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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研究者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音乐教育家亦为音乐教育史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口述史研究者以“人”为出发点，对介入音乐教育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从研究纪念音乐教育家的论文出发，论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于音乐教育研究具有存史和释史、传承与如何传承、观照教育现实这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口述史;研究者主体;音乐教育
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研究者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音乐教育家亦为音乐教育史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人所独具的社会性，使一个人与一个或多个群体发生联结，使其在茫茫人海中“有迹可循”。而口述史研究者正是作为这样一个“追寻”的人，在人与人构成的错综的脉络中梳理出一件件可靠的“史实”，用实践去寻找、抢救和保留历史，用理性去探寻、分析和挖掘历史背后的意义和影响。因此，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音乐教育领域对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音乐教育家口述史研究现状
（一）数据分析及研究成果梳理
音乐教育家研究是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音乐教育家的人物个案研究往往折射出音乐教育教学方式、制度、机制、场所等方面的嬗变，对促进当代音乐教育制度改革、音乐教育教学机制完善、不断完善和补充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在知网中以主题词“音乐教育家”进行搜索，共有797篇文章，经过筛选，其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是李凌的《回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从育才学校音乐组谈起》（载于《人民音乐》1979年第9期）。音乐教育家研究论文的发表于1979年至今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对于音乐教育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如图1）。从研究层次来看，音乐教育家研究中的基础研究（社科）占比最大，为70.5%（如图2）。从论文主题来看，纪念音乐教育家的论文占比最大。其次，在知网中以主题词“音乐教育口述”进行搜索，总篇目仅为7篇（2012年至2019年），最早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是孙焱的《广州音专“岭南音乐专家群”的形成》（星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这一数据搜索结果显示，口述史学科建设尚未完善，仅被广大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到音乐教育家论文的写作中，但总体来说音乐教育家口述史的讨论仍不多见。
（二）研究现状反思
通过对纪念音乐教育家论文的梳理，作为一名口述史研究者，笔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 对被研究者的人际网挖掘不足。被研究者作为社会中的人具有社会实践性，他的生活轨迹使其有属于自身的人际网络。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去研究挖掘研究对象时往往可以通过逆向思维，利用每个人独特的人际网络，重新尽可能完善地建构起被研究者的人生历程，以更好地“存史”和“释史”。
第二，对健在的音乐教育家关注度仍是不足。人们总习惯对逝去的人事追忆，而忽略眼前现存事物的珍贵。历史是现在人的过去，这告诉我们要看得到眼前，挖掘和保护仍“鲜活”的当代“历史”。戴晓晔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深切缅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王震亚先生》令人印象深刻，60次的口述采访，记录和保存了王震亚先生的珍贵历史。而中国音乐教育家众多，仍有很多伟大的音乐教育家还不被研究者关注。
第三，研究性论文不足。口述文本的整理和收集是一件费时费工的事情，加之口述史研究队伍人员的不足，让很多研究者难以再分身对口述文本进行研究。但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对音乐教育的介入，根本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剖析、意义的揭示等。实际上，教育口述史研究中已出现这类研究成果，如邱昆树的《从学校记忆透视教育变革：一项口述史研究》等。
第四，与现实的关照不足。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总是要为“人”做点什么。这要求研究者发挥主体意识，在研究中融入自身的思考，与现实社会政策、教育教学实践等方面联系起来，感知得到“生活”，为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些实用的方法。
这些现状和問题也在提示我们，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重要性。
二、存史与释史：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一
历史与当代，并非是割裂的没有联结的两个时空，相反，它们相互交织，彼此联系，当代的人或事物总能牵出历史的“真相”，映照未来的“轨迹”。“存史”和“释史”并非只是对当代史料文献的收集保存以及研究。
“存史”是指在口述史研究者的介入下，通过庞大的人物网络寻找和梳理出文献档案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换而言之就是以一个研究对象为中心，采访其辐射的人物，以此尽可能多地留存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多元认识、评价及补充。这才是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较为“完善”的“存史”。什么是“释史”呢？就是指在“存史”所积累的尽可能完善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深入的研究。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只有真正介入“研究”之中，完成对音乐教育家生命史、音乐教育生活史、音乐教育实践等方面的“解读”，才算得上真正体现了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
口述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历史与当代的联结作用紧密。如果说过去更关注于档案中对一个人的官方评价，而在口述史介入后，“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①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音乐教育史研究之中，充分利用当代科技，对音乐教育家人际关系网络的人物进行采访，对“活材料”的历史参与者进行充分利用。这样，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就能为形成更为多元客观和全面的研究做出切实的助力，“存史”也能在此基础上得以拓展，而“释史”的研究领域也将更为开阔和宽广。事实上，在诸如音乐教育活动之类的个人实践史实方面，一般难以详细具体地记录于某些文献档案中，而恰恰有时，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音乐教育实践就是我们所要寻找和探究的音乐教育“轨迹”。从现有的纪念音乐教育家论文中，我们早已看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身影，一篇篇采访稿、访谈录让我们看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在“存史”这一方面正在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如孙焱的《广州音专“岭南音乐专家群”的形成——陆仲任教育思想及其成果的考察研究》、杜梦甦的《乐之言 曲之语——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虎威教授访谈录》、戴晓晔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深切缅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王震亚先生》等。但“释史”方面，口述研究者主体对于音乐教育史领域的介入显然仍是十分不足的，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访谈类的“存史”论文是大大多于“释史”论文的。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为“存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为“释史”提供了更广袤耕耘的土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不仅是为了对过去历史的留存解释，也是在为后人提供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线索”，少走些弯路。因此，“存史”和“释史”是为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一。
三、传承与如何传承：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二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历史学科是彻头彻尾地反理论的。它思索的是实践，是对于实践的反思。”？譹？訛音乐教育本身是人的实践活动，音乐教育实践问题的关键和焦点在于传承与如何传承。也就是说音乐教育实际上是一门技术活儿。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究竟能为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如何传承带来些什么？首先，是为音乐教育实践传承发展之路径带来变革。自媒体时代，教育的传播和继承方式也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新教师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之中对于自身的成长有了更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拓展就离不开口述史研究者对音乐教育研究的介入。比如，对于优秀音乐教师的采访，对优秀课堂上课模式的影像记录，对学生爱上什么样的音乐课的采访等方面的记录研究和总结，都是对音乐教育“技术”发展和传承的有效手段。全国每年新音乐教师能在老教师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数量还远不能满足学生对专业音乐教师的需求，何况贫困地区，那里专业的音乐教师，或者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音乐知识的代课教师更是屈指可数。音乐教育口述史无论是文本抑或音频还是视频都能实现各地的新教师通过口述文本音频抑或视频实现自我快速的成长。音乐教育实践传承发展之路径“变革”的重任就落在口述史研究者的肩头，而全国做着这些艰苦口述史研究的队伍还需进一步扩大。
其次，聚焦傳承与如何传承之难。音乐教育的传承，从音乐教育实践中来，教师由“做”到“思”，使教育实践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在“思”与“做”的往返运动中，教师的实践性学习得以进行，教师的实践性专业知识得以提升，教师逐渐形成了对具体教育情境的敏感性和果断性。教师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成长起来。然而，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让音乐教育的传承充满了“难”，如何传承自然也是个问题。在音乐教育实践当中，问题可能来自于学生个体、教师的教学方式、学校的教育理念等方面，解决和应对的方法也是根据“矛盾的特殊性”而变化万千的。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意义不是说在于提出了某个和某些解决的方案，而是在于做大众的传声筒，将问题难题展现暴露给更多的研究者甚至大众。音乐教育之传承发展就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循环中而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思辨性就在其中体现。音乐教育研究的视野不仅面向过去，更面向当下，实用性就在其中体现。
在纪念音乐教育家的诸多文章、文集中，像吴跃华的《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这类的文章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对音乐教育家的口述访谈，而是联系起了音乐教育现状以及音乐教育可能之传承方向等方面，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于此已然介入。口述史研究者在音乐教育传承与如何传承上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尽管这样的力量还为数不多。因此，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刻不容缓，其意义在音乐教育实践方面更是不用多言。
四、观照教育现实：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三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让音乐教育研究观照教育现实，体现在对人的关注上。
第一，音乐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转换。总说政策应自下而上，音乐教育政策也是如此，但能切实做出让大众受益、满意的音乐教育政策实属不易，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恰可作为大众联系音乐教育政策的桥梁和枢纽，能够更加切实地关注到广大普通群众对音乐教育的需求和呼声，让制度和政策“温暖”起来，让制度和政策走进民众的生活和心里。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能够让音乐教育研究关注到普通大众的音乐教育生活史，而大众的教育经历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变革，为当下音乐教育制度政策的变革指明方向。这样的研究有邱昆树的《从学校记忆透视教育变革：一项口述史研究》等文章。音乐教育史不再只是制度史和精英史，音乐教育的政策也不再只是为少数人而制定的。
第二，对人的需求的观照。音乐教育的主体在于“人”，而口述史研究者的介入，让其关注回归到“人”本身，关注学生，关注教师，关注每一个爱音乐、受音乐教育的“人”，不仅关注其表征的行为，更关注和研究其内在的体验。而“人”对于音乐教育的需求是什么？不同身份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学识基础的人，对于音乐教育的需求万万千千，而我们可曾“听见”？邬志辉在他的文章中说道：“从学生即教育实践对象的体验来看，教育是什么呢？教育不是什么知识的传递和道德的说教，而是影响和希望。”①音乐教育要真正影响到人首先就要观照到人。口述史研究者的主体介入就在加速音乐教育研究者们目光的转移。“生命史”的概念就在口述史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深挖中悄然萌芽，典型学生的生命史、典型音乐教师的生命史抑或典型音乐人群的生命史，都需要有更多更专业的口述史研究者进行研究。对人的教育需求的观照获知从何而来？就在人的一点一滴的生命进程中体现。
第三，音乐教育实践重点在于人文实践。要重新发现和找回教育实践的人文精神，首先要转换我们的讨论题域，即由对“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关怀转向“实践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关怀。而口述史研究者正在做着这样的“关怀”转向，冰冷的说教无法使人信服，人文关怀也正是口述史学教育功能的体现。因此，观照教育现实，正是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三。
五、结语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颇具意义，音乐教育的研究十分需要更多的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这就要求口述史研究者能够做到：首先，建立起责任与使命的意识。责任于肩使命于心，才能让一个人主动去做一些实事，思考一些问题，不在时间的洪流中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终。第二，壮大队伍。 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作为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到音乐教育的研究当中去，为音乐教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奠定基石。第三，走向生活。口述史研究者要走到基层当中，去聆听大众的声音，为大众发声，为加快改变偏远地区音乐教育的现状贡献自己的力量。第四，打开格局。音乐口述史相对于口述史以及教育口述史仍处于初生阶段，身为口述史研究者的我们应广泛吸收和学习跨学科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扩大自身的视野，这样才能将音乐教育、音乐研究的窗口打开得更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口述研究者肩负着责任与使命，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口述史;研究者主体;音乐教育
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研究者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音乐教育家亦为音乐教育史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人所独具的社会性，使一个人与一个或多个群体发生联结，使其在茫茫人海中“有迹可循”。而口述史研究者正是作为这样一个“追寻”的人，在人与人构成的错综的脉络中梳理出一件件可靠的“史实”，用实践去寻找、抢救和保留历史，用理性去探寻、分析和挖掘历史背后的意义和影响。因此，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音乐教育领域对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音乐教育家口述史研究现状
（一）数据分析及研究成果梳理
音乐教育家研究是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音乐教育家的人物个案研究往往折射出音乐教育教学方式、制度、机制、场所等方面的嬗变，对促进当代音乐教育制度改革、音乐教育教学机制完善、不断完善和补充音乐教育史的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在知网中以主题词“音乐教育家”进行搜索，共有797篇文章，经过筛选，其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是李凌的《回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从育才学校音乐组谈起》（载于《人民音乐》1979年第9期）。音乐教育家研究论文的发表于1979年至今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对于音乐教育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如图1）。从研究层次来看，音乐教育家研究中的基础研究（社科）占比最大，为70.5%（如图2）。从论文主题来看，纪念音乐教育家的论文占比最大。其次，在知网中以主题词“音乐教育口述”进行搜索，总篇目仅为7篇（2012年至2019年），最早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是孙焱的《广州音专“岭南音乐专家群”的形成》（星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这一数据搜索结果显示，口述史学科建设尚未完善，仅被广大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到音乐教育家论文的写作中，但总体来说音乐教育家口述史的讨论仍不多见。
（二）研究现状反思
通过对纪念音乐教育家论文的梳理，作为一名口述史研究者，笔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第一， 对被研究者的人际网挖掘不足。被研究者作为社会中的人具有社会实践性，他的生活轨迹使其有属于自身的人际网络。而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去研究挖掘研究对象时往往可以通过逆向思维，利用每个人独特的人际网络，重新尽可能完善地建构起被研究者的人生历程，以更好地“存史”和“释史”。
第二，对健在的音乐教育家关注度仍是不足。人们总习惯对逝去的人事追忆，而忽略眼前现存事物的珍贵。历史是现在人的过去，这告诉我们要看得到眼前，挖掘和保护仍“鲜活”的当代“历史”。戴晓晔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深切缅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王震亚先生》令人印象深刻，60次的口述采访，记录和保存了王震亚先生的珍贵历史。而中国音乐教育家众多，仍有很多伟大的音乐教育家还不被研究者关注。
第三，研究性论文不足。口述文本的整理和收集是一件费时费工的事情，加之口述史研究队伍人员的不足，让很多研究者难以再分身对口述文本进行研究。但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对音乐教育的介入，根本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剖析、意义的揭示等。实际上，教育口述史研究中已出现这类研究成果，如邱昆树的《从学校记忆透视教育变革：一项口述史研究》等。
第四，与现实的关照不足。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总是要为“人”做点什么。这要求研究者发挥主体意识，在研究中融入自身的思考，与现实社会政策、教育教学实践等方面联系起来，感知得到“生活”，为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些实用的方法。
这些现状和問题也在提示我们，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重要性。
二、存史与释史：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一
历史与当代，并非是割裂的没有联结的两个时空，相反，它们相互交织，彼此联系，当代的人或事物总能牵出历史的“真相”，映照未来的“轨迹”。“存史”和“释史”并非只是对当代史料文献的收集保存以及研究。
“存史”是指在口述史研究者的介入下，通过庞大的人物网络寻找和梳理出文献档案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换而言之就是以一个研究对象为中心，采访其辐射的人物，以此尽可能多地留存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多元认识、评价及补充。这才是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较为“完善”的“存史”。什么是“释史”呢？就是指在“存史”所积累的尽可能完善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深入的研究。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只有真正介入“研究”之中，完成对音乐教育家生命史、音乐教育生活史、音乐教育实践等方面的“解读”，才算得上真正体现了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
口述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历史与当代的联结作用紧密。如果说过去更关注于档案中对一个人的官方评价，而在口述史介入后，“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①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音乐教育史研究之中，充分利用当代科技，对音乐教育家人际关系网络的人物进行采访，对“活材料”的历史参与者进行充分利用。这样，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就能为形成更为多元客观和全面的研究做出切实的助力，“存史”也能在此基础上得以拓展，而“释史”的研究领域也将更为开阔和宽广。事实上，在诸如音乐教育活动之类的个人实践史实方面，一般难以详细具体地记录于某些文献档案中，而恰恰有时，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音乐教育实践就是我们所要寻找和探究的音乐教育“轨迹”。从现有的纪念音乐教育家论文中，我们早已看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身影，一篇篇采访稿、访谈录让我们看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在“存史”这一方面正在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如孙焱的《广州音专“岭南音乐专家群”的形成——陆仲任教育思想及其成果的考察研究》、杜梦甦的《乐之言 曲之语——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虎威教授访谈录》、戴晓晔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深切缅怀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王震亚先生》等。但“释史”方面，口述研究者主体对于音乐教育史领域的介入显然仍是十分不足的，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访谈类的“存史”论文是大大多于“释史”论文的。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为“存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为“释史”提供了更广袤耕耘的土地。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不仅是为了对过去历史的留存解释，也是在为后人提供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线索”，少走些弯路。因此，“存史”和“释史”是为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一。
三、传承与如何传承：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二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历史学科是彻头彻尾地反理论的。它思索的是实践，是对于实践的反思。”？譹？訛音乐教育本身是人的实践活动，音乐教育实践问题的关键和焦点在于传承与如何传承。也就是说音乐教育实际上是一门技术活儿。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究竟能为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如何传承带来些什么？首先，是为音乐教育实践传承发展之路径带来变革。自媒体时代，教育的传播和继承方式也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新教师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之中对于自身的成长有了更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拓展就离不开口述史研究者对音乐教育研究的介入。比如，对于优秀音乐教师的采访，对优秀课堂上课模式的影像记录，对学生爱上什么样的音乐课的采访等方面的记录研究和总结，都是对音乐教育“技术”发展和传承的有效手段。全国每年新音乐教师能在老教师的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数量还远不能满足学生对专业音乐教师的需求，何况贫困地区，那里专业的音乐教师，或者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音乐知识的代课教师更是屈指可数。音乐教育口述史无论是文本抑或音频还是视频都能实现各地的新教师通过口述文本音频抑或视频实现自我快速的成长。音乐教育实践传承发展之路径“变革”的重任就落在口述史研究者的肩头，而全国做着这些艰苦口述史研究的队伍还需进一步扩大。
其次，聚焦傳承与如何传承之难。音乐教育的传承，从音乐教育实践中来，教师由“做”到“思”，使教育实践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在“思”与“做”的往返运动中，教师的实践性学习得以进行，教师的实践性专业知识得以提升，教师逐渐形成了对具体教育情境的敏感性和果断性。教师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成长起来。然而，实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让音乐教育的传承充满了“难”，如何传承自然也是个问题。在音乐教育实践当中，问题可能来自于学生个体、教师的教学方式、学校的教育理念等方面，解决和应对的方法也是根据“矛盾的特殊性”而变化万千的。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的意义不是说在于提出了某个和某些解决的方案，而是在于做大众的传声筒，将问题难题展现暴露给更多的研究者甚至大众。音乐教育之传承发展就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循环中而来，音乐教育史研究的思辨性就在其中体现。音乐教育研究的视野不仅面向过去，更面向当下，实用性就在其中体现。
在纪念音乐教育家的诸多文章、文集中，像吴跃华的《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这类的文章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对音乐教育家的口述访谈，而是联系起了音乐教育现状以及音乐教育可能之传承方向等方面，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于此已然介入。口述史研究者在音乐教育传承与如何传承上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尽管这样的力量还为数不多。因此，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刻不容缓，其意义在音乐教育实践方面更是不用多言。
四、观照教育现实：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三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让音乐教育研究观照教育现实，体现在对人的关注上。
第一，音乐教育政策“自下而上”的转换。总说政策应自下而上，音乐教育政策也是如此，但能切实做出让大众受益、满意的音乐教育政策实属不易，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恰可作为大众联系音乐教育政策的桥梁和枢纽，能够更加切实地关注到广大普通群众对音乐教育的需求和呼声，让制度和政策“温暖”起来，让制度和政策走进民众的生活和心里。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能够让音乐教育研究关注到普通大众的音乐教育生活史，而大众的教育经历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变革，为当下音乐教育制度政策的变革指明方向。这样的研究有邱昆树的《从学校记忆透视教育变革：一项口述史研究》等文章。音乐教育史不再只是制度史和精英史，音乐教育的政策也不再只是为少数人而制定的。
第二，对人的需求的观照。音乐教育的主体在于“人”，而口述史研究者的介入，让其关注回归到“人”本身，关注学生，关注教师，关注每一个爱音乐、受音乐教育的“人”，不仅关注其表征的行为，更关注和研究其内在的体验。而“人”对于音乐教育的需求是什么？不同身份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学识基础的人，对于音乐教育的需求万万千千，而我们可曾“听见”？邬志辉在他的文章中说道：“从学生即教育实践对象的体验来看，教育是什么呢？教育不是什么知识的传递和道德的说教，而是影响和希望。”①音乐教育要真正影响到人首先就要观照到人。口述史研究者的主体介入就在加速音乐教育研究者们目光的转移。“生命史”的概念就在口述史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深挖中悄然萌芽，典型学生的生命史、典型音乐教师的生命史抑或典型音乐人群的生命史，都需要有更多更专业的口述史研究者进行研究。对人的教育需求的观照获知从何而来？就在人的一点一滴的生命进程中体现。
第三，音乐教育实践重点在于人文实践。要重新发现和找回教育实践的人文精神，首先要转换我们的讨论题域，即由对“实践与理论之间关系”的关怀转向“实践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关怀。而口述史研究者正在做着这样的“关怀”转向，冰冷的说教无法使人信服，人文关怀也正是口述史学教育功能的体现。因此，观照教育现实，正是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之三。
五、结语
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对音乐教育颇具意义，音乐教育的研究十分需要更多的口述史研究者主体的介入，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这就要求口述史研究者能够做到：首先，建立起责任与使命的意识。责任于肩使命于心，才能让一个人主动去做一些实事，思考一些问题，不在时间的洪流中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终。第二，壮大队伍。 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作为口述史研究者主体介入到音乐教育的研究当中去，为音乐教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奠定基石。第三，走向生活。口述史研究者要走到基层当中，去聆听大众的声音，为大众发声，为加快改变偏远地区音乐教育的现状贡献自己的力量。第四，打开格局。音乐口述史相对于口述史以及教育口述史仍处于初生阶段，身为口述史研究者的我们应广泛吸收和学习跨学科的知识和经验，不断扩大自身的视野，这样才能将音乐教育、音乐研究的窗口打开得更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口述研究者肩负着责任与使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