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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具有强烈责任心和生态意识的作家。在作品中，她以作家的敏锐对生态危机带来的环境污染、人类的异化及滥用科技将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预警式描写。其短篇小说作为作家生态思想一个重要的载体，却未能获得批评家的足够重视。本文尝试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她的短篇小说《平庸的星期三》。小说中作者以看似漫不经心的轻松口吻，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和他们平庸的日常生活，刻画了人类因肆无忌惮的破坏行为而招致了大自然的反抗；而男主人公提倡的简单生活方式正是作者推崇的绿色生活之道。
关键词：阿特伍德 生态批评 自然的反抗 简单生活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加拿大一位杰出女作家，已出版作品达五十多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儿童文学等多种形式。
阿特伍德是一位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她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利用科技手段肆意奴役大自然的行为深为忧虑，这一切自然也反映在她的文学作品里。如在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中，通过描绘想象中的世界末日图景，阿特伍德给当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生态意识不仅渗透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她的短篇小说同样也处处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关怀和忧虑，而后者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其短篇小说《平庸的星期三》。
一.生态批评的背景和历史使命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90年代的生态批评有着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仿佛拥有了改天换地的可怕能力，大自然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正被人类以改造和征服为名进行掠夺性的破坏和开发。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生态批评在北美兴起并迅速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生态思潮的主要使命是重申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解释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1]生态批评因而背负了挖掘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为其寻找出路的历史使命。
生态意识是阿特伍德作品的一个主题之一。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你没有也无法与自然分离。我们均是生物界的一部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2]将人类视为自然这个生态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的高高在上的主人，作者的生态观念迥异于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生态环境恶化的思想根源在于欲望。“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3]欲望的永不餍足促使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远远超过其基本需求的生活资料，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大自然不堪重负，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近崩溃。在《平庸的星期三》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人类的掠夺性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并招致了大自然的反抗，结局将是灾难性的；二，男主人公艾瑞克固执的坚持简朴生活，拒绝一切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文拟从以上两个角度对该篇小说进行解读。
二.自然的反抗
《平庸的星期三》是收集在阿特伍德短篇小说集《荒野指南》中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玛夏和其丈夫艾瑞克的平凡生活。小说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玛夏和丈夫期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圣诞为开端，整个故事仿佛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流水账般的文字里作者的生态忧虑和责任感却凸显出来。
“是人对大自然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大自然对人更有危险性。而且，就人而言，破坏大自然就是自我毁灭”[4]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在技术的进步中变本加厉，仿佛可以永无止境的予取予求。得意忘形的人类似乎忘记或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整个生态圈的一部分，因而“破坏大自然就是自我毁灭”，人类的侵略行为势必会导致“自然的反抗”。[5]
“这是一百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十二月。晚上气温只有零下30度；骑车轮胎到早上都冻成了方形的，医院里到处都是冻伤病人。艾瑞克说这是温室效应导致的后果。玛夏对此感到很疑惑：她觉得温室效应应该是让气候变暖，而不是变得更冷。‘是导致异常天气，’艾瑞克插话道。”[4]
温室效应主要是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以及森林的大面积减少，减少了树木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所造成的。而这两个原因都与人类的行为脱不了关系。在小说中作者并未对温室效应详尽分析，但她对于温室效应的忧虑通过女主人公之口向读者清晰的表明：
玛夏费力第爬上了巴斯若斯特站的楼梯，一时间，她看到了如果温室效应继续升级的话，这些贴着瓷砖、光亮可鉴的隧道张曼了苔藓或是又高又长的蕨类，或是淹入水中的样子。她注意到自己不再以如果这种虚拟语气思考问题—而是只用当这样确凿的语气了……[4]
玛夏对于极端天气将导致的生物圈的可怖的巨变和异常越来越确信，甚至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想，而是“确凿”要发生的事实，而它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阿特伍德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的，她在《羚羊与秧鸡》中描述的情节“非常现实。要么可能已经发生，要么他们正致力于实现这种可能性”。[2]而《平庸的星期三》中反复提到的温室效应也早已成为事实。作者正是要借玛夏之口来警醒人类，悬崖勒马，或许还有希望。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6]
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警示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行为绝不可能取得成功。大自然作为一个历史久远于人类的存在，其自身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不容受到人类的挑战。
三.艾瑞克：简单生活观
根据王诺的观点，“简单生活观是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生态的人生观念。它主张人类节制物质需要，拒绝消费文化对人们的诱惑，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减轻对生态承载的压力，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1] 小说的男主人公艾瑞克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喜欢读报，却退订了《晨报》，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不用再生新闻纸”[4]，虽然妻子玛夏就是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他还“反对用裘皮做衣服”[4]；他是一个“彻底的老顽固，不会允许家里有台电脑[4]......这些习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与追求效益与速度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不仅如此，除了拒斥这些破坏环境，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生活习惯的同事，艾瑞克还践行一种“简单生活观”：艾瑞克不喜欢吃“脆谷乐”这类东西，他们却“储藏了大量的块根类蔬菜：胡萝卜啦、土豆啦、甜菜根啦。艾瑞克说当年的拓荒者就是这么做的。[4]这种生活方式在殖民早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经济发达，物质过剩的二十世纪，向往甚至实践拓荒者的简单生活方式，则是艾瑞克本人的主观选择了。
简朴的生活意味着花较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关注我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的丰富跟人的幸福感并非成正比。小说中艾瑞克靠写历史书挣钱，可是他挣的不多。“比如他关于1812年战争期间的裘皮贸易的观点，得罪了几乎所有人。”[4]毫无疑问，艾瑞克反对裘皮贸易的观点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他觉得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渐渐地不再有写作的动力了。”[4]艾瑞克的写作动力的丧失还来自于“他深深的绝望……无处不在的，有如城市里越发糟糕的空气质量。”[4]
小说中男主人公艾瑞克还不喜欢电脑，他是一个“彻底的老顽固，不会允许家里有台电脑”。[4]科技一方面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另一方面却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疏远。他拒绝的不是电脑这种高科技产物本身，他舍弃的是一种效率、利益至上的虚妄的生活方式。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有何问题—所有的人类发明仅仅是工具—而是该对它们做些什么；因为不管人类科技变得有多高明，人这个物种在内心深处依旧和好几万年前一样—同样的情感，关注的东西也没有改变。”[2]艾瑞克选择的是简单生活方式，拒绝高度文明，内心深处仍和几万年前一样关注自己的基本需求，关注大自然及其生物的命运，这也正是作者的希望吧！小说中玛夏所供职的报纸是世界报，“它算是某种国家机器，而且，和当下许多其他国家机器一样，处于分崩离析之中。”[4]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具有了征服、摧毁大自然的能力，作为大自然的对立面，阿特伍德对于机器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它们“处于分崩离析”中。
小说中对于男主人公简单生活方式的描写，映衬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亨利·梭罗一样搬到湖边，亲自践行远离世俗，摆脱物质的简单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摈弃奢侈浪费，以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为考量标准，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损毁。
四.结语
“一个人如果不能和自然达成和解，就说不上有智慧”[7]。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学会与环境和谐共存。自然早于人类亿万年前就已存在，其自身价值不依附于人类的评判。只有舍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把自己作为生态环境中的一员，才能在价值观上恢复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不是将其作为征服与统治的对象。
在《平庸的星期三》中，阿特伍德详述了种种因为人类的主观行为给大自然造成的伤害，但她并没有对人类绝望，小说中男主人公艾瑞克的简单生活方式便是作者所倡导的。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算太晚。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一切都跟婴儿有关，在圣诞节这天。这是所有的希望。”[4]纠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错误的价值取向，一切都还有希望。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3]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荒野指南 邹殳葳等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等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介绍：赵琪，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关键词：阿特伍德 生态批评 自然的反抗 简单生活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加拿大一位杰出女作家，已出版作品达五十多部，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儿童文学等多种形式。
阿特伍德是一位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她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利用科技手段肆意奴役大自然的行为深为忧虑，这一切自然也反映在她的文学作品里。如在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和《羚羊与秧鸡》中，通过描绘想象中的世界末日图景，阿特伍德给当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生态意识不仅渗透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她的短篇小说同样也处处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关怀和忧虑，而后者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其短篇小说《平庸的星期三》。
一.生态批评的背景和历史使命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90年代的生态批评有着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仿佛拥有了改天换地的可怕能力，大自然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正被人类以改造和征服为名进行掠夺性的破坏和开发。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下，生态批评在北美兴起并迅速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生态思潮的主要使命是重申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解释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1]生态批评因而背负了挖掘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为其寻找出路的历史使命。
生态意识是阿特伍德作品的一个主题之一。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你没有也无法与自然分离。我们均是生物界的一部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2]将人类视为自然这个生态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的高高在上的主人，作者的生态观念迥异于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生态环境恶化的思想根源在于欲望。“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3]欲望的永不餍足促使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远远超过其基本需求的生活资料，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大自然不堪重负，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近崩溃。在《平庸的星期三》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人类的掠夺性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并招致了大自然的反抗，结局将是灾难性的；二，男主人公艾瑞克固执的坚持简朴生活，拒绝一切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文拟从以上两个角度对该篇小说进行解读。
二.自然的反抗
《平庸的星期三》是收集在阿特伍德短篇小说集《荒野指南》中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玛夏和其丈夫艾瑞克的平凡生活。小说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玛夏和丈夫期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圣诞为开端，整个故事仿佛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流水账般的文字里作者的生态忧虑和责任感却凸显出来。
“是人对大自然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大自然对人更有危险性。而且，就人而言，破坏大自然就是自我毁灭”[4]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在技术的进步中变本加厉，仿佛可以永无止境的予取予求。得意忘形的人类似乎忘记或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整个生态圈的一部分，因而“破坏大自然就是自我毁灭”，人类的侵略行为势必会导致“自然的反抗”。[5]
“这是一百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十二月。晚上气温只有零下30度；骑车轮胎到早上都冻成了方形的，医院里到处都是冻伤病人。艾瑞克说这是温室效应导致的后果。玛夏对此感到很疑惑：她觉得温室效应应该是让气候变暖，而不是变得更冷。‘是导致异常天气，’艾瑞克插话道。”[4]
温室效应主要是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以及森林的大面积减少，减少了树木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所造成的。而这两个原因都与人类的行为脱不了关系。在小说中作者并未对温室效应详尽分析，但她对于温室效应的忧虑通过女主人公之口向读者清晰的表明：
玛夏费力第爬上了巴斯若斯特站的楼梯，一时间，她看到了如果温室效应继续升级的话，这些贴着瓷砖、光亮可鉴的隧道张曼了苔藓或是又高又长的蕨类，或是淹入水中的样子。她注意到自己不再以如果这种虚拟语气思考问题—而是只用当这样确凿的语气了……[4]
玛夏对于极端天气将导致的生物圈的可怖的巨变和异常越来越确信，甚至认为这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想，而是“确凿”要发生的事实，而它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阿特伍德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的，她在《羚羊与秧鸡》中描述的情节“非常现实。要么可能已经发生，要么他们正致力于实现这种可能性”。[2]而《平庸的星期三》中反复提到的温室效应也早已成为事实。作者正是要借玛夏之口来警醒人类，悬崖勒马，或许还有希望。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6]
恩格斯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警示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行为绝不可能取得成功。大自然作为一个历史久远于人类的存在，其自身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不容受到人类的挑战。
三.艾瑞克：简单生活观
根据王诺的观点，“简单生活观是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生态的人生观念。它主张人类节制物质需要，拒绝消费文化对人们的诱惑，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减轻对生态承载的压力，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1] 小说的男主人公艾瑞克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喜欢读报，却退订了《晨报》，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不用再生新闻纸”[4]，虽然妻子玛夏就是这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他还“反对用裘皮做衣服”[4]；他是一个“彻底的老顽固，不会允许家里有台电脑[4]......这些习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与追求效益与速度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不仅如此，除了拒斥这些破坏环境，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生活习惯的同事，艾瑞克还践行一种“简单生活观”：艾瑞克不喜欢吃“脆谷乐”这类东西，他们却“储藏了大量的块根类蔬菜：胡萝卜啦、土豆啦、甜菜根啦。艾瑞克说当年的拓荒者就是这么做的。[4]这种生活方式在殖民早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经济发达，物质过剩的二十世纪，向往甚至实践拓荒者的简单生活方式，则是艾瑞克本人的主观选择了。
简朴的生活意味着花较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间关注我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的丰富跟人的幸福感并非成正比。小说中艾瑞克靠写历史书挣钱，可是他挣的不多。“比如他关于1812年战争期间的裘皮贸易的观点，得罪了几乎所有人。”[4]毫无疑问，艾瑞克反对裘皮贸易的观点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他觉得这些作品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渐渐地不再有写作的动力了。”[4]艾瑞克的写作动力的丧失还来自于“他深深的绝望……无处不在的，有如城市里越发糟糕的空气质量。”[4]
小说中男主人公艾瑞克还不喜欢电脑，他是一个“彻底的老顽固，不会允许家里有台电脑”。[4]科技一方面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另一方面却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疏远。他拒绝的不是电脑这种高科技产物本身，他舍弃的是一种效率、利益至上的虚妄的生活方式。阿特伍德曾经说过：“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有何问题—所有的人类发明仅仅是工具—而是该对它们做些什么；因为不管人类科技变得有多高明，人这个物种在内心深处依旧和好几万年前一样—同样的情感，关注的东西也没有改变。”[2]艾瑞克选择的是简单生活方式，拒绝高度文明，内心深处仍和几万年前一样关注自己的基本需求，关注大自然及其生物的命运，这也正是作者的希望吧！小说中玛夏所供职的报纸是世界报，“它算是某种国家机器，而且，和当下许多其他国家机器一样，处于分崩离析之中。”[4]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具有了征服、摧毁大自然的能力，作为大自然的对立面，阿特伍德对于机器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它们“处于分崩离析”中。
小说中对于男主人公简单生活方式的描写，映衬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亨利·梭罗一样搬到湖边，亲自践行远离世俗，摆脱物质的简单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摈弃奢侈浪费，以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为考量标准，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环境的损毁。
四.结语
“一个人如果不能和自然达成和解，就说不上有智慧”[7]。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学会与环境和谐共存。自然早于人类亿万年前就已存在，其自身价值不依附于人类的评判。只有舍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把自己作为生态环境中的一员，才能在价值观上恢复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不是将其作为征服与统治的对象。
在《平庸的星期三》中，阿特伍德详述了种种因为人类的主观行为给大自然造成的伤害，但她并没有对人类绝望，小说中男主人公艾瑞克的简单生活方式便是作者所倡导的。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算太晚。小说末尾作者写道：“一切都跟婴儿有关，在圣诞节这天。这是所有的希望。”[4]纠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错误的价值取向，一切都还有希望。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3]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荒野指南 邹殳葳等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岭等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等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介绍：赵琪，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