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公认的女性领袖,艾琳·娜提维达(Irene Natividad)身兼数职:她运营着位于华盛顿的Globe Women公共事务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女性NGO组织——全球妇女峰会以及国际企业女性主管协会的主席。
　　“这是我的生活,我把自己看成是女性权益的捍卫者。这是我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娜提维达情绪高涨的告诉《商务周刊》。今年5月,北京将召开新一届全球妇女峰会。娜提维达希望通过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妇女峰会,为当地的女性带来进入全球市场的指导和平台。
　　
　　《商务周刊》:举办全球妇女峰会的缘由是什么?具体从哪些方面为女性提供提升的指导?
　　娜提维达:我之所以开展全球女性峰会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这样的峰会,一些类似的峰会也不是所有妇女都能参加的;其次,我希望我的峰会能够将重点放在经济上,如果女人能够给家庭带来收入,就有了经济实力;第三,我希望女性能够更加深入全球市场,做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峰会的议题之一就是职业指导。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职位提升的前提都必须是要有指导者,所以,我们会向与会者介绍与其行业相关的公司或机构,为她找到一个“师傅”。此外,在往届会员建议下我们开设了自我认知度的管理议题。因为一些职场女性认为别人看到了我的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提升,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的这项议题将教会女性如何在公司内外展现自己的才能,除了努力工作更学会展示、推销自己,提升自己的认知度。
　　
　　《商务周刊》:得益于妇女解放运动和脑力劳动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社会认可,并在职场担任了重要职务。从您的角度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现象?
　　娜提维达:确实有很多女性进入了职场并获得了一定成就,但这不能说明她们就是掌权者。在美国,60%的大学毕业生是女性,大部分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也是女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只有15个CEO是女性。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脑力劳动逐渐成为主流,我们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公司高层,但这是在众多商业女性人数基础上产生的,整体比例还是很小。
　　我相信,未来当服务业和科技产业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女性就业还将从中获益。这对职业女性而言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代表她们会成为公司领导者。因为对于女性的歧视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除。而诸如优秀商业女性的评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轻的女孩能够看到现实的偶像,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商务周刊》:我们发现,在今天的职场上,大多数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或是在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或者人力资源领域大展拳脚。这是否蕴含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工?
　　娜提维达: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女性在企业中更多的是担任“职工岗位”,即对能够为公司带来赢利的部门起辅助作用,协助其他部门为公司创造赢利。为了能够使自己有继续升迁的可能,女性必须要掌管和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部门,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收益。就目前来看,我认为女性如果希望得到晋升,则应该多多关注和公司赢利有直接关系的部门,例如销售。
　　但现在的社会还是以男权为主,一个男性CEO更愿意将自己赚钱的部门交给一个男性管理者,能够给女性的机会非常少。当然,一个女性CEO同样可能会把这个关键部门交给一个女性。此外,女性由于来自家庭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也还需要勇气来接受挑战,一些更偏重家庭的女性也就丧失了成为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机会。
　　
　　《商务周刊》: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和家庭之间是否存在平衡法则?
　　娜提维达: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平衡。一些调查显示,女性关注的侧重点经常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变化的。比如女性在刚刚进入职场时,更偏重工作,而后结婚、生子就更注重家庭,再之后复出工作,就又将关注力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但这并不表示女性在投入工作后就不照顾家庭了,只是适当的减少而已。同样的,当她们选择结婚生子时也不是就完全离开了工作,只是稍微停一下。所以如果将女性的关注点画成一副图表的话,应该是一副波浪状的曲线图,图形随周期的变化而改变。
　　此外,有人发现,美国的女性CEO们的丈夫会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因为夫妻两人必须有一人顾家。在这种情况下,妻子挣很多钱,丈夫顾家,但这种模式在美国也不是很常见,毕竟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至于何时能够传递到亚洲也不太好说。但中国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就是夫妻结婚后还会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夫妻同时外出工作,这样照顾家庭的任务就由老人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