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场建成之日，就是能力形成之时。”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指挥员用心设计、用心谋划的结果。
　　发射场建成之日，就是能力形成之时
　　当我从气象室回到指控中心时，第一个“惊心动魄”直接撞来，时针刚好指在10：30。
　　01指挥席上那一排人，突然都站了起来。胡旭东下达口令——洪亮中略带一丝低沉：“各号保持状态，暂不进入7 小时程序。”
　　指控中心马上出现一波小震荡。因为，只要“保持状态，暂不进入……”懂发射的人都明白怎么一回事了。
　　指挥部首长席上的指挥成员都纷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些指挥成员里，个个都在发射场千锤百炼。其中，我采访到了他们中的一位资深干将，他就是文昌发射场建设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他给我作了短小精悍的总结：文昌发射场建设的特点，就是科学管理。我们为它设计了“五个目标”：高精工程、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人才培养工程。
　　发射场建设一共投资60多亿元（包括后来台风造成的损失补加），没有一分钱投入到软实力上。
　　他在这里所说的软实力，其实就是人才培养工程。
　　从2009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举办了好几期新一代发射场建设相关工作人员培训班。每一期培训班他都要到场提具体要求，必须让他们认真参与，学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积极参与设计。
　　同时，他还特别看重下厂学习，把发射场人员派往各设计生产厂家去跟班作业。当时，他们做的方案中，只派了20来个人。上报给他后，一看，说，不行，每个系统都得有人，你们按“长五”的主要岗位派出，比如空调、吊车、测控、通信等，能多派尽量多派，尽量做到每个重要岗位都有我们的学习人员。
　　这个方案，连报三次，最后一次才达到他的要求。他风趣地说：派你们出去学习，还跟我挤牙膏一样，那怎么行！到时候用起来，你们就明白今天的学习有多重要！
　　而且体系、规程方面，他要求做到和发射场建设同步。
　　所以，“在2014年‘长七’‘长五’任务合练时，每个岗位几乎没有一点障碍，我们要体系有体系，要规程有规程，要队伍有队伍。如果不提前做这些工作，只埋头建设工程项目，就形不成执行任务的能力。我们文昌发射场建设就是要形成新的发射测控能力。这能力什么时候形成？发射场建成之日，就是能力形成之时。”
　　后来，有了文昌发射场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格局才变成“一心两场，两条战线”。
　　怎么安排这两个“战场”？西昌则以高密度发射为主，文昌则是大量工程项目、人员培训、体系建设为主。
　　他还要求，文昌所有的新单位，都要先做五年规划：定职责、定人员、定机构。人员要精干，要科学管理。最重要的还是管理模式。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有关这一点，据说沈荣骏院士也专门找过他，强调文昌发射场一定要建设成现代化发射场。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他的理解是：首先管理的理念现代化、管理的方法现代化、管理的制度现代化。文昌发射场是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迈进，你怎么迈？强又强在哪些方面？这些全都要在管理的理念、方法和体系上体现出来。
　　他说，这个发射场是开放的，无毒无污染。比如开放，如何才叫开放？对普通百姓开放，甚至对国际开放。不仅这样，还要带动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要带动当地的旅游。让老百姓把我们的发射场当成自己的发射场。这和前面提到总部那位领导的“做成一个连老百姓都认为那是自己家门口的发射场，爱发射场就像爱自己的家园一样”是同一个理念。
　　他说，这些年，他一直想到黄埔军校去看一看，它为国共两党培养了诸多优秀人才，可一直没能找到机会。海南到成都飞机很少，经常要去广州转机。有一次，他正好去广州转机，一看还有点儿空隙，便去参观了向往已久的黄埔军校。
　　“这是我的一个夙愿。这次去参观，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其中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写得多朴实，很受教育，很让人感动！人家是怎么吃苦，怎么学习，为国家怎么献身的？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受启发，那就是门票。门票不卖钱，免费的，去登记一下，给你一张票，票上有一张图。它在海军管辖的营区里，人家在图上标志得很清楚，小院子哪里是参观区，哪里是军事禁区。它的管理模式，是我们发射场应该学习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也一直提倡对外免费参观。一开始也是这不行那不行，说有很多困难。我建议他们应该到黄埔军校、虎门销烟那些地方去看看，人家都是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全都免费，我们发射场为什么不可以？有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不是一张门票能解决的问题。至于旅游公司组织，你旅游公司可以象征性收取一点费用，那是合理的，但我们发射中心绝对是免费的，不收钱的。”
　　他的愿望终于在2012年10月实现了。
　　“文昌发射场也应该这样，是开放的，共享的，你到这里来旅游，就可以免费参观。哪个地方能参观，哪个地方不能参观，只要把区域划好，并管理好就行了。尤其对学生——你看看人家国外，所有的博物馆给学生免费参观，全都对学生开放。我们也应该这样啊！”
　　他还谈到西昌高密度发射配两套发射班子的问题。这也是他极力主张的。你想，如果一年有8发（射）任务，一个班子各承担4发，一年下来也只有4发任务。后来他问他们累不累？他们说不累。不仅工作量减轻了，更主要是解决了各个工作岗位人员备份问题。这是他从一发任务中受到的启发，也可以说是急出来的金点子。他说，那次任务的01指挥在关鍵时刻突发急病，可把大家急坏了！可不，假如01指挥只有一个，非战斗减员时，那就抓瞎了。而01指挥的岗位有多重要！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发射指挥班子一定要有备份。配备两套发射班子就这么来的。他这才真正叫急中生智！
　　发射场里面的旧房子保留，也是他的主张。他看上里面好几栋很有特点的民房，老百姓自己也舍不得拆，即使别人去拆也怪心疼的。于是他索性让他们不要拆，情愿多给他们一点钱，把它们保存下来。
　　后来，有人向他报告：房子谈好了。他问谈了多少钱？回答：不要钱。
　　人家房主很高兴你保留他的祖居。有一个华侨不但高兴，还捐献了10万元给大家装空调。
　　我参观过这几幢民房，好看是好看，但居住的人员太多，显得空间很小，跟鸽子笼似的。文昌天气炎热，他们的生活条件太艰苦了！我刚准备发一番感慨，立马遭到批评。
　　“没有艰苦。这种艰苦，是所有单位里都有的艰苦，不是我们特有的艰苦。再说，创业哪能不艰苦？他们去文昌时，我就告诉他们，创业要吃苦。他们说，这个苦，他们能吃！他们还说，人生有这个经历是难得的，将来可以自豪地对子孙说，爷爷曾经参加过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建设……”
　　是的，要不是每一个参建者吃苦，哪有文昌发射场的今天？这个苦，该吃！
　　沾到“漏”都很可怕
　　发射塔架1、3助推火箭上，疑似液氧泄漏。
　　听见“泄漏”二字，就是一个纯粹的外行，心头也会像被针尖戳着一样，猛然一颤。因为，加注过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燃料泄漏。
　　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听过太多这方面的故事。你了解得越多，胆子就会越小。这句话，是加注系统的加注专家俞少行告诉我的。俞少行在这一行干了整15个年头，遇到大小惊险无数次。他现在是加注系统的“老大”之一。
　　在采访发测站站长唐功建时，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让我记忆深刻。那也是唐功建自己回想起来挺自豪的一件事。
　　“那是2000年的‘五一’前，我在当一个分系统的指挥员时，第一次组织人在总装厂房把火箭发动机拆了，这次拆它，是要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查找发动机上的多余物。发动机里面有多余物，密封不好，造成燃料泄漏。这个问题太大了，压根儿不敢发射。火箭动力系统，比如贮箱、发动机，只要漏，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长三’好几次失败，其原因都是不该漏的地方漏了。有一次，火箭掉到太平洋，也是二级发动机漏气。搞航天的，沾到漏，都很可怕：漏电、漏液、漏气。”
　　听见吗？凡是沾到漏，都很可怕！
　　液氢液氧分别是零下253摄氏度、零下183摄氏度，简直难以想象，它们充填到火箭肚子里，动不动就把钢管、接口处、叠片冻坏了，加上地域三高（高盐雾、高温、高湿）就更难伺候，一旦泄漏出来，不用说也知道有多可怕。据说，最先使用这种低温燃料的是苏联人。现在，也只有少数国家掌握这种低温燃料技术。发射中，只要加入低温燃料，风险就加大。所以，一听泄漏，心便提到嗓子眼上。以前，听到这些词语，以为是文学夸张，其实不然，人的心，真能提到嗓子眼上，让你紧张得喉头痉挛，不能呼吸。
　　指挥部里有一半的人，已走出大厅，去对面小会议室开紧急会议。这是世界上最务实的会议，他们要根据航天人特有的“双五条”归零标准，开展故障排查，并得以解决。这也是航天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创新的质量管理方法，也是“救火”措施。
　　故障不归零，发射就不能继续。哪怕有一丝的疑问，都不能放过，必须把故障归零。
　　归零意味着什么
　　这让我想起11月1日，在802参加的归零评审会。
　　也可以说，没有这次评审会，没有专家们在归零报告上签字，同意把故障归零，就没有今天的发射。因为没有归零，任务指挥部就不敢把程序往下走，就得终止程序，所以，归零，意味着发射程序能不能继续向前走，否则程序终止。
　　这次故障，是合练中发现的，好像助推动力系统机构出了问题。
　　在这个会上，什么快速摇摆、振动冲击、伺服机构输出等词语，让人听着都很陌生，我也没办法在一时半会儿弄懂它们。总之，只要知道火箭助推发动机上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影响发射的成败就可以了。
　　于是，专家们集中在一起，评定这个故障的排除情况。他们要听故障描述、故障分析、故障复现；完善操作预案，举一反三；人工干预；不符合标准和条款；最后的结论。他们都要一一汇报得出结论。现在这个方案是否完善，够不够强壮，能不能归零，要等专家们来审定。
　　这些专家有张贵田、吴宏恩、栾恩杰、唐一华、孙为钢、李志强、王泽民、古一、穆山、钟文安、郝希凡、王建设等。还有“长五”火箭设计的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王珏和李东。
　　在此，我摘几句他们的对话吧。
　　原总部副部长问：“‘忽略’出现故障，操作‘正确’是什么？”
　　“一岗操作手，出现了‘满偏’，按了‘忽略’……”
　　解释一下：一岗和二岗的区分。一岗是操作手，二岗负责把关；一岗操作手都是发射场工作人员，二岗是试验队人员。
　　“首长，还是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事，这个责任还在我们这一方。”
　　他们这一方，就是二岗。
　　“你这个姿态很好！”
　　栾恩杰院士——这个名字让我如雷贯耳——还问：“……根据一个什么状态……这忽略条件是什么？为何设计忽略？在发射当中，一个不好的通路，都不应该在发射程序里有。下去可以好好研究‘忽略’，事情不大，但暴露了问题，如何把发射场的合练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回去我们好好完善。”
　　这相当是一次非常严格的考核，他们要回答每一个专家的提问。每一个提问都得解释一清二楚。
　　航天人的“双五条归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一次次的重大挫折之后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火箭卫星爆炸把他们脑袋给炸清醒了后，才有了“双五条归零”。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航天走入低谷的年代：1992年3月22日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发射澳大利亚B1卫星失利，故障原因是点火控制电路中有微量的铝质多余物。这次发射，我就这次在西昌指控中心观看发射实况，刚看见点火口令下达之后，火箭屁股下的火烟，“轰”一下，火箭微微摇晃，本该起飞，它却没起飛，接着就看见一股浓烟弥漫发射塔架，感觉有人在火上浇了水似的，其实这是火箭执行了自动紧急关机程序。自看完那一次发射之后，我就落下了恐惧症，不管在哪里看发射，都会胆战心惊。这次“长五”发射，我也提心吊胆的，好像比谁都显得更胆小。 　　1996年2月15日，“长三”乙火箭首发“国际通信卫星708”，火箭点火起飞后22秒爆炸，就炸在西昌发射场一号门附近，把一个山包炸出一个大坑，至今那个坑还在，那次发射当然是星箭俱毁，损失惨重；1996年8月18日长征三号发射中星七号通信卫星，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失败，导致卫星未能送入预定轨道。
　　面对这一次次重大挫折，航天人开始深刻反思，并充分汲取国内外企业管理质量体系经验，提出了技术、管理双归零的方法。这一方法，是航天人的真正法宝，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今天，这个归零评审会就是落实“双五条”的最后一个步骤。
　　现在，主持人朱明让问：是否同意归零？
　　同意归零。
　　大家举手通过。
　　所有的专家都慎重地举起了手。
　　归零文件怎么起草，还要写评审结论。他们又对着电视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该问题致使助推伺服机构与发动机满偏，经试验验证，对相关产品无影响，不影响这次任务。
　　该问题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采取措施有效，并进行了举一反三，可以归零。
　　然后是鼓掌通过。
　　最后，工作人员给每位专家发一张表格，让他们逐一签字。完后，这个归零评审才真正算是有效了。
　　更主要的是，这个“可以归零”的结论要交给发射指挥部作为决策的依据。有了这个依据，任务程序才能正常地一步一步往下走。
　　归零官
　　钟文安是文昌发射场技术部总工程师，质量与技术安全组组长，主要负责所有测试发射总体技术方案拟制、测试过程质量把关以及飞行结果评估、任务评定等工作。这么多头衔听去挺吓人的，还是记他另一个名字吧，或叫绰号：归零官。
　　钟文安说：“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跟人吵架，没有一天不吵的。大家都叫我吵架组组长了。”
　　吵什么呢？
　　“归零啊，技术归零。有时不吵，就归不了零。”
　　钟文安，1970年4月出生。他17岁那年，开始学习航天技术系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一进校门知道他看见什么？ 1059型火箭，最早仿“老毛子”的火箭。那也是他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火箭。这让他兴奋了好长时间。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将要和火箭捆绑在一起。
　　1991年大学毕业后，他分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测站，进入了动力系统工作。
　　上面说的1992年3月22号发射澳大利亚B1卫星发射失利，火箭“紧急关机”，钟文安就在发射现场。
　　钟文安说：“我也是那时才知道火箭会紧急关机，才知道危险离你多么近。”当然，抢险的时候，没人会想到危险。大家不要命地往发射场冲，往发射塔架上冲。火箭的钢板都是烫的，踩上去感觉要化掉一样。戴着手套，感觉钢架都烫手，但要去把火箭的舱门打开，因为发动机没关机，程序还在走，如果再往下走，就可能点着二级发动机，那危险不可想象。必须有人去把舱门打开，手动断电，这才截断程序不往下走。由于舱门变形，很难打开，还是用改锥撬开的。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危险。但所有抢险的人，脑子里只想着：快！快！快！抢速度！抢时间！快！快！快！
　　塔架上全都弥漫着浓浓的红棕色的烟，那是燃料箱在泄漏。前面说过，泄漏是最可怕的。
　　钟文安第一个开舱门，是第一个进到火箭里面的人。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点害怕。全身心都想着怎么抢险，怎么保住火箭，怎么解除它的危险。是事情过后，才感到后怕。大家都感到后怕。甚至有点不敢回想，那太危险了！每分每秒火箭都有可能爆炸的危险。
　　幸运的是，由于抢险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一步都按应急方案实施，每一个人都沉着冷静，没有发生误动作误操作。
　　钟文安说：“抢险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卸火箭助推。它是捆绑式火箭，带着四个助推。要把回转平台合拢，当时左边也空，右边也空，人站在上面晃晃悠悠的，万一掉下去，就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他哈哈的笑语，显得十分轻松，可在当时，还要去拆卸。但他没有怕，大家都没有怕。只是过分紧张，手一直在抖，就怕螺栓什么掉下去，因为，平时工作养成的习惯，绝不能有任何物件掉下去，怕会砸伤什么东西，砸不好就可能砸出一个重大事故来。所以，抢险时也有这种担心。但组长胡科就在喊：不怕掉了，不怕掉了！是啊，这时候掉什么都不怕了，主要是抢时间，把短路插头插上，给火箭上一道保险，把一切危险排除掉！
　　钟文安说：“抢险的第三个印象，是最后的贮箱液体要泄回来。这是个巨大的风险。还要一边给它供气，一边给它增压，气不能增多了，否则贮箱结构受不了，但也不能少了，不然，贮箱失去平衡后会倒下来。”
　　最后，泄下来是一个“大火球”——燃料。
　　那天还好，发射场风大，硬是把“火球”慢慢地吹散了。
　　澳星失利那年，钟文安22岁还不到。爬七层塔架，哧溜上去哧溜下来都毫不费力。那时候，多年轻呀！现在可就没这个力气了，钟文安有些自嘲地说。
　　但钟文安十分自信地说：“那些年，真是积累了一笔财富，一大笔财富。”说完，他又哈哈地乐了。
　　后来，他又回大学读研，毕业后还是回到西昌发测站。
　　2004年8月到2006年8月，到航科集团五院代职，这个经历，让他补了设计师的课。
　　2011年，钟文安调到文昌发射场，担任发测站总师之职。其实是派他组建“软实力”去了。
　　发射场的文书体系，就是钟文安牵头做出来的。
　　文书体系是管理程序中的首要任务。这些文书体系里的程序文件目录，可能和其他发射场大同小异，但里面的所有内容却不一样了，这是因为设备不一样，指标也不一样，场位也完全变了。这等于说，一点都不能照搬别的文书，每个字都得重新写。 　　钟文安坦诚道，用在文书上的时间是最多的，从2011年开始，每天晚上都组织人员忙这个文书，因为白天要管设备安装调试，只有晚上带着人推敲。他们一共写了300多份文书。
　　为什么会这么多？
　　“每个岗位都要做，每个岗位都要有操作规程、维护方案、规范制度，还有应急方案、试验方案，这些统统都要写成文字。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要求，就必须写出来，只有写出来了，才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我们就是：写所做的，做所写的。一步一动都要有规范，有依据。”
　　钟文安说：“这个体系里最难的就是涉氢的操作文书。这一块是全新的东西，没有经验可借鉴。也可以说，氢的部分是我们的初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一边摸索一边把它变成文书。这个过程是相当熬人的。”
　　而所有的文书，让钟文安印象最深的是：测发和总体技术方案，风险分析报告……
　　“还有文昌发射场的人员设计，究竟是多少人合适，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从5个人，到80多人，再到500多人，整个文书体系的人员设计、岗位设计、责任划分，比如发射阵地多少人，技术阵地一个连，特装一个连。后来，觉得这样设计对专业发展不利，又打乱，重新按专业设计，专门抽出一个排供水、供气、供电，把原来按区域划分，改成按專业划分。用什么样的编制才能把文昌发射站建起来？需要一些什么岗位？而‘长五’和‘长七’是两种不同的型号，培训方法也要用两种，不能只用一种，一种也用不了，因为型号不同，要飞快转换脑子。有时你会转不过弯来，把它们弄混了。如果设定岗位多了，人没那么多，又怎么办？只有在管理上突破，不管在哪里，都是这些人管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区域太大。我在西昌发射站当总师时，每天都要去阵地上转一圈，已成习惯，而且都是步行，两个小时基本上转完了。在这里，你两天也转不完呀。这里规模大，设备设施又多。更大的问题是你不能走路，一走就出汗，全身难受，你只能坐车。想想吧，一个人不能跑也不能走，只能等车来载你，多受限制吧！”
　　还有发射场里那些燃料的管道，也是钟文安带着一帮年轻的、从没见过液氢是何物的小伙子们干起来的。从安装到调试，两年多，光液氢调试就花了122天。有关这一点，钟文安骄傲地说：“那些管道，预制新安装，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重新制一根管道，要一个月的时间，你想，那么多管道，一根出了问题，就得耽搁一个月。”
　　还有一件让钟文安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整个加注系统，保证焊接没有多余物。焊缝有几十万个，所有管道不能有丝毫的多余物。多余物会把发动机管路堵塞，造成点火失败。澳星发射失利，就是多余物（他又强调了一遍）。要保证没有多余物不难，只要按照规范和要求来。2012年10月到2014年10月，头尾两年时间，要保证任何一处管子不能有多余物，几万个焊缝，天天检查，天天盯着，这就有点难了。
　　“整个低温系统结构，还要避免骤冷，可又要做预冷。我们要经过大量计算，材料要在可控范围。量小了，冷不下来；量大了，可能骤冷，破坏结构。一个罐子冷下来，要一天多。但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国内首次大规模液氢调试。首次大规模的调量，1500立方米到1600立方米的概念。这概念你不懂哈？就和西昌比，西昌只有200立方米。这里比西昌的量大多了，造成质的飞跃。我们要保证‘长五’合练，要保证液氢系统不出问题，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我们做到了没出问题。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培养了几个团队，其中一个就是低温加注中队。”
　　据说，刚开始时，小伙子们不是太认真。钟文安就敲打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它的利害关系，他说：你们都给我听好，液氢泄漏时，我这个总师是不会上去给你们接管子拧扳手的，冲上去的，还是你们。你们不要拿自己宝贵的生命开玩笑！他就把话说到这个程度，让他们自己去思量。
　　“液氢调试，也是前无古人的。压力到底多少？0.4合不合适？怎么调到1.0？1.0合不合适？大家确认，再签字，然后再去干。他们不是都没干过吗？好，我教你，一点一点教。班前会，大家讨论，把技术状态交代好，把技术细节交代好，把注意事项交代好。然后，我就搬只板凳坐那儿，不吭声了，让他们自己去干，一定要让他们熟练到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地方。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搬个凳子坐着，天天盯在现场看他们干活。”
　　有时，钟文安还要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硬任务。有一次，上级突然提要求，2014年5月30日，整个发射场必须具备验收条件。加注系统大规模的调试，是3月初，没有氮气，氮气必须开工出“气”。这又面临着氮气系统自身设备是否过关。
　　中心在3月11日给钟文安下了一个死命令：3月20日，必须出“气”。
　　大家都觉得这不太可能。
　　钟文安自己也觉得不可能，这工作量太大了，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完成不了任务。
　　但中心领导对钟文安说，就这个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了。
　　作为发射人，在上级命令面前，你是不能说“不”的。钟文安只好硬着头皮领受任务。
　　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3月20日晚23点真的出了“气”。
　　他带领他的团队又创造一了个奇迹！
　　“今天听说‘猎鹰9’爆炸。”
　　在采访的中途，钟文安突然跳跃性地来了这么一句，让你觉得没头没脑。要不是早上在饭桌上听到此消息，那一定会被他这句话弄得一头雾水。
　　现摘录2016年9月3日《环球时报》一则消息：
　　当地时间9月1日9时许，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的“猎鹰9”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中心进行发射前例行测试时发生猛烈爆炸。根据网上的视频，“猎鹰9”火箭上部首先爆炸，形成一个大火球，火箭搭载的卫星随即也重重地跌落地面而受损，整个爆炸持续约5分钟。这颗卫星原本是“脸谱”公司用于向非洲发射高速网络信号的。
　　《中国航空报》航空专家张宝鑫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当前已全面放开了发射市场，最近接二连三出现发射事故。这是因为整个市场正处于初期培育阶段，很多公司的火箭虽然采用已经成熟的技术，但大多都是新设计的，整合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可以看作商业航天公司正常运转所需要交的学费。 　　……
　　虽然每个航天大国，都在各干各的事，但这些同行们随时随地都在关注彼此的动向，每一次成败，都会进入各自的视野之中，因为他们既是同行，又是对手。因此，他们的每一次航天发射，都会在各自的内心中引起复杂又微妙的情绪波动。钟文安也不例外。“长五”发射在即，他这个“归零官”满脑子想得最多的还是各种风险预案，做没做到位，有没有被遗漏的。
　　2015年9月，钟文安调到技术部任副主任。他以为技术部工作会轻松一点，但不是，可把他累惨了。他的现职是“长五”总体方案设计师，技术状态的确定、质量的把控、技术的固化，还要当好指挥部首长的智囊，提供技术支撑。
　　还有“长五”的合练。
　　合练这个词，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个词出现时，我才二十出头。那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还没出名，就像文昌发射场一样组建不久，等待发射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那时候，我们只见过发射场里面寂静多年又闷声不响的发射塔架，至于卫星火箭长什么样，大多数人没见过，就像现在“长五”大火箭有多大，好多人也没见过一样，只知道“长五”长得可大可大了，比想象中大多了！
　　后来，这个“大家伙”真来了。大家热情高涨，欢迎热烈。可它不够意思，非要给大家来个下马威，出一个大难题，在吊装上折腾人！
　　有关“长五”火箭的吊装总体方案是事先写好的，从理论上讲，它应该没问题。可到了实际性操作时，它不灵验了。所有在“飞”的火箭，不论是“长三”甲系列，还是“长七”，都是芯级挂助推。通俗地讲，就是往一个大柱子上挂东西。而“长五”的操作流程恰好相反，是助推挂芯级，等于四个小家伙抬一个无比大的家伙。就在吊装的时候，助推怎么都不听使唤。第一个助推上来，挂芯级，还好，再上第二个助推，问题就来了，两助推是空的，而芯级又很重，芯级一上去，助推就斜了，怎么弄都弄不好。怎么办？说真的，一开始，谁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以为很容易，真枪实弹后才傻眼了。
　　可以说，简直把大家难住了！
　　唐功建和钟文安（两个能人）一夜未曾合眼，整整熬了一个通宵，脑细胞不知损失了多少，终于拿出一套可行方案：那就是选准点，靠一个支撑点——可就是寻找这个支撑点，费老劲儿了。据说，原先设计的时候，没考虑这么多，没想到吊装这么麻烦。现在要把它们准确地计算出来，哪个支撑点是最安全、最没风险，难点就在这里。
　　史上最难的吊装终于弄完了，然后是测试，仍然一关一关地过。
　　还算顺利。
　　接下来，是“长五”的三次液氢加注，四次液氧加注，两次煤油加注。这些全都是世上最难最难的活儿，大量的工作就三个字：保安全。
　　唐功建说，他的心理素质算是好的，但这次合练心里直发毛。他的这句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以前那么多次加注经历，哪一次让他担心害怕过？没有，唯独这一次，让他心里没底甚至不踏实！
　　这又是为什么？
　　是因为大流量地加注？
　　回答：是的。
　　其中，液氢加注后，又要泄回来。记得预想方案中，制定了50多条风险，148项措施，全部按措施要一项一项做完。还好，这么多项做完，就出现了一个多余物。整个液氢使用完后，要泄回，最后还要点把火。哇，一片火海。点了后，还做了加注风险发射方案，比如液氢爆炸、应急措施等，只要预想方案有，都得做一遍。有的一遍还不行，就再来一遍。包括人员就位在哪里，你都要掌握得一清二楚。
　　钟文安说，那几个月可把大家累坏了！
　　如何保证液氢回流的安全，风险分析，“长五”合练安全的同时，减压器又出现问题，赶紧采取应急措施。这时候我们还要帮航科集团归零。
　　一共22个问题要归零。
　　钟文安说，成天开会，开会的内容全是：程序能不能往下走？能不能归零，没有明确的结论，程序是不能往下走的。
　　归零，其实就是吵架，天天吵。
　　我这个技术安全组长，成了吵架组组长。
　　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阵地去，它们成不成问题？问题有多大？这个问题要不要深入研究，都需要判断。这些问题，还会直接影响某个单位的声誉和利益。你一旦提出来，他们真跟你急。“长七”问题少些，还好说，到了“长五”，弄出了22个问题，太多了，人家也是要打分的。出了一个问题要扣2分，能不跟你急吗？这是一把“双刃剑”。有的单位，假如出了产品技术问题，5年不让你转正，跟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人家能不急？所以，天天吵架，天天归零。一见面就问归零情况。
　　归零官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有一次，和某院吵架。吊装的支架，要穿防风压板，厚了，穿不进去。某院认为，很简单，抽掉一截，就能压住了，不能算问题，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问题还牵涉另一个单位。他们也说不是问题。钟文安说，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又开始吵，吵了一天，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个问题了。这个架才算真正吵完。接下来，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钟文安又得给两家做仲裁。后来，还好，两家都当作问题来处理。经过详细一算，是这个压板的强度不够。后来，他们都来感谢钟文安，说这個架，吵得有意义。最后，换了强度更高的材料，这个问题终于彻底解决。
　　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了一个减压器。它是气体管道里的一个部件，它的震动会造成火箭供气出问题。如果火箭供气出了问题，加注液氢以后氢气就会冒出，影响正常供气。但他们不认为是减压器的问题，认为是供气的问题。钟文安就通过计算、分析、摆道理让他们归零。一归零才发现是设计有缺陷。它的固有频率和管道固有频率太低，产生了共振。这一吵，又吵出技术进步来了，吵出技术质量和可靠性来了。
　　“‘长五’合练历时40天。这40天真难推进啊！都是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每个进程只能一步一步往下走。除按照正常任务程序推进外，还增加了推进剂二次加注、推进剂二次排放、C1级排氢燃烧实验、液氧大流量挤压试验、A级零秒脱落试验等，是我国航天史上流程最复杂、组织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实战结合最紧密的一次合练。”
　　但這次合练出现一个故障，还是把大家难住了。
　　2015年2月3日，马上就要过年。可液氧补加故障还没归零，说真的，哪还有心思过年？他带着小伙子张青，直接“杀”到长春去做试验。
　　做试验任务，就是要让故障复现。可怎么做它都不复现。如果故障复现做不出来，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只好再做试验。一到补加，光预冷做准备就要四五天，而做这个试验，还会面临两大风险：一个是冻伤问题，一个是窒息问题。要达到彻底归零，就得模拟真实，让故障复现。可你怎么做，故障就是不复现。钟文安压力特别大。从上到下，不论是见面还是打电话，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场区液氧补加归零了没有？钟文安一听，头都大了一圈。
　　后来，故障终于复现了。
　　但不是完全复现，只是把过滤器堵上了。为什么？钟文安认为是哪里有漏。设置了一个漏的状态，可这个设置和场区的是否一样？又是一个疑问。在所有的数据和岗位的数据里找，从蛛丝马迹里发现过滤器是泄漏的。泄漏点在哪里？又从过滤器的焊缝里一个一个找，终于找到了泄漏点。国家认证规定，这个阶段是不检查焊缝的，但文昌发射场有腐蚀，又不一样了。这样的现象在西昌发射场从来没见过。
　　找到原因以后，采取了十几个措施，保证全过程没问题。
　　上级领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钟文安说，液氧补加再出异常，你头上的乌纱帽，自己看着办。
　　钟文安自己也说，再出异常，我写辞职报告！
　　他这个归零官太不好当，背负的责任太重，抗压的能力必须超强。不过，在发射场，我看到的人们个个都具备超强的抗压能力，像天注定，生来就是航天人！
　　泄漏！又是泄漏！
　　现在，指挥部成员走进小会议室就是现场按“双五条归零”在“救火”。
　　这场“火”能救下来吗？
　　我悄悄地走进会议室，找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坐下来，悄悄地打开录音机。
　　我采访过加注队的温争荣、周金辉、何平、张兴、龚顺虎等人，他们都是队里的骨干，都是第一次接触液氢燃料和大火箭。2015年长征五号合练——就是模拟发射训练，他们都领教过它们的厉害——有人告诉我，一次合练，相当于四次发射，因为燃料加注到箭体后，又要泄回：就是火箭吃进肚里的东西，又要让它慢慢吐出来。这过程中的分分秒秒，加注队的同志们都是“伴君如伴虎”，出现过“冰堵”，发生过管道泄漏。管道泄漏时，有一个新手看见它“哧哧”吐白烟，恐怖的样子，再加上胸口上戴着的报警器呜呜地鸣叫，吓得直哆嗦，下意识地喊：“班长，快跑……”他跑了几步，回头再看时，班长像尊雕塑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正是这位班长的坚守，临危处置了险情，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这次泄漏严重吗？会不会终止发射？我脑子里不停窜出问号。
　　这时，古一和杨虎军两位航天专家，已快速赶往几公里外的101阵地现场勘察，去摸清故障情况了。
　　古一1991年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来到西昌。他们这批大学生共有10个人，个个都很厉害，个个都成了技术“大咖”。但可惜的是，很多人都离开了，下海去了。
　　古一说，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就是1996年2月15日。那时，他是120指挥员，看着火箭起来了，歪了一下，再一看，炸掉了……“机台上的指示灯都还亮着，最后的‘口令’还是我喊的，当时，心里太难受了……”
　　还是1996年，古一再返回母校读研。回来后，正好赶上实施系统工程师制度。他认为：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提前发现问题，再把问题解决，这才是真正的水平。这一时期，他研究的课题“‘长三’甲模拟系统”，还荣获了科技成果奖。
　　古一还赶上了高密度发射。一年四发，变成一年八九发。这一阶段，他提出“零窗口”发射的概念，7点发射就是7点，“提前进入，逐步逼近，准时发射”。而且准时发射，能增加卫星将近一年的寿命。
　　我：“为什么？解释一下。”
　　“假如你是卫星，你要去北京，准时发射，你直接到北京，由于地球自转，发早了，你可能到上海了，发晚了，你可能就到兰州了。然后呢，你还得花钱再到北京。本来你身上只有一万块钱，计划在北京住一个月，多花钱了，你还能住一个月吗？你的钱就是卫星的燃料——别告诉我，你特有钱，你不怕！好吧，卫星可不行，它肚子就那么大！若是火星探测就更不行了，就是有人坐飞机和你会面，他只有三小时时间，你去早了他没来，你去晚了他走了。”
　　这一课上得多么生动形象！
　　“嫦娥一号”发射时，时间差了4秒。让他非常郁闷，但“嫦娥二号”发射要在央视直播，时间要求非常严格，是新闻联播的头条，想了一些办法，就非常准点！
　　2013年，古一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建设“软实力”。
　　古一说得头头是道：组织指挥、文书体系、人才队伍、规章制度等，都精心策划，分到人头抓落实。比如人才队伍、有多少岗位、要多少指挥员，重要的岗位又有多少，派出去学习人员回来后怎么考核……想了很多办法。
　　古一还特别重视培养年轻的技术骨干队伍。他们肯钻研、能吃苦、业务精，他都特别欣赏。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串采访人员名单，其中，有“长五”火箭总设计师李东和总指挥王珏。还有技术部的骨干层朱晓乐等人。朱晓乐也是被派出到厂家跟班的学习人员，他回来后很好地发挥了技术骨干作用。
　　古一的聪明脑袋里也像唐功建一样装着两个发射场。这次他和杨虎军到现场查找问题去了，只有找准问题，就不难找到解决的办法。
　　大家都期待着。
　　这时候的小会议室里，不分官阶大小你一嘴他一嘴争论得热火朝天。此刻，你光带一双耳朵是听不过来的，这里的情况太复杂，又是一个外行，能听个一知半解就不错了，我也只能在小本子上记下那些令人陌生又心惊肉跳的词语：泄漏、箱底、吹除、冷、多余物、安全…… 　　大约四十分钟后，去现场排查的两位专家回来了。古一是安徽皖北口音，聽上去像个河南人，但太嘈杂，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这时，一个副指挥长提高嗓门喊道：“这样吧，古一刚上来，听一下情况，后面再定吧！”
　　安静后，古一又将掌握的情况重复一遍：“一是检查比对了一下， 2、4（助推）情况非常好。1、3一个是爆表，一个也超标；二是进舱检查，主要是外观检查，八院的小伙子瞿德超进去的。他出来后说，两个排气孔，一个非常好，一个氢排管子有漏……从现场观察来看，里面的效果没受影响。小伙子出来时，话都讲不出来。”
　　“里面很冷。”副指挥长说。其实他是想判断一下箭体里面的温度受没受到影响。
　　“排故的人，一定要注意，不敢大意。”
　　“要不要考虑扒开？用胶带捆绑一下，0.02很小。程序可以往下走吧。”火箭总师李东建议。他可能担心发射窗口被延误。
　　“窗口时间有余量，稳妥一点好。”
　　“绑它的话，容易进多余物，那更麻烦。”
　　“正好拐角处，也很难绑。我们的意见是不管它。”
　　“堵不堵意义不大。很简单，它不会影响任务。”火箭总指挥王珏说。
　　“故障会不会影响任务？必须举一反三。”另一个副指挥长强调说。
　　“这两个阀门，要不要各做一次试验？”
　　“我们认为没必要做了，它不会影响任务。”航天八院再次给出结论。
　　“八院给出了明确结论，我们就往下走。看看几个院长的意见。”
　　某院李洪院长带头表态，每个院长又挨个表态。
　　类似这一形式，就叫“故障归零”。如果不归零，程序绝对不能往下走。
　　大家似乎忘记了时间，还在热烈讨论。
　　发测站站长唐功建却着急了。他做事向来沉着冷静，硕大的脑袋全装着大小火箭无数套方案。凡跟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的厉害。发射场再难的事到了他面前，都能化解。唐功建自己都记不住是哪次任务了，反正发射程序走到-3分钟走不下去时，他却给它返回-40分钟。当时，现场有很多专家和领导都被难住了。得快速决策，下一步该怎么办？唐功建又出了个主意，让领导专家先从程序里跳出来再作决策，不然任程序往下走，就不可逆了。而不可逆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不可逆？”我曾问过唐功建。
　　“从‘长七’合练说起吧，说完你就明白了。”
　　“长七”合练走模拟发射程序。推进剂加进去了，要停放。这样的话，液氧连接器就得先脱落。事先他们没想到海南的湿度这么高，一脱落，连接器就对接不回去了。少了连接，推进剂就泄不回去，全装在火箭肚子里。那可是几百立方米的燃料啊！
　　连夜，好多专家领导都来到现场商议解决办法。具体哪一天，唐功建已记不得，要查笔记——反正有这么一个晚上，大家折腾了八九个小时，一直忙到深夜，等到连接器给对回去，才松一口气，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唐功建说，做过N多次努力，得出一个结论：“长七”的连接器脱落后，是不可能重新对回去再点火发射。只要连接器一脱落，不论你想不想打，都要打出去，没有第二种选择，也没有退路。
　　西昌发射场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旦连接器脱落，就无法再把它对接回去。这几乎成了航天决策者们一个巨大的心病。
　　为这件事，上面给过一个专项资金，做了一大堆的试验，想了无数的办法，结果还是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在对接连接器时它在排氢，不可能在冒着排氢的风险去对接连接器。尽管西昌是个金牌发射场，发发成功，一旦遇到一次，就可能成为灾难性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成为决策者们一个特大的心病。
　　唐功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改火箭设置。但这百年不遇的事，又不想再改火箭了。但要是遇上一次，那就不知该怎么办了。
　　现在，领导们一直关注脱落这一环节。一旦脱落，不打出去就很难了。所以，唐功建为什么说，“我引以为豪的是，就是倒计时-3分钟，马上连接器要脱落，被我突然叫停，把程序拉回到-40分钟。”
　　到这里，我总算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往下走，就会出现不可逆了，加注燃料的连接器一旦脱落，不能打也得打了，后果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唐功建是01指挥员：“这在航天史上，特别是低温发射史上，从没有过的经历。”
　　但愿他们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永远停留在一次上。
　　唐功建说：“令人振奋的是，‘长五’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说完这句话，他把嘴角弯起来，开心地笑了。笑容溢满了整张脸，可见他有多开心！
　　这是在中国航天史上，改写了脱落器脱落后对不回去的历史。西昌发射场这么多年没能做到，而“长五”做到了！
　　这也成了“长五”的一个大亮点。
　　这也是中国航天的第一次。
　　“那天，你没在508有点可惜。200多人，盯着508大屏幕，安静得没一点声音，全都凝神屏气看着屏幕上的他们，怎么把脱下来的连接器再对回去，直到听见有人喊报告：对好了！大厅里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能想象，那一刻多么让人激动，肯定有人把手掌都鼓痛了，肯定还有人热泪盈眶！这是航天史上多么大的一个进步，更重要的是，把一块大心病摘除了。
　　唐功建还说：“说真的，这个项目危险性太高。合练时，上不上这个项目，还是经过很多次讨论的，但大家倾向要上，认为往后实战就没这个机会了，一旦遇见这个问题，怎么办？还是没底啊，只有合练时我们才能试着做一做。有了这次的经验，往后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心里不就不慌了吗？大家意见统一后，才决定上这个项目的。”
　　合练时，操作手们一共做了三次，上面说的是第一次。后面两次不到一分钟，也就几十秒就连接上了。
　　为这个连接器的对接，西昌发测站还专门派了十几个人来观摩学习。遗憾的是西昌发测站，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也是火箭设计上造成的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 　　唐功建自己说：“我运气不太好，我在西昌当01指挥员期间，遇到的事是频率较高的一个。”
　　唐功建还说，对西昌的岗位，比海南的熟悉。就是现在，西昌那边还有很多人，有什么事还经常打电话问他。就是中心领导，遇到任务上的难题，也打电话问：“这是咋回事？”唐功建说，其实这也不奇怪，当时，西昌发射场的很多方案是他制定的。
　　“对西昌，太过于轻车熟路了。来海南，我就是挑战自己。不瞒你说，还真遇上了挑战，特别是‘长七’‘长五’的合练，N多个挺难解决的事，都让我遇上了。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一个接一个地出，几乎是这个问题刚解决，那个问题又冒出来，简直就是按下葫芦又起瓢……我心理素质算好的，但还是把我弄毛了。”
　　唐功建是2013年9月被上级点名调到文昌发射场。2014年年底，被任命为文昌发测站站长。
　　此刻，唐功建提醒说：“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没进入-7小时，程序是停还是继续？”
　　领导、专家和火箭总指挥不约而同抬腕看表。
　　唐功建挨个征询意见。
　　“不受影响。我认为可以归零。”
　　“我同意归零。”
　　“同意！”
　　“同意！”
　　别看他们反反复复，程序烦琐，在故障复现时，这是必走的流程。这也是航天人“双五条”的刚性要求，是确保每一次发射成功的制度保障，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秘诀所在。
　　当专家们一致同意归零时，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一个小时我记录了整整6页纸。我仿佛看见发射窗口一下窄了许多。发射窗口也的确窄了许多。
　　当各位要员总算回到了指控中心时，发射窗口发生了变更：请注意听01指挥胡旭东下达口令：重置点火时间为： 19：01：00。
　　我在本子上还是记录下他们的对话：
　　一位领导说：“上去用胶带粘一下。人尽量少上去。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全力支持。”
　　唐功建：“第一，进-7小时；第二，×院还是要分析一下带来的影响；第三，窗口有两个小时，从容往下走，不赶。人进去还是有危险的。”
　　“程序推了一个小时，给西昌报一下。”
　　又有一位总副指挥长交代注意事项：“掌握好安全问题，排故的人，一定要注意，不敢大意，程序再进入，就是液氢加注了。”
　　“是排气的管子。”鲍国苗解释说。
　　后来，航天试验队的领导和专家又围着一台电脑查看排气管子漏气情况。
　　“温度没事，那就可以。”
　　“合练时也有这种情况。”
　　“没有危害，和箱底隔开，没事。”
　　“拍一张，给首长直观看一下。”
　　这个漏点，真是把人吓得不轻。
　　程序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后面一堆人又开始动了起来，像一部井然有序转动的机器。我在走道上遇见计划部张海波处长时才知道，由于窗口的变更，他们要给20多家国家部委和军委各部发电文通知。一个窗口变更，怎么要发这么多电文？他很不屑地用眼角扫我一眼，说：“不发行吗，有飞机飞过来，撞上火箭怎么办？”哦，倒让我吃了一惊。瞧瞧，组织一次发射，要和多少单位协调，又有多少单位需要协同配合？就像我这样的还不算太外面的人，对这部分的工作，根本不知道，也看不见。更看不见的还有为组织这次发射，海南省要投放上万的警力，守护发射场周边的安全。这些人统统都隐在背后，你永远也无法看见他们。究竟还有多少人在为这个事业默默地付出？而我，仅凭这一支笔，怎么能不挂一漏万地记述下他们所有的人，为这一刻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我知道我做不到。
　　聚光灯永远不会打在这些人身上
　　“有些事情不好對外讲，也不好对你讲。有些是擦屁股的事，有些是对外保密的事，就是上层也只有个别领导知道。我只能说，凡是到我们手里的事，每一件都处理得很漂亮。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们刘处长处理问题的思路太厉害了，真是让人没办法不佩服他。”
　　给我讲这段话的人，是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陈元超，一个很阳光的小帅哥，他是本地人，家在海口。把他调到文昌发射场做保卫工作，是因为他会说海南话，很多时候，当地老百姓的土话，听不懂，需要人翻译，他就是个翻译。把他放到保卫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安全保卫，群众工作，基本上就是和地方打交道。
　　比如，卫星来了，它从美兰机场运输到文昌发射场，经过5个大型集镇，路线长，路况复杂，走的是老路，路口多，有100多处。这边的老百姓交通意识也不够强，摩托车多，路又窄，运输车到达每个路段宽窄和高度都有要求。这一路，我们先都要按宽窄高度把路障清理干净，才能达到运输的要求。你想，这一路拉过来，需要多少协调单位？投入多少警力？这都归口到保卫工作。另外，产品一到机场，就要全程跟踪，对产品运输的现场保卫和产品跟踪保卫，还有重点要害的保卫，还有设备设施的保卫，还有警卫对象的保卫，等等，全都归口到保卫部门。
　　还有海运过来的火箭，到了清澜港之后，运输到发射场，也是这样……
　　“再难的事，我们刘处长都能办下来。”
　　我到发射场第一次听见一个下属，背着领导夸领导，但能听出来，他心里是真的佩服，不是假佩服，他也是真夸人家，没半点拍马之嫌。
　　“怎么办呢？花钱还是请人吃饭？”
　　“告诉你吧，你也别到外面说，我怕别人笑话我们。人家都说我们很有钱，我没到这个单位时，也觉得这里很有钱。其实，说出来没人信，我到这里后，还没报销过一分钱，都是自己往里垫钱。我们领导也是这样，一毛钱都没报过。” 　　“没经费吗？”
　　“有，很少。我们连个对讲机都买不起。到地方公安办事，都是人家请我抽烟——我们处长不抽烟。吃饭也是这样，到点了，人家说，你们也很辛苦，在我们这里吃饭吧，我们请你们。说起来都有点寒酸哈。我们尽管没钱，但还是要办事，而且还要把事办好。刘处长优秀就优秀在这，不能不说是本事。”
　　我又想起宜家的创始人说过一句话：用一万块钱做一张桌子，谁都会；用一百块钱做一张同样的桌子，这才是本事。
　　我的胃口被陈元超吊了起来，请他给我讲几件事，也让我“佩服佩服”。
　　他一口气讲了好几件，其中有一件事是可以说一说的，那就是“特殊燃料”运输。它从生产厂家起运，到了一个省，就会有点卡，卡在它需要人家保障安全时，没有人来保障——这当然不能怪人家，上面也没下个红头文件给人家，人家凭什么替你保障安全？总之，燃料运输过程不是那么顺畅。组织就派刘处长去协调这件事。他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好，燃料很快运抵发射场了。下次，再遇上这种事，就把陈元超派去。陈元超说：“我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去和地方公安局局长对接，人家照样主动配合。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刘处长上次去，不仅把事情全部协调下来，还建立了一套机制，以后就算不是刘处长自己来，不管谁来，只要按照那套机制办就行了。他优秀就优秀在这里。”
　　陈元超说，有时，公安部会下发文件，有时就没下发。刘处长厉害在哪？他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东西是易燃易爆品，如果在你的辖区出事或爆炸，我们都得负这个责。然后，两家就坐下来磋商，不然，我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出去，谁会给你出警车出警力把路给封起来，让燃料运输车一路绿灯过去？陈元超是从心底里不打折扣地佩服他的“头儿”。
　　骑一辆半新不旧的電动车，人瘦高，穿着发射场的工作服，外出戴顶草帽，常独来独往，言语不多，眼睛不大，但有 “透视功能”，这个人应该就是刘贤智。
　　2014年3月9日，刘贤智从西昌发射中心调到文昌发射场，负责发射场区安全保卫群众工作。也可以说，是合练、首飞安全保卫工作的护“箭”使者。
　　这边发射场的特点是，陆海相连，点多，线长，面广。重点保卫区域很多，但它们完全暴露在外面。外围的安全环境也不是太好。
　　场区里面，刚来的时候，保卫设施还不完善，没有围墙，没有栏杆，只是用简易的铁丝网拦了起来。这么大一个场区，怎么保卫？
　　首先是靠人。
　　采取四种方法，一是人防；二是物防；三是技术防；四是制度防。把这“四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联防联制这块工作量非常大。
　　刘贤智就靠一辆电动车跑进跑出。有时候还步行，外面温度又高，回接待站时，经常饭都赶不上。
　　发射场要清理，里面有废弃的房子，人员杂，牛羊也比较多。还有老百姓住在里面不肯搬迁的，既不能伤老百姓的感情，还要让航天计划顺利实施，给首飞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安全的保障，他们必须把有些障碍清理掉。
　　有一个村民，他死活就是不愿搬走。刘贤智只能去做他的工作，说：“老符，我们俩没恩怨没情仇的，之所以今天跟你见面，就一个：航天情结。你可能有自己的不满，有自己的怨恨（他可能觉得征地补偿款少了）。但作为我们，是一块钱都不参与的，如果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难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方式，跟地方政府去协调，其中有一家我们就协调得挺好，这是因为那一家人很主动，积极支持国防建设，支持我们这个事业，我们出面和地方协商，他们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老符说：“我不要补偿，那点钱，我不要。”
　　刘贤智很耐心地对他说：“老符，你不能这样啊。这个补偿款是按国家政策补的，如果你现在还不拿，你不是傻了吗？2009年8万元，你不拿，到现在2014年，你还是8万元，一点儿都没涨，你钱放在那里早贬值了。如果你当时拿了这8万元，去做点事，可能它不止8万元了，变成10万元甚至16万元了。这笔账你算一下，是不是这样？”
　　老符一直摇头。
　　“现在，我们和地方政府协商，给你补偿到13万元，你要是还不拿，到了2016年，还是13万元。你现在把钱拿了，再去做点合理的投资，有可能这13万元就会再涨上去，你自己好好算一下。”
　　“我跟老符讲这补偿款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来到驻地，给你们周边的老百姓带来了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也相对提高了，还有文化方面是否也相应地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感谢我们。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
　　刘贤智讲的这也是实话。很多老百姓包括薛献伟、黄宏飞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征这块地是干什么用的。直到“长七”首飞后，才明白是用来干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
　　刘贤智还很耐心地给老符讲了一个故事。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可能不太妥当。但我还是要讲。曾经在明朝，有个人叫徐霞客，有一天他到了丽江。他问土司木增：‘你们这里老百姓的收入靠什么？’土司回答：‘就是靠金子，你看我的人民生活得都很好，他们手里都有黄金。’徐霞客说：‘金子花完了怎么办？’土司一愣，因为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呀，金子没有了怎么办？他知道徐霞客有主意，立马跪在徐霞客面前，请徐霞客帮他想办法。徐霞客就说，有两个字能解决你这个问题，那就是‘文化’。土司木增听进去了。所以，丽江从古到今，都注意文化，有了文化这个底蕴后，它的旅游文化发展得很好。在文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老百姓要发展，靠什么？靠航天文化，靠航天发展这个契机，带动周边的文化，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你可能现阶段拿的钱比较少，后面你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带来福利，可能会越来越好。你不要为眼前的利益太计较，让自己活得不快活，太不划算了。”这一席话说完，老符还真听进去了，尤其是“长七”首飞成功后，他们也觉得航天这个事做得好，给他们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现在周边的老百姓工作比过去相对好做一些了。
　　刘贤智还有一个清“钉子户”薛英亮的故事，不妨也说一说。 　　有一天，薛英亮骑着摩托车，车后面架了一把大砍刀，直接进到发射场区里面来，见到刘贤智后，没客气：“我认识你，你那天跟地方政府、公安一起把我清出去的，你是我的大仇人，你霸占了我的地，我今天要跟你清算！”
　　刘贤智知道，这会儿跟他讲道理已经没用了，索性跟他直接“用法”。刘贤智说：“好！今天，你已经到了我们的场区，已经破坏了我们正常的工作秩序，按照《场区设施保护法》，你现在已经违反了××条××条法律，你是自己出去还是我把你请出去？”
　　刘贤智没想到，这话还真把他镇住了。
　　薛英亮故意不回话，假装着给老婆打电话，问她：“晚饭做好了没有，我准备回来了。”挂了电话，他还问刘贤智：“你有时间吗？和我一起回家吧？”
　　刘贤智说：“好啊，我跟你走。”
　　我说：“你不怕人家用刀砍你？”
　　刘贤智说：“不怕，我相信他人的本质是好的。只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我也正想要找他好好聊一聊。这是个机会。”
　　刘贤智便大胆地坐上他的摩托车，真到他家去了。
　　薛英亮已经住进了龙楼的连排安置房。
　　刘贤智进到他家里后转了转，看了看才坐下。
　　“你的补偿款也领过了，你现在也住上了新房，如果你是个比较聪明理智的人，你应该——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天天到场区去闹，天天吵，天天闹有用吗？这样对你今后有用吗？如果你觉得对今后非常有用，那你就这样做下去，我也支持你做下去，可你觉得有用吗？我觉得你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你和我们场区建立了非常不好的关系；再就是也败坏了当地老百姓质朴的形象；还有就是给政府和周围的人留下了坏印象，对你个人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你把这时间和精力用在好好做事上，照顾好家庭上，你的方方面面都会好起来。你说是不是？”
　　刘贤智看他不说话，又劝言：“你这么年轻，应该找个工作。如果你找不着，我来帮你找。”因为发射场里面还有很多家企业都在工地干活，给他找份工作应该不难。
　　看他不说话，刘贤智直接问道：“你就到我们发射场里面去干活，怎么样？”
　　薛英亮说：“到里面去干活，你不怕我搞破坏吗？”
　　刘贤智说：“我不怕，我相信你。你去做，你明天去找我。”
　　结果，第二天他真去找刘贤智了。
　　他在发射场里面做一些临时工，干一些粗活，慢慢也挣到一些钱。因为他还比较勤快，场区建设完了后，活也没有了。那家公司到别的地方干活，又把他聘了过去，现在他在外面也干得比较好，给父母、老婆、孩子挣了不少钱。最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变化，让家人高兴。
　　这算清理工作的一部分。另外，大块的工作量，是和地方協作。
　　保卫工作的协作单位有二十几家，刘贤智几乎是靠自己的一双腿，建立了指挥组织机构，构建了新的方案，积累了新的经验。
　　地方的协作单位，有人还叫他“电动处长”。
　　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有一次，地方公安要到场区协调工作，让到门口接一下，他就骑着电动车去了。人家看见他骑一辆电动车，很惊讶，问：“你不是副处长吗？”
　　他说：“是啊。”
　　“那你怎么还没车呀？”
　　发射场的建设时期，吃住行都很艰难，还想车辆保障啊！这也不可能啊！每次出行，刘贤智都骑着电动车跑。去龙楼镇 ，骑电动车；去文昌，他还骑电动车，先到龙楼，再乘公共汽车到文昌，即使到海口市政府也好，公安厅也好，都得先骑电动车，再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然后，下了高铁要么打的要么乘公交，再去省政府或公安厅。地方政府部门，好些人都被刘贤智这种朴素又艰苦的工作作风所打动。他不论到哪个单位，他们都热情接待他，工作上更是给予配合支持。
　　刘贤智说：“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对我们的航天事业支持有多大！ ”
　　“长七”“长五”发射安全疏散保卫工作，也是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
　　他们的疏散工作，概括了“8点”（8个重要的地点）“8线”（8条巡逻线）“3圈”（分区分层分时进行的防护圈），这些“点”“线”“圈”看似简单，但都是刘贤智他们跑出来的。
　　“液氢液氧低温燃料，疏散的范围扩大。”他们的疏散原则是不漏一人、不伤一人、不亡一人。这次“长五”发射，地方要投入警力1500多人。还有海警呢。刘贤智告诉他们，关键时候，敏感时期防范落实到位就可以了。
　　还有周边的群众疏散点，也消耗了他们大半年的时间。
　　整个疏散方案，看上去简单，那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搞出来的。那也是龙楼镇的镇长、东郊镇的镇长陪同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出来的，因为，你得把所有的情况都摸清楚，这个方案怎么构架，怎么写，心里才会有数。你别小看这几页纸，差不多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两年时间啊！
　　发射时，周边的群众必须要疏散。
　　可有些老百姓不肯疏散，问：“我为什么要疏散？”
　　刘贤智就跟地方负责疏散工作人员说，你们要按照法规依据做他们的工作。法规依据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规定新的运载火箭可行性经验报告，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复的可行的行政性文件，里面有明文要求，周边多少公里范围内，必须要撤离，这是法规文件，这是第一；第二个是法理，就是要确保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你只要是为他的生命安全出发，让他撤离，他能不撤离吗？生命诚可贵！为了他的生命安全，他不会不理解的，他不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他为什么不走？这是以一个人生存安全为要求。只要把这两点给他们说清楚，我相信他们不会不走。
　　再从大道理上说，就是要他们支持我们航天事业。不是说了吗？我们要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怎么迈进？如果连老百姓都不支持，怎么迈进？ 　　还有，就是老百姓的财产，比如房屋。假如到时真的损坏了，那是要赔偿的。
　　再就是疏散的时间不是太长，离开家大约一个下午。应该说，对他们的生活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当然，疏散的时候，要准备好食物，要提供雨具、照明的手电等，总之，要保证他们生活所需。
　　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要让老百姓养成习惯，只要火箭准备点火，他们便自觉离开危险区域，转移到指定的疏散点。
　　哪些人需要疏散呢？“长七”是2.5公里范围以内的。这次“长五”范围扩大到3.3公里，涉及两个镇，33个村民小组，有4978人。
　　怎么疏散？
　　先给他们分片。发射前三天，要搞一次动员教育。发射前两天，发放物品。再就是跟每个人（按户）签订安全责任书。这个安全责任书很重要，就像合同一样，它具有法律效应的，必须认真履行。
　　到最后这一天了，要求村干部再给村民作一次动员。比如中山村，村里的书记、主任分别是谁，镇长又是谁，起码得有三个干部负责。定下后，这个村就交给这三个人了。如果有人没疏散出去，这三个人就得负全责。也就是说，这4978人，都得定人定位定责，不能有疏漏。
　　刘贤智还说，群众疏散工作属秘群处管。我上面说的丁斓的丈夫李军就是秘群处的副处长。那几天，我整天看见他戴着一顶破草帽，往发射场区外跑，晒得黑不溜秋的。他们要确保老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在3.3公里处划圈，相当于以发射塔架为中心，9公里的范围打了181个桩，桩与桩之间是50米，然后，在群众疏散的时候，每根桩前就是一个岗哨，每个岗哨，站一个武警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不让老百姓进入危险区域，每个岗哨只出不进。如果有人硬要闯入，先要劝阻；劝阻不行，再向上级报告。
　　这也是为老百姓绝对安全着想。
　　另外，选的疏散点也是有讲究的，一要考虑安全；二要视野通透；再就是交通便捷。万一出了什么事，要便于疏散。疏散点还要有坐的地方、上厕所的地方。假如晚上，还要考虑照明，不能黑灯瞎火；而且疏散点标识要明显，让老百姓一眼就能看见。另外，一定要维持好疏散点的秩序，既要有镇里的干部，还要有我们场区的干部，同时还要有民兵骨干，当遇到问题时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再就是要给疏散点搞好活动，让他们在这个临时的小聚点时间过得快一点，文化生活丰富一点。怎么丰富？放两部电影什么的。总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周全。
　　关于群众疏散工作，在“长五”首发任务完成的第二天，我采访了邵平书副主任。他告诉我，当时，推迟发射，他们是最最难受的，一点儿不知道大厅里是什么情况。时间是到了点火的时候了，只要点了火，疏散人员就可以往回撤了。可是到了点火时间却没有点火。老百姓就问，怎么回事呀？怎么还不点火让它飞呢？我们就给他们解释，点火时间是18点推迟到19点01分，再耐心地等一下。邵平书说，说这个话时，其实自己心里也很没底气。如果是推迟发射还好办，要是终止发射，燃料就要泄回，一旦泄回，疏散的人们就更不能回去了。
　　为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又追问一句。
　　邵平书说，燃料泄回的话，比加注时还要危险，疏散出来的老百姓就不能回去，得在外面过上一夜。
　　我还是有点糊涂。
　　邵平书进一步解释说，2.2公里范围的人都不能回去，万一泄回时发生爆炸怎么办？2.2公里的都有危险，只能在疏散点上待着。
　　万一、泄回、爆炸这些词语，让我一下惊醒。
　　说是19点01分点火的，過了这个时间，还是没点火。老百姓更急了，又开始问：怎么搞的，还不点火，我们撤不撤离？
　　他们又告诉说：19点30分就会有结果，再耐心等一下。
　　还有海上的。他们也打电话问：点火时间都过了，我们撤不撤？
　　邵平书告诉他们暂时不能撤。因为他们在海上，撤的时候要提前一个小时。快19点了，他们又打电话来问，撤不撤。邵平书回复不能撤，还得再等一下。
　　他们疏散工作领导小组，利用这半个小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如果今晚打不成，这些撤出来的老百姓怎么办？老弱病残和儿童怎么办？还得找地方熬稀饭——结果，还真找了外面没撤离的两个村子动手熬稀饭——有了稀的，还得有干粮是不是？夜里冷，更得有防寒的东西是不是？邵平书说，等等这一系列，都得一一考虑。
　　等这个方案确定下来后，又接到上面通知： 20：40准备发射。大家又开始静静地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 总之，一会儿推迟，一会儿终止，来回搞了三遍，快把人搞死了……
　　和他们同样辛苦的还有公安、武警、消防、海警协同等保障人员。
　　消防员曾问刘贤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刘贤智回答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待命。万一发射场点火时起火，如果我们自己的消防力量不够，就得你们冲上去。
　　刘贤智对安全工作总结了两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愿听到骂声，不愿听到哭声。这意思就是：你骂我可以，你想骂就骂几句；但听见哭声不可以，一有哭声，肯定就有大事发生了，还有可能是你失职了。
　　“长七”首飞的时候，光是车子就有3000台，你想，维持秩序要投入多少保障力量。
　　“长五”的首发，疏散的范围还扩大了。
　　在这次“长五”首发中，有个别进场区的参观者，因为不理解，和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因为，发射场区的所有行动，都是做了预案的，每个人都必须依照预案走。有个人一看点完火了，马上就要走。但卫兵不让他动。他给刘贤智打电话，他说他在这里不待了，要去某某地方，问这事怎么弄？他是请来的客人，怎么弄？不好弄！因为这会儿谁都不能动，因为这会儿首先要保证抢险人员进场，要让每个抢险队员道路畅通，这条路应该先保证他们。这是为什么？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塔架上假如需要救火呢？假如有不安全因素呢？万一塔架上出了事谁来负责？这也是对观众负责。只有等安全问题确认后，我们才可以放行，才可以井然有序地撤出，请您理解。 　　点火不是延后了吗？那位同志又给刘贤智打电话，要从508走到701去。刘贤智告诉他，这条路是不允许走人的，马上就要点火了，这条路属于不安全区，您可不能随便冒这个险呀。再说，您在这条路上走，破坏了发射场整个秩序，那个范围我们都把人员和车辆清空了，突然冒出一个人来，这算怎么回事？也请您理解。
　　这世上，还真有不懂事的人。一个人懂不懂事，好像跟官大官小没什么关系。
　　再就是，还有一小部分人，一看发射延迟，就说不看了，要出去——从发射场区去美兰赶飞机。
　　刘贤智他们也要耐心给这些人作解释，给他讲清楚为什么不能出去，就是我场区可以让你出去，但外面（地方）你也出不去啊，地方那么多老百姓疏散在那里，都在原地待命，你里面“嘭”地钻出一个人，这算咋回事呀？你里面的风吹草动外面谁都看得见，你一走，外围群众就会乱，一乱就会出现问题，老百姓有可能就冲回家去了。尽管这个任务，暂时不知道点火还是不点火，只因为不知道，就是要按点火的程序走，不能因为你一个人不看了影响了整个计划。再就是，外围自发的老百姓过来看发射的，车辆又多，你这边一出去，外面是放行还是不放行？你能走，别人也能走。所以，我们在最终没有确定发射取消之前，所有的都是按正常程序走。参观者只能原地待命，按兵不动。这样做，也是为确保安全。也请您理解！
　　刘贤智说， 这一块的工作，不仅要得罪人，还要提心吊胆，因为一不当心，整个秩序可能就乱套。
　　有时，刘贤智他们还要处理突发事件。
　　有一天傍晚，试验队有一位老同志去海边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被一条疯狗咬了，刚好是各医疗部门下班的时间。值班人员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据说，人被疯狗咬，后果相当严重，生命只能维持24小时，过后命就难保，这就是传说中的狂犬病。
　　刘贤智他们接到报警后，马上实施救护行动，四处联系医疗系统，找狂犬疫苗。
　　当人有了安全保证后，没顾上喘口气，又投入开展消除隐患的行动中。这一行动得到地方公安民警的大力支持，在周邊村子里找到那条疯狗，将它处置，以防后患。
　　刘贤智还讲了很多地方政府、公安、武警、消防等单位协同配合的故事，都非常生动感人，但我不能一一记录了。
　　我记住了刘贤智最后这句话：用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就是说，为了这个万一的可能，他们什么事都要想在前头，防在前头，才能不让这个万一发生！
　　我在航天战线工作将近40个年头，他们讲的这些以防万一而做的很多准备，对我来说，仍旧让我感到新鲜和陌生。新鲜，是很多事情第一次听到；陌生，是这些领域有这么多工作，我居然都还不熟悉，不了解。我真的没想过，安全保卫这一块，工作量是如此之大。只要发射场有需要，他们就不讲任何条件地去协同配合，而且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最后都将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聚光灯永远不会打在他们身上，光环永远与他们无缘。想想看，当我们从电视和媒体上关注中国的每次成功的发射，什么时候看见过这些幕后英雄的身影？在此，难道不该让我的笔稍微停顿一下，用一点笔墨，向这些在媒体上面容模糊的群英们致敬！正是他们给发射场大环境撑起了安全又放心的一片天，他们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站在电视镜头前接受党和人民的褒扬，但他们同样是中国首枚大火箭成功首飞的大功臣！在中国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的征途中，永远少不了的一颗螺丝钉，而他们就是这样一颗颗默默无闻、虽不发亮但不可或缺的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