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15日，星期一。这天上午，施燕华和20多位同事提前了一个多小时来到联合国“占位子”。
　　长而矮的联合国会议厅大楼面朝纽约东河，与俗称“火柴盒”的高高扁扁的秘书处大楼毗邻。会议厅大楼里，大会堂高高的穹隆下，中心区域是代表席位，每个国家占据两排，共6席。隔一条过道，后面还有几排椅子，可供各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自由就坐。他们听说今天人会很多，去晚了就没座位了。
　　因为，这一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乔冠华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在全世界面前正式亮相。
　　在此之前，“五大国”一词在联合国已经多年没人提起了，现在四大国重回五大国。印度前国防部长梅农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当美国和苏联意见一致的时候，联合国就没有必要存在。当它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联合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今，人们都在谈论美国、苏联和中国“大三角”。
　　一个崭新的格局，已在东河之畔徐徐开启。

亮相

　　“早该如此！非常痛快！”
　　11月15日上午10时32分，在联合国礼宾司司长锡南·科尔莱的引导下，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秘书长符浩、代表熊向晖和陈楚、翻译唐闻生昂首步入联合国大会堂，清一色的深色中山装（外媒称为“高领毛式服装”）在西装领带的世界里煞是引人注目。面对记者“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有何感想”的提问，乔冠华如此回答，同时伴以标志性的仰天大笑。
　　这一天理论上是联合国裁军辩论的寻常一天。但实际上，裁军辩论已暂停了好几天，以等待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与会者一致同意，现在没有北京参加的讨论或谈判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复会的裁军大会准备先用半天时间，由各地区组（如西欧组、东南亚组）代表致辞，对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但议程很快就被突破了，各国代表纷纷现场报名，要求发言。
　　记者们注意到，中国代表一直专注地静听着，不时对照手中的代表名册。德新社写道：“中国人无论在哪里都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冷静态度，他们正在慢慢地、谨慎地探索他们在联合国的道路。”
　　会议从上午延续到下午，55个国家代表先后上台致欢迎辞。眼看天色已黑，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亚当·马利克只好宣布，没来得及发言的代表的稿子将由秘书处在会后印发。
　　下午6时40分，穿一身灰黑色中山装、架一副秀克朗眼镜的乔冠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向讲台。
　　乔冠华的发言长达45分钟。毛泽东为这篇发言定的基调是：第一要算账，算这么多年不让中国进联合国的账，要点美国和日本的名;第二要谈世界形势，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要讲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反对霸权主义，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发言稿直到头天晚上才经最后修改、由国内审定定稿。翻译组跟着中文，不停地修改英、法译文。施燕华和丈夫吴建民都是翻译组的，她是英文翻译，吴建民是法文翻译，外交部翻译室负责人冀朝铸曾开玩笑地说，“英法联军”要打到纽约了。讲话稿中感谢了“两阿提案”23个提案国的名字，他们校对了多遍，一个名字不能漏，顺序（按字母顺序排列）一个不能错。直到深夜，300份英文稿、100份法文稿装进纸箱，大家才安心回房间睡觉。
　　会员国131个，再加上记者，本来以为300份绰绰有余，没想到乔冠华上台才几分钟，发言稿就被一抢而光。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回住地，让火速加印100份送来。
　　整个过程中，大厅里鸦雀无声，两边走廊上站着的人没有同声传译的耳机，就看着手里的翻译稿听着。
　　乔冠华的发言对印度支那三国的抗美战争、对朝鲜的和平统一纲领、对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非洲国家反对白人殖民主义、拉丁美洲国家争取200海里领海权、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都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声援，对“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的超级大国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抨击。最后，他气势如虹地宣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乔冠华发言毕，几十个友好国家的代表前来握手祝贺，在过道里排起了长队。翻译组组长过家鼎受命记录祝贺国家的名字，他只能在人群的推推搡搡中勉力维持着自己的位置。施燕华庆幸这项任务没有落到自己头上，否则非被挤出“历史舞台”不可。
　　路透社和合眾国际社等媒体称，中国今晚初次登上联合国舞台，以一篇措词激烈的政策讲话震动了联合国大会，这让很多外交观察家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原来预料中国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将是一篇对各国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的简短发言。德新社称，乔的发言表明，北京将使自己成为“中小国家的喉舌和支持者”。
　　记者还注意到，乔冠华发完言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和以色列大使约瑟夫·特科阿都没有鼓掌。
　　这天上午，布什已和乔冠华初次打过照面了。双方是在中国代表团前往大会堂的必经之路上“偶遇”的，当时布什正在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边打电话，“不早不晚”刚好放下话筒。在科尔莱不失时机地做介绍后，双方人员“亲切而不过分热情”地互相握了手。这是美国国务院礼仪专家的杰作。 　　黄华与马立克的初次会面就远不是这样的氛围了。那是黄华首次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会议在法国代表雅克·科希丘什科-莫里泽的住处召开，黄华到时，其他三人已先到了。科希丘什科-莫里泽将黄华迎进门后，首先介绍了英国代表科林·克罗爵士，黄华与他握了手，然后介绍布什，也相互握了手。接着马立克也伸出了手，但在听到“这是苏联大使”的介绍后，黄华缩回了手，转身走开了。
　　布什回忆，那一刻屋里的空气像凝固了，让他多年后都难以忘记。他明白了，中国人是想公开表明，比起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国视苏联的“霸权主义”为更大的威胁。

谋杀案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意味着联合国大会的结束。
　　12月22日，26届联大在选出新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后闭幕。联合国工作进入“淡季”，很多国家代表都回国休假、度圣诞去了。
　　在纽约工作了42天之后，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回国。留下的40多人，开始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团和日常工作。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代表团包下的罗斯福旅馆14层（实际为13层）有70多个房间，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旅馆房间里，因为上街也只能看橱窗，生活枯燥而寂寞。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施燕华有一项工作是每天早上為团里几位不懂英语的领导读报。1972年初，纽约一家小报在不起眼的角落登了一则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对中国代表团下手，以制造事件破坏尼克松访华。代表团领导很重视，立即加强了安全措施，规定除了到联合国开会外不准外出。但防不胜防，悲剧还是发生了。
　　那是春节前一个星期天早上，代表团二秘吴妙发照例召集团里部分人员学英语，工勤人员王锡昌却没有出现，打房间电话无人接，敲门无人应。用旅馆的万能钥匙打开门，踹开链条锁，发现王锡昌躺在床上，已经死去了。
　　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为大家放电影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突然死去？医生再三说，年轻人猝死的原因很多，可能死于某种突发疾病，但中方始终不信。
　　周恩来指示代表团领导与美方交涉，指出正值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中美改善关系之际，美方对查清这一事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指示，在查清之前尸体不能火化。黄华立即写信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美国当局彻查。
　　纽约警方仔细勘察了现场，医院做了尸检，都查不出死因。王锡昌的尸体暂存冰柜，代表团不断督促美方破案。

　　直到两个多月后，代表团才接到纽约市医院的通知，说在王锡昌胃里发现了证据，王锡昌是喝了含有浓缩尼古丁的饮水引起神经中枢麻痹而死。代表团取回一小杯王锡昌的胃液，连同一杯他房间暖瓶里的水，交信使一同送回国内。国内的检测结果和美方的一致。
　　美国没有热水瓶，这种小暖瓶是代表团从香港购置的咖啡壶。当时纽约警方在14层电梯口派驻了一个警卫小组，24小时值守。但王锡昌的房间靠近货梯，在警方视线的盲区内。
　　从那以后，代表团成员如果外出，回来一定会把茶水倒掉。施燕华养成了直接喝自来水的习惯。多年过去了，案子一直没有告破，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出事后，代表团加快了购房的步伐。
　　找房子的任务落到了何理良的头上。代表团委托了一位律师，陪着她到处看房。纽约西区从前不被看好，律师调查后告诉他们，西区正在改善，林肯艺术中心常有音乐剧等演出，观众档次很高，附近很有发展前途，建议在这个地区买房。何理良在这一带看了多所房子，感觉要么太小了，要么设施不太齐全。这时，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意大利学生给他们介绍了林肯广场汽车旅馆。
　　林肯广场汽车旅馆位于百老汇马路和66街交汇处，对面就是林肯艺术中心和茱莉亚音乐学院。旅馆占地2000多平方米，共10层，有270多间房，有一个可供300多人就餐的大厅，大冰柜等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车库，有四个扇面，可停泊170辆车。
　　报告国内后，4月，周恩来迅速批下485万美元现款。代表团一次付清，将旅馆连楼带地皮买了下来。介绍这宗生意的意大利学生得到了1.5%的佣金，喜之不尽，当即去中国旅游了一趟。
　　交房前，房主两次通知延期。纽约警方牵着警犬，逐个房间排查，没查到什么爆炸物和危险品，倒是在一些房间的床垫下发现了《花花公子》《花花女郎》《阁楼》等刊物。
　　一番装修、筹备后，代表团欢天喜地搬进了自己的家。国内精制的铜牌也由信使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挂牌。
　　不久，国内派来的技术人员彻底检查了代表团驻地，从房间暖气片等处清除了多套窃听设备。
　　买这栋楼，中国代表团很看重的是它面积很大的地下车库。在房间里说话，声音会引起玻璃窗微微震动，有可能被外面的专用设备接收到，因此代表团有重要会议就到车库里去开。后来还专门设置了一间保密室，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通风设备，写重要材料要在里面熬上一两个小时，完成时通常已汗流浃背。

“中国人的智慧”

　　联合国会议大楼里，只有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办公室。中国的办公室很气派，临窗可俯瞰东河。吴建民发现，通过数窗户的多少，可以知道一个人在联合国的职位，如秘书长办公室是5扇窗子，副秘书长是4扇。
　　初进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只参加了大会、安理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经济社会理事会、行政预算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所有主要委员会。
　　频繁的请示报告和中央指示使纽约和北京之间的密电数量与日俱增。会外要做大量的工作，摸清不同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态度，了解清楚后请示国内。开始时，要等国内发了电报才敢投票，有时就来不及。后来发电报时就写“如有不妥，请于纽约时间×点前回复”。万一到时答复不及，就按原方案投票了。 　　黄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安理会的工作上，他的主要助手是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外交部才子周南。周南回忆，黄华正派厚道，工作细致负责，“细有好处，但过分了就太累了”。每次他去黄华办公室，总看到他坐在那里，腰后垫个枕头，不停地看资料，还不停地在上面画道道。但在外交谈判中，黄华却很坚持原则，有hard negotiator（强硬的谈判者）的名声。
　　何理良50年代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过，因此被派到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即第六委员会）工作。她参加审议的一个重要提案，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何理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实际上是联合国第三次审议这个公约，前两次的审议都是不公平的，因此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发起了第三次审议。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的重要国际多边谈判，也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国际谈判之一。
　　何理良参加了前五年的审议。直到1982年12月，历时9年的漫长谈判才落下帷幕，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第一批签字国。公约规定了12海里领海、专属经济区等，开始形成了新的国际海洋秩序。
　　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偶遇”后，天性热情的东道主布什开始尽地主之谊，邀请黄华夫妇等到他家做客，还送了黄华一套小巧好用的铁皮工具箱。他很善于交际，经常开玩笑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飯。

　　1972年初，传来周恩来的指示：不要深居简出，孤陋寡闻。此后代表团改变了开完会就回驻地的做法。
　　黄华常到挂有中国赠送的巨幅长城壁毯的代表休息大厅去同他国代表交谈，让他们非常高兴。一位拉丁美洲的代表带着佩服的口吻说：“这是中国人的个人外交，黄华在这里饮茶，态度十分随和。”非洲一位代表点评说：“这是‘第三世界’在联合国聚会的地方。中国人显然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地方。我不记得看见过布什先生或马立克先生到这里来喝过茶或咖啡。”
　　吴建民回忆，中国最早对联合国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是个“讲坛”，可以对外传播中国的声音;二是个“废话公司”，都是没什么用的老生常谈;三是个“文件制造工厂”，文件堆积如山但起不了多少制约作用。这一阶段，代表团把工作重点放在反霸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上，其余事务参与不多，美其名曰“超脱”。
　　联合国的休息厅、咖啡厅就像个自由市场，各种消息在这里流传，各种议案在这里筹划。吴建民常有意识地去坐一坐，竖起耳朵听周围的讨论，有时蜻蜓点水转一圈，都能获得不少信息。
　　在联合国，还有一个获取信息的场所，就是餐厅。联合国的餐厅分不同档次。代表餐厅比较高级，需提前订座，这里的餐桌时不时就变成谈判桌;普通工作人员餐厅则比较便宜，一般人都可以来此就餐，代表团的中层官员一般也在这里就餐。工作人员餐厅的一个套餐差不多4美元，含有一道主菜、一个汤和一份甜品。中国代表团的餐标是25美元一天，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标准了。
　　在国内时，施燕华曾给一些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做生活翻译。有位非洲国家的外长要一种叫seven up的饮料，她完全不知为何物，只能硬着头皮对钓鱼台国宾馆的服务员说，客人要“七上”。那时宾馆的饮料种类很少，没有什么“七上”“八下”的，客人只好作罢。到美国后她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柠檬汽水，叫七喜。
　　施燕华说，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时老师都是讲标准伦敦音，刚到纽约时觉得美国人说话就像北京人一样儿化音特别多，听着不习惯，但很快就适应了。
　　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科译员多来自香港和台湾，一些译法让人不知所云，比如，把“boycott”（抵制）翻译成“杯葛”。所以虽然有同声传译，开会时施燕华有时还是需要在代表团领导旁边“咬耳朵”。
　　施燕华的主要工作是把代表团的中文发言稿翻译成英文。中文发言稿都要先发回国内，审定后，再由她和过家鼎翻成英文，她翻初稿，过家鼎定稿，然后印出来，交给秘书处，秘书处再从英文翻译成其他语种，开会时由同传照着稿子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文科译员对中国的政治术语很不熟悉，让他们翻的话“那种口气出不来”。
　　苏联在裁军议题上很积极，中国代表团就针锋相对地予以揭露。苏联代表提议，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削减10%的经费，把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乔冠华发言反驳，说苏联代表的这个观点已宣传过多次，但至今没有告诉过我们，它真实的军费预算是多少，要弄清这个问题可能要花好几年时间，真正减下来更不知何年何月。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叫做“画饼充饥”。
　　这个成语，施燕华和过家鼎直译成“to paint a cake to allay hunger”。听到这里时，会场上出现了笑声。上午会议结束时，大会主席、卢森堡外长加斯东·托恩也借用这个成语说：“现在已超过一点（联合国上午的会议一般是一点结束），诸位想必饿了，正像中国代表团团长所说，画的饼不能充饥，我们该去吃饭了。”全场哄堂大笑。
　　乔冠华的发言稿大多是自己写的。深夜时，他一瓶茅台在手，文思泉涌。施燕华常在联合国里听到人们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里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

秘密渠道

　　最初两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承担了一项特殊工作：中美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1971年7月访华后，双方开辟了一条“巴黎渠道”，由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美国驻法大使沃尔特斯直接联络。但巴黎毕竟太远，中国代表团来后，基辛格提出在他和黄华之间开辟一条秘密联络的纽约渠道（黄华不在时由代表团二把手陈楚代替），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

　　当时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多利·多勃雷宁之间也有一条这样的直接联系渠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条侦察地形、避免重大僵局的途径。在第一次访华时，他就告诉周恩来，美国将继续与莫斯科打交道，但是将把可能达成的涉及中国利益的协议都详细告诉北京。
　　最初几次秘密会谈由唐闻生担任翻译，她随乔冠华回国后，施燕华代替她担任翻译，并兼联络员，同温斯顿·洛德保持直接联系。温斯顿·洛德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也是他的亲信和密友。
　　为避免代表团的电话被窃听，施燕华总是使用街上或联合国的公用电话。美方给她取了一个代号Kay，这是因为，如果报自己的名字，一来秘书很难听明白，二来总有中国人找洛德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吴建民回忆，有时候施燕华突然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做了什么，他不能问，她也不能说。
　　中國代表团的车都是黑色林肯轿车，挂CY打头的外交牌照，很容易识别，因此每次约会都由中情局派普通家庭用车来接。时间多在晚饭后，施燕华会提前请司机班长把地下车库的门打开，美方的车径直开进车库，关闭车库大门，黄华再下楼登车。
　　汽车驶入僻静的曼哈顿东区43街，停在一栋二层小楼前。这是一栋无人居住的空楼，二楼小客厅里除了一套沙发和一张茶几外什么都没有。时间每次都安排得很精准，双方到达的时间一般只差一两分钟。
　　每次会谈施燕华是唯一的翻译，这是她第一次担任政治会谈的翻译。中央领导对会谈极为重视，外交部要求她不但要做翻译，还要做记录，要报回逐字记录。她感到压力很大，口译速度明显放慢。
　　在施燕华的印象中，基辛格个子不高，戴着大框眼镜，很自信，微笑时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他说话喉音重，带着德国口音，作为哲学博士的他喜欢用长句和大词，夹杂着拉丁文，而且常常一边讲话一边嚼着桌上的点心。施燕华觉得，他那带着饼干碎末的喉音简直是一种灾难。让她能够稍微放松的是，出身燕京大学的黄华英文很好，在延安时就是毛泽东和斯诺之间的翻译，如果有什么问题是会替她把关的。
　　作为联络员，施燕华还担负着传递口信的任务。有时，基辛格自己不来，派温斯顿·洛德来传递口信。有时，中方有信息要反馈，就请洛德跑一趟。
　　洛德来的时候总是很晚，有时甚至是深夜。他来之前，施燕华会跟值班人员打好招呼，让其留意门铃。人到后，她会给客人准备好茶水。她发现美国人都爱喝中国的茉莉花茶。
　　进入1972年4月，越南形势升级。这期间，中美双方频频接触，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又微妙的外交博弈。
　　4月3日，基辛格派洛德来纽约，递交了一份口信。口信的正式名目是答复中国对美国舰船侵入西沙群岛海域的抗议，但真正目的是提醒中国政府注意越南问题对于美国的极端重要性，称“各大国有责任对这个问题发挥缓和的影响，而不要恶化局势”。4月12日中方答复了口信，对越南人民表示声援，警告美国已经越陷越深了，但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5月8日晚9时，尼克松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北越所有港口布雷。就在讲话发表前一小时，基辛格派彼得·罗德曼来纽约，向黄华递交了尼克松给周恩来的一封信。这种信的格式都一样，没有签名，信纸上没有发信机关的名字，连水印也没有。信中提醒周恩来，“想在印度支那长期待下去的不是美国”（暗指苏联），并回顾了“过去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耐心地打开了建立在两国深远利益上的新关系”，希望“在一时的激情冷下来之后，我们能集中精力于长期的利益”。罗德曼注意到，黄华脸色忧郁地读完了信，未做评论，还请他喝了几杯茉莉花茶。
　　周恩来收到了这封信，同时还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信，要求将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陆路转运。中方发表了响应越南、谴责美帝的政府声明，同时“驳复”了柯西金的信。这期间，中国还通过巴黎渠道向美方询问了有关美国众议院领袖哈尔·博格斯和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的技术安排。事实上，访问定于6月底，时间还早。
　　基辛格回忆，此前专家预料北京会冻结中美之间除不重要的民间往来外的一切关系，中情局分析中国很可能会像1968年前派出支援部队那样对越南提供直接援助，包括同意苏联的援越物资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至此他们明白，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之路仍将继续。基辛格感叹：“到这时我们已十分清楚，中国人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均势政治”终于给美国带来了孜孜以求的“体面的和平”——1973年1月23日，《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巴黎协定》终于由各方签署。更重要的是，战后的两极世界结束了。
　　越南问题解决后，基辛格于1973年2月再次访问中国，双方发表公报称：现在是加速关系正常化的适宜时机，“双方一致认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将对和缓亚洲和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1973年5月，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联络处。中方的内部通报称：“双方将互设的联络处，不是外交代表机构，但作为默契将互相给予外交豁免，享有外交特权。”
　　基辛格说，通过几年精心培育，美中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是一种建筑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奇特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因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
　　至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就结束了秘密联络渠道的使命。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使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之路，才刚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