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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看你的简历，很多人会很好奇，你是在煤矿工作的，需不需要下矿井？
左马右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那是1982年10月。下井就被分配到采煤区，是地地道道的采煤工人。对于这个职业，当时是懵懂的。那时只觉得自己是個有职业的人了。这意味着自己能挣钱了，能替家庭做点分担。那时还有个想法，自己有了花钱的自由。当时很兴奋。这点兴奋也就冲淡了对这个职业苦累脏险这些特征的在意。
黄德海：家庭原先就跟煤矿有关吗？否则怎么想到去煤矿的？16岁，是中专毕业吗，以后还接受过系统教育没有？后来在煤矿主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左马右各：我工作的煤矿，就是当年我父亲参加工作的煤矿。这在我看来有点宿命意味。他1959年从冀中平原的老家出来。二十三年后，我踩着同样的脚印走进了这座煤矿。当时我父亲也是16岁。
我初中毕业。毕业后在建筑队干了几个月小工，就下井了。系统教育没有，倒是参加过成人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只是没坚持下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坚持下来了，也因此改变了命运。我一直在煤矿工作，1992年调入宣传部门。1996年煤矿淹井后，下岗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五年左右时间。这期间，人漂泊在社会上。给人打过工，自己开过日杂店和餐饮店，跑过生意。那时年轻，心劲足，认为别人能挣钱，自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结果是社会这池子水很深，自己一头扎下去后呛水很严重。生意上的事都干得不好，赔了不少钱。后来就又灰头土脸地回到单位上班了。期间父亲病逝，对我打击很大。这之后，再也没动过窝。
黄德海：真正有意识地写小说多长时间了？什么契机开始的？
左马右各：这个时间并不长。算起来，五年左右。这说起来和我的一个朋友有关。2013年的冬天，我的诗人朋友王建旗到位于山里我工作的六合沟来看我。也就是那次见面，他劝我写小说。我也动了心念。2014年就开始写小说了。这一路写下来，就到了今天。
黄德海：此前跟文字打交道的时间长吗？这些打交道的经验对你写小说有影响吗？
左马右各：应该说有。很早就是文青了，只是不太着调。而真正对我的写作有帮助的，是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常生活记录。大概是在2010年至2013 年这之间吧，每年的笔记都在60万字左右。最多的一年，我写过将近百万字的笔记。或许就是在这时，不经意进行了一些语言训练。之前，刻意的语言训练还真没有。现在我还保持写笔记的习惯，每年在20万字左右。它们当然对写小说有影响了。但我意识到这点，是开始写小说之后的事了。
黄德海：这样来看，你对文学的自觉爱好很早啊。什么时候有较长或比较集中的时间读书做笔记了？
左马右各：应该很早就喜欢文学。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没有不被那个时代熏染的。虽说，我只是踩上一条时代的尾巴。开始做笔记，是我重新回到单位又工作后的事。真正开始把记笔记当作习惯，是2006年之后吧，不过那时记得要少一点。这和我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有关，自己经常给报纸投稿，写点小文章。
黄德海：也是因为这些笔记，后来开始写一些文学评论文字？
左马右各：对。散碎在笔记中有大量的阅读笔记。这些笔记文字都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真正从文本内部深切感受到的东西，就随手记了下来。后来，觉得这些文字还有些意思，就慢慢开始有意识地写点评论文字。
黄德海：最早写的小说是哪个？叙事语调和语言感觉是怎么摸索的？
左马右各：最早写的一个小说是《老七》（没发表）。好像并没有自觉意识上地去追寻过叙事语调和语言感觉这种问题。写作时有一股内在的冲动，想把很多话一股脑说出来。后来重读这个小说，自己都感到那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很奇怪这种感觉。为什么就不能慢下来呢？或是舒缓点也好的。
黄德海：但我看到你的评论和小说的时候，觉得你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了，或许你笔记中已经有相对完整的书写？或者你自己琢磨过文字的问题？
左马右各：这真不好说。这大概就有点功到自然成的味道了（并没什么成功啊，只是这么一比）。大量的日常笔记文字应该讲是给我带来了好处。虽说这些文字后来看价值也许并不大，但它却让我必然有效地经历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训练。谈不上琢磨，用心体会过，倒是真的。其实这和另一个原因有关，就是大量的阅读。记得在山地深处的煤矿，有一年矿井政策性放假，没想到，一放就是一年。我们被安排留守，整天无所事事。那一年，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每天到单位就换上工装，背包里装上一本书，一架相机，一瓶水，在山地里像幽灵一样野逛。我几乎转遍以煤矿为基点方圆十几里内的地方。再一件事，就是在宿舍读书。那一年我记得最清楚，买了100多本新书。还全读完了。我自己后来想，那是一个疯子的节奏。
黄德海：我看你的阅读笔记中，大多都是国外的作品，很有意思的是，等你开始写作，却几乎没有模仿的痕迹。这个没有模仿痕迹，不是说题材和里面的世界有差别，而是不太有显而易见的技术性学习。你有意经过了消化的一关吗？
左马右各：我也奇怪。我的阅读笔记我自己看，都明显带有那种被人说道的翻译腔。但到了写小说的时候，这种腔调明显减弱了很多（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这大概和阅读传统古典小说有关吧。它们之间像似发生了秘密的对冲和减损。我说不太清楚这个。至于没有留下技术上的学习痕迹，可能是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变化是潜在发生的。
黄德海：起初的小说，是因为事的吸引，还是人物的吸引，让你很想写出来？
左马右各：被朋友提点过后，有一阵子就一直想着个事。想来想去，就觉得还是写起来再说。毕竟自己在煤矿生活多年，又有想说点什么的想法，貌似自己也具备了说话能力，写作冲动就愈发诱人。以往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就如水上浮萍似的在记忆的河流中流经。我想把他们固定下来，就开始写了。具体要说有多少对小说肌理的认识，也真很模糊。想写和能写，在这个时候就大于一切。毕竟刚开始写，新奇感像是更重要些。 黄德海：我读你的小说，觉得已经不单纯是事，或是讲故事了，而是对人物经过的事有了自己独立的反思，并且牵扯到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上去。这种反思是有意的，还是只是自己随性写到的？
左马右各：这大概像是牵扯到一点类似思想方面的问题了。我得好好想想。这种东西我认为应该是跟随小说文本自然生长的。小说人物的命运可以被预设，故事的发展脉线也可以被预设，但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我觉得这不可能被预设。它只能是在小说写到适当的地方时，自然出现的东西。是人物让作者说话。但这说出的话又好像是小说人物自身思考的结果。
黄德海：目前的很多小说，我称为直线现实主义，就是作者写完了，你要说不真实，他会告诉你，他的这是真事。可小说不是写了真事就是好的，在结构上要经过精心的思考，在对人物关系的考虑上要综合很多因素。综合考虑完成，并在作品里实现，才能成为小说里的“真”。这是我说的对人物命运的反思，你的小说里有这种反思，也是你小说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左马右各：你这样说有点理论归纳色彩了。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有起码的自觉或警惕意识。你要有避开某种类似陷阱的东西的躲闪能力。置放在文本内，它体现一种互为关系，写作既要呈现故事的“真”，又要體现作家的创造性努力进入这一过程中的化境行为。我讲不好，但我认为有出息的小说家是会主动回避这些潜在陷阱的。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修习与养成了。也可能最终会落到小说观念这种类似概念性的泥淖内而无法自拔。
黄德海：我最早看到你的《独手窦五》，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故事，窦五的好兄弟栗志刚不幸身亡，窦五娶了他的妻子阮英。很容易让人猜到结局，但在小说中，窦五却极力挣扎：“他窦五和栗志刚是什么关系，从小一块长大，发小，同学，邻居，跟一个爹娘的孩子差不多。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栗志刚死了，他动栗志刚媳妇的心思，打他的女人主意，这叫什么？他窦五还是不是人？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一动心思，就觉得，冥冥之中栗志刚在看着他。栗志刚的眼睛，就像火把，烧得他羞愧难当。”在这个长长的挣扎过程里，窦五和阮英彼此有情，也被这有情折磨;他们相互安慰，也在安慰之后感受到伤害;他们有共同的爱，这共同的爱却偏偏隔开了他们。正是这个挣扎的过程，撑开了小说的空间，也让结尾非常有光彩。这个，就是我说的，对命运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小说写作时，是有意的吗？
左马右各：我倒不认为这是有意的。结构一个故事时，有些东西已被纳入到叙事发展中去了。至于，如何让写作过程也就是叙事过程那个看似成立的必然性，有效地在文本中出离，而呈现另外的景致，这大概就是写作被不断称道的幽微之处吧。它未必是必然的，但造成的事实却是必然的镜像。其实，这个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男女之爱——有既成事实意味的东西，是非常陈旧的。在小镇生活中，这种观念氛围也不用刻意营造，而是一种自然裹挟。它弥散在日常呼吸的空气中，所以窦五才会产生那样痛苦挣扎的精神困境。
黄德海：窦五，年二，朱四……你笔下的这些人，似乎并非浑浑噩噩地生活，而是思虑过自己的人生，不管最终的选择有什么问题，他们似乎并非自发地生活，而是自觉地。常见的小说，往往写人物的自发或无意识行为，或者还有人认为这样更小说更正确。但你的这一系列作品，我觉得可以形成一种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就是人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只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才真的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你是否有意思考过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样子？
左马右各：我感觉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小说人物的（也是作家的）自主意识是如何在写作中形成并实现自我建立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人成长的必然经由。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自足，与一个小说人物获得得以安身立命的自足空间——这种存在，无论是在走向和归宿上都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没人能说清楚这之间的微细联系，小说家亦对此讳莫如深，他们能回答的也只是绕过当此的现实问题，而去指涉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知这是狡猾，还是智慧。等到写《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时，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叙事在向更具有自主性的场域行进。或许也可称为发展。这种发展是脱序的，但又是自发的。在写作中你能感觉到被莫名操控的异样，你极力想去纠正，结果却走得更远。当小说完成，有很大一部分已与当初设想的不同了。
起初有这样的感觉，自己是蛮惊恐的，以为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但这之后，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像是窥见了某个秘密世界。但很快，这种短暂的惊喜感就消失了。因为你还要写作。问题仍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可以重复出现，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能停留在一个模式上。越写就越觉得困惑越深，难度越大。
黄德海：我觉得可以从你的话里感受到创作的喜悦。你的这七个系列中篇，并非按照从一到七的顺序写的吧？是逐渐形成的系列写作的思路？
左马右各：第一个写的是《老七》，后来是《韦三》，再一个是《谢庄的尤大》。然后的排序就写到了《面花年二》。这之间还写过两个其他题材的中篇。也许是有了五六个中篇写作的铺垫，等到写《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时，才产生了一种异样感觉。如果宿命点讲，《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恰好出现在一个关键的写作临界点上。
黄德海：这个小说写得舒展从容，对人物的把握和对其背景的交代都可圈可点。尤其有意思的是，里面的描写也好，议论也好，都没有生硬的地方，仿佛自然生长成的。这个，跟你体会的异样有关吗？
左马右各：应该有。人学会节制不容易。可以说学会这点我自己就走过弯路，也得到过编辑的帮助。那是深印在心的东西。这种受益，让我更加感觉到有节制叙事的重要性。一个小说文本在没有完成之前，一直是处在等待状态中。一旦完成，就进入二次类似同等循环的过程中。它要到达读者，而这才是它真正开始的旅程。
黄德海：这就要说到这次要在《山花》上发的作品。这个作品是写在这七个系列之后还是之前？
左马右各：写在这几个小说之间。在《面花年二》这个小说之前。 黄德海：这是当时已经准备开始的另一个系列吗？还是不同写法的尝试？这个作品跟那系列的七个比，语言风格，叙事状态，人物感觉，都不同。比如前面的像写实，这里就有点像写意。这个选择，应该是有意的，你当时怎么考虑的？
左马右各：这个小说在我的写作中有点孤立。它不会出现系列。说尝试也可以。但它还和我自己对煤矿这么多年的隐性思考与观察有关。
黄德海：隐性思考与观察，具体是指什么呢？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不煤矿的。
左马右各：更确切点说，这个小说写出了一个人和一代人、个体与集体掺杂混合的记忆。小说中的左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很多像左新一样来到煤矿的人，都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改变命运。当然改变命运有多种方式。一个人最现实的想法就是离开井下，或是离开采煤区，换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岗位。这在那时——即便是现在，都是朴素到极点的个人愿望。不是被生活所迫，没人愿意在一个苦累脏险的岗位上消耗人生。左新是个复合人物，身上有太多背负，也重叠了许多人的形象和影子。他很幸运。但最终也是这种幸运，让这个人物具有悲情色彩。他是个有野心的小人物。靠个人努力，挣扎着改变了点什么。他获取了也可以说经历了属于自己的幸运和不幸。归结为一句话，我认为，是他生活了，还将继续生活下去。生活才是永恒的。我感觉在那个时候的煤矿小镇，与外部世界差距远不像现在这么大。
黄德海：有意思的是，这个不太一样的作品，恰恰可以成为此前或此后作品的一处标志，让我们看到身经的这个时代的样子。而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会醒豁地提醒你此后的写作方向。你觉得通过这些年的摸索，作品发表之后收到的反馈，刺激了当下的状态吗？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左马右各：现在看，整部小说就是一封写给一段逝去生活的信。这封信还未变成文字时，她在内心默默积蕴生长。她有了文字的羽衣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飞翔。没人知道她的命运会怎样。在这个小说里，让尤兆智死掉，就等于让一段记忆和过往死掉了。如果这个小说有象征寓意，也是因柳丫的短暂存在。而最后，睿的死，就更决绝一些，她斩断了一个人对过往生活的最后记忆。在时代激荡的波涌中，大城市有太多处于历史和命运漩涡中的人，而小镇则集聚了更多有异数色彩的边缘人物。他们虽处在边缘地带，却一点都不妨碍他们想加入到某种群体行动中去的热情。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处于大城市还是小镇，面对时代大势谁都无法逃避。
黄德海：我对小镇集聚的有异数色彩的边缘人物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异数的存在，多少会改变我们目前过于单一的人群形态，社会由此会变得丰富复杂一点。其实你小说里的窦五他们，已经是异数了。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写一写这些异数？
左马右各：一个人回答对自身的写作期许是件困难的事。这容易让人恍惚，像似他做了件令内心不安的事情。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羞愧。这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想法。在某些时候，它甚至成为困境，拘囿着我。可真正的现实是：我在写。也试图通过写作建立某种秘密的精神通道，让自己向着某个可疑的目标接近、靠过去，幻想着抵达。可我也在否定。如果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在抵消掉点什么，我想，那一定是命运的手在悄悄抹去什么。从2014年开始写小说至今，我的写作量并不大，发表也有限。这让我怀疑自己才情有限，也是个不够勤奋的人，内心感觉像多余受到了命运的垂眷。虽然普遍的说法是写作和一个人的年龄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感到了紧张、惶恐。毕竟写作需要精力、体力，更需要毫无伪装的放松心态。中年人内心受社会熏染太深。这是个被人警惕的年龄。应该说，我的写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很想说出他们的名字，只是这个场合有点不合适，也就只能心存感激而在心默念。是這样一些人让我建立起脆弱的信心，来相信文学，并在持续的写作中来缓慢固化这种信念。
黄德海：有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
左马右各：至于创作计划，有两个系列小说要完成。一个是“火磨街”系列，再一个是“西大峪”系列。基本都是短篇，应该会在短期内有一个持续。“西大峪”这个系列写完后，会作一些调整。但也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内心仍有话说，还可能会写下去。
黄德海：期待这两个系列的陆续面世，也期待你的写作和发表从热闹火磨街来到开阔的西大峪。
左马右各：希望如此吧。那没准也可能是扇窄门。
左马右各：我16岁就参加工作了。那是1982年10月。下井就被分配到采煤区，是地地道道的采煤工人。对于这个职业，当时是懵懂的。那时只觉得自己是個有职业的人了。这意味着自己能挣钱了，能替家庭做点分担。那时还有个想法，自己有了花钱的自由。当时很兴奋。这点兴奋也就冲淡了对这个职业苦累脏险这些特征的在意。
黄德海：家庭原先就跟煤矿有关吗？否则怎么想到去煤矿的？16岁，是中专毕业吗，以后还接受过系统教育没有？后来在煤矿主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左马右各：我工作的煤矿，就是当年我父亲参加工作的煤矿。这在我看来有点宿命意味。他1959年从冀中平原的老家出来。二十三年后，我踩着同样的脚印走进了这座煤矿。当时我父亲也是16岁。
我初中毕业。毕业后在建筑队干了几个月小工，就下井了。系统教育没有，倒是参加过成人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只是没坚持下来。我身边有很多人坚持下来了，也因此改变了命运。我一直在煤矿工作，1992年调入宣传部门。1996年煤矿淹井后，下岗过一段时间，大概有五年左右时间。这期间，人漂泊在社会上。给人打过工，自己开过日杂店和餐饮店，跑过生意。那时年轻，心劲足，认为别人能挣钱，自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结果是社会这池子水很深，自己一头扎下去后呛水很严重。生意上的事都干得不好，赔了不少钱。后来就又灰头土脸地回到单位上班了。期间父亲病逝，对我打击很大。这之后，再也没动过窝。
黄德海：真正有意识地写小说多长时间了？什么契机开始的？
左马右各：这个时间并不长。算起来，五年左右。这说起来和我的一个朋友有关。2013年的冬天，我的诗人朋友王建旗到位于山里我工作的六合沟来看我。也就是那次见面，他劝我写小说。我也动了心念。2014年就开始写小说了。这一路写下来，就到了今天。
黄德海：此前跟文字打交道的时间长吗？这些打交道的经验对你写小说有影响吗？
左马右各：应该说有。很早就是文青了，只是不太着调。而真正对我的写作有帮助的，是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常生活记录。大概是在2010年至2013 年这之间吧，每年的笔记都在60万字左右。最多的一年，我写过将近百万字的笔记。或许就是在这时，不经意进行了一些语言训练。之前，刻意的语言训练还真没有。现在我还保持写笔记的习惯，每年在20万字左右。它们当然对写小说有影响了。但我意识到这点，是开始写小说之后的事了。
黄德海：这样来看，你对文学的自觉爱好很早啊。什么时候有较长或比较集中的时间读书做笔记了？
左马右各：应该很早就喜欢文学。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没有不被那个时代熏染的。虽说，我只是踩上一条时代的尾巴。开始做笔记，是我重新回到单位又工作后的事。真正开始把记笔记当作习惯，是2006年之后吧，不过那时记得要少一点。这和我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有关，自己经常给报纸投稿，写点小文章。
黄德海：也是因为这些笔记，后来开始写一些文学评论文字？
左马右各：对。散碎在笔记中有大量的阅读笔记。这些笔记文字都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真正从文本内部深切感受到的东西，就随手记了下来。后来，觉得这些文字还有些意思，就慢慢开始有意识地写点评论文字。
黄德海：最早写的小说是哪个？叙事语调和语言感觉是怎么摸索的？
左马右各：最早写的一个小说是《老七》（没发表）。好像并没有自觉意识上地去追寻过叙事语调和语言感觉这种问题。写作时有一股内在的冲动，想把很多话一股脑说出来。后来重读这个小说，自己都感到那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很奇怪这种感觉。为什么就不能慢下来呢？或是舒缓点也好的。
黄德海：但我看到你的评论和小说的时候，觉得你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了，或许你笔记中已经有相对完整的书写？或者你自己琢磨过文字的问题？
左马右各：这真不好说。这大概就有点功到自然成的味道了（并没什么成功啊，只是这么一比）。大量的日常笔记文字应该讲是给我带来了好处。虽说这些文字后来看价值也许并不大，但它却让我必然有效地经历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训练。谈不上琢磨，用心体会过，倒是真的。其实这和另一个原因有关，就是大量的阅读。记得在山地深处的煤矿，有一年矿井政策性放假，没想到，一放就是一年。我们被安排留守，整天无所事事。那一年，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每天到单位就换上工装，背包里装上一本书，一架相机，一瓶水，在山地里像幽灵一样野逛。我几乎转遍以煤矿为基点方圆十几里内的地方。再一件事，就是在宿舍读书。那一年我记得最清楚，买了100多本新书。还全读完了。我自己后来想，那是一个疯子的节奏。
黄德海：我看你的阅读笔记中，大多都是国外的作品，很有意思的是，等你开始写作，却几乎没有模仿的痕迹。这个没有模仿痕迹，不是说题材和里面的世界有差别，而是不太有显而易见的技术性学习。你有意经过了消化的一关吗？
左马右各：我也奇怪。我的阅读笔记我自己看，都明显带有那种被人说道的翻译腔。但到了写小说的时候，这种腔调明显减弱了很多（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这大概和阅读传统古典小说有关吧。它们之间像似发生了秘密的对冲和减损。我说不太清楚这个。至于没有留下技术上的学习痕迹，可能是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变化是潜在发生的。
黄德海：起初的小说，是因为事的吸引，还是人物的吸引，让你很想写出来？
左马右各：被朋友提点过后，有一阵子就一直想着个事。想来想去，就觉得还是写起来再说。毕竟自己在煤矿生活多年，又有想说点什么的想法，貌似自己也具备了说话能力，写作冲动就愈发诱人。以往的那些人、那些事，也就如水上浮萍似的在记忆的河流中流经。我想把他们固定下来，就开始写了。具体要说有多少对小说肌理的认识，也真很模糊。想写和能写，在这个时候就大于一切。毕竟刚开始写，新奇感像是更重要些。 黄德海：我读你的小说，觉得已经不单纯是事，或是讲故事了，而是对人物经过的事有了自己独立的反思，并且牵扯到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上去。这种反思是有意的，还是只是自己随性写到的？
左马右各：这大概像是牵扯到一点类似思想方面的问题了。我得好好想想。这种东西我认为应该是跟随小说文本自然生长的。小说人物的命运可以被预设，故事的发展脉线也可以被预设，但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我觉得这不可能被预设。它只能是在小说写到适当的地方时，自然出现的东西。是人物让作者说话。但这说出的话又好像是小说人物自身思考的结果。
黄德海：目前的很多小说，我称为直线现实主义，就是作者写完了，你要说不真实，他会告诉你，他的这是真事。可小说不是写了真事就是好的，在结构上要经过精心的思考，在对人物关系的考虑上要综合很多因素。综合考虑完成，并在作品里实现，才能成为小说里的“真”。这是我说的对人物命运的反思，你的小说里有这种反思，也是你小说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左马右各：你这样说有点理论归纳色彩了。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要有起码的自觉或警惕意识。你要有避开某种类似陷阱的东西的躲闪能力。置放在文本内，它体现一种互为关系，写作既要呈现故事的“真”，又要體现作家的创造性努力进入这一过程中的化境行为。我讲不好，但我认为有出息的小说家是会主动回避这些潜在陷阱的。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修习与养成了。也可能最终会落到小说观念这种类似概念性的泥淖内而无法自拔。
黄德海：我最早看到你的《独手窦五》，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故事，窦五的好兄弟栗志刚不幸身亡，窦五娶了他的妻子阮英。很容易让人猜到结局，但在小说中，窦五却极力挣扎：“他窦五和栗志刚是什么关系，从小一块长大，发小，同学，邻居，跟一个爹娘的孩子差不多。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栗志刚死了，他动栗志刚媳妇的心思，打他的女人主意，这叫什么？他窦五还是不是人？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一动心思，就觉得，冥冥之中栗志刚在看着他。栗志刚的眼睛，就像火把，烧得他羞愧难当。”在这个长长的挣扎过程里，窦五和阮英彼此有情，也被这有情折磨;他们相互安慰，也在安慰之后感受到伤害;他们有共同的爱，这共同的爱却偏偏隔开了他们。正是这个挣扎的过程，撑开了小说的空间，也让结尾非常有光彩。这个，就是我说的，对命运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小说写作时，是有意的吗？
左马右各：我倒不认为这是有意的。结构一个故事时，有些东西已被纳入到叙事发展中去了。至于，如何让写作过程也就是叙事过程那个看似成立的必然性，有效地在文本中出离，而呈现另外的景致，这大概就是写作被不断称道的幽微之处吧。它未必是必然的，但造成的事实却是必然的镜像。其实，这个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男女之爱——有既成事实意味的东西，是非常陈旧的。在小镇生活中，这种观念氛围也不用刻意营造，而是一种自然裹挟。它弥散在日常呼吸的空气中，所以窦五才会产生那样痛苦挣扎的精神困境。
黄德海：窦五，年二，朱四……你笔下的这些人，似乎并非浑浑噩噩地生活，而是思虑过自己的人生，不管最终的选择有什么问题，他们似乎并非自发地生活，而是自觉地。常见的小说，往往写人物的自发或无意识行为，或者还有人认为这样更小说更正确。但你的这一系列作品，我觉得可以形成一种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就是人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只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才真的能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你是否有意思考过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样子？
左马右各：我感觉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小说人物的（也是作家的）自主意识是如何在写作中形成并实现自我建立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人成长的必然经由。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小说家的精神自足，与一个小说人物获得得以安身立命的自足空间——这种存在，无论是在走向和归宿上都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没人能说清楚这之间的微细联系，小说家亦对此讳莫如深，他们能回答的也只是绕过当此的现实问题，而去指涉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知这是狡猾，还是智慧。等到写《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时，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叙事在向更具有自主性的场域行进。或许也可称为发展。这种发展是脱序的，但又是自发的。在写作中你能感觉到被莫名操控的异样，你极力想去纠正，结果却走得更远。当小说完成，有很大一部分已与当初设想的不同了。
起初有这样的感觉，自己是蛮惊恐的，以为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但这之后，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喜。像是窥见了某个秘密世界。但很快，这种短暂的惊喜感就消失了。因为你还要写作。问题仍会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可以重复出现，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能停留在一个模式上。越写就越觉得困惑越深，难度越大。
黄德海：我觉得可以从你的话里感受到创作的喜悦。你的这七个系列中篇，并非按照从一到七的顺序写的吧？是逐渐形成的系列写作的思路？
左马右各：第一个写的是《老七》，后来是《韦三》，再一个是《谢庄的尤大》。然后的排序就写到了《面花年二》。这之间还写过两个其他题材的中篇。也许是有了五六个中篇写作的铺垫，等到写《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时，才产生了一种异样感觉。如果宿命点讲，《面花年二》这个小说恰好出现在一个关键的写作临界点上。
黄德海：这个小说写得舒展从容，对人物的把握和对其背景的交代都可圈可点。尤其有意思的是，里面的描写也好，议论也好，都没有生硬的地方，仿佛自然生长成的。这个，跟你体会的异样有关吗？
左马右各：应该有。人学会节制不容易。可以说学会这点我自己就走过弯路，也得到过编辑的帮助。那是深印在心的东西。这种受益，让我更加感觉到有节制叙事的重要性。一个小说文本在没有完成之前，一直是处在等待状态中。一旦完成，就进入二次类似同等循环的过程中。它要到达读者，而这才是它真正开始的旅程。
黄德海：这就要说到这次要在《山花》上发的作品。这个作品是写在这七个系列之后还是之前？
左马右各：写在这几个小说之间。在《面花年二》这个小说之前。 黄德海：这是当时已经准备开始的另一个系列吗？还是不同写法的尝试？这个作品跟那系列的七个比，语言风格，叙事状态，人物感觉，都不同。比如前面的像写实，这里就有点像写意。这个选择，应该是有意的，你当时怎么考虑的？
左马右各：这个小说在我的写作中有点孤立。它不会出现系列。说尝试也可以。但它还和我自己对煤矿这么多年的隐性思考与观察有关。
黄德海：隐性思考与观察，具体是指什么呢？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不煤矿的。
左马右各：更确切点说，这个小说写出了一个人和一代人、个体与集体掺杂混合的记忆。小说中的左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说很多像左新一样来到煤矿的人，都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改变命运。当然改变命运有多种方式。一个人最现实的想法就是离开井下，或是离开采煤区，换一个更安全舒适的岗位。这在那时——即便是现在，都是朴素到极点的个人愿望。不是被生活所迫，没人愿意在一个苦累脏险的岗位上消耗人生。左新是个复合人物，身上有太多背负，也重叠了许多人的形象和影子。他很幸运。但最终也是这种幸运，让这个人物具有悲情色彩。他是个有野心的小人物。靠个人努力，挣扎着改变了点什么。他获取了也可以说经历了属于自己的幸运和不幸。归结为一句话，我认为，是他生活了，还将继续生活下去。生活才是永恒的。我感觉在那个时候的煤矿小镇，与外部世界差距远不像现在这么大。
黄德海：有意思的是，这个不太一样的作品，恰恰可以成为此前或此后作品的一处标志，让我们看到身经的这个时代的样子。而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会醒豁地提醒你此后的写作方向。你觉得通过这些年的摸索，作品发表之后收到的反馈，刺激了当下的状态吗？未来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左马右各：现在看，整部小说就是一封写给一段逝去生活的信。这封信还未变成文字时，她在内心默默积蕴生长。她有了文字的羽衣后，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飞翔。没人知道她的命运会怎样。在这个小说里，让尤兆智死掉，就等于让一段记忆和过往死掉了。如果这个小说有象征寓意，也是因柳丫的短暂存在。而最后，睿的死，就更决绝一些，她斩断了一个人对过往生活的最后记忆。在时代激荡的波涌中，大城市有太多处于历史和命运漩涡中的人，而小镇则集聚了更多有异数色彩的边缘人物。他们虽处在边缘地带，却一点都不妨碍他们想加入到某种群体行动中去的热情。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处于大城市还是小镇，面对时代大势谁都无法逃避。
黄德海：我对小镇集聚的有异数色彩的边缘人物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些异数的存在，多少会改变我们目前过于单一的人群形态，社会由此会变得丰富复杂一点。其实你小说里的窦五他们，已经是异数了。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写一写这些异数？
左马右各：一个人回答对自身的写作期许是件困难的事。这容易让人恍惚，像似他做了件令内心不安的事情。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羞愧。这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想法。在某些时候，它甚至成为困境，拘囿着我。可真正的现实是：我在写。也试图通过写作建立某种秘密的精神通道，让自己向着某个可疑的目标接近、靠过去，幻想着抵达。可我也在否定。如果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在抵消掉点什么，我想，那一定是命运的手在悄悄抹去什么。从2014年开始写小说至今，我的写作量并不大，发表也有限。这让我怀疑自己才情有限，也是个不够勤奋的人，内心感觉像多余受到了命运的垂眷。虽然普遍的说法是写作和一个人的年龄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感到了紧张、惶恐。毕竟写作需要精力、体力，更需要毫无伪装的放松心态。中年人内心受社会熏染太深。这是个被人警惕的年龄。应该说，我的写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很想说出他们的名字，只是这个场合有点不合适，也就只能心存感激而在心默念。是這样一些人让我建立起脆弱的信心，来相信文学，并在持续的写作中来缓慢固化这种信念。
黄德海：有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
左马右各：至于创作计划，有两个系列小说要完成。一个是“火磨街”系列，再一个是“西大峪”系列。基本都是短篇，应该会在短期内有一个持续。“西大峪”这个系列写完后，会作一些调整。但也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内心仍有话说，还可能会写下去。
黄德海：期待这两个系列的陆续面世，也期待你的写作和发表从热闹火磨街来到开阔的西大峪。
左马右各：希望如此吧。那没准也可能是扇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