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书”者会成为笑柄
　　古代官员的选拔，是采取“学而优则仕”的入仕制度，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没有对儒家学问有一定积累，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这样一来，习惯使然，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
　　据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后晋有个叫冯玉的人，他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不妨碍其步步高升。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同僚代笔。就这样，他竟然官至宰相。
　　史料上说，冯宰相“不知书”，至于“不知书”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说明。有个例子说，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
　　这件事传开来，成为官场笑谈，冯也被称为“不知书宰相”。可见，即使在1000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老师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
　　同时，政府还明确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1600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
　　当时官员的文化程度虽然不太高，但是，励精图治的苻坚倡导学习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
　　聘请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漢。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换句话说，就是建国后，凡事都要守纪律、讲规矩、有章法，当年打打杀杀、行伍出身的武将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籍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他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大力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文化知识、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虽然，历史上那些“精明”的统治者对官员进行相关文化培训，是为了达到维护、巩固本阶级统治的目的，但是，这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和行政执行能力，乃至道德情操。
　　“临时工”可以因学法得以提拔
　　汉宣帝时，因研究《尚书》誉满华夏的学术泰斗夏侯胜被关进监狱，和原丞相府官员（放在现在不入正式编制，也就相当于一个“临时工”）黄霸成为“狱友”。在一起服刑的过程中，夏侯胜觉得黄霸在法律领域相当有才。几年后，两人相继刑满释放，夏侯胜在被“平反”担任“国家监察部长”后，马上向皇帝举荐了黄霸，理由是他对法律十分精通。不久，黄霸被朝廷任命为扬州刺史（绝对的加官晋爵，提拔重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既然“精通法律”能迅速提升，于是古代官场“学法”蔚然成风，一些名头很响的大师也迅速看准了这个巨大的市场，竟以自身名气作为品牌资源，创办私立学校，将律令之学作为学校的王牌专业，广招各级官员和读书人为学生，大发横财。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就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心得，写成“公羊治狱十六篇”，在自己的私立学院中传授学生赚钱。当时还出现一批精通法律的“另类”人物，为了发大财，竟辞官不做，专门做培训行当。比如钟皓，颍川郡人，“世善刑律”，政府多次聘他当官，可他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其每年开法律培训班的合法收入，不知高于他做官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