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影《芳华》引发了全民热议，中国军队的文工团改革早已拉开大幕。
中国的部队文工团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红军时期，名称也几经更替。
01文艺是最好的动员方式
文工团中的“老资格”可以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期。我党自建军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1930年前后，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成立。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礼，建立起了从中央总社到基层的“蓝衫团”的垂直机构。
红军的文艺传统被带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开始后，中共先后在延安办起17所干部学校，以吸纳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抗甘军政大学是其中之一。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
当时，“文工团”叫法并不多见，根据地大量存在的是剧社。唱歌、跳舞、刷标语、摄影、出报、街头演讲，参加武工队，都可能成为社员的工作。社员身份极其杂驳：小学生、小学教员、小地主、民间艺人，以及复旦、燕京等大学和北平艺专的学生。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社员训练成文艺战士。鲁艺代表着“高级”“专业”，它将学员、剧目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根据地，对普通大众进行思想动员。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上演来自苏联等国的经典名剧，也上演自产的大秧歌、群众歌咏、平剧、活报剧，东西方文化交融起米，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戏班带到中国的乡野。
这些演出在乡村是宣传动员，也是视听奇观。大型活报《跟着聂司令前进》约500人参加演出。凌子风扮演聂荣臻，骑着马，列在队伍最前方，陈群站在山头纵情歌唱。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沿山脚下、河滩里的大道，边舞边唱进入会场。
1940年代，根据地组织形式日趋定性，开群众大会，演文艺节同，帮助建立政权成为新根据地的“三部曲”。《敌后的文艺队伍》一书描述，1941年，平山县群众剧社的秧歌舞里“有人扮演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身上挂着‘顽固派’‘亲日派’的牌子，被工农兵群众包围谴责，狼狈不堪”。而在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直传到北平郊区。
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急速扩容。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定该团在渡江战役中演出京剧《古城会》。随战事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苏南军区文工团”，从几十人扩充到700人。
1949年，高二的吴洪源面临着人生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军。他选择了后者，随军解放大西北，在行军路上办报、编快板，后来成为著名军旅词作家。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内，一系列署名“洪源”的歌词化成时代记忆。
朝鲜战争中，吴洪源在战场上写了《立功去见毛主席》，很受战士欢迎。抗美援朝打运动战，战士非常疲惫，文艺兵即兴创作，在路边演出，对整个部队士气的提振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前方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方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都传遍大江南北。而部队整编与朝鲜战争同期。1950年，海军、空军司令部相继成立，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分别问世。1950年12月，全军划为东北、华北等六个一级军区，各自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原来部队中大大小小的剧社、文工团，纳入了四级军区及各军种的文工团体制。
02全面开花
1964年，付林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虽然依旧强调文艺兵首先是兵，但军艺成立无疑标志着专业化。付林入校后，恰逢周恩来提出文艺应走“民族化”道路。
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是小型歌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歌剧相继出现，1964年“大歌舞”《东方红》首次演出，让人们看到了文艺样式多元化的可能。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全面开花。
同在1964年，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给少年杨浪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1959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特别强调，文工团起来了，带动起演出队——军以下都成立了战士演出队，水平高到足以调到北京来给毛主席汇报演出，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是新疆军区战士演出队的。”杨浪回忆道。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有口皆碑，曾与总政文工团各组一套班子，为《长征组歌》谱曲。
当时众多演艺人才都集中到了部队，使部队文艺空前繁荣，文艺兵的地位也更加凸显。
1972年，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N年为契机，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革命歌曲新作。洪源加入了选歌小组，《战地新歌》很快成为时代文艺的风向标。
1974年，以“佚名”和“战士”的身份创作多年的付林，终于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作品《团结战歌》。
在时代洪流裹挟下，每个人都不知道机遇何时出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付林写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在人人都争当‘革命作家’的时代，创作必须要顺从主流，成为主旋律作者也是必然。”
03和祖国一起成长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妈妈的吻》这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1970年代末，工厂、大学恢复运转，但文艺兵几乎还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自尊心的职业。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年轻的士兵冲向前线，依然穿六五式军装，但和父辈已有很大不同。总政文工团作者的《再见吧，妈妈》成为1979年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调性与之前的革命歌曲迥异，个人化表达像浅草一样露出头来。
变化慢慢出现，譬如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们被统称为“抒情歌曲”，“抒情”是“流行”的前身。
付林把1980年称作自己的“流行音乐元年”。那一年，海政文工团歌舞团推出了演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大受欢迎。歌剧团也想树自己的新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常在楼道里唱邓丽君的歌曲，非常动听，付林受命组织小乐队培养她。
付林写了一首新歌《小螺号》给程琳演唱，结果，程琳在北京的演出引起轰动。对于从“革命”到“抒情”的转化，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情，写乡情，所以有了《妈妈的吻》。
1984年，在武警文工团的甲丁事业春风得意。他业余创作诗歌、剧本、歌曲、文化评论，还扒带子。所谓“扒带子”指借用别人的曲子，重新填词。“现在一张唱片卖一两万张，不得了了，賣5万张那就是‘大白金’了。那时候随便一盘带子，不卖百八十万盘，都不好意思给人说。”甲丁回忆。
唱片业进入了疯狂状态，官方批准的音像公司遍地开花。演员“走穴”，5块钱一场，开心得不得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有能力的作家和歌手基本为三方面服务——晚会、唱片、影视，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进录音棚，非常忙，但跟文工团没关系。”付林说。
04市场打破了运作方式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谋出路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酝酿多年的裁军在1985年开始，持续约两年。因军区文工团调整，一批“文艺战士”转业到地方，其中就有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刚。
1988年，海政文工团开办了电声乐队和青年歌手培训中心，实行“一团两制”，采取总监责任制，自负盈亏。一年之中，付林带领青年歌手商演八十多场。转年夏天，他解散了学员班。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成千上万的卡拉OK，大家开始没心没肺地娱乐。
点名次数是文工团兴旺与否的标志。1980年代一周点名几次，1990年代文工团大楼一度鸦雀无声，排练室空无一人。付林记得最先流失的是乐队，既然拿卡拉OK就能“走穴”，就没人用乐队了，“不是大家不干事，是没活儿可干。”
市场打破了文艺团体的运作方式。市场化后，文工团不仅要为军队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为地方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甚至超过部队演出。
电视晚会兴起后，主流媒体的放大效应和文工团越演越烈的“特招”制度，让军旅明星成长大为提速。而在重要晚会上露面，再下部队，演员会更受欢迎。合力之下，上过春晚，获文化部奖项，每年综合评定都算“重大贡献”，成为了文工团破格提拔人才的指标。
摘自《南方周末》
中国的部队文工团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红军时期，名称也几经更替。
01文艺是最好的动员方式
文工团中的“老资格”可以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期。我党自建军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1930年前后，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成立。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礼，建立起了从中央总社到基层的“蓝衫团”的垂直机构。
红军的文艺传统被带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开始后，中共先后在延安办起17所干部学校，以吸纳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抗甘军政大学是其中之一。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
当时，“文工团”叫法并不多见，根据地大量存在的是剧社。唱歌、跳舞、刷标语、摄影、出报、街头演讲，参加武工队，都可能成为社员的工作。社员身份极其杂驳：小学生、小学教员、小地主、民间艺人，以及复旦、燕京等大学和北平艺专的学生。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社员训练成文艺战士。鲁艺代表着“高级”“专业”，它将学员、剧目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根据地，对普通大众进行思想动员。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上演来自苏联等国的经典名剧，也上演自产的大秧歌、群众歌咏、平剧、活报剧，东西方文化交融起米，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戏班带到中国的乡野。
这些演出在乡村是宣传动员，也是视听奇观。大型活报《跟着聂司令前进》约500人参加演出。凌子风扮演聂荣臻，骑着马，列在队伍最前方，陈群站在山头纵情歌唱。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沿山脚下、河滩里的大道，边舞边唱进入会场。
1940年代，根据地组织形式日趋定性，开群众大会，演文艺节同，帮助建立政权成为新根据地的“三部曲”。《敌后的文艺队伍》一书描述，1941年，平山县群众剧社的秧歌舞里“有人扮演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身上挂着‘顽固派’‘亲日派’的牌子，被工农兵群众包围谴责，狼狈不堪”。而在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直传到北平郊区。
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急速扩容。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定该团在渡江战役中演出京剧《古城会》。随战事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苏南军区文工团”，从几十人扩充到700人。
1949年，高二的吴洪源面临着人生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军。他选择了后者，随军解放大西北，在行军路上办报、编快板，后来成为著名军旅词作家。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内，一系列署名“洪源”的歌词化成时代记忆。
朝鲜战争中，吴洪源在战场上写了《立功去见毛主席》，很受战士欢迎。抗美援朝打运动战，战士非常疲惫，文艺兵即兴创作，在路边演出，对整个部队士气的提振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前方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方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都传遍大江南北。而部队整编与朝鲜战争同期。1950年，海军、空军司令部相继成立，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分别问世。1950年12月，全军划为东北、华北等六个一级军区，各自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原来部队中大大小小的剧社、文工团，纳入了四级军区及各军种的文工团体制。
02全面开花
1964年，付林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虽然依旧强调文艺兵首先是兵，但军艺成立无疑标志着专业化。付林入校后，恰逢周恩来提出文艺应走“民族化”道路。
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是小型歌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歌剧相继出现，1964年“大歌舞”《东方红》首次演出，让人们看到了文艺样式多元化的可能。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全面开花。
同在1964年，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给少年杨浪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1959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特别强调，文工团起来了，带动起演出队——军以下都成立了战士演出队，水平高到足以调到北京来给毛主席汇报演出，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是新疆军区战士演出队的。”杨浪回忆道。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有口皆碑，曾与总政文工团各组一套班子，为《长征组歌》谱曲。
当时众多演艺人才都集中到了部队，使部队文艺空前繁荣，文艺兵的地位也更加凸显。
1972年，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N年为契机，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革命歌曲新作。洪源加入了选歌小组，《战地新歌》很快成为时代文艺的风向标。
1974年，以“佚名”和“战士”的身份创作多年的付林，终于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作品《团结战歌》。
在时代洪流裹挟下，每个人都不知道机遇何时出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付林写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在人人都争当‘革命作家’的时代，创作必须要顺从主流，成为主旋律作者也是必然。”
03和祖国一起成长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妈妈的吻》这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1970年代末，工厂、大学恢复运转，但文艺兵几乎还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自尊心的职业。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年轻的士兵冲向前线，依然穿六五式军装，但和父辈已有很大不同。总政文工团作者的《再见吧，妈妈》成为1979年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调性与之前的革命歌曲迥异，个人化表达像浅草一样露出头来。
变化慢慢出现，譬如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们被统称为“抒情歌曲”，“抒情”是“流行”的前身。
付林把1980年称作自己的“流行音乐元年”。那一年，海政文工团歌舞团推出了演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大受欢迎。歌剧团也想树自己的新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常在楼道里唱邓丽君的歌曲，非常动听，付林受命组织小乐队培养她。
付林写了一首新歌《小螺号》给程琳演唱，结果，程琳在北京的演出引起轰动。对于从“革命”到“抒情”的转化，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情，写乡情，所以有了《妈妈的吻》。
1984年，在武警文工团的甲丁事业春风得意。他业余创作诗歌、剧本、歌曲、文化评论，还扒带子。所谓“扒带子”指借用别人的曲子，重新填词。“现在一张唱片卖一两万张，不得了了，賣5万张那就是‘大白金’了。那时候随便一盘带子，不卖百八十万盘，都不好意思给人说。”甲丁回忆。
唱片业进入了疯狂状态，官方批准的音像公司遍地开花。演员“走穴”，5块钱一场，开心得不得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有能力的作家和歌手基本为三方面服务——晚会、唱片、影视，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进录音棚，非常忙，但跟文工团没关系。”付林说。
04市场打破了运作方式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谋出路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酝酿多年的裁军在1985年开始，持续约两年。因军区文工团调整，一批“文艺战士”转业到地方，其中就有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刚。
1988年，海政文工团开办了电声乐队和青年歌手培训中心，实行“一团两制”，采取总监责任制，自负盈亏。一年之中，付林带领青年歌手商演八十多场。转年夏天，他解散了学员班。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成千上万的卡拉OK，大家开始没心没肺地娱乐。
点名次数是文工团兴旺与否的标志。1980年代一周点名几次，1990年代文工团大楼一度鸦雀无声，排练室空无一人。付林记得最先流失的是乐队，既然拿卡拉OK就能“走穴”，就没人用乐队了，“不是大家不干事，是没活儿可干。”
市场打破了文艺团体的运作方式。市场化后，文工团不仅要为军队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为地方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甚至超过部队演出。
电视晚会兴起后，主流媒体的放大效应和文工团越演越烈的“特招”制度，让军旅明星成长大为提速。而在重要晚会上露面，再下部队，演员会更受欢迎。合力之下，上过春晚，获文化部奖项，每年综合评定都算“重大贡献”，成为了文工团破格提拔人才的指标。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