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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语文”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地域流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历史长河流经千秋万代逐渐的累积和沉淀。这自然就离不开旧时的教育制度。如“官学”（官方设置的学校，像府学、州学、县学等）和“私学”（民间设置的学塾，为启蒙教化之用）。
“私学”虽是非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却是所有读书人最初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且所学内容基本上就是语文（读书、习字和作文）。只有极少数的私学，也可能会开设“珠算”“习武”等课程。正因为这样，浙江的“私学”与“浙派语文”的源流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学”也称“学塾”，它只是一种总称，细分之下，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家塾”通常是有钱人家书香门第办的，一般采用重金延聘名士到自家府邸以教育一家或数家关系户的子弟;“族塾”是一族人共办的家塾，供同族子弟入学，常办在为一族所有的公共场所，如祠堂、庙宇等;“村塾”是同村或与邻村联办的学塾;还有一种是实行免费教育的，出于行善之目的，叫“义塾”。此外，也有叫书馆、社学、冬学的。《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可以说明学塾的出现还是很早的。据记载，浙江的学塾发轫尤其早，据传，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上虞已有规模不小的书馆，“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这里的书馆也就是学塾。后来王充弃官归里亦一面著述，一面收徒讲学。东汉永元初，会稽太守张霸推行教化，“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更有大批名儒来浙江避乱隐居，授徒讲学，无疑使浙江的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南朝宋齐间（公元420～483年）衢州人徐伯珍隐居九岩山设学，受业者千余人。武康沈麟士隐居吴羌山讲学，从学者百余人，各营屋宇依其侧，故时有“吴羌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城市”之语。南宋初年，金华吕祖谦之祖父吕弸中建吕氏家塾，教育吕氏子弟，吕祖谦曾著有《吕氏家塾读书记》。南宋陆游归家越中，写有《秋日郊居》诗三首，其第三首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有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剑南诗钞》）。据此显见学塾形式之多样，竟还有按季节开学的。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蒋沫创建于东阳横城的义塾，还延聘了状元方逢辰为师，学生不远数百里负笈而来，计有19县的学生624人，方逢辰亲订了《横城义塾纲纪》，其盛况于此可见一斑。明清时期，浙江的学塾更为发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上虞下管徐文彪辞官回乡，在家乡方山脚下创办方山义塾，并助学田作为办学之资。清代大力提倡兴办义学，朝廷下令礼部，京师暨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费用，每年必须向学政报送师生名册，可见已是相当正规了。浙江乃物华天宝、产物富庶之地，城乡遍设的义学自然也就格外兴旺。据记载，当时诸暨县创设的各类学塾，就多达700余所，各县都有一批学生较多、规模较大的义塾。
浙江学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常有一些名士硕儒执教其中，质量自然非同一般。学塾通常为一塾一师，虽多数是落第秀才或居家寒儒，但也有厌弃功名或官场退隐的大儒。所以，浙江这一文物之邦的学塾界不乏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的名师，这正是浙地学塾的一大特色。如东汉的王充、三国的微荣、南朝宋时的朱膺之、南齐的何胤，齐梁间的贺琛、贺汤，梁代的孙佥，北宋的石待旦，南宋的韩度、王十朋、方逢辰，元代的黄溍、吴莱、柳贯、王裕、陈大仑、杨居，明代的董懋策、章颖、程端礼、查继佐，清代的唐元思、唐彪、章学诚、寿镜吾、孙依言等，都是博通经史、名噪一时的名师宿儒。当时，如兰溪人唐彪著有《父师善诱法》（教法）和《读书作文谱》（学法）两书而名闻全国，堪称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它与程端礼（浙江鄞县人）的《读书分年日程》基本上是中国语文启蒙教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时，执教学塾、学馆对文人来说似乎并不丢人。如王守仁（王阳明）这样的硕儒，就曾在绍兴城东安昌乡下的翠园精舍朱氏家塾为朱和的子侄辈授业，“悉以所有授之以天文、术数、理学、经济”，以后这些朱氏子弟都成大才。
正因为浙江的学塾对塾师的学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自然也使学塾在承传浙派语文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会稽县敬敷义塾就有这样的规定：“延请经师，固当品学兼优之士，蒙师亦须文行足式之才。除启蒙外，经史、文艺必须庠生，考课必须榜科（举人）。”显然，名师出高徒，浙江之所以能名士迭出、硕儒荟萃，与浙江学塾的发展，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塾的主要课程是读书、习字、作文，都属于语文教学范畴，使学塾的发展与浙派语文的形成有了内在的相关。正因为语文是一门最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一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的影响。所以，面对两千多年的学塾发展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浙派语文的一些血脉、精髓正是孕育其中。那么，在浙江传统的学塾教学中有哪些重要元素会从根本上影响“浙派语文”的形成呢？
一、浙江文物之邦，开化之地，民间普遍重视教育
浙江有“两春入塾，遇闰合材”的俗语，又有逢单乞巧上学的习俗，多数是七岁启蒙（开笔），而在入塾前有在家认识“块头字”（在方块小纸片上写生字教孩子）数百的家教习惯。孩童入学是一件大事，有的还要请算命先生排生辰八字，算算是单岁入学好还是双岁入学好。那天，学童要穿上新衣（或特别整洁的衣服），由家长陪同上学，手持一盏写有“文星高照”的灯笼，灯笼内点一支“状元红”蜡烛，灯笼外挂有若干桂圆、莲子和葱。以取“智”“聪”的吉利谐音，还得带上孝敬塾师的礼物。到塾后，先要整肃衣冠，对孔子像行圣礼;然后再向塾师行拜师礼。然后塾师拿出朱砂盒，调好银朱，翻开课本（《蒙求》或《三字经》之类）的扉页，用朱笔写上“×年×月×日开卷迪吉”字样。这是十分庄重的开笔仪式。虽然这些形式并不完全合理，但却深刻地说明了民间对孩童入塾读书的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生中一件十分庄重的大事来做。这不仅对孩子的一生来说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正是浙江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有了可以孕育“浙派语文”的丰腴沃土。
“私学”虽是非正式的教育机构，但却是所有读书人最初都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而且所学内容基本上就是语文（读书、习字和作文）。只有极少数的私学，也可能会开设“珠算”“习武”等课程。正因为这样，浙江的“私学”与“浙派语文”的源流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学”也称“学塾”，它只是一种总称，细分之下，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家塾”通常是有钱人家书香门第办的，一般采用重金延聘名士到自家府邸以教育一家或数家关系户的子弟;“族塾”是一族人共办的家塾，供同族子弟入学，常办在为一族所有的公共场所，如祠堂、庙宇等;“村塾”是同村或与邻村联办的学塾;还有一种是实行免费教育的，出于行善之目的，叫“义塾”。此外，也有叫书馆、社学、冬学的。《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可以说明学塾的出现还是很早的。据记载，浙江的学塾发轫尤其早，据传，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上虞已有规模不小的书馆，“王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这里的书馆也就是学塾。后来王充弃官归里亦一面著述，一面收徒讲学。东汉永元初，会稽太守张霸推行教化，“习经者以千人数，道路但闻诵声”。三国、两晋、南朝时期，更有大批名儒来浙江避乱隐居，授徒讲学，无疑使浙江的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如南朝宋齐间（公元420～483年）衢州人徐伯珍隐居九岩山设学，受业者千余人。武康沈麟士隐居吴羌山讲学，从学者百余人，各营屋宇依其侧，故时有“吴羌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城市”之语。南宋初年，金华吕祖谦之祖父吕弸中建吕氏家塾，教育吕氏子弟，吕祖谦曾著有《吕氏家塾读书记》。南宋陆游归家越中，写有《秋日郊居》诗三首，其第三首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有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剑南诗钞》）。据此显见学塾形式之多样，竟还有按季节开学的。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蒋沫创建于东阳横城的义塾，还延聘了状元方逢辰为师，学生不远数百里负笈而来，计有19县的学生624人，方逢辰亲订了《横城义塾纲纪》，其盛况于此可见一斑。明清时期，浙江的学塾更为发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上虞下管徐文彪辞官回乡，在家乡方山脚下创办方山义塾，并助学田作为办学之资。清代大力提倡兴办义学，朝廷下令礼部，京师暨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费用，每年必须向学政报送师生名册，可见已是相当正规了。浙江乃物华天宝、产物富庶之地，城乡遍设的义学自然也就格外兴旺。据记载，当时诸暨县创设的各类学塾，就多达700余所，各县都有一批学生较多、规模较大的义塾。
浙江学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常有一些名士硕儒执教其中，质量自然非同一般。学塾通常为一塾一师，虽多数是落第秀才或居家寒儒，但也有厌弃功名或官场退隐的大儒。所以，浙江这一文物之邦的学塾界不乏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的名师，这正是浙地学塾的一大特色。如东汉的王充、三国的微荣、南朝宋时的朱膺之、南齐的何胤，齐梁间的贺琛、贺汤，梁代的孙佥，北宋的石待旦，南宋的韩度、王十朋、方逢辰，元代的黄溍、吴莱、柳贯、王裕、陈大仑、杨居，明代的董懋策、章颖、程端礼、查继佐，清代的唐元思、唐彪、章学诚、寿镜吾、孙依言等，都是博通经史、名噪一时的名师宿儒。当时，如兰溪人唐彪著有《父师善诱法》（教法）和《读书作文谱》（学法）两书而名闻全国，堪称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它与程端礼（浙江鄞县人）的《读书分年日程》基本上是中国语文启蒙教学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当时，执教学塾、学馆对文人来说似乎并不丢人。如王守仁（王阳明）这样的硕儒，就曾在绍兴城东安昌乡下的翠园精舍朱氏家塾为朱和的子侄辈授业，“悉以所有授之以天文、术数、理学、经济”，以后这些朱氏子弟都成大才。
正因为浙江的学塾对塾师的学术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自然也使学塾在承传浙派语文传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会稽县敬敷义塾就有这样的规定：“延请经师，固当品学兼优之士，蒙师亦须文行足式之才。除启蒙外，经史、文艺必须庠生，考课必须榜科（举人）。”显然，名师出高徒，浙江之所以能名士迭出、硕儒荟萃，与浙江学塾的发展，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学塾的主要课程是读书、习字、作文，都属于语文教学范畴，使学塾的发展与浙派语文的形成有了内在的相关。正因为语文是一门最具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会受到一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点的影响。所以，面对两千多年的学塾发展历史，我们就不能不考虑浙派语文的一些血脉、精髓正是孕育其中。那么，在浙江传统的学塾教学中有哪些重要元素会从根本上影响“浙派语文”的形成呢？
一、浙江文物之邦，开化之地，民间普遍重视教育
浙江有“两春入塾，遇闰合材”的俗语，又有逢单乞巧上学的习俗，多数是七岁启蒙（开笔），而在入塾前有在家认识“块头字”（在方块小纸片上写生字教孩子）数百的家教习惯。孩童入学是一件大事，有的还要请算命先生排生辰八字，算算是单岁入学好还是双岁入学好。那天，学童要穿上新衣（或特别整洁的衣服），由家长陪同上学，手持一盏写有“文星高照”的灯笼，灯笼内点一支“状元红”蜡烛，灯笼外挂有若干桂圆、莲子和葱。以取“智”“聪”的吉利谐音，还得带上孝敬塾师的礼物。到塾后，先要整肃衣冠，对孔子像行圣礼;然后再向塾师行拜师礼。然后塾师拿出朱砂盒，调好银朱，翻开课本（《蒙求》或《三字经》之类）的扉页，用朱笔写上“×年×月×日开卷迪吉”字样。这是十分庄重的开笔仪式。虽然这些形式并不完全合理，但却深刻地说明了民间对孩童入塾读书的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生中一件十分庄重的大事来做。这不仅对孩子的一生来说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而且正是浙江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有了可以孕育“浙派语文”的丰腴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