韵”在消失,徒有整齐划一的干瘪的代价——利益模式。即时即地性不受重视,边缘人物和少数派不被尊重,各种独特的东西开始不断地被抹杀。人们刚从神圣原则中解放出来,就立刻落入了效益原则。
科学技术的威力何其巨大!新的科技革命正方兴未艾,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与之紧紧相连,没有科学技术的推动发展,肯定没有人类社会的未来。然而,科学技术倘若控制了生活的全部,人类也没有未来。今天反对科学不仅不可能,逃避科学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时候,反思科学技术应是题中之义。换言之,我们应该寻找科学技术的边界。人所共知科学技术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在物质层面,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服务是没有止境、没有边界的。我们要寻找的其实是科学技术用不到的、或者用得不恰当的地方,进而弘扬价值理性,使两种理性各自为用,互相补充,而不成为一边倒的霸权主义。价值理性对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营造社会的和谐与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可以引导科学技术的物质活动,使之不危害人类、环境和世界。当然,这个寻找首先需要深入发掘其弊端。只有对弊端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摸索合理的做法。也许这就是国外学者多年来积极探索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原因吧。海德格尔振聋发聩地瞽示世人,在技术时代中,技术的品性导致的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人,人完全束缚于技术的框架,受技术的统治和支配,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要求去行动。这多少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写照。他的声音无疑既有哲学范围的学术意义,又对维护人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像他一样敢于探究负面,善于发掘负面,于科学,于技术,于社会,都有很高的实践意义。
中国的哲学需要直面这个时代,中国的STS学科需要积极回应当代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丛书”还需要续编。希望那时我们不是在检讨失误,而是切实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路径,深刻揭示存在之悖谬。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向世界,与世界的前沿对话,与人类的命运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