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以来，世界和美国一起，见证了华盛顿的喧嚣。此一喧嚣常被计到特朗普的头上，仿佛一切因总统而起。但实际上，喧嚣只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现实自然发酵的产物；特朗普的胜选与两党政治的极化，是此一发酵的结果，而非原因。
　　民主本是一团乱麻。作为三权的一极，总统应该扮演乱麻的梳理者和调停者，但特朗普执政体现出显著的单极偏好，用类似硅谷的算法模式，瞄准选民痛点，推送单一价值与理念，将执政变为一场持续竞选，忽视“联邦”“合众”的应有之义，将自己降格为煽动者甚至撕裂者。
　　正如执政再荒唐都无以否认胜选的事实，一时胜选也不足以赋予执政永续正义。无论连任与否，美国第45任总统已经留下了“遗产”。

制度之基遭受侵蚀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共同外敌的消失，华盛顿政治趋于内向，党争激化，府会不和。这一时期，克林顿遭到众院弹劾；2000年的“世纪大选”中，两党为计票陷入拉扯，民主的纯度下降；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开始被少数党频繁使用，政府停摆也日益常见。
　　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给了华盛顿在后冷战时代再团结的契机。但在反恐战争走向常态、金融危机逐步淡出后，即便是主张团结的奥巴马，亦与国会不睦（府会交流多倚仗老派议员、时任副总统拜登斡旋），其任内同样出现了长时间的联邦政府关门；党派壁垒森严，“更像民主党人的共和党员”或“更像共和党人的民主党员”不复存在。
　　两党、府会之间的持续紧张，在特朗普总统任内达至这一阶段的顶峰。面对问题，特朗普对“向本党寻求支持、促成党派谈判、与国会斡旋”等常规做法不感兴趣，转而采取挟民意以令本党、以行政令代替立法、大量任命保守派法官等非常规手段，将行政权渗透到立法领地，同时以可预判的司法判决来为行政权保驾护航，其结果是传统的权力分立之基遭到侵蚀。
　　党派利益体现为议员在各自选区利益的集合，议员与党派，有着区别于总统的自身特殊利益。在特朗普执政之初，其废除并替换“奥巴马医保”的意图，并没有在共和党同时掌控的参众两院得到贯彻。然而，随着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内部人气的居高不下，以及麦凯恩、弗莱克、寇克等建制派共和党参议员的离开，特朗普对于共和党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塑造力。
　　随着2019年年初民主党重新掌控众议院，特朗普暂时搁置了通过国会立法实现自身意志的做法。在移民改革遇阻后，3月份特朗普不顾国会两党的反对，强行宣布“边境紧急状态”。此举的最大负面效应在于为后续总统树立了不良范例，人们担心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可能以“紧急状态”进行枪支管控。
　　执政党还几番抵制国会反对党对总统的监督。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格雷厄姆面对采访时直言，“弹劾案到了参议院会很快死掉”，“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公正的法官”。其风险同样在于不良示范效应，即未来的总统只要有效掌控本党，本党只要掌控两院之一，那么总统几乎就可以免于被弹劾，其手脚也将越放越开。
　　立法权之外，司法之基也正蒙受“党派化”侵蚀。执政3年来，特朗普任命了162名法官，其中最高法院法官2名、巡回法院法官48名；相较之下，同等级别法官，奥巴马8年任期内只分别任命了2名和55名。特朗普重视法官任命不代表法治受到尊崇，而是因为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中，诸如移民、堕胎、枪支等重大议题的争论，都倚赖法院一锤定音。

执政3年来，特朗普任命了162名法官，其中最高法院法官2名、巡回法院法官48名；相较之下，同等级别法官，奥巴马8年任期内只分别任命了2名和55名。

　　虽然参议院积极配合总统任命法官，但并不代表司法判决会完全体现白宫意志。未来，围绕涉及广泛公民权益案件的判决，即便是特朗普任命的法官，也大概率将在事实基础、既有判例、共和党意志与白宫偏好之间取得平衡，且难以完全将民主党的存在排除在外。类似“罗诉韦德案”这样的经典判例，短时间内在最高法院被推翻的概率并不大。
　　权力分立是理想，党派政治是现实，党派和平才能府会融洽，达成善治。制度之基遭蚀，与其说是特朗普的精心设计，不如说是他不得已的顺势而为。从结果上看，移民改革和基建等特朗普的优先要项，未能真正进入国会讨论议程，其中既有民主党的阻挠，也有共和党基于党派利益的掣肘。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统本人也是受害者。
　　制度之基的受侵蚀，既是特朗普的“遗产”，也是冷战以来的华盛顿留给第45任总统的惨淡现实。

经济民粹主义兴起

　　经济之于大选，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美国经济已实现了自2009年6月以來第125个月的连续增长，股市创新高，11月新增就业岗位为26.6万个，失业率降为3.5%，系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
　　宏观向好，微观却不尽然。2019年以来，贸易战的拖累效应开始显现，工业产出陷入技术性衰退，制造业指数持续低迷，工资虽重回增长，但势头缓慢。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美国当下家庭收入中位数相比1990年只增长了2%，贫困发生率与金融危机前一样；9月，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就业机会与医疗费用，被普通美国人视为评价经济最为重要的三大指标，特朗普看重的股市在九大因素中排倒数第二；多数美国人（69%）认为当前的经济有利于富人，不利于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
　　是聚焦宏观还是微观，是关注做大蛋糕还是修订分配规则，体现着两党差异化的经济政策偏好。应对问题的策略上，共和党向外，民主党向内，但都富有民粹主义色彩：受茶党塑造的共和党基本盘，坚信抵制移民和贸易保护可以增加就业与收入；民主党年轻选民则认为，只有向华尔街和硅谷财团开刀，普通美国人才能共享发展成果。 　　特朗普将“制造业回流”与“美国再度伟大”深度捆绑，成功勾起“铁锈带”中老年白人群体对于20世纪中后期“美国制造”荣光的回忆，从而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三州意外胜出。
　　通过鼓吹回流，特朗普成功将国内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分配不公、阶层分化问题嫁祸于全球化，批评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并将之作为发起贸易战的主要依据，有意忽略“美国制造”背后的“美国金融”与“美国科技”，才是全球化的主宰者以及本国制造业的替代者。
　　民主党阵营逐渐兴起的进步派，聚焦于反思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与阶层分化问题，批评自里根时代以来盛行的芝加哥学派，质疑华尔街和硅谷侵蚀了普通美国人的利益。本届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沃伦等，提出以征税与反垄断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平等主张，要求开征“富人税”，以税收建立“全面医保”，并豁免部分学生贷款。
　　客观地看，华尔街与硅谷模式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较少顾及社会公平，这也是为什么加州富可敌国却遍布无家可归者。但过于关注一州、一市甚至某一街区的短期得失，也会妨碍经济成长的普惠效应发挥，亚马逊第二总部在纽约铩羽而归便是此一狭隘情绪的集中体现。民主党进步派的经济平等主张若持续发酵，可能诱发后金融危机时代另一次占领华尔街或者占领硅谷运动。
　　对外贸易保护与对内经济平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制造”衰落的背后，是底层民众在金融与科技产业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低获得感。两党经济政策虽都直抵人心，但从实践效果看，恐怕难免雷声大雨点小。
　　在外贸方面，尽管特朗普政府先后发起“301调查”“232调查”，试图平衡美国钢铝、汽车贸易进出口，但相关国家多选择反制。在美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双方共识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药价制度、金融开放和数字通信技术领域，美方拟对进口汽车设置配额或征收高额关税的冲动，遭到日方坚决抵制；而在美欧贸易谈判中，反汽车关税成为欧盟的底线，美方至今未敢打破。
　　在国际谈判中，相比起促成“制造业回流”这个目标，以资本流通为核心的“开放金融”和以数据跨境流通为核心的“自由数字贸易”，才是美方的务实关切。
　　类似地，民主党绘制的对内经济改革蓝图中，即便进步派如愿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推动加征所得税或修改反垄断法，其顺利通过国会的概率也微乎其微。抛开宏大命题，前汽车之城底特律的产业工人集体转型为Uber司机、大规模厂房被改造为艺术区，或许是更为务实的出路。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工资收入、就业机会与医疗费用，被普通美国人视为评价经济最为重要的三大指标，特朗普看重的股市在九大因素中排倒数第二。

　　经白宫几番动员，2019年以来美联储三次降息，其中立性遭到质疑。但在经济整体向好的氛围中，联储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宽容。随着减税法案效应的递减以及大选年的来临，特朗普必将继续施压联储降息，但空间着实有限。大选年，经济“灰天鹅”未必出现，但扭转民众获得感偏低格局的可能性更低。美国选民仍只能在逆全球化与逆市场化的辩论中，作出艰难抉择。

软实力下降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涵盖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内容的“软实力”概念。特朗普执政以来，根据“The Soft Power 30”统计报告，在年度国别软实力排行榜上，美国连续两年跌出前三。如果说“9·11”事件动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金融危机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安全，那么特朗普的执政，将从根本上改写有关美国软实力的定义。
　　文化方面，“何为美国人”这一基础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以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通过投票与选举来影响政治，力图提升国家福利水平，这与传统上基于新教伦理的“个人奋斗”产生冲突。民主党在团结少数族裔的过程中，存在滑向福利政府的倾向，这引起共和党选民的反弹。激进的共和党人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展露出敌意，将“基督教福音派”与正统的美国人划等号。
　　2017年，针对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特朗普评价其中“不乏好人”；2019年7月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建议众议院4名少数族裔女性议员“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近年来多起枪击案中，都有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的影子。此外，移民、族裔与经济、社会问题的交织，造成传统美国梦的褪色。少数族裔和白人中下层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变得困难，一线高校招生腐败是“向上流通”变得艰难的一个缩影。
　　政治价值观方面，华尔街和硅谷继续展露着全球野心，白宫和国会内部的全球主义者却变得稀缺，内向化、党派化、社区化的情绪在弥散：对外坚持“美国优先”，对多边秩序缺乏兴趣，以拒绝任命法官的方式促使WTO上诉机构停摆；对内主张“政党优先”，基于党派立场、选举利益而非事实基础、公共精神来决策，对他者缺乏同理心。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将“全球变暖”斥作迷思，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废除前任总统对传统能源产业的限制，开启“能源生产新时代”，以便“夺回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梦想”，从而“让美国再次富裕”。民主党虽关注气候变化，但其“绿色新政”过于宏大、筹款困难，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在堕胎权益议题上，美国多个州近年来通过严苛的禁止堕胎法案。民调显示，认为“堕胎在一定条件下合法”的民众比例维持在50%～60%，远低于同为发达经济体的西欧、北欧国家（85%）。美国在堕胎议题上已经转向了全面保守。
　　外交与安全方面，特朗普对维系美国霸权的传统国际体系不以为然，生怕被别国占便宜，整体外交呈单边化、碎片化特征：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又拿不出可供谈判的新版本；既想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又想通过从叙利亚撤军2000人（实际保留了数百人）来证明“战略收缩”；一边大喊“火与怒”，一边又收到来自平壤的“美妙信件”—至今，本届白宫铺满了总统的想法，却鲜有阐述完整的政策。

如果说“9·11”事件动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金融危机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安全，那么特朗普的执政，将从根本上改写有关美国软实力的定义。

　　早在2017年年初，上届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寇克，就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描述为“破球”，显示其往往前后矛盾、反差剧烈，可信度、可持续性弱。此外，在退出伊核协议、沙特媒体人卡舒吉遇害案以及与土耳其关系上，白宫与参议院的分歧公开化；特朗普2019年下半年以来对伊朗持续忍让，则直接促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去职。
　　盟友关系上，在几番被加征关税、提高军费分担比例乃至人身攻擊过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与美国若即若离，北约不再铁板一块。从默克尔到马克龙，加快欧洲单一市场建设、筹建“欧洲军”的设想从未停止，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等多边场合也难言自在。美欧竞争加剧将是大势所趋，而一个内部难言统一的美国，远不足以对盟友形成有效的软实力“俘获”。

2020更分裂

　　特朗普一直自比里根。如果单从亲近娱乐业、善于集会演讲来看，二人确有接近之处。然而，里根1980年首次竞选时，普选票高出对手卡特10%，获得压倒性的489张选举人票。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更是赢下了50个州中的49个。2016年的大选结果显然远比1980年纠结，而面对一个分裂的美国，2020年大选中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可能拿下49州。
　　更重要的是，当里根宣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时，美国处于走出冷战的前夜，多元价值聚合，新兴产业崛起，不同的族群有着相似的信仰，这不同于善于激发个体受害感与低获得感的特朗普集会—同样满场高呼“USA”、同样满场拳头挥舞，1984年见证了团结，2020年却极可能是分裂。
　　正如开篇所言，特朗普不是一切的原因，而是结果。面对伤痕，他没有弥合，而是撕裂，以致华盛顿政治愈发接近于一场又一场急功近利的展销，而非理性、平和、隽永的讨论。2019年年底，民主党孤注一掷地通过弹劾尝试约束总统，特朗普也接近完成最后一次内部压力测试。本届政府任期之后，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华盛顿又将迎来另一场4年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