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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的相关检索，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性侵儿童的案例有1.7万余例，涉及的罪名包括猥亵儿童罪、强奸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奸淫幼女罪（已废止）、嫖宿幼女罪（已废止）。自1991年至2017年案例呈上升趋势，其中2012年至2017年增长速度较快。据公益项目“女童保护”统计，2013年至2018年，媒体共曝光2096起性侵儿童的案例。但普遍认为，这或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未进入司法程序或者未公开报道的群体无法估计，形势令人担忧。
性侵儿童犯罪的三大基本特征
观察这些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例，明显可以总结出这类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加害人中熟人比例高。对孩子进行性侵害的，通常都是孩子熟悉、信任、尊重、亲近和依赖的人，其中包括家庭成员及亲戚、邻居、同村村民、教师、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等。由于孩子往往对这些人没有防范意识，性知识匮乏和保护意识淡薄，再加上熟人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特殊身份，或者凭借其地位，很容易实施加害行为。据公益项目“女童保护”近些年来发布的统计数据，70%-80%的儿童性侵害事件正是这些人所为。
第二，被害人以女童为主，呈现低龄化。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男孩女孩都有，但女孩的占比较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统计的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的数据，均显示被害人中女童的比例超九成。同时，前述统计的数据表明，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儿童是易受害群体，但从历年的变化来看，性侵儿童案件中的被害人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可能低龄儿童心智发育更为不健全，对自己的身体、性、道德、法律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概念，更容易被诱惑、欺骗;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儿童身体发育比较迅速，生理特征凸显较早，对犯罪人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低龄儿童的记忆、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不足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刑事追诉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助长加害人犯罪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
第三，哄骗诱惑是最主要的犯罪手段。儿童缺乏辨别力，缺乏必要的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对犯罪人缺乏防范心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报告显示，70%左右的犯罪分子会使用哄骗诱惑的方式。最通常的表现是加害人利用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以给零钱、零食、玩具为诱饵，将未成年被害人带至无人的地点进行侵害。犯罪行为结束之后，成年加害人往往威胁未成年人不可将当天的事情告知他人。此外，还有些犯罪分子会使用变态手段，或者恐吓、强制、暴力、灌醉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处置性侵儿童犯罪的法律困境
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性规定及措施，是处置侵犯儿童犯罪的基础。当前，我国处置儿童犯罪存在诸多法律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性侵儿童犯罪性质十分恶劣、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严则严，罚当其罪，但是由于我国对于此类犯罪控制在刑事立法层面不严密、不完善，导致在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阶段都无法切实贯彻严厉的刑事政策。
第二，按照现有立案标准和证据标准，惩处性侵害儿童犯罪，面临取证难、定罪難的困境。在猥亵儿童类犯罪中，往往缺少直接的目击证人和DNA鉴定等关键旁证，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仅凭被害儿童的陈述，定罪的难度很大。
第三，对被害儿童的法律保护远远不够。一方面，对被害儿童缺乏持续性的心理辅导，随后会出现一系列心理障碍或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被害儿童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真正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很多时候还要忍受来自家人、邻居、同学等身边人的歧视。
防治性侵儿童犯罪的对策建议
被害人对自身的性保护意识淡薄，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监护人疏于监护，法律打击力度不够，社会预防机制不健全，是当前公认的导致儿童遭受性侵害的高发因素。对此，笔者建议在立法、司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出台针对性的对策：
第一，从立法上完善预防和处置措施。首先，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进行性知识教育的职责;其次，完善刑法有关规定，对于多次性侵、长期性侵、一人性侵多人等严重犯罪的要设置不同的量刑区间，增加刑罚的弹性，更好地实现刑罚的预防作用，而不是笼统地适用一个量刑区间从重处罚;再次，完善对被害儿童的保护，规定应当根据情况尽快对被害儿童进行身体疗愈和持续的心理辅导;规定被害儿童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最后，通过制定从业禁止、电子追踪、信息披露等制度，限制或者剥夺再犯风险高的加害人的再犯机会或能力。
第二，从司法上通过专业化建设来加大打击力度。首先，推广设立一站式取证平台，尽量做到一次性全面、客观取证，为后面追诉犯罪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其次，充分借助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询问，最大程度保障被害人陈述的准确性;最后，准确适用法律，对于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第三，从社会治理上加强综合治理。首先，推广和普及家庭教育，促进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降低儿童被害风险;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或实施侵害的时候，应由国家政府机构代行监护，保护儿童免遭侵害;其次，完善招录、考核机制，提升儿童相关从业者素质;再次，提高各方面及时报告的意识，尽快发现、处置儿童遭受性侵的情况;最后，有序引导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参与到性侵儿童犯罪的预防和处置中来，补强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的薄弱环节。
性侵儿童犯罪的三大基本特征
观察这些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例，明显可以总结出这类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加害人中熟人比例高。对孩子进行性侵害的，通常都是孩子熟悉、信任、尊重、亲近和依赖的人，其中包括家庭成员及亲戚、邻居、同村村民、教师、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等。由于孩子往往对这些人没有防范意识，性知识匮乏和保护意识淡薄，再加上熟人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特殊身份，或者凭借其地位，很容易实施加害行为。据公益项目“女童保护”近些年来发布的统计数据，70%-80%的儿童性侵害事件正是这些人所为。
第二，被害人以女童为主，呈现低龄化。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男孩女孩都有，但女孩的占比较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统计的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的数据，均显示被害人中女童的比例超九成。同时，前述统计的数据表明，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儿童是易受害群体，但从历年的变化来看，性侵儿童案件中的被害人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可能低龄儿童心智发育更为不健全，对自己的身体、性、道德、法律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概念，更容易被诱惑、欺骗;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儿童身体发育比较迅速，生理特征凸显较早，对犯罪人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低龄儿童的记忆、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不足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刑事追诉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助长加害人犯罪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
第三，哄骗诱惑是最主要的犯罪手段。儿童缺乏辨别力，缺乏必要的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对犯罪人缺乏防范心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报告显示，70%左右的犯罪分子会使用哄骗诱惑的方式。最通常的表现是加害人利用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以给零钱、零食、玩具为诱饵，将未成年被害人带至无人的地点进行侵害。犯罪行为结束之后，成年加害人往往威胁未成年人不可将当天的事情告知他人。此外，还有些犯罪分子会使用变态手段，或者恐吓、强制、暴力、灌醉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处置性侵儿童犯罪的法律困境
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性规定及措施，是处置侵犯儿童犯罪的基础。当前，我国处置儿童犯罪存在诸多法律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性侵儿童犯罪性质十分恶劣、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严则严，罚当其罪，但是由于我国对于此类犯罪控制在刑事立法层面不严密、不完善，导致在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阶段都无法切实贯彻严厉的刑事政策。
第二，按照现有立案标准和证据标准，惩处性侵害儿童犯罪，面临取证难、定罪難的困境。在猥亵儿童类犯罪中，往往缺少直接的目击证人和DNA鉴定等关键旁证，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仅凭被害儿童的陈述，定罪的难度很大。
第三，对被害儿童的法律保护远远不够。一方面，对被害儿童缺乏持续性的心理辅导，随后会出现一系列心理障碍或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被害儿童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真正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很多时候还要忍受来自家人、邻居、同学等身边人的歧视。
防治性侵儿童犯罪的对策建议
被害人对自身的性保护意识淡薄，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监护人疏于监护，法律打击力度不够，社会预防机制不健全，是当前公认的导致儿童遭受性侵害的高发因素。对此，笔者建议在立法、司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出台针对性的对策：
第一，从立法上完善预防和处置措施。首先，明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进行性知识教育的职责;其次，完善刑法有关规定，对于多次性侵、长期性侵、一人性侵多人等严重犯罪的要设置不同的量刑区间，增加刑罚的弹性，更好地实现刑罚的预防作用，而不是笼统地适用一个量刑区间从重处罚;再次，完善对被害儿童的保护，规定应当根据情况尽快对被害儿童进行身体疗愈和持续的心理辅导;规定被害儿童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最后，通过制定从业禁止、电子追踪、信息披露等制度，限制或者剥夺再犯风险高的加害人的再犯机会或能力。
第二，从司法上通过专业化建设来加大打击力度。首先，推广设立一站式取证平台，尽量做到一次性全面、客观取证，为后面追诉犯罪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其次，充分借助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询问，最大程度保障被害人陈述的准确性;最后，准确适用法律，对于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第三，从社会治理上加强综合治理。首先，推广和普及家庭教育，促进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降低儿童被害风险;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或实施侵害的时候，应由国家政府机构代行监护，保护儿童免遭侵害;其次，完善招录、考核机制，提升儿童相关从业者素质;再次，提高各方面及时报告的意识，尽快发现、处置儿童遭受性侵的情况;最后，有序引导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民间团体参与到性侵儿童犯罪的预防和处置中来，补强国家在犯罪治理中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