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守实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流传着复旦教授有“八怪”的说法。十年前，我有一次在上海前复旦大学负责人王零先生家中聊天时，王老还对我说：“你知道吗？陈守实先生也是八怪之一。”我虽然是1955年才进复旦读书的，跟陈守实先生当研究生，又是1960年秋，但在入学以后，经过各种渠道，便听到守实先生的一些怪事。例如：1950年“土改”时，组织老教授参加安徽的“土改”工作队，陈先生在出发前夕，人已到了上海北火车站，但突然又掉头返校，表示不去；“思想改造”时，要老教授们人人表态，挖“思想霉素”，陈先生从不发言，党委的一位负责人，亲自找他谈话，他竟说：“你就是掏出手枪来对住我，我也不谈！”又有一次，他在复旦大礼堂——登辉堂上马列主义基础课（陈先生是解放后第一个在复旦大学开马列主义课程的），讲到工人阶级在旧社会、新社会的不同政治地位时，曾说：“现在的工人可不同了，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了！”当即有学生递字条给他，说他污蔑工人阶级，是立场问题。陈先生很气愤，从此拒绝再开这门课。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陈守实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行为方式，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但要说怪，其实也不怪。透过种种怪事，倒是可以看出陈先生是个不停地闪烁着思想火花的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品格。就以上述几件事而难忘风雨故人来论，组织“土改”工作队，难道有必要非把老教授也赶到乡下去参加运动不可吗？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胡风分子”张中晓所说，为“追求思想的平均分数”，要每个人都表态、作检查，显然是不对的。陈守实先生在历史上一贯进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在《资本论》翻译者之一郭大力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在抗日战争中，他不仅自己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新四军；且其爱女陈次青，毅然参加东江游击纵队，后牺牲。对于这样一位不断追求进步、光明的老教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他作思想检查，他能不拍案而起吗？至于说“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他不过是偶举一例罢了。对这件区区小事，有人竟给陈先生无限上纲，扣上那么大的政治帽子，难怪他拂袖而去了。
　　忆周予同先生
　　周予同（1898—1981）教授是教我们历史文选、经学史的老师。当年“五四运动”时，他是爱国学生的骨干，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宽厚，简直是位好好先生。
　　予同先生的随和，充分显示在课堂教学中。他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一次，说起他当年拜钱玄同先生为师，真的跪在地上，向钱先生磕了头。接着说：“现在多好，我教你们，是你们的老师，但都不要你们向我磕头了！”他本人、我们全班同学，都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他曾几次在课堂上笑着说：“中华民族的特点是什么？我看是吃饭、养儿子。”大家闻之大笑。周先生说：“我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儒家最讲究‘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两点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了，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特点。”1961年冬，在上海史学会的年会上，予同先生发言时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后，还开玩笑说：“所以我劝在座的青年同志，凡是有了朋友还没有结婚的，赶快结婚。”周先生的这一观点，“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其实，今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话，就不难发现，他说的绝非戏言。看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视“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传统，是很难透彻理解中国历史的。
　　予同先生从不伤害别人。1958年的一天在复旦工会小礼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只好上台讲几句，却一如既往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大传》，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照片，上面还有蔡元培先生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读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这样的评判，绝不属于“革命大批判”，伤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当时，除了予同先生，谁又能作这样的发言呢？
　　忆蔡尚思先生
　　蔡尚思先生以104岁的高龄辞世，创造了中国历代史学家的长寿纪录。我作为这位人瑞的众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寿，固然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75岁时还在操场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童心未泯，个性率真，胸怀坦荡，遇事每特立独行，老而弥坚。
　　我是1955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开见面会时，老师们当然都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几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谭其骧教授当时显得很年轻，手里拿着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边摇一边说：“我本来喜欢文学，但最后还是研究历史，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说：“我研究过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在美国留学时，对各种武器的性能，非常感兴趣，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研究历史好，便研究世界现代史了。”针对有些同学被录取到历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闷闷不乐，陈仁炳教授说：“旧社会男女结婚，很多并非是双方自愿的，但进了洞房后，就慢慢两情相悦了。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与历史专业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说得很形象，不少同学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讲话，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出生在农民家庭，小时愚钝，又不努力，读小学时所有功课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同学们听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门洪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又说：“不过，我后来发愤苦读，北上京华问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除诗集外，该馆的经、史、子、集，我全部读了一遍，抄录的资料，装了几个麻袋，终于成了历史学家。你们比我聪明，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也一定会有成就！”环顾当代历史学家，管窥所及，说自己儿时笨、成绩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只有谢国桢先生了。
　　事实上，蔡先生有时真像个老顽童。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时，认为吴稚晖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说：“吴稚晖居然说茅厕里的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这个吴老狗，这个吴老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满脸不屑，一只脚还不断踢着。我们都哈哈大笑。1996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复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这一年，蔡先生已91岁。他与我聊天时，依然谈笑风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去苏州拜望章太炎，看到老先生为人写字，润格甚丰，好大一堆钞票啊，看得他都傻眼了，边说边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视，似乎正看着太炎先生数钱，并伸出舌头。我一边笑，一边赶紧把他老人家扶起，他连连说，我不要紧的。我当时就想，中国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老学者。在另一次交谈时，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坏了，感到其他的牙也不是好东西，要医生全部拔光。陈圭如教授（胡曲园先生夫人）闻讯，说：“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拔牙法！”我觉得这很可笑，但他却表情严肃。他批评时下有些人写文章瞎编乱造，有个记者写他“毕业于德化中学”，他说：“其实，当时德化只有小学，根本没有中学，我就是小学生嘛！”这一天，我的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在1999年9月27日。我拿出一把紙扇，堪称不同凡响，上面有我认识的文坛、学苑师友亲笔签名。如于光远、丁聪、方成、王元化、王蒙、冯其庸、乔羽、朱正、李锐、李普、李慎之、杜导正、吴江、何满子、牧惠、柳萌、张思之、流沙河、贾植芳、梅志、曾彦修、黄宗江等数十人。这年蔡先生已94岁。前一年，因胃癌开刀，不久前又因气管炎住院，刚回家不久。人比过去消瘦，但思维、精神、嗓门依旧。我请他在扇面上签名，并开玩笑说：“您老签了名，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说“不够格”。我将扇面摊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签上名。他本来手有些抖。签名时，却一点未抖，字迹遒劲，宛如刀刻，真奇迹也。我请他写上94岁。好让我们也沾点福气，他提高嗓门说：“我从来是忘我，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