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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目标下，提出了创建清华科技园的构想，1994年8月，清华大学组建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的梅萌出任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正式开始建设清华科技园。
经过12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清华科技园“比剑桥的科技园都漂亮”，更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园区环境和鼓励创新创业的园区文化，成为了清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平台。12年来，梅萌也在探索中成为国内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域的权威。
《商务周刊》：您考察过世界上很多高科技园区，您觉得在运营和管理模式上，跟美国硅谷等国外的高新科技园区相比，国内科技园尤其是大学科技园在发展历程呈现出哪些自己的特点？在中国做科技园有哪些国情要考虑，应该走什么样的模式？
梅萌：国际上科技园很多，硅谷有硅谷的模式，剑桥有剑桥的模式，台湾的新竹也有属于自己的模式，但都不是以大学为主体的科技园。大学作为主体来办科技园，中国走在了前面，在中国，我十分赞成这种说法：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大多数科技成果一定要通过技术转化才能推向企业，要通过“产学研”的模式来实现，而大学科技园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平台。
我们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今天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自己没有核心技术，竞争力非常差，而且缺少投入研发的人才和资金，还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它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且要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建立起来。“产学研”的模式就需要大学科技园这样一个最好的平台，把“产学研”的各自优势资源聚集在一起，帮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中国建科技园比在国外难，我们做清华科技园，也比全世界的同行都累。在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市场资源非常充足，企业有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周边环境就足以帮助你实现。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不足，所以要营造局部环境。比如在硅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如果有一些好的Idea，就会衍生出一些公司，但大学和教授不用去办公司，而是社会去办，大学参与和推动。硅谷相当于从清华大学到八达岭这么长的区间，一条高速公路把所有的企业都串起来，背靠大学、风险投资还有人力资源等，在那么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而我们只能在清华科技园这几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聚集各种资源。在这点上，清华的作用不亚于斯坦福。
《商务周刊》：您谈到了如何为技术转化创造一个区域环境，大学科技园需要面临自身生存与服务两大任务，你们12年的实践下来，在给创业企业创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侧重关系？
梅萌：硬环境是主体园区的空间环境建设，软环境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和扶持。硬环境和软环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的清华科技园的收入主要来自硬环境，但将来科技园的含金量最终在于软环境。园区支撑体系好、项目成功率高，实际上软环境会提升了物业的价值。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不是仅仅做硬环境或者软环境，只做硬环境就是房地产，只做软环境又很难形成持续发展的模式，容易造成不能持续投入，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成立的。我们把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有机内在的关系给延伸出来。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是软环境造势，硬环境挣钱，软环境是投入；第二阶段是软环境不赔钱，硬环境挣钱，软环境通过服务、投资折算下来能持平，软环境吸引过来的政府支持足以把我们的投入填平，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是全国最领先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在科技园内打造出世界级的公司。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一定是齐头并进双丰收的。
《商务周刊》：“产学研”模式在大学科技园区中要取得成功，需要科技园本身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积累过程的，以清华科技园为例，这种能力的形成要经过哪些阶段？
梅萌：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四聚”。第一步是“聚集”，我们把大小公司聚集到一起来。为什么能聚到一起，首先是凭借清华大学这个金字招牌；第二是我们用了10多年时间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物理园区，就物理形态这里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了；第三我们在做科技园的时候一直在着力打造一个令企业成长性好、成功率高的软环境，这个软环境包括资金、人力资源、大学资源、政府资源等方方面面。
第二步是“聚焦”，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聚焦到这里。我们一开始作孵化器，入园企业的素质要求相对就高，今天，政府资源在聚焦这里，海外资源也在聚焦这里，美国主流的风险投资商都在关注这里。
第三步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聚合”，我们不是仅仅把大家都聚到一块，而是要建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是说把企业都堆在一块就叫产业集群，而是企业间有内在纽带关系的互动。与硅谷对比，那边企业之间的聚合程度是很强的，他们很推崇的是互为配套，相互之间的耦合、合作、并购是非常频繁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大学资源还要充分挖掘，也在找一些投资银行推动企业做一些并购整合，推动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链。
最后一步是“聚变”，这些资源最后要产生世界级的大公司。今天我们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比剑桥的科技园都漂亮，我们也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公司前来。但真正的一流科技园是要新出一批世界级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到2011年，出来少量的可以称之为世界级公司的企业。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要培养世界顶级公司，将来能进入世界500强前100强的公司。要达到这个目标，重要的是聚合和聚变。
《商务周刊》：在当今时代，新的世界级企业必然是在创造性破坏中脱颖而出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战略的背景下，大学科技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梅萌：现在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全世界有20多个，高端核心的技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和服务都由他们提供，全世界大概95％的专利在他们手里。现在一个产业只拥有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才能挣到利润，别人只能挣“辛苦钱”。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必须先要打造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技术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有几个方面，比如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中介服务的创新体系，还有国防科技的创新体系。从大学科技园自身定位来说，我们属于中介服务的创新体系，但我们又发现大学科技园不仅仅是在自身定位里可以有作为，实际在其他几个国家创新体系中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为。比如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产学研模式实现，大学科技园是产学研的最好平台，它把各种各样的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都聚集起来，这些创新要素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人才资源、有核心技术和有成长性的企业、政府关注、社会其他资源以及资金、市场等。企业要想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最好就上大学科技园来。
知识创新体系属于基础性的认识世界的范畴，似乎应该是大学做的事情，但大学提供很好的知识成果，提供创新源，科技园应该提供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包括资金、人力、配套技术资源等等。硅谷就是这种模式：大学拿出一个成果，衍生到硅谷地区，自然就会有公司、职业经理人、风险投资参与进来快速推动这个事情，这是一种创新模式。现在我们还在尝试用风险投资的模式，介入大学末期科研，实际上需要投入的钱不多，但是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将来的回报倍数比投资早期的项目高很多，我们想通过这种商业模式来推动大学原始创新走出来，我们希望将来能作为大学知识成果的一个承载平台。
还有区域创新体系，大学科技园是区域经济成长的创新源泉。我们这里的技术对于国内很多地区都有可以辐射的制高点，将来走出来的大企业，对整个区域创新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国家创新体系一共有五个方面，我们至少跟四个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个人认为，清华科技园自身应该是中介服务创新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将来更能发挥作用的，可能是在技术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体系里面的延伸。根据我们三步走战略，第三个六年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现在我们新的规划里已经把“大学科技园区”中的“大学”二字抹去了，将来这个科技园发挥的作用不限于大学范围。
《商务周刊》：那么该如何看待大学与这种创新型科技园之间的关系？
梅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大学科技园是大学服务社会这个重要职能的重要体现。没有清华大学，肯定没有清华科技园，清华大学是清华科技园的母体。大学科技园对社会、对区域经济都有贡献，同时对学校也有贡献，科技园区和大学之间的互动对学校的学科建设是有帮助的，借助科技园的产业平台，与学校的学科平台互动，可以填补学校的科研空白。另一方面，科技园区的商业模式做好了，对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是一种帮助，能够借助大学科技园的孵化平台，与学校的重大项目对接，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我们统计过，在清华科技园里的企业，三分之二都和清华有很强的合作关系，还有一大批科研经费反哺到清华，现在清华大学横向科研经费有20％左右来自于科技园区。
今天在清华科技园聚集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IT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创业的启动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拥有大量参与创业的IT界校友，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原因则是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目前，生物医药和创意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从今年起，清华科技园将大力开展与清华大学医学院、美术学院的合作，以这两个学科为依托，引入和创新商业模式，力争在生物医药和创意产业领域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我们发现，单独做一个点与耦合起来做一个网，网的作用大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场”。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场里有很多物质，场里的物质相互是有作用力的，这种作用力使得场的能量不断变大，这就是一个创新场。
经过12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清华科技园“比剑桥的科技园都漂亮”，更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园区环境和鼓励创新创业的园区文化，成为了清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平台。12年来，梅萌也在探索中成为国内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域的权威。
《商务周刊》：您考察过世界上很多高科技园区，您觉得在运营和管理模式上，跟美国硅谷等国外的高新科技园区相比，国内科技园尤其是大学科技园在发展历程呈现出哪些自己的特点？在中国做科技园有哪些国情要考虑，应该走什么样的模式？
梅萌：国际上科技园很多，硅谷有硅谷的模式，剑桥有剑桥的模式，台湾的新竹也有属于自己的模式，但都不是以大学为主体的科技园。大学作为主体来办科技园，中国走在了前面，在中国，我十分赞成这种说法：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大多数科技成果一定要通过技术转化才能推向企业，要通过“产学研”的模式来实现，而大学科技园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平台。
我们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今天中国的企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自己没有核心技术，竞争力非常差，而且缺少投入研发的人才和资金，还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它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且要有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把自己的核心技术创新体系建立起来。“产学研”的模式就需要大学科技园这样一个最好的平台，把“产学研”的各自优势资源聚集在一起，帮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在中国建科技园比在国外难，我们做清华科技园，也比全世界的同行都累。在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市场资源非常充足，企业有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周边环境就足以帮助你实现。但中国企业成长的环境不足，所以要营造局部环境。比如在硅谷，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如果有一些好的Idea，就会衍生出一些公司，但大学和教授不用去办公司，而是社会去办，大学参与和推动。硅谷相当于从清华大学到八达岭这么长的区间，一条高速公路把所有的企业都串起来，背靠大学、风险投资还有人力资源等，在那么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而我们只能在清华科技园这几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聚集各种资源。在这点上，清华的作用不亚于斯坦福。
《商务周刊》：您谈到了如何为技术转化创造一个区域环境，大学科技园需要面临自身生存与服务两大任务，你们12年的实践下来，在给创业企业创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侧重关系？
梅萌：硬环境是主体园区的空间环境建设，软环境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和扶持。硬环境和软环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天的清华科技园的收入主要来自硬环境，但将来科技园的含金量最终在于软环境。园区支撑体系好、项目成功率高，实际上软环境会提升了物业的价值。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是捆绑起来发展的，不是仅仅做硬环境或者软环境，只做硬环境就是房地产，只做软环境又很难形成持续发展的模式，容易造成不能持续投入，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成立的。我们把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有机内在的关系给延伸出来。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是软环境造势，硬环境挣钱，软环境是投入；第二阶段是软环境不赔钱，硬环境挣钱，软环境通过服务、投资折算下来能持平，软环境吸引过来的政府支持足以把我们的投入填平，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是全国最领先的；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在科技园内打造出世界级的公司。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一定是齐头并进双丰收的。
《商务周刊》：“产学研”模式在大学科技园区中要取得成功，需要科技园本身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积累过程的，以清华科技园为例，这种能力的形成要经过哪些阶段？
梅萌：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四聚”。第一步是“聚集”，我们把大小公司聚集到一起来。为什么能聚到一起，首先是凭借清华大学这个金字招牌；第二是我们用了10多年时间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物理园区，就物理形态这里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了；第三我们在做科技园的时候一直在着力打造一个令企业成长性好、成功率高的软环境，这个软环境包括资金、人力资源、大学资源、政府资源等方方面面。
第二步是“聚焦”，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聚焦到这里。我们一开始作孵化器，入园企业的素质要求相对就高，今天，政府资源在聚焦这里，海外资源也在聚焦这里，美国主流的风险投资商都在关注这里。
第三步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聚合”，我们不是仅仅把大家都聚到一块，而是要建立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是说把企业都堆在一块就叫产业集群，而是企业间有内在纽带关系的互动。与硅谷对比，那边企业之间的聚合程度是很强的，他们很推崇的是互为配套，相互之间的耦合、合作、并购是非常频繁的。我们在这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大学资源还要充分挖掘，也在找一些投资银行推动企业做一些并购整合，推动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链。
最后一步是“聚变”，这些资源最后要产生世界级的大公司。今天我们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比剑桥的科技园都漂亮，我们也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公司前来。但真正的一流科技园是要新出一批世界级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到2011年，出来少量的可以称之为世界级公司的企业。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要培养世界顶级公司，将来能进入世界500强前100强的公司。要达到这个目标，重要的是聚合和聚变。
《商务周刊》：在当今时代，新的世界级企业必然是在创造性破坏中脱颖而出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战略的背景下，大学科技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梅萌：现在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全世界有20多个，高端核心的技术、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和服务都由他们提供，全世界大概95％的专利在他们手里。现在一个产业只拥有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才能挣到利润，别人只能挣“辛苦钱”。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必须先要打造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技术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有几个方面，比如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中介服务的创新体系，还有国防科技的创新体系。从大学科技园自身定位来说，我们属于中介服务的创新体系，但我们又发现大学科技园不仅仅是在自身定位里可以有作为，实际在其他几个国家创新体系中也可以有很重要的作为。比如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产学研模式实现，大学科技园是产学研的最好平台，它把各种各样的创新资源、创新要素都聚集起来，这些创新要素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人才资源、有核心技术和有成长性的企业、政府关注、社会其他资源以及资金、市场等。企业要想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最好就上大学科技园来。
知识创新体系属于基础性的认识世界的范畴，似乎应该是大学做的事情，但大学提供很好的知识成果，提供创新源，科技园应该提供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包括资金、人力、配套技术资源等等。硅谷就是这种模式：大学拿出一个成果，衍生到硅谷地区，自然就会有公司、职业经理人、风险投资参与进来快速推动这个事情，这是一种创新模式。现在我们还在尝试用风险投资的模式，介入大学末期科研，实际上需要投入的钱不多，但是如果项目成功的话，将来的回报倍数比投资早期的项目高很多，我们想通过这种商业模式来推动大学原始创新走出来，我们希望将来能作为大学知识成果的一个承载平台。
还有区域创新体系，大学科技园是区域经济成长的创新源泉。我们这里的技术对于国内很多地区都有可以辐射的制高点，将来走出来的大企业，对整个区域创新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国家创新体系一共有五个方面，我们至少跟四个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个人认为，清华科技园自身应该是中介服务创新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将来更能发挥作用的，可能是在技术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体系里面的延伸。根据我们三步走战略，第三个六年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现在我们新的规划里已经把“大学科技园区”中的“大学”二字抹去了，将来这个科技园发挥的作用不限于大学范围。
《商务周刊》：那么该如何看待大学与这种创新型科技园之间的关系？
梅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大学科技园是大学服务社会这个重要职能的重要体现。没有清华大学，肯定没有清华科技园，清华大学是清华科技园的母体。大学科技园对社会、对区域经济都有贡献，同时对学校也有贡献，科技园区和大学之间的互动对学校的学科建设是有帮助的，借助科技园的产业平台，与学校的学科平台互动，可以填补学校的科研空白。另一方面，科技园区的商业模式做好了，对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是一种帮助，能够借助大学科技园的孵化平台，与学校的重大项目对接，提升学校的科研水平。我们统计过，在清华科技园里的企业，三分之二都和清华有很强的合作关系，还有一大批科研经费反哺到清华，现在清华大学横向科研经费有20％左右来自于科技园区。
今天在清华科技园聚集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IT领域。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创业的启动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拥有大量参与创业的IT界校友，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原因则是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目前，生物医药和创意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从今年起，清华科技园将大力开展与清华大学医学院、美术学院的合作，以这两个学科为依托，引入和创新商业模式，力争在生物医药和创意产业领域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我们发现，单独做一个点与耦合起来做一个网，网的作用大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场”。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场里有很多物质，场里的物质相互是有作用力的，这种作用力使得场的能量不断变大，这就是一个创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