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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来看，中国由2016年的第三梯队成员，到2019年已跃升至第二梯队。
2016年，四家国内医药行业协会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创新方面，美国稳居第一位，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日、英、德等居于第二梯队，创新贡献约5%-10%;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创新贡献仅约为4%。
三年过去，麦肯锡与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2019年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上升到4%-8%， 跨入第二梯队，仅次于美国、日本。
然而，对于这一跃升，制药界、生物科技产业内部有着不同的声音。在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于苏州召开的同写意15周年大会暨首届全球生物医药前沿技术与政策法规大会上，200多名演讲者分享了多方面的中国制药创新。
其中，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肖瑞平、荣昌生物制药CEO兼首席科学家房建民、重庆华邦制药前知识产权负责人孟八一、苏州偶领生物总经理兼执行董事谢雨礼以及再鼎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莹，在会场内外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读了中国在全球药品创新方面的地位，以及整个创新生态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财经》：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是否真的已经能够与第二梯队的日、英、德平起平坐？
肖瑞平：中国在创新药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从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迈进的趋势是明显的。但从整个行业看，创新才刚冒头，人才的回流也只是最近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跟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论文与专利数，中国已经数一数二，但是创新药的产出、药物研发的经验方面，差距很大，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我们临床研究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总数目前也只占全球的4%。
房建民：我回国已经13年，做新药也超过10年。這期间见证了中国生物制药从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比较少的参与者，到现在千军万马、一大批海归加入这个行列，今非昔比。
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活跃程度、整体的体量，包括有些个别项目的水平，已经在接近第二梯队了，但跟日本、英国、德国等第二梯队的国家相比，还差一些。
孟八一：进入第二梯队的论断，未免太乐观了。中国的制药创新，是一拨海归创新。他们在2000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如今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约4000人-6000人，平均50岁左右，这些人是带着西方的半成品回来的。
当这批海归退休以后，后面的创新源头在哪？有人说还有新的海归。我们从芯片创新制造得到的教训是，所有的创新都要靠自己。我们的高校、研究所年轻一代的创新者在哪里？我目前没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像我的老师、同辈们那样对科学有浓厚兴趣。
谢雨礼：按照现在创新成果量，中国应该算是第二梯队的成员了。在药物创新整体水平方面，中国与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差不多。
比如2014年抗癌药物PD-1在美国上市，中国跟得很快，2019年就上市了自己的产品。一些新的靶点，如EGFR的第三代抑制剂方面，我们跟美国的差距不大;在小分子药中，一些me-better药物甚至还可以超越国外产品。
安徽一家药业公司的药品车间生产流水线。图/视觉中国
杜莹：从中国上市前研发产品数量占全球的比例和上市后新药数占全球的比例两个指标看，中国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8%和4.6%。不过，应该清醒认识到，尽管中国拥有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生物医药公司，但中国创新的“大型企业”依然严重缺乏。
在创新国际化程度上，中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鲜有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成熟市场上市的案例。中国依然是一个仿制药占绝大多数的医药市场。
《财经》：大学、研究机构等的基础研究水平，目前能否支撑中国创新药物的研发？
肖瑞平：从论文发表来看，中国学者SCI的文章量基本已经处于第一名，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一批在美国、欧洲、日本训练有素的科研工作者回国，带学生、带博士后，可以发很好的文章;专利数在全球各国中处于第一名，而且是连续多年第一名。
和其瑞医药公司研发管线中的候选药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完全是北京大学团队的研究成果，其余虽然都是与国外团队、药企合作的，但都有国内团队参与研发。
房建民：美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强大。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即便是冷门的领域，也需要不断去投入，基础研究不用直接跟产品挂钩，希望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产品产生，这种想法不能有。社会、大学要有共识，不能总批评大学没有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的体制要为技术转化创造条件，教育部、科技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有进步，但实际操作仍旧很难，大学缺乏高水平的做技术转化的管理人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反观美国大学，有非常成熟的技术转移部门。
大学完全可以把一些技术、研究做成很好的收益来源，可大多数宁愿技术烂在学校。知识产权的转化、落地机制，是创新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元素。技术转化的管理人员，要像投资人一样努力，才能把国家的知识财产，同时是PI（学术带头人）、研究人员的财产做到成功转化。
孟八一：制药工业跟电子、芯片工业不一样，药物更像是一种政治产品、文化产品，科学只占药物的一小部分。
医学、药学的研究，不是一时间拿钱能砸出来的，是几代人的文化传承，政治体系的沉淀。这么多年，中国在教育上没有重视基础研究，导致药品研发者现在于国内找不到靶点，只能用外国的，也就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模仿、升级。 谢雨礼：中国制药界，跟随新技术、新领域已经跟得很快，但是如果只是跟随的话，很难发展，尤其对于小公司来说很难生存。要做创新，特别是原创，需要首先有创新的思维，需要好的生态环境。
公司一般是没有基础研究的，创新的源头一般来自学术界的高校、研究机构，后者的基础研究如何实现技术转化，这套体系在中国是欠缺的，法律体系也没准备好。
美国有一套可复制的从基础研究到转化的体系：一名教授科研做出成果，进入小公司或者创业，然后卖给大公司。生态是成熟的，模式是可复制的。
杜莹：纵观全球几大创新药大国，几乎都是生命科学领域整体科研和应用转化能力较高的国家。虽有长足进步，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能被国际公认的全新创新化学合成药品依然屈指可数的重要原因。基础研究不是短平快工程，没有原始积累，做不到厚积薄发。
此外，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立法上依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仍需通过增加高校的知识产权的自主处置权及技术转移的支持，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财经》：为进一步推动创新，目前的监管、审评审批，还有哪些改进与升级的空间？
肖瑞平：在药品的监管、创新药的审评审批方面，中国正在改进的路上，尤其是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CH）之后，基本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但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完善、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各个国家对于药品的审批都会有一些个性的要求，比如美国FDA与欧洲国家药监部门的规定，有些可能是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个性的要求。
房建民：中国还没真正落实到与ICH接轨，药品监管、审评审批需要更加开放一些。原来的规章制度中，有些不太合理的部分，需要改革掉。比如，新药生产之前的三批动态检查，ICH没有这样的规定。类似的制度，正在阻碍创新。
孟八一：从美国这110年的药品发展史看，药物发展史是科学、商业、政治、文化融合史，制药行业就是一个欲望驱动的行业。专利保护法、医保支付法、药物替代法、自由定价法，是制药行业发展中“逼”出来的法律，同时构成了制药行业的法律环境。FDA在法律体系下进行监管、审批，政府不干涉价格。在坚实的医保支付体系与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法律体系为美国制药行业营造了一个社会契约，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敢在药物研发与试验中投入大量的资金。
中国最近几年在审评审批制度、监管方面的变化，在我看来，有点魔术般，变化太快了。比如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规定到2018年12月31日之前，同一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数超过3家，则不再采购未通过一致评价公司的产品，可后来截止时间到了，不得不给审评延期。
谢雨礼：审评审批制度的完善不能一蹴而就。最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速度快、效率高，到现在逐步落地的阶段，总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加快审评方面，审评员人手不够，审评水平有待提高等。
另外，虽然我们的审评速度加快了，但是，大到有资质的临床试验基地，小至临床试验人才、PI，都极度缺乏。
杜莹：2015年以来的药审改革，对清理中国药品注册积压的“堰塞湖”，开启重大疾病、临床急需用药的快速审评审批通道等，都有制度性的回应。
不过，业界对药政领域的改革仍然抱有持续的期望。比如，如何进一步完善审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提升审评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此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部分改革措施依然还未完全落实到位。我们期望能建立按时限审评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统一审评检查尺度。
《财经》：下一个十年，中国制药行业的关键词将是什么？
肖瑞平：创新、First-in-Class。
美国早期的生物制药创新项目，很多是科学家创业。创新与资本结合的商业化模式，在各个国家得到印证，同样在中国也是一样。从源头上创新，才会有全新的策略、手段。如单抗，都是先在分子层面有了一定的基础研究，找到新的通路，才能设计出新的药物。
在药物创新研发方面，中国以前是“借船出海”，现在我们正自己“造船出海”。
房建民：深化改革。
主管部门愿意改革，但是改革的速度比行业预期的慢，很多东西需要尽快落地，否则确实会阻碍创新，原来的改革需要细化、深化，要落地。比如，科技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本身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中外合资企业只要涉及到需要抽血的临床试验，一定要经过遗传办的通过，这严重影响了一些临床试验的进度。
孟八一：生物药。
2018年，美国的生物药只占处方量的2%，但在药物消费的金额方面已占到38%了，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从美国回来的这一拨海归，带回来的候选药物半成品，足以支撑未来十年的创新研发。
谢雨礼：药企转型。
传统药企要从仿制药为主，向新药创制转型，至少是要以me-too药为主;小的生物药公司，要从跟随到原创转型。
杜莹：First-In-Class。
從中国新到全球新，做First-In-Class，做符合国际标准、服务于全球患者的创新药。此外，除了产品创新，也要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2016年，四家国内医药行业协会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创新方面，美国稳居第一位，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日、英、德等居于第二梯队，创新贡献约5%-10%;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创新贡献仅约为4%。
三年过去，麦肯锡与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2019年共同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上升到4%-8%， 跨入第二梯队，仅次于美国、日本。
然而，对于这一跃升，制药界、生物科技产业内部有着不同的声音。在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于苏州召开的同写意15周年大会暨首届全球生物医药前沿技术与政策法规大会上，200多名演讲者分享了多方面的中国制药创新。
其中，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肖瑞平、荣昌生物制药CEO兼首席科学家房建民、重庆华邦制药前知识产权负责人孟八一、苏州偶领生物总经理兼执行董事谢雨礼以及再鼎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莹，在会场内外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进一步解读了中国在全球药品创新方面的地位，以及整个创新生态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财经》：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是否真的已经能够与第二梯队的日、英、德平起平坐？
肖瑞平：中国在创新药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从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迈进的趋势是明显的。但从整个行业看，创新才刚冒头，人才的回流也只是最近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跟日本、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很大差距。
比如，论文与专利数，中国已经数一数二，但是创新药的产出、药物研发的经验方面，差距很大，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我们临床研究的数目在逐年增加，但总数目前也只占全球的4%。
房建民：我回国已经13年，做新药也超过10年。這期间见证了中国生物制药从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比较少的参与者，到现在千军万马、一大批海归加入这个行列，今非昔比。
可以说我们研究的活跃程度、整体的体量，包括有些个别项目的水平，已经在接近第二梯队了，但跟日本、英国、德国等第二梯队的国家相比，还差一些。
孟八一：进入第二梯队的论断，未免太乐观了。中国的制药创新，是一拨海归创新。他们在2000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如今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约4000人-6000人，平均50岁左右，这些人是带着西方的半成品回来的。
当这批海归退休以后，后面的创新源头在哪？有人说还有新的海归。我们从芯片创新制造得到的教训是，所有的创新都要靠自己。我们的高校、研究所年轻一代的创新者在哪里？我目前没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像我的老师、同辈们那样对科学有浓厚兴趣。
谢雨礼：按照现在创新成果量，中国应该算是第二梯队的成员了。在药物创新整体水平方面，中国与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差不多。
比如2014年抗癌药物PD-1在美国上市，中国跟得很快，2019年就上市了自己的产品。一些新的靶点，如EGFR的第三代抑制剂方面，我们跟美国的差距不大;在小分子药中，一些me-better药物甚至还可以超越国外产品。
杜莹：从中国上市前研发产品数量占全球的比例和上市后新药数占全球的比例两个指标看，中国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8%和4.6%。不过，应该清醒认识到，尽管中国拥有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生物医药公司，但中国创新的“大型企业”依然严重缺乏。
在创新国际化程度上，中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鲜有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成熟市场上市的案例。中国依然是一个仿制药占绝大多数的医药市场。
《财经》：大学、研究机构等的基础研究水平，目前能否支撑中国创新药物的研发？
肖瑞平：从论文发表来看，中国学者SCI的文章量基本已经处于第一名，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一批在美国、欧洲、日本训练有素的科研工作者回国，带学生、带博士后，可以发很好的文章;专利数在全球各国中处于第一名，而且是连续多年第一名。
和其瑞医药公司研发管线中的候选药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其中有一个完全是北京大学团队的研究成果，其余虽然都是与国外团队、药企合作的，但都有国内团队参与研发。
房建民：美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强大。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即便是冷门的领域，也需要不断去投入，基础研究不用直接跟产品挂钩，希望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产品产生，这种想法不能有。社会、大学要有共识，不能总批评大学没有产品。
另一方面，中国的体制要为技术转化创造条件，教育部、科技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有进步，但实际操作仍旧很难，大学缺乏高水平的做技术转化的管理人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反观美国大学，有非常成熟的技术转移部门。
大学完全可以把一些技术、研究做成很好的收益来源，可大多数宁愿技术烂在学校。知识产权的转化、落地机制，是创新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元素。技术转化的管理人员，要像投资人一样努力，才能把国家的知识财产，同时是PI（学术带头人）、研究人员的财产做到成功转化。
孟八一：制药工业跟电子、芯片工业不一样，药物更像是一种政治产品、文化产品，科学只占药物的一小部分。
医学、药学的研究，不是一时间拿钱能砸出来的，是几代人的文化传承，政治体系的沉淀。这么多年，中国在教育上没有重视基础研究，导致药品研发者现在于国内找不到靶点，只能用外国的，也就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模仿、升级。 谢雨礼：中国制药界，跟随新技术、新领域已经跟得很快，但是如果只是跟随的话，很难发展，尤其对于小公司来说很难生存。要做创新，特别是原创，需要首先有创新的思维，需要好的生态环境。
公司一般是没有基础研究的，创新的源头一般来自学术界的高校、研究机构，后者的基础研究如何实现技术转化，这套体系在中国是欠缺的，法律体系也没准备好。
美国有一套可复制的从基础研究到转化的体系：一名教授科研做出成果，进入小公司或者创业，然后卖给大公司。生态是成熟的，模式是可复制的。
杜莹：纵观全球几大创新药大国，几乎都是生命科学领域整体科研和应用转化能力较高的国家。虽有长足进步，但是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依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能被国际公认的全新创新化学合成药品依然屈指可数的重要原因。基础研究不是短平快工程，没有原始积累，做不到厚积薄发。
此外，中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立法上依然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仍需通过增加高校的知识产权的自主处置权及技术转移的支持，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财经》：为进一步推动创新，目前的监管、审评审批，还有哪些改进与升级的空间？
肖瑞平：在药品的监管、创新药的审评审批方面，中国正在改进的路上，尤其是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CH）之后，基本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但是整个监管体系的完善、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各个国家对于药品的审批都会有一些个性的要求，比如美国FDA与欧洲国家药监部门的规定，有些可能是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个性的要求。
房建民：中国还没真正落实到与ICH接轨，药品监管、审评审批需要更加开放一些。原来的规章制度中，有些不太合理的部分，需要改革掉。比如，新药生产之前的三批动态检查，ICH没有这样的规定。类似的制度，正在阻碍创新。
孟八一：从美国这110年的药品发展史看，药物发展史是科学、商业、政治、文化融合史，制药行业就是一个欲望驱动的行业。专利保护法、医保支付法、药物替代法、自由定价法，是制药行业发展中“逼”出来的法律，同时构成了制药行业的法律环境。FDA在法律体系下进行监管、审批，政府不干涉价格。在坚实的医保支付体系与残酷的竞争环境中，法律体系为美国制药行业营造了一个社会契约，商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敢在药物研发与试验中投入大量的资金。
中国最近几年在审评审批制度、监管方面的变化，在我看来，有点魔术般，变化太快了。比如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规定到2018年12月31日之前，同一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数超过3家，则不再采购未通过一致评价公司的产品，可后来截止时间到了，不得不给审评延期。
谢雨礼：审评审批制度的完善不能一蹴而就。最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速度快、效率高，到现在逐步落地的阶段，总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加快审评方面，审评员人手不够，审评水平有待提高等。
另外，虽然我们的审评速度加快了，但是，大到有资质的临床试验基地，小至临床试验人才、PI，都极度缺乏。
杜莹：2015年以来的药审改革，对清理中国药品注册积压的“堰塞湖”，开启重大疾病、临床急需用药的快速审评审批通道等，都有制度性的回应。
不过，业界对药政领域的改革仍然抱有持续的期望。比如，如何进一步完善审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提升审评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此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部分改革措施依然还未完全落实到位。我们期望能建立按时限审评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统一审评检查尺度。
《财经》：下一个十年，中国制药行业的关键词将是什么？
肖瑞平：创新、First-in-Class。
美国早期的生物制药创新项目，很多是科学家创业。创新与资本结合的商业化模式，在各个国家得到印证，同样在中国也是一样。从源头上创新，才会有全新的策略、手段。如单抗，都是先在分子层面有了一定的基础研究，找到新的通路，才能设计出新的药物。
在药物创新研发方面，中国以前是“借船出海”，现在我们正自己“造船出海”。
房建民：深化改革。
主管部门愿意改革，但是改革的速度比行业预期的慢，很多东西需要尽快落地，否则确实会阻碍创新，原来的改革需要细化、深化，要落地。比如，科技部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本身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中外合资企业只要涉及到需要抽血的临床试验，一定要经过遗传办的通过，这严重影响了一些临床试验的进度。
孟八一：生物药。
2018年，美国的生物药只占处方量的2%，但在药物消费的金额方面已占到38%了，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从美国回来的这一拨海归，带回来的候选药物半成品，足以支撑未来十年的创新研发。
谢雨礼：药企转型。
传统药企要从仿制药为主，向新药创制转型，至少是要以me-too药为主;小的生物药公司，要从跟随到原创转型。
杜莹：First-In-Class。
從中国新到全球新，做First-In-Class，做符合国际标准、服务于全球患者的创新药。此外，除了产品创新，也要有商业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