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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群体与研究样本
农村有线广播作为一项农村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高，普及度广，接受程度深。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广播作为进一步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截至2019年，农村有线广播普及率达到100%，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84%，北京、江苏、上海、天津四地更是达到了100%。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农村有线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主要有传播信息、进行宣传、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五大社会功能。
基于上述原因，研究选取了乡村广播防疫传播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以“防疫大喇叭”为关键词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网络平台进行搜索，初步搜索下载205个视频，去除重复项、无关项之后，最终得到156个视频作为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
编码类目
本研究的主要编码类目为：广播喊话的情感倾向、语言表达方式、类型、喊话的主要内容、喊话中出现的高频词语、喊话的权威性等。
广播喊话的情感倾向：就156个有效样本中传达出的情感有以下4种：愤怒、热情、平静、亲切。带有愤怒情感的喊话数量为64个，占比41%;带有热情情感的喊话数量为19个，占比12.2%;带有平静情感的喊话数量为59个，占比37.8%;带有亲切情感的喊话数量为14个，占比9%。
广播喊话的语言方式：喊话方式主要是方言喊话和普通话宣讲两种主要方式。在156个有效样本中，方言喊话有142个，占91%，普通话宣讲有14个，占9%，绝大多数都是以本地方言喊话为主，辅之以少量的普通话宣讲。
广播喊话的主要类型：喊话类型分为标准通知型和艺术演绎型。以标准通知为主的共计3个占2%，艺术演绎型则有153个占98%。标准通知型是用普通话宣读中央的通知，艺术演绎型则有秦腔艺术、二人转艺术、闲聊解释、反讽批评等各地特色艺术形式。
廣播喊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宣讲防疫的具体要求，有48个，占比30.7%;第二类是对村民行为进行提醒和警示，有50个，占比32.2%;第三类是对不遵守防疫要求的人的严厉批评，有58个，占比37.1%。
广播喊话中出现的高频词语：“不出门、不聚餐、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勤锻炼”等内容，其中不出门出现了72次，占46.1%;不聚餐37次，占23.7%;戴口罩141次，占90%;勤洗手45次，占28.8%;多通风16次，占10.2%;勤锻炼8次，占5.1%。
广播喊话的权威性：广播喊话的权威性首先受喊话的人身份的影响。喊话人主要是基层农村村两委干部，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村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另外还有乡镇社区民警、志愿者等人员。该类群人员在乡村内具有一定的威信，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村民对其认可度高。其次，权威性还表现在广播话语内容中，在156条广播中，广播文本内容涉及到国家、中央、政府、钟南山、科学的词语共计86条。这表明广播喊话为了增强权威性，选择具有权威信息源为支撑也是表现其权威性的一种方式。
研究的结果
议题内容充实丰富，语言风趣幽默
应急广播喊话内容始终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大的前提背景展开。虽以疫情防控为喊话的内核与实质，但喊话的具体内容丰富多样，其中方言表述极具特色。喊话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种类型：通告国家防疫情况最新进展的;宣传个人防疫具体措施的;调节疫情期间家庭矛盾的;批评不遵守防疫要求的人和事的;还有解答群众疑惑及疫情期间防火安全等议题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押韵段子口播表达，如陕西渭南乡村广播就自编秦腔：“莫要聚餐太危险，不戴口罩快躲远”，向群众表明预防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到勤戴口罩，不聚餐等具体要求。
广播将政治话语解构成乡土语言
乡土语言具有接近性，它是乡村空间重组与重构的重要中介。在研究的156个样本中，均具有地方语言发音特色和方言特色，而且对中央话语解构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如国务院于2020年3月11日发布了《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要求要支持关心和体谅医护人员。转化为乡土语言，就成了重庆的顺口溜：“前线医护在苦战，后方防守也很难，放松警惕会反弹”，也成了河南的怒吼：“来为咱们打仗的医护人员，人家想回都回不去”。通过这些经过乡土化改造的语言，才能让人们受到更深的触动，真正了解到前线医护人员的不容易，从而自发地支持和爱护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从而使政策落地，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意义上打胜这场防疫抗疫的战争。
研究结论与讨论
社会维度话语：方言建构乡村聚落空间的凝聚力
方言是某一地区所使用的一种有效语言符号，它可以使用本土化的表现方式展现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即官方话语，能够让村民在有限的语言中感受到教育性和警示性。使用方言表达再加艺术演绎，如唠家常、秦腔、顺口溜、押韵段子等方法，能够有效地表现出传播者情绪情感，村民在收听广播信息时也会感受到传播者情感态度的倾向性，从而在思想认知和情感上感受到广播内容的轻重缓急，增强自己对目前状况的认知和判断。方言喊话具有“联想”功能，它可以实现在信息传递之余将信息碎片进行联系，从而建构起村民对社会现实和自身现状的联系，进而提高认知与判断。
管理维度话语：柔性治理下的农民话语权回归
所谓的柔性治理是指国家权力介入乡村时，以软法或软权力为主的主要治理方式，以农村社区为管理对象，更多地运用话语调节的方式进行人文关怀，以此形成柔性执法手段，不断满足村民各方面的需求。
通过对搜集的喊话广播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本次喊话内容中的主角一般都是村民，不管是批评教育村落里村民的行为还是表扬村民的行为亦或是引导村民的表现，都展现出了让村民成为主角的话语模式。在技术媒介不断涌现的当下，舞台前的自己都渴望得到被放大的机会，而这次疫情乡村广播实现了村民的拟剧化心理，实现了农民话语权的回归。村民在这次喊话中成为了绝对的资格主体，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了村民群体对疫情信息重视的态度，也表现出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
效果维度话语：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再造社区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最早将社区概念引入传播学，他坚信文化和传播是缔结社区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文化中所包含的主观价值与态度挂念，借助交流和传播进行反射、调节、协商，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乡村广播喊话通过塑造传播的仪式观引发村民对相关信息的讨论，在语言符号的互动中实现身份认同和联结，以此再造社区规范。
广播主要依靠语言符号建构意义空间。在传播效果中，广播语言符号提供的拟态空间会帮助村民建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村民的意识形态又会作用在现实的乡村环境中，由此可以看出，广播语言符号的传播对于建构现实的乡村环境具有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作用。同时，乡村语言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乡村背景中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乡村文化的表达，是实实在在的可感知的一种情感和符号表现方式，当然在这种乡土符号的表达中既可以表现乡村文化的娱乐性也可以表现出约束力和强制性。
研究群体与研究样本
农村有线广播作为一项农村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高，普及度广，接受程度深。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广播作为进一步完善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截至2019年，农村有线广播普及率达到100%，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84%，北京、江苏、上海、天津四地更是达到了100%。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6.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农村有线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主要有传播信息、进行宣传、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五大社会功能。
基于上述原因，研究选取了乡村广播防疫传播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以“防疫大喇叭”为关键词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网络平台进行搜索，初步搜索下载205个视频，去除重复项、无关项之后，最终得到156个视频作为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
编码类目
本研究的主要编码类目为：广播喊话的情感倾向、语言表达方式、类型、喊话的主要内容、喊话中出现的高频词语、喊话的权威性等。
广播喊话的情感倾向：就156个有效样本中传达出的情感有以下4种：愤怒、热情、平静、亲切。带有愤怒情感的喊话数量为64个，占比41%;带有热情情感的喊话数量为19个，占比12.2%;带有平静情感的喊话数量为59个，占比37.8%;带有亲切情感的喊话数量为14个，占比9%。
广播喊话的语言方式：喊话方式主要是方言喊话和普通话宣讲两种主要方式。在156个有效样本中，方言喊话有142个，占91%，普通话宣讲有14个，占9%，绝大多数都是以本地方言喊话为主，辅之以少量的普通话宣讲。
广播喊话的主要类型：喊话类型分为标准通知型和艺术演绎型。以标准通知为主的共计3个占2%，艺术演绎型则有153个占98%。标准通知型是用普通话宣读中央的通知，艺术演绎型则有秦腔艺术、二人转艺术、闲聊解释、反讽批评等各地特色艺术形式。
廣播喊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宣讲防疫的具体要求，有48个，占比30.7%;第二类是对村民行为进行提醒和警示，有50个，占比32.2%;第三类是对不遵守防疫要求的人的严厉批评，有58个，占比37.1%。
广播喊话中出现的高频词语：“不出门、不聚餐、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勤锻炼”等内容，其中不出门出现了72次，占46.1%;不聚餐37次，占23.7%;戴口罩141次，占90%;勤洗手45次，占28.8%;多通风16次，占10.2%;勤锻炼8次，占5.1%。
广播喊话的权威性：广播喊话的权威性首先受喊话的人身份的影响。喊话人主要是基层农村村两委干部，包括村民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村长”和村党支部书记，另外还有乡镇社区民警、志愿者等人员。该类群人员在乡村内具有一定的威信，掌握着话语的主动权，村民对其认可度高。其次，权威性还表现在广播话语内容中，在156条广播中，广播文本内容涉及到国家、中央、政府、钟南山、科学的词语共计86条。这表明广播喊话为了增强权威性，选择具有权威信息源为支撑也是表现其权威性的一种方式。
研究的结果
议题内容充实丰富，语言风趣幽默
应急广播喊话内容始终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大的前提背景展开。虽以疫情防控为喊话的内核与实质，但喊话的具体内容丰富多样，其中方言表述极具特色。喊话的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种类型：通告国家防疫情况最新进展的;宣传个人防疫具体措施的;调节疫情期间家庭矛盾的;批评不遵守防疫要求的人和事的;还有解答群众疑惑及疫情期间防火安全等议题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押韵段子口播表达，如陕西渭南乡村广播就自编秦腔：“莫要聚餐太危险，不戴口罩快躲远”，向群众表明预防新冠肺炎疫情要做到勤戴口罩，不聚餐等具体要求。
广播将政治话语解构成乡土语言
乡土语言具有接近性，它是乡村空间重组与重构的重要中介。在研究的156个样本中，均具有地方语言发音特色和方言特色，而且对中央话语解构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如国务院于2020年3月11日发布了《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要求要支持关心和体谅医护人员。转化为乡土语言，就成了重庆的顺口溜：“前线医护在苦战，后方防守也很难，放松警惕会反弹”，也成了河南的怒吼：“来为咱们打仗的医护人员，人家想回都回不去”。通过这些经过乡土化改造的语言，才能让人们受到更深的触动，真正了解到前线医护人员的不容易，从而自发地支持和爱护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从而使政策落地，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意义上打胜这场防疫抗疫的战争。
研究结论与讨论
社会维度话语：方言建构乡村聚落空间的凝聚力
方言是某一地区所使用的一种有效语言符号，它可以使用本土化的表现方式展现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即官方话语，能够让村民在有限的语言中感受到教育性和警示性。使用方言表达再加艺术演绎，如唠家常、秦腔、顺口溜、押韵段子等方法，能够有效地表现出传播者情绪情感，村民在收听广播信息时也会感受到传播者情感态度的倾向性，从而在思想认知和情感上感受到广播内容的轻重缓急，增强自己对目前状况的认知和判断。方言喊话具有“联想”功能，它可以实现在信息传递之余将信息碎片进行联系，从而建构起村民对社会现实和自身现状的联系，进而提高认知与判断。
管理维度话语：柔性治理下的农民话语权回归
所谓的柔性治理是指国家权力介入乡村时，以软法或软权力为主的主要治理方式，以农村社区为管理对象，更多地运用话语调节的方式进行人文关怀，以此形成柔性执法手段，不断满足村民各方面的需求。
通过对搜集的喊话广播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本次喊话内容中的主角一般都是村民，不管是批评教育村落里村民的行为还是表扬村民的行为亦或是引导村民的表现，都展现出了让村民成为主角的话语模式。在技术媒介不断涌现的当下，舞台前的自己都渴望得到被放大的机会，而这次疫情乡村广播实现了村民的拟剧化心理，实现了农民话语权的回归。村民在这次喊话中成为了绝对的资格主体，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了村民群体对疫情信息重视的态度，也表现出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
效果维度话语：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再造社区规范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最早将社区概念引入传播学，他坚信文化和传播是缔结社区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文化中所包含的主观价值与态度挂念，借助交流和传播进行反射、调节、协商，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乡村广播喊话通过塑造传播的仪式观引发村民对相关信息的讨论，在语言符号的互动中实现身份认同和联结，以此再造社区规范。
广播主要依靠语言符号建构意义空间。在传播效果中，广播语言符号提供的拟态空间会帮助村民建构思想上的意识形态，村民的意识形态又会作用在现实的乡村环境中，由此可以看出，广播语言符号的传播对于建构现实的乡村环境具有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作用。同时，乡村语言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乡村背景中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乡村文化的表达，是实实在在的可感知的一种情感和符号表现方式，当然在这种乡土符号的表达中既可以表现乡村文化的娱乐性也可以表现出约束力和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