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小说《日光流年》中，阎连科营造了耙耧山脉三姓村这个现代文明无法介入与想象的荒诞世界，那里的人们有着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最微弱的生存能力。因为“喉堵病”和饥荒，他们打破不了“活不过40岁”这道与生俱来的魔咒，四代人殚精竭虑的努力和牺牲，最终还是一场空。作家以其特有的狂想把这种“惨烈”写到了极端，同时也将人在厄运面前不屈不挠的韧性渲染到了极致，而种种生命强力表象的背后是深刻的悲剧性。
　　关键词：《日光流年》 生存 悲剧性
　　一.拼命抢救于无救的绝望
　　《日光流年》中写到三姓村位于耙耧山脉的深处，在当地县地图与县志上都难以找到关于该村的信息，这是作者阎连科的虚构，是中国古老农村的缩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苦难总是伴随着农业社会的始终，抵御自然风险的脆弱性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使农业文明在苟延残喘中得以延续。当然了，这种二重性，也将古老的农业文明推入了“抢救”与“无救”博弈的漩涡。
　　生存是一切生命形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生存权利的争取是一切生命的自觉。在小说中，近百年来，三姓村的村民的寿命在不断地减损，终于到了因为“喉堵病”所有人都活不过40岁的坎儿，怎样去活过40岁便是摆在全村人面前最尖刻的事实。三姓村人从来没有木然地去服从命运的安排，而是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小说中的第一任村长是杜桑，他凭着对《黄帝内经》的些许了解，鼓励村里人大胆地生育，不断的生育和更新换代，让村里的新生人口数量超过死亡人口数量，以保证村里人丁兴旺。他倾尽所有也未能实现这个愿望，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第二任村长是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他认为吃油菜能治好村里人的“喉堵病”，所以鼓励村里人大面积种植油菜，即使在蝗灾和饥荒肆虐的时期，他也带领村里人艰难而顽强地保护着油菜苗的成长，然而种油菜并未能使村里人活过40岁，村里人反而在饥荒中丧尽天良地抛弃幼子；第三任村长是蓝百岁，他认为村里人活不过40岁，问题出土壤上，就带领村人没日没夜地翻土，甚至为了求公社卢主任留下外村无偿劳力为三姓村翻土，卑躬屈膝地将闺女蓝四十送给他蹂躏，结果村里因病而死的人有增无减；第四任村长司马蓝，认为只要修渠引来灵隐水，村人喝了灵隐水就能治好“喉堵病”。于是他率村里人奔波劳碌，进行了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修渠大计，可通渠之日引来的不是清澈的灵隐水，而是被现代工业污染得惨不忍睹的脏水，司马蓝在劳累中死去，三姓村陷入了绝望。
　　三姓村人对生是有着极大的渴望的，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司马蓝的话说：“活着该有多好呀，能吃能喝，能穿衣，能睡觉，手能摸，眼能看，耳能听，嘴能说，可是死了呢？人死了还能干啥儿，还能说话吗？还能做事吗？还能冬天到门口晒日头，夏天到梁上吹西风吗？……世上千好万好的事，还有啥儿比活着更好呢？更为实在呢？”因此，活过40岁这一在外人看来低得不能再低的诉求，变成了村里人生命的终极目标。三姓村人对自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抢救”，依靠肉身与血汗，屡败屡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原力，可歌可泣。可是这种“抢救”是徒劳的，在封闭落后的三姓村，人们难以了解，也没有人要执意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有目标而无途径，因而与求生之道渐行渐远。村里的死人不减反增，这既有“喉堵病”的“自然选择”，也有“抢救”行为本身的消耗，他们找不到出路，这种“以命救命”的游戏，最终将他们逼入“无救”的深渊。余秋雨说：“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世间最大的悲剧”。三姓村人正是在这种“抢救”于“无救”的博弈中，将生命的绝望和悲剧意味彰显得淋漓尽致。
　　生命存在感的获得需要外物的参照，也需要复杂活动给生命注入张力。然而不幸的是，三姓村人这二者都不具备。三姓村在古老偏僻的耙耧山脉里，村里人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的，它位于三县交界之处，没有任何确切的行政归属，像被世界遗弃了一般；村里人不知道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从活到七老八十的先人到活不过40岁的当下，其间发生了什么——总之，三姓村缺少外物的参照，时空概念完全模糊，生命轻盈得如同孤魂野鬼。三姓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重复做一件事：怎样活过40岁，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疲于奔命。他们的生命是单调苍白的，没有更多复杂的生命活动，也无法完成对生命的超越，生命最终归于无意义。
　　二.生存至上的信条所导致的道德伦理的沦丧
　　生存就是生命的存在及其形式，当人类从低等生物中脱离出来，成为有意识的高等生物之后，生存便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第一要义。“处理生存问题，如何实现生存问题，人类由此创造了价值系统，用价值系统来指导生存是人类主动实现生存的独特品格”，道德伦理便是这种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让人类明白自身为什么存在和怎样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提到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摒除脑海中那种为历代统治者所操纵的、虚伪的道德伦理观念，道德伦理本身是理性思考的结晶，是生命的自觉，只是操纵道德伦理的过程中产生了虚伪。
　　《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时刻都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癫狂，为了能够活过40岁，都，狠招绝招用尽。先是村长杜桑为了保证村里人丁兴旺，鼓励大肆生育，妇女完全就沦为生育的机器。司马叶刚坐完月子就被男人绑在床上强奸了；司马笑笑的媳妇难产而死；大冷天的，孕妇们挺着肚子去河边浣洗衣服……在生存信念的倒逼下，人异化为物，变成披着文明外衣的困兽，道德伦理的丧失便是人的社会性的减退，人在退化。蓝百岁为了让卢主任留在村里，继续带领公社成员给三姓村翻地，不惜将如花似玉的女儿蓝四十送卢主任蹂躏。司马蓝也是一声不吭地任由自己的未婚妻被送进狼口，还打着要和她成婚的幌子加以变相地怂恿。更可悲的是蓝四十自己也心甘情愿前往，并且还去开导悲愤交加的母亲。这种“为公捐躯”的“伟大”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动而没有人格意识的“英雄”，和一群背弃父女伦理、夫妻伦理的低等生物，一个道德伦理淡薄的人在成全一群背弃道德伦理的人。在饥荒岁月，三姓村人更是做出了抛弃幼子的恶行，以幼子为诱饵去捕捉村人用以活命的乌鸦，用鲜活的生命来做诱饵的大胆让人不战而栗，生存让他们没有任何羞耻感和敬畏感，甚至连起码的人伦底线也不顾。我们在看到三姓村人为生存作出可歌可泣的牺牲时候，应该保持警醒，不要同情心泛滥，这种选择生存的方式并不正常，这种生存哲学太阴暗，丝毫不能让我们把他们当做高等文明生物来看待。试想，在一百多年以前，那时三姓村人大多能活到七八十岁，他们决然不会做出抛弃妻子的恶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