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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学创作中，川端康成（日本）和张爱玲（中国）成功地交流、借鉴、融合了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特质。二人的小说都具有悲观思想、呈现出悲剧风格； 但其审美追求也存在差异性：川端追求“悲美”，张爱玲则选择“悲凉”。该文试图通过小说文本点明两位作家悲哀风格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探索出背后不同的价值观念，进一步结合各自的身世经历、文化文学传统素追溯原因。
关键词：川端康成；张爱玲；悲剧风格；悲美；悲凉
作者简介：张玥（1995-），女，满族，北京西城区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3
一、可比性
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他们都在文学生涯里成功开辟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路，以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学为积淀，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技巧，创作出了世界一流作品。承继西方人文主义理想，川、张文学关注的焦点都是人性，由始至终表现了对人生存状态的忧虑，对境遇命运的思考。相似的创作道路、共同的文学主题沟通了两位文学家，其在审美风格上的同、异，渗透着中、日文化的不同特质。
二、悲剧风格的相似性
川端康成主要在时政因素很少的故事背景下，叙述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如《雪国》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开头，将故事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疏离；以女性为关注、表现的焦点，突出表现了女性的性格特征、生存境遇、不幸命运，努力挣扎、追求理想希望而结局惨淡，最终形成悲剧；男性只作为书写女性的手段和陪衬。他描写了爱情婚姻的悲剧：《伊豆的舞女》中“熏子”和少年郁结难言的初恋情思；《雪国》里驹子的未婚夫患病而死、她对已婚的岛村真诚炽烈的爱情最终没有回报和希望，走向虚无和徒劳，叶子把爱永恒地寄托在英年早逝的行男身上、将坟墓作为自己爱的归宿；《千只鹤》中太田夫人、菊治、文子、岛村雪子之间或背德乱伦或虚无短暂的爱恋。川端以哀怨感伤的笔调贯穿全篇，在情节叙述中穿插失意、虚空的抒情议论，最后抛给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结局，悲伤的文风不言而喻。他还讲述了人生命运的悲剧：《雪国》中弥漫着浓重的“生命无常的虚无感和悲哀”，作者将它通过岛村的视角表达出来。驹子为给未婚夫赚钱治病而被迫沦为艺妓，她的“记日记、做读书笔记、努力练三弦琴”在岛村看来都是徒劳的，她对岛村的热情和迷恋也被觉得感伤，因为短暂的东西终会消逝、是徒劳的，岛村自己也时常莫名地流露出悲伤情绪。作品没有明确交代这悲伤为何物、源于何事，只言片语构成的悲伤之网其实抽象表现了人生命运的可悲。
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没有叙述政治战争等宏大主题，跟川端一样疏离时代主潮，也将目光转向了市井平凡男女的琐碎生活、普遍欲望，以婚恋嫁娶为主要素材，描写了普通人在不可逆转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奋斗，乃至人性扭曲、身心疯狂的悲惨下场。她着重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哀叹。张爱玲笔下的感情全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倾城之恋》中的婚姻是把戏和交易，一方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一方为了满足风流之心；《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姜二爷的婚姻是金钱买卖，七巧对姜三爷的爱恋最终因为金钱的贪欲而毁灭，长安、长白的婚姻爱情后来分别被母亲弄成悲剧；《半生缘》里的曼桢和世钧由于互相猜疑而错过了真爱的彼此。张爱玲眼中的人生命运都是悲惨的，这在《金锁记》里表现得最突出。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七巧被兄嫂当摇钱树卖给姜二爷做老婆，丈夫是个“没有一点人气”的骨痨病患者，从没给过她真正婚姻的快乐，封建家庭长期碾压排挤，七巧在备受情欲物欲的双重煎熬后人性扭曲、走向疯狂；一个漂亮泼辣的少女最后成了“镯子顺着手臂能推到腋下”的吸大烟的老太太，其命运的悲惨让人不寒而栗。文字透露出的作者的悲观思想较川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悲剧风格的差异性
虽然都流露着悲伤的情调，但川端康成文学的主要审美风格是“悲美”，张爱玲文学体现的审美风格是“悲凉”。在“悲”的基础上，二人的审美趋向不同；除了“悲”以外，二人的创作风格中还各自具有其他思想内涵。
川端小说最突出的主题是对人性美的挖掘和赞颂，尤其是女性。他认为，“悲和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既美且悲，因悲即美；美有时是和战乱、失败甚至亡国等悲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越是这种美越有感人的力量。”[1]例如，作者对《雪国》中叶子的声音的认知是“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在小说中，女性是美的代表，是必然存在的；而女性命运悲凉、凄惨，意味着美本身是短暂虚无、不可触及的，因此最终美归于悲伤。川端康成“悲而美”风格的核心内容是女性的悲和美，即通过女性的形象、性格、命运体现出的悲和美。
小说首先展示、赞颂了女性单纯的外形美：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叶子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2]驹子的肌肤“渗入了山野的色彩，娇嫩得好像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连脖颈也微微泛起了淡红，显得格外纯净无瑕。” [3]这些全面调动感官、色彩丰富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女性外在美的认同。不仅如此，小说更深层次挖掘了女性的内在美。他着重描写地位卑微、命运曲折的女子独立乐观的个性，积极的精神风貌和品质，虽地处卑微却努力追求理想的生活、事业、爱情幸福和艺术成就。《雪国》中的驹子虽然沦为艺妓，但她追求知识和才能，坚持写日记、做读书笔记，弹得一手好琴；她有坚强的意志、肯付出不懈的努力，地处偏远乡村、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对着谱子练习复杂的三弦琴曲子；她对岛村有着深沉炽热真诚的爱，并且不求回报、不计得失；她善良、重情义，得知行男快要离世，她脸色刷白、几近呕吐，最后不忍目睹他的死亡……小说阐释的“美”之中蕴含和折射着“悲”，美和悲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雪国》的具体表现是“徒劳”：驹子对行男、对岛村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无偿的爱”是美的最高境界，而行男的疾病缠身、岛村的虚无鄙俗随时透露着爱情的无力和苍白，最终驹子一无所获，升入悲的绝顶。叶子认真深情的态度陪伴行男走向死亡，她的“无偿的爱”永远归属于冷寂的坟墓。缥缈清澈的叶子最后在凄艳的雪火交融中死去。这同样是至美和至悲的统一。 张爱玲的小说显示了苍凉的底色，其主题是对人性脆弱、丑陋本质的揭露。“苍凉”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述中， 慢慢渗透出的“悲凉之雾”[4]。作者通过叙述普通个体的庸常生活，表现亘古不变、普遍的生存欲望和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表达对人性的悲观认识、悲凉情感。张爱玲曾说：“我不喜欢壮烈， 我是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没有美， 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 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为深长的回味， 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5]这种“苍凉”底色源于她对人生、世界和人性的认识：人性本质是丑的——冷酷、虚伪、物质利益至上；她认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6] “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窃窃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7]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触及人性深处所有隐秘的角落，表现了金钱诱惑逼迫下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内心原欲对人的折磨、支配和惩罚；着重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文化负面、性格缺陷进行批判、反思；小说中的婚姻是功利化的交易，爱情经不起现实和命运的撕扯。《金锁记》讲述了以曹七巧为中心的新旧交替时代封建没落家庭的成员命运：曹七巧被迫拿婚姻作金钱交易，性爱和情感逐渐缺失，在封建家庭的压榨中占有欲和报复欲增强，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变相占有儿子、折磨儿媳、破坏女儿婚姻，人性丧失、身心疯狂。小说把曹七巧摆在旧中国“被食、自食、食人”的关系循环链条中，在对其命运中平淡自然的一天天书写中，揭露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具有力透纸背的悲凉。《红玫瑰与白玫瑰》体现了张爱玲更深层次的人性窥探和悲观主义。小说揭示了原欲对人正义理性方面的战胜，这正是人的软弱性。“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8]这段比喻消解了爱情的诗意，表现了人赤裸裸的性欲，也道出了张爱玲“人间无纯净爱情”的悲凉爱情观。
四、原因追溯
（一）家庭背景和身世经历
19世纪末，祖父三八郎事业破产，“川端世家从三八郎这一代开始就没落了”[9]。川端自幼父母双亡，截止到16岁，父母、祖母、姐姐、祖父相继去世，他在孤独无亲、贫苦卑微的环境中长大。他在《致父母的信》中说：“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里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惧。” [10]川端谈恋爱屡屡失意，真爱千代（或“初代”）在结婚前突然与之解除了婚约。对于与秀子的婚姻，他表示“‘能让我保持童心的女性，就是我理想的妻子。’可是，他认为自己从来‘不曾有过所谓的童心。’” [11]这证明了他婚姻的失落。
张爱玲的曾祖父是李鸿章，其祖父张佩纶健在时“张家已经走了下坡路，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辈，更只是仰赖着先人的余荫。” [12]生长在封建大家庭中，她旧派绅士的父亲吸鸦片、逛妓院、养姨太太，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母亲思想自由前卫，几度丢下女儿去海外留学。父母不断争吵，直至离异。她自幼没得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和爱。年轻时，张与刚离婚的胡兰成情投意合后结婚，胡兰成亡命天涯时她不离不弃、誓死追随，却发现他到处拈花惹草，最终导致婚姻的失败。
可见，相似的没落家世、孤独凄苦的成长经历和失败的爱情婚姻，使两人都具有悲观主义思想，作品中多爱情和命运悲剧，体现出相似的悲哀审美风格。同时，早年丧母使川端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对女性经常是理想化的，这是川端认可推崇女性美的原因之一。而与川端相比，张爱玲不缺乏亲人，而缺少亲人该给予的爱，父母争吵的痛苦回忆，父亲腐朽生活暴露出的人性丑陋，再加上耳濡目染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尔虞我诈、人性扭曲，她更多体察到了现实中人性阴暗鄙俗的一面，因此形成了消极悲观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人性认识，作品也呈现出苍凉的底蕴。
（二）民族文化文学传统
川端康成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等。《源氏物语》是他的至爱。最初以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为接触点，《源氏》的“音读”同少年自身的不幸经历和感伤情绪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使他终生难忘；最终深深渗透了他的心，成为精神摇篮。《源氏》产生于贵族时代极盛转衰时，是平安文学的代表作。作家紫式部着重描写了兼具外貌、才艺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同时表现人物的生活悲剧和精神悲剧，例如出身高贵、容貌端丽、深受光源氏宠爱的紫姬，正当盛年就染病身亡；前面写繁华奢靡的宫廷生活，后面深沉悲凉的气氛越来越重。
《源氏》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重要观念——物哀。物哀本指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会产生幽深玄静的情感（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等），包括三个层次：对人、世相和自然界。川端作品对女性美的着重阐释、对女性“美与悲结合体”的书写内容与《源氏》十分相似，小说中作者借人物之口，频繁抒发对人性、人的命运、自然四季的感伤、赞叹。这说明日本传统“物哀”精神，是川端“悲和美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观念的来源和基础。川端还把“物哀”精神推到了一个更有力量和深度的层次：用感情去把握现实的本质，以极其纤细敏锐的观察力去体悟自然四季、人性命运；融合佛教禅宗思想，将虚无、幽玄、无常感纳入“悲”的涵义。
生于封建文化大家庭的张爱玲，从小受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熏染。她的悲凉风格“深受民族悲剧意识泽被和传统文化、传统审美风格规约。”[13] 屈原《离骚》的哀怨凄绝， 建安诗歌的悲慨抒叹， 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李清照词调的悲愁伤感，曹雪芹《红楼梦》的怆凉悲切……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抒情传统。古代文人注重对人生缺憾的敏锐意识进行诗意化、审美化表达，而张爱玲以人性为关注焦点，继承了中国文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并对“忧患意识”进行审美化。她在小说里表现了现代人的存在意识、对时代的恐惧、对现代文明的失望等思想，这与传统忧患意识互相生发、渗透，并且后者笼罩、包容了前者。最终，文字呈现出的，不是西方现代的惨淡决裂，而是止于苍凉——以审美的、诗意的感哀来面对和处理苦难。传统文学的审美心理具有哀怨、凄婉、悲凉的特质，这是张爱玲苍凉底色的源头。 张爱玲自称《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 尤其是《红楼梦》。”[14] 张爱玲小说和《红楼梦》都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悲伤，其情绪特征十分相似。张爱玲和曹雪芹在各自小说里都寄寓着难以名言的身世之感；其透过作品表现出的对人生的认识和感慨具有相似性。《红楼梦》点出不尽之情会给人带来无穷痛苦，对人生悲欢、尘世生活的深刻认同中透着幻灭感伤；张爱玲小说冷静剖析人生的鄙俗、缺憾，同时对人生保有执着和依恋。她继承了《红楼梦》描写日常生活悲剧的叙事法则。张小说以普通人为关注对象，和《红楼梦》以饮食男女为主人公相似；张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述中渗透出“悲凉之雾”的写法，与曹雪芹在行坐起卧与言谈饮馔的描写中隐含悲剧相一致；张小说和《红楼梦》揭示的悲剧都具有普世性和启示性。
五、结语
背景经历的相似成分使川端康成和张爱玲的小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色彩；而在成长经历的差异元素、各自文化文学传统影响下，二人“悲”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趋向和内涵：川端的悲美，张爱玲的悲凉。我们因此也可以触摸到中日各自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1][10]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70-271，01
[2][3]（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雪国 古都 千只鹤[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06，37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5
[5][6][7]张爱玲著；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173（《自己的文章》），18（《天才梦》），235（《我看苏青》）
[8]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51
[9][11]张恩辉.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丛书 川端康成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04，52
[12]余斌.张爱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3
[13]李掖平.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2）：44
[14]张爱玲.红楼梦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05（《自序》）
关键词：川端康成；张爱玲；悲剧风格；悲美；悲凉
作者简介：张玥（1995-），女，满族，北京西城区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3
一、可比性
川端康成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他们都在文学生涯里成功开辟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路，以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学为积淀，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和文学技巧，创作出了世界一流作品。承继西方人文主义理想，川、张文学关注的焦点都是人性，由始至终表现了对人生存状态的忧虑，对境遇命运的思考。相似的创作道路、共同的文学主题沟通了两位文学家，其在审美风格上的同、异，渗透着中、日文化的不同特质。
二、悲剧风格的相似性
川端康成主要在时政因素很少的故事背景下，叙述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如《雪国》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开头，将故事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疏离；以女性为关注、表现的焦点，突出表现了女性的性格特征、生存境遇、不幸命运，努力挣扎、追求理想希望而结局惨淡，最终形成悲剧；男性只作为书写女性的手段和陪衬。他描写了爱情婚姻的悲剧：《伊豆的舞女》中“熏子”和少年郁结难言的初恋情思；《雪国》里驹子的未婚夫患病而死、她对已婚的岛村真诚炽烈的爱情最终没有回报和希望，走向虚无和徒劳，叶子把爱永恒地寄托在英年早逝的行男身上、将坟墓作为自己爱的归宿；《千只鹤》中太田夫人、菊治、文子、岛村雪子之间或背德乱伦或虚无短暂的爱恋。川端以哀怨感伤的笔调贯穿全篇，在情节叙述中穿插失意、虚空的抒情议论，最后抛给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结局，悲伤的文风不言而喻。他还讲述了人生命运的悲剧：《雪国》中弥漫着浓重的“生命无常的虚无感和悲哀”，作者将它通过岛村的视角表达出来。驹子为给未婚夫赚钱治病而被迫沦为艺妓，她的“记日记、做读书笔记、努力练三弦琴”在岛村看来都是徒劳的，她对岛村的热情和迷恋也被觉得感伤，因为短暂的东西终会消逝、是徒劳的，岛村自己也时常莫名地流露出悲伤情绪。作品没有明确交代这悲伤为何物、源于何事，只言片语构成的悲伤之网其实抽象表现了人生命运的可悲。
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没有叙述政治战争等宏大主题，跟川端一样疏离时代主潮，也将目光转向了市井平凡男女的琐碎生活、普遍欲望，以婚恋嫁娶为主要素材，描写了普通人在不可逆转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奋斗，乃至人性扭曲、身心疯狂的悲惨下场。她着重表现了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哀叹。张爱玲笔下的感情全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倾城之恋》中的婚姻是把戏和交易，一方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一方为了满足风流之心；《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姜二爷的婚姻是金钱买卖，七巧对姜三爷的爱恋最终因为金钱的贪欲而毁灭，长安、长白的婚姻爱情后来分别被母亲弄成悲剧；《半生缘》里的曼桢和世钧由于互相猜疑而错过了真爱的彼此。张爱玲眼中的人生命运都是悲惨的，这在《金锁记》里表现得最突出。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七巧被兄嫂当摇钱树卖给姜二爷做老婆，丈夫是个“没有一点人气”的骨痨病患者，从没给过她真正婚姻的快乐，封建家庭长期碾压排挤，七巧在备受情欲物欲的双重煎熬后人性扭曲、走向疯狂；一个漂亮泼辣的少女最后成了“镯子顺着手臂能推到腋下”的吸大烟的老太太，其命运的悲惨让人不寒而栗。文字透露出的作者的悲观思想较川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悲剧风格的差异性
虽然都流露着悲伤的情调，但川端康成文学的主要审美风格是“悲美”，张爱玲文学体现的审美风格是“悲凉”。在“悲”的基础上，二人的审美趋向不同；除了“悲”以外，二人的创作风格中还各自具有其他思想内涵。
川端小说最突出的主题是对人性美的挖掘和赞颂，尤其是女性。他认为，“悲和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既美且悲，因悲即美；美有时是和战乱、失败甚至亡国等悲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越是这种美越有感人的力量。”[1]例如，作者对《雪国》中叶子的声音的认知是“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在小说中，女性是美的代表，是必然存在的；而女性命运悲凉、凄惨，意味着美本身是短暂虚无、不可触及的，因此最终美归于悲伤。川端康成“悲而美”风格的核心内容是女性的悲和美，即通过女性的形象、性格、命运体现出的悲和美。
小说首先展示、赞颂了女性单纯的外形美：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叶子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2]驹子的肌肤“渗入了山野的色彩，娇嫩得好像新剥开的百合花或是洋葱头的球根；连脖颈也微微泛起了淡红，显得格外纯净无瑕。” [3]这些全面调动感官、色彩丰富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女性外在美的认同。不仅如此，小说更深层次挖掘了女性的内在美。他着重描写地位卑微、命运曲折的女子独立乐观的个性，积极的精神风貌和品质，虽地处卑微却努力追求理想的生活、事业、爱情幸福和艺术成就。《雪国》中的驹子虽然沦为艺妓，但她追求知识和才能，坚持写日记、做读书笔记，弹得一手好琴；她有坚强的意志、肯付出不懈的努力，地处偏远乡村、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对着谱子练习复杂的三弦琴曲子；她对岛村有着深沉炽热真诚的爱，并且不求回报、不计得失；她善良、重情义，得知行男快要离世，她脸色刷白、几近呕吐，最后不忍目睹他的死亡……小说阐释的“美”之中蕴含和折射着“悲”，美和悲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雪国》的具体表现是“徒劳”：驹子对行男、对岛村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无偿的爱”是美的最高境界，而行男的疾病缠身、岛村的虚无鄙俗随时透露着爱情的无力和苍白，最终驹子一无所获，升入悲的绝顶。叶子认真深情的态度陪伴行男走向死亡，她的“无偿的爱”永远归属于冷寂的坟墓。缥缈清澈的叶子最后在凄艳的雪火交融中死去。这同样是至美和至悲的统一。 张爱玲的小说显示了苍凉的底色，其主题是对人性脆弱、丑陋本质的揭露。“苍凉”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述中， 慢慢渗透出的“悲凉之雾”[4]。作者通过叙述普通个体的庸常生活，表现亘古不变、普遍的生存欲望和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表达对人性的悲观认识、悲凉情感。张爱玲曾说：“我不喜欢壮烈， 我是喜欢悲壮， 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 没有美， 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 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为深长的回味， 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5]这种“苍凉”底色源于她对人生、世界和人性的认识：人性本质是丑的——冷酷、虚伪、物质利益至上；她认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6] “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窃窃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7]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触及人性深处所有隐秘的角落，表现了金钱诱惑逼迫下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内心原欲对人的折磨、支配和惩罚；着重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文化负面、性格缺陷进行批判、反思；小说中的婚姻是功利化的交易，爱情经不起现实和命运的撕扯。《金锁记》讲述了以曹七巧为中心的新旧交替时代封建没落家庭的成员命运：曹七巧被迫拿婚姻作金钱交易，性爱和情感逐渐缺失，在封建家庭的压榨中占有欲和报复欲增强，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变相占有儿子、折磨儿媳、破坏女儿婚姻，人性丧失、身心疯狂。小说把曹七巧摆在旧中国“被食、自食、食人”的关系循环链条中，在对其命运中平淡自然的一天天书写中，揭露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具有力透纸背的悲凉。《红玫瑰与白玫瑰》体现了张爱玲更深层次的人性窥探和悲观主义。小说揭示了原欲对人正义理性方面的战胜，这正是人的软弱性。“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8]这段比喻消解了爱情的诗意，表现了人赤裸裸的性欲，也道出了张爱玲“人间无纯净爱情”的悲凉爱情观。
四、原因追溯
（一）家庭背景和身世经历
19世纪末，祖父三八郎事业破产，“川端世家从三八郎这一代开始就没落了”[9]。川端自幼父母双亡，截止到16岁，父母、祖母、姐姐、祖父相继去世，他在孤独无亲、贫苦卑微的环境中长大。他在《致父母的信》中说：“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里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惧。” [10]川端谈恋爱屡屡失意，真爱千代（或“初代”）在结婚前突然与之解除了婚约。对于与秀子的婚姻，他表示“‘能让我保持童心的女性，就是我理想的妻子。’可是，他认为自己从来‘不曾有过所谓的童心。’” [11]这证明了他婚姻的失落。
张爱玲的曾祖父是李鸿章，其祖父张佩纶健在时“张家已经走了下坡路，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辈，更只是仰赖着先人的余荫。” [12]生长在封建大家庭中，她旧派绅士的父亲吸鸦片、逛妓院、养姨太太，受西方文化浸染的母亲思想自由前卫，几度丢下女儿去海外留学。父母不断争吵，直至离异。她自幼没得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和爱。年轻时，张与刚离婚的胡兰成情投意合后结婚，胡兰成亡命天涯时她不离不弃、誓死追随，却发现他到处拈花惹草，最终导致婚姻的失败。
可见，相似的没落家世、孤独凄苦的成长经历和失败的爱情婚姻，使两人都具有悲观主义思想，作品中多爱情和命运悲剧，体现出相似的悲哀审美风格。同时，早年丧母使川端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对女性经常是理想化的，这是川端认可推崇女性美的原因之一。而与川端相比，张爱玲不缺乏亲人，而缺少亲人该给予的爱，父母争吵的痛苦回忆，父亲腐朽生活暴露出的人性丑陋，再加上耳濡目染封建大家庭内部的尔虞我诈、人性扭曲，她更多体察到了现实中人性阴暗鄙俗的一面，因此形成了消极悲观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人性认识，作品也呈现出苍凉的底蕴。
（二）民族文化文学传统
川端康成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等。《源氏物语》是他的至爱。最初以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为接触点，《源氏》的“音读”同少年自身的不幸经历和感伤情绪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使他终生难忘；最终深深渗透了他的心，成为精神摇篮。《源氏》产生于贵族时代极盛转衰时，是平安文学的代表作。作家紫式部着重描写了兼具外貌、才艺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同时表现人物的生活悲剧和精神悲剧，例如出身高贵、容貌端丽、深受光源氏宠爱的紫姬，正当盛年就染病身亡；前面写繁华奢靡的宫廷生活，后面深沉悲凉的气氛越来越重。
《源氏》体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重要观念——物哀。物哀本指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会产生幽深玄静的情感（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等），包括三个层次：对人、世相和自然界。川端作品对女性美的着重阐释、对女性“美与悲结合体”的书写内容与《源氏》十分相似，小说中作者借人物之口，频繁抒发对人性、人的命运、自然四季的感伤、赞叹。这说明日本传统“物哀”精神，是川端“悲和美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观念的来源和基础。川端还把“物哀”精神推到了一个更有力量和深度的层次：用感情去把握现实的本质，以极其纤细敏锐的观察力去体悟自然四季、人性命运；融合佛教禅宗思想，将虚无、幽玄、无常感纳入“悲”的涵义。
生于封建文化大家庭的张爱玲，从小受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熏染。她的悲凉风格“深受民族悲剧意识泽被和传统文化、传统审美风格规约。”[13] 屈原《离骚》的哀怨凄绝， 建安诗歌的悲慨抒叹， 杜甫诗风的沉郁顿挫，李清照词调的悲愁伤感，曹雪芹《红楼梦》的怆凉悲切……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抒情传统。古代文人注重对人生缺憾的敏锐意识进行诗意化、审美化表达，而张爱玲以人性为关注焦点，继承了中国文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并对“忧患意识”进行审美化。她在小说里表现了现代人的存在意识、对时代的恐惧、对现代文明的失望等思想，这与传统忧患意识互相生发、渗透，并且后者笼罩、包容了前者。最终，文字呈现出的，不是西方现代的惨淡决裂，而是止于苍凉——以审美的、诗意的感哀来面对和处理苦难。传统文学的审美心理具有哀怨、凄婉、悲凉的特质，这是张爱玲苍凉底色的源头。 张爱玲自称《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 尤其是《红楼梦》。”[14] 张爱玲小说和《红楼梦》都抒发了作者本人的悲伤，其情绪特征十分相似。张爱玲和曹雪芹在各自小说里都寄寓着难以名言的身世之感；其透过作品表现出的对人生的认识和感慨具有相似性。《红楼梦》点出不尽之情会给人带来无穷痛苦，对人生悲欢、尘世生活的深刻认同中透着幻灭感伤；张爱玲小说冷静剖析人生的鄙俗、缺憾，同时对人生保有执着和依恋。她继承了《红楼梦》描写日常生活悲剧的叙事法则。张小说以普通人为关注对象，和《红楼梦》以饮食男女为主人公相似；张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述中渗透出“悲凉之雾”的写法，与曹雪芹在行坐起卧与言谈饮馔的描写中隐含悲剧相一致；张小说和《红楼梦》揭示的悲剧都具有普世性和启示性。
五、结语
背景经历的相似成分使川端康成和张爱玲的小说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色彩；而在成长经历的差异元素、各自文化文学传统影响下，二人“悲”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趋向和内涵：川端的悲美，张爱玲的悲凉。我们因此也可以触摸到中日各自文化的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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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掖平.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1（2）：44
[14]张爱玲.红楼梦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05（《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