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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次进城”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过半。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执政党正面临“第二次进城”的考验。这一次进城，主要挑战来自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就其难度和挑战的艰巨性而言，丝毫不亚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第一次进城”。
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有5亿人口迁入了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有统计表明，在目前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城市，已经成为产业集聚、财富创造和人口聚集的中心，与此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历来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一直在农村地区发生，但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出现了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趋向，未来的社会冲突高发区将是城市。城市工作正凸显出新的重要意义。
在这样一个转换时刻，执政党需要唤起强烈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自觉，努力学习和认识城市的性质和规律，逐步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复杂而多元的城市人群，建立起新的治理模式。
在这一新的城市管理视野中，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执政党第二次进城将面临的主要考验，就是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这也是直面现行城镇化发展之弊。
城市文化缺失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现行城镇化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代价更加沉重。
在相似的城市面孔中，看不到历史和文化对城市性格的塑造。城市有产业而无生活，有生活而无品质；传统的共同体日益瓦解，邻里生活渐趋消失，进而导致人际隔膜、阶层隔膜、人心隔膜，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支撑，社会缺乏共同伦理。这些现象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伴而生，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副产品。
我们在追求和享受城市文明好处的同时，忽略了城市生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城市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产业高度集聚，是一个复杂的人工化系统，它无法仅仅依靠人们自发的调适，也无法简单靠法制和规则来规范，它必须依靠强大的文化力量来维持、来提升。缺失了城市文化的城市，是无灵魂的钢铁和水泥森林。
关注城镇化，不仅要关注产业增长，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改革，更要关注城市文化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直面文化命题。因为说到底，人们聚集城市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城市文化，则是一个城市能否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文化缘何缺失
城市文化的缺失，首先是源于中国尚无力创造与现代工业社会相伴生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仅仅30年，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社会演进为一个工业社会，但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并未确立，中国人仍在寻找工业化时代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形态。这种矛盾，就深刻地反映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格局中。
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又悄然袭来。在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短短的时间内，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要求一个与之适应的城市文化，而带有后工业特点的新文明对城市文化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广大的城市人群自身，都在学习熟悉这一挑战。
若把视线放得更远，整个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不断消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无力回应西方挑战，只好转而习得西方的现代化以应对外部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工业和城市文明在内的现代体制都带有嫁接性，势必有一个将自己的文化传统简单化甚至妖魔化的过程。在传统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下建设新文化，无疑困难重重。不单城市文化，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看到中国融入现代世界这一特殊经历所带来的后遗症。
城市文化问题上的缺失，也跟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一些误区有关。这一思想源头上的误区，导致执政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片面强调将城市定位为工业和生产力工具，而忽视城市有其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维度。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城市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聚中心，是追求利润的物质生产场所，同时也是高度异化和扭曲的人际关系的聚合体。在这种理解下，城市是丑恶的。
中国共产党也承袭了马克思对城市的这一认识，对城市充满警惕和提防。党在夺取政权、接管城市之后，即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把城市看成一个生产场所，一个支持工业发展的平台，消费性和文化性的需求被抑制到基本水平，城市生活更多服从于早期工业化的无情压力。这一城市定位，也跟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模式有很大差异。在传统中国，农业是主导产业，城市主要是作为消费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而1949年以后，城市建设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着手的。如国家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有着严格限定，服务业不发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
这一对城市定位的偏差，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之后，中国开始取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市场的力量以及全球一体化因素都加入进来。在此期间，市场力量凸显，成为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前后两个时期的城市发展策略差别明显，但中国在现代社会应走怎样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仍没有最后答案。
在西方发达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现代性的弊端暴露得更为充分，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更为深刻。在城市问题上，人们逐渐认识到，古典城市的内涵自有其价值，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人类共同生活家园的理想，重新得到确认；城市的美好不仅体现为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平等和参与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然而，西方对于城市文明的新认识并没有在我们这里得到及时回应。限于发展阶段，也囿于各种体制和利益格局，我们的城市化仍然沿着旧有的道路快速推进。问题的积累也越来越严重。 城市文化的缺失，也是现有体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城市文化受制于各种形塑力量的综合博弈。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力量往往决定着城市文化的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和行政力量占据主导。这个阶段的城市文化形态，也相应地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和全能国家色彩。
改革开放打开了社会的活力，但首先得到最充分体现的是资本和商业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并与行政权力合作，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社会自身的力量仍处于发育阶段，其组织化的程度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
很明显，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结合，由此造成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不平衡的，城市文化也一定是扭曲的，不可能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
三、如何涵养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城市体系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城市文化的品格和定位，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如此经济才能长期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一个好的城市，必有好的文化价值的支撑。
无疑，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
首先，发育社会力量，形成城市格局的均衡。显然，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与此同时，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力量来表达和支配。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一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终形成，应该有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及互动的过程，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无法形成城市精神，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无法建构健康的城市文化。可以说，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是城市文化塑造过程中的一个新命题，也是解决文化涵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当前，社会力量的介入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开始快速露头。四川地震中间，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力量的爆发。这种力量现在仍然很乱，显得没有章法和秩序，但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介入已经开始。而从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好的城市化进程的背后，一定是有较为均衡的力量格局，是政府、市场机制和社会三方博弈的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我们也应期待社会力量更广泛的参与，如此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与和谐。
这个平衡状态的到来，仍需假以时日。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借重政府力量来对过分恣意的资本冲动加以制衡。资本无疑是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势力量，它的活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也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商业力量有时也会有自己的文化追求，但往往只是以文化作为包装，以便利其达成更高层次的整合资源。在社会力量未发育且尚未找到合适的参与渠道之前，应该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制约资本力量，由此达成一个大体均衡的城市格局。
其次，政府要推动身份平等和流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产业积聚，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成为磁力中心。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涌入了过多的人口。外来人口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弃基本的市民尊严。何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人口流动？根本原因还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户口就是一种调节资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应致力于促进不同身份群体的自由和平等发展机会，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反映在资源配置上，就是注重发挥发达地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而非汲取作用；把一些基础性社会资源，如教育、产业机会和环境资源等，适度分散。让人们可以留在当地，为自己的家乡作贡献，就近城市化。这样在地域间才能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否则，像现在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大城市只会越来越膨胀，而小城镇建设逐渐失去人才和动力，趋于萎缩。
再次，城市文化发育中最常被关注的两手——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今天，人们在观念层面大都承认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普遍认识到离开了历史文化遗存及其附着其上的思想情感，也就割裂了历史记忆，城市文化将是虚无缥渺的。因为从哲学本质上说，人是生活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
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成为问题，主要在于很多情况下它与城市化发展产生矛盾，并常常成为城市开发的牺牲品。一些城市在快速发展当中，将传统文化延续看作阻力，或者简单地将之作为商业项目加以开发，这都是错误的倾向。正是在这一思维的误导下，出现了城市发展中的“去历史、去文化”的现象，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悲剧。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把这些历史遗存和历史条件变成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随便抛弃。
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可用于闲暇、娱乐等文化享受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传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领域，符号属性和精神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文化产业正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倡导文化建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更是获得了政治层面的推动。各地方普遍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点来培育，大量的民间资本也加入进来。
从政府的角度，在为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塑造良好环境的同时，需要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不尊重文化产业的产业特点，仍然延续工业化模式对其加以规划和设计，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过度商业化。文化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除了努力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还应创造条件鼓励自发的、群众性的文化形式。
第四，注重场所的塑造。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共场所的建立。场所是带有精神内涵的空间，造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建筑容易，但是塑造一个有助于人们交往互动、能进行交流和精神沟通的场所，却非常难。
在之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大部分城市是没有场所的，只是居住类的工业产品。而传统文化也都在大拆大建之中丧失了。结果，很大程度上我们城市的空间和场所丧失了文化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和特色。 有鉴于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从文化的拼贴变成场所的塑造。在未来的城市设计中，必须首先考虑人在怎么样的条件下生活，怎么样建立交往和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建筑设计除了要考虑自然的因素、体现美感，还应该重点思考怎么为居民的交往互动、思想交流创造便利条件。不能再延续现在的做法，在城市建设中把人民分割开，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存在。
城市场所和空间塑造需要多元智慧，需要经得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认同，任何单一取向的设计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第五，将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地区进行文化建设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在一个大规模的开放社会里使陌生人再熟悉化。也就是说，在单位制瓦解之后，如何塑造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来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这无疑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可以参考在传统社会里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机制，比如乡约。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社区也可以在居住小区和邻里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学、制定社约，居民互相交流、诵读经典。由此，城市人群可以摆脱去组织化的原子个体状态，而获得一种团体性的文化生活。再比如，风俗和节日是塑造和确认社会团结的一种有力形式，也可以多种形式发掘这些传统节日的意涵，使之融入现代都市生活。
这里的一个要点在于，这种文化建设是非商业化的，是立足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观。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城市文化，我们会发现城市文化不仅发育不足，而且也过度商业化。如何在饱受资本和商业渗透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一条可行的文化建设路径，将是城市文化发育的重要课题。这一工作也将和社会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多数场合下，两者可以说是统一的。
最后，大力锻造城市发展的动力机 “软件”——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培养。城市文化的培育，不仅取决于体制安排这样的上层建筑，更决定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素质和生活方式。在这中间，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尤其重要。这是塑造城市文化的软件部分。
今天一些人盛赞西欧国家的城市风貌和民情，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欧洲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足够涵养出大众审美意识的时间段。而反观我们现代城市化的曲折发展，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其快速成长阶段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在如此狭促的时间里，很难想象会培育出一个成熟稳健的审美意识。
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断裂，其实也是大众主体的审美意识丧失的问题，是人们在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这一天然矛盾中，急功近利地选择短期利益和物质化的利益，而缺少文化和美学层面的考虑。可以说，中华民族固有的功利思想加剧了现代化过程中这一大众审美情趣的丧失。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缺少文化自信。毫无疑问，城市文化的春天，仍然有待于一个整体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到来。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过半。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执政党正面临“第二次进城”的考验。这一次进城，主要挑战来自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就其难度和挑战的艰巨性而言，丝毫不亚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第一次进城”。
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有5亿人口迁入了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有统计表明，在目前的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城市，已经成为产业集聚、财富创造和人口聚集的中心，与此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历来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一直在农村地区发生，但近年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已出现了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趋向，未来的社会冲突高发区将是城市。城市工作正凸显出新的重要意义。
在这样一个转换时刻，执政党需要唤起强烈的城市意识和城市自觉，努力学习和认识城市的性质和规律，逐步将执政的社会基础转移到复杂而多元的城市人群，建立起新的治理模式。
在这一新的城市管理视野中，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城市文化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执政党第二次进城将面临的主要考验，就是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城市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治理。这也是直面现行城镇化发展之弊。
城市文化缺失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得现行城镇化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代价更加沉重。
在相似的城市面孔中，看不到历史和文化对城市性格的塑造。城市有产业而无生活，有生活而无品质；传统的共同体日益瓦解，邻里生活渐趋消失，进而导致人际隔膜、阶层隔膜、人心隔膜，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支撑，社会缺乏共同伦理。这些现象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伴而生，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副产品。
我们在追求和享受城市文明好处的同时，忽略了城市生活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城市地区人口高度集中，产业高度集聚，是一个复杂的人工化系统，它无法仅仅依靠人们自发的调适，也无法简单靠法制和规则来规范，它必须依靠强大的文化力量来维持、来提升。缺失了城市文化的城市，是无灵魂的钢铁和水泥森林。
关注城镇化，不仅要关注产业增长，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改革，更要关注城市文化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直面文化命题。因为说到底，人们聚集城市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城市文化，则是一个城市能否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二、城市文化缘何缺失
城市文化的缺失，首先是源于中国尚无力创造与现代工业社会相伴生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仅仅30年，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社会演进为一个工业社会，但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并未确立，中国人仍在寻找工业化时代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形态。这种矛盾，就深刻地反映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格局中。
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又悄然袭来。在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短短的时间内，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要求一个与之适应的城市文化，而带有后工业特点的新文明对城市文化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广大的城市人群自身，都在学习熟悉这一挑战。
若把视线放得更远，整个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不断消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无力回应西方挑战，只好转而习得西方的现代化以应对外部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工业和城市文明在内的现代体制都带有嫁接性，势必有一个将自己的文化传统简单化甚至妖魔化的过程。在传统格局被打破的情况下建设新文化，无疑困难重重。不单城市文化，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能看到中国融入现代世界这一特殊经历所带来的后遗症。
城市文化问题上的缺失，也跟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一些误区有关。这一思想源头上的误区，导致执政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片面强调将城市定位为工业和生产力工具，而忽视城市有其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维度。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城市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聚中心，是追求利润的物质生产场所，同时也是高度异化和扭曲的人际关系的聚合体。在这种理解下，城市是丑恶的。
中国共产党也承袭了马克思对城市的这一认识，对城市充满警惕和提防。党在夺取政权、接管城市之后，即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把城市看成一个生产场所，一个支持工业发展的平台，消费性和文化性的需求被抑制到基本水平，城市生活更多服从于早期工业化的无情压力。这一城市定位，也跟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模式有很大差异。在传统中国，农业是主导产业，城市主要是作为消费和政治中心而存在。而1949年以后，城市建设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着手的。如国家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有着严格限定，服务业不发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
这一对城市定位的偏差，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之后，中国开始取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市场的力量以及全球一体化因素都加入进来。在此期间，市场力量凸显，成为塑造城市的重要力量。前后两个时期的城市发展策略差别明显，但中国在现代社会应走怎样的城市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仍没有最后答案。
在西方发达世界，现代化进程走在前列，现代性的弊端暴露得更为充分，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更为深刻。在城市问题上，人们逐渐认识到，古典城市的内涵自有其价值，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人类共同生活家园的理想，重新得到确认；城市的美好不仅体现为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平等和参与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然而，西方对于城市文明的新认识并没有在我们这里得到及时回应。限于发展阶段，也囿于各种体制和利益格局，我们的城市化仍然沿着旧有的道路快速推进。问题的积累也越来越严重。 城市文化的缺失，也是现有体制和力量格局的反映。城市文化受制于各种形塑力量的综合博弈。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力量往往决定着城市文化的形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和行政力量占据主导。这个阶段的城市文化形态，也相应地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和全能国家色彩。
改革开放打开了社会的活力，但首先得到最充分体现的是资本和商业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并与行政权力合作，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就是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社会自身的力量仍处于发育阶段，其组织化的程度和自我治理的能力，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
很明显，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的结合，由此造成的城市格局一定是不平衡的，城市文化也一定是扭曲的，不可能真正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要求。
三、如何涵养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城市体系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城市文化的品格和定位，反过来又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如此经济才能长期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一个好的城市，必有好的文化价值的支撑。
无疑，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
首先，发育社会力量，形成城市格局的均衡。显然，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与此同时，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力量来表达和支配。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一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最终形成，应该有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及互动的过程，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无法形成城市精神，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无法建构健康的城市文化。可以说，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是城市文化塑造过程中的一个新命题，也是解决文化涵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当前，社会力量的介入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这股力量已经开始快速露头。四川地震中间，我们就看到了社会力量的爆发。这种力量现在仍然很乱，显得没有章法和秩序，但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介入已经开始。而从各国城市化的经验来看，好的城市化进程的背后，一定是有较为均衡的力量格局，是政府、市场机制和社会三方博弈的结果。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我们也应期待社会力量更广泛的参与，如此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与和谐。
这个平衡状态的到来，仍需假以时日。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仍然需要借重政府力量来对过分恣意的资本冲动加以制衡。资本无疑是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势力量，它的活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也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商业力量有时也会有自己的文化追求，但往往只是以文化作为包装，以便利其达成更高层次的整合资源。在社会力量未发育且尚未找到合适的参与渠道之前，应该善用政府的有形之手制约资本力量，由此达成一个大体均衡的城市格局。
其次，政府要推动身份平等和流动。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产业积聚，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成为磁力中心。目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涌入了过多的人口。外来人口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弃基本的市民尊严。何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人口流动？根本原因还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户口就是一种调节资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为应对这一局面，政府应致力于促进不同身份群体的自由和平等发展机会，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反映在资源配置上，就是注重发挥发达地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而非汲取作用；把一些基础性社会资源，如教育、产业机会和环境资源等，适度分散。让人们可以留在当地，为自己的家乡作贡献，就近城市化。这样在地域间才能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否则，像现在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大城市只会越来越膨胀，而小城镇建设逐渐失去人才和动力，趋于萎缩。
再次，城市文化发育中最常被关注的两手——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今天，人们在观念层面大都承认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普遍认识到离开了历史文化遗存及其附着其上的思想情感，也就割裂了历史记忆，城市文化将是虚无缥渺的。因为从哲学本质上说，人是生活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
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成为问题，主要在于很多情况下它与城市化发展产生矛盾，并常常成为城市开发的牺牲品。一些城市在快速发展当中，将传统文化延续看作阻力，或者简单地将之作为商业项目加以开发，这都是错误的倾向。正是在这一思维的误导下，出现了城市发展中的“去历史、去文化”的现象，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悲剧。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把这些历史遗存和历史条件变成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随便抛弃。
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可用于闲暇、娱乐等文化享受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是在传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领域，符号属性和精神附加值也越来越高。文化产业正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倡导文化建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更是获得了政治层面的推动。各地方普遍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点来培育，大量的民间资本也加入进来。
从政府的角度，在为文化产业发展积极塑造良好环境的同时，需要注意避免两个误区。一是不尊重文化产业的产业特点，仍然延续工业化模式对其加以规划和设计，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过度商业化。文化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除了努力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还应创造条件鼓励自发的、群众性的文化形式。
第四，注重场所的塑造。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共场所的建立。场所是带有精神内涵的空间，造一个物理空间上的建筑容易，但是塑造一个有助于人们交往互动、能进行交流和精神沟通的场所，却非常难。
在之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大部分城市是没有场所的，只是居住类的工业产品。而传统文化也都在大拆大建之中丧失了。结果，很大程度上我们城市的空间和场所丧失了文化内涵，缺乏城市个性和特色。 有鉴于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从文化的拼贴变成场所的塑造。在未来的城市设计中，必须首先考虑人在怎么样的条件下生活，怎么样建立交往和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建筑设计除了要考虑自然的因素、体现美感，还应该重点思考怎么为居民的交往互动、思想交流创造便利条件。不能再延续现在的做法，在城市建设中把人民分割开，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存在。
城市场所和空间塑造需要多元智慧，需要经得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认同，任何单一取向的设计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第五，将城市发展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地区进行文化建设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在一个大规模的开放社会里使陌生人再熟悉化。也就是说，在单位制瓦解之后，如何塑造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来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这无疑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可以参考在传统社会里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机制，比如乡约。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社区也可以在居住小区和邻里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学、制定社约，居民互相交流、诵读经典。由此，城市人群可以摆脱去组织化的原子个体状态，而获得一种团体性的文化生活。再比如，风俗和节日是塑造和确认社会团结的一种有力形式，也可以多种形式发掘这些传统节日的意涵，使之融入现代都市生活。
这里的一个要点在于，这种文化建设是非商业化的，是立足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观。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城市文化，我们会发现城市文化不仅发育不足，而且也过度商业化。如何在饱受资本和商业渗透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一条可行的文化建设路径，将是城市文化发育的重要课题。这一工作也将和社会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多数场合下，两者可以说是统一的。
最后，大力锻造城市发展的动力机 “软件”——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培养。城市文化的培育，不仅取决于体制安排这样的上层建筑，更决定于城市主体人群的素质和生活方式。在这中间，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尤其重要。这是塑造城市文化的软件部分。
今天一些人盛赞西欧国家的城市风貌和民情，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些欧洲城市化的发展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足够涵养出大众审美意识的时间段。而反观我们现代城市化的曲折发展，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其快速成长阶段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在如此狭促的时间里，很难想象会培育出一个成熟稳健的审美意识。
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断裂，其实也是大众主体的审美意识丧失的问题，是人们在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这一天然矛盾中，急功近利地选择短期利益和物质化的利益，而缺少文化和美学层面的考虑。可以说，中华民族固有的功利思想加剧了现代化过程中这一大众审美情趣的丧失。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缺少文化自信。毫无疑问，城市文化的春天，仍然有待于一个整体上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