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中，收藏有一封叶圣陶先生亲笔写给巴金的信札。信的全文如下：
　　巴金吾兄尊鉴：
　　市立剧专将于本月戏剧节举行戏剧资料展览会，意欲向尊处借取曹禺兄之原稿，以供陈列，负责保管，负责送还，决不有误。今令小儿至诚晋谒，敢恳赐予指教，不胜感幸。即颂大安。
　　弟 叶绍钧顿首
　　二月二日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916年，叶圣陶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并在同年推出自己的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1年，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1923年，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谈起巴金与叶圣陶的交情，这还归功于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那时的巴金还是一个不曾引人注目的在法留学生，而叶圣陶则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编辑。
　　1927年1月15日，年青的巴金搭乘“昂热号”邮船离沪赴法。2月18日，抵达马赛；2月19日，到达巴黎。最初，巴金在巴黎上夜校补习法文。3月，巴金通过书信得知成都的家中已经破产。为排遣内心的寂寞与孤苦，巴金开始写日记。不久，巴金又萌生了文学创作的想法。他便开始将前一时期的日记进行整理，开始以其为素材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这一年夏天，巴金因养病来到巴黎东郊马恩河畔，一个宁静的小镇。巴金住在拉封丹中学继续写作。1928年8月，26岁的巴金创作完成小说《灭亡》。
　　《灭亡》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猩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塑造了一个以生命向黑暗社会复仇的职业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主人公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却忍住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他对个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对黑暗压迫下的人类前途也感到绝望，然而他还是尽力奋斗。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那种绝望、虚无而又要拼死抗争的心态最终使他丧失了爱情，甘愿消耗生命以殉事业，求取良心的安宁。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在这部小说的手稿上，年青的李尧棠（巴金原名）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笔名“巴金”。《灭亡》创作完成后，巴金很想将它发表。当年8月，住在法国小城沙多吉里的巴金将该稿细致包裹后寄回上海，给当时正在上海开明书店门市部工作的好友索非。索非收到稿子通读后觉得这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便将稿子介绍到上海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郑振铎赴欧洲游学，杂志审稿则临时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叶圣陶、徐调孚负责。
　　当叶圣陶拿到《灭亡》手稿后，他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审读。叶圣陶被这部小说深深打动，他觉得这个陌生的作者巴金写得确实不错。很快，叶圣陶便向《小说月报》杂志社推荐了该稿，希望能尽快刊发此稿。

　　1929年1月至4月，《小说月报》在其第20卷第1号至第4号连载四期《灭亡》。在该刊1929年4月号（第20卷4月号）上，编辑叶圣陶还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名为《最后的一页》的文章。在文中，叶圣陶这样说道：
　　“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月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使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
　　同年12月号（第20卷12月号），叶圣陶又以记者名义写了《最后一页》，再次推荐了巴金小说《灭亡》，同时还推荐了老舍的《二马》：
　　“这两部长著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他们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
　　当时人们都在议论巴金是谁，大名鼎鼎的《小说月报》居然要登他的文章。听到议论多了，编辑叶圣陶直接在编后记里说：
　　“巴金是谁，我其实也不认识，只是一个新的作家。”
　　因为《小说月报》的连载及叶圣陶的极力推荐，巴金和他的小说《灭亡》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同年9月，《灭亡》单行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此后，巴金开始在中国文坛上大受瞩目。
　　对于自己的突然成名，巴金后来曾有过忆述：
　　“《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其实这时候，巴金还并不认识自己的这位伯乐——叶圣陶先生，也不曾跟他通过信。但巴金为人敦厚，他成名后飲水思源，总是尊称叶圣陶为“我终生的编辑老师”。他对叶圣陶的知遇之恩一生铭记。这种感激，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多次明确表达过。在《我的写作生涯》一文中，巴金曾这样写道：
　　“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只引路，树立榜样。”
　　1981年，在《致〈十月〉》一文中，巴金再次深情表达了自己对叶圣陶的感激： 　　“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达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
　　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留学归来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巴金便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创作。随着交友增多，巴金的约稿也日渐增多。面对雪片般的约稿，巴金开始用文字做应酬。那一时期，巴金和叶圣陶虽也曾见过面，有过简短的交谈，但因见面机会并不多，常常是匆匆一见便匆匆告别，深入话叙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但这一期间，叶圣陶其实一直很关注巴金的创作。当他看到巴金疲于奔命般地创作时，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便托索非带口信给巴金，劝其要慎重发表文章。一定要注意文章只有打磨好，才可以拿出来发表。否则，只会透支自己的文学才华。叶圣陶能说出这句话，可见他对巴金的爱护与坦诚。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学前辈对青年作家的善意提醒。正因如此，对巴金有着很高期望的叶圣陶也曾“枪毙过”巴金的稿件。1930年，巴金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小说完成后，巴金信心满满地把它投寄给《小说月报》，但结果这次却是被“无情地”退了稿。起初，当叶圣陶拿到这部稿子后，他就觉得这个小说明显不如《灭亡》，作者加入了太多自己的生活内容。所以，叶圣陶建议编辑部不要采用该稿。编辑部听从了叶圣陶的编辑意见，将该稿退给巴金，请他再充实修改。叶圣陶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和巴金并没有什么太多联系，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他的朋友索非带话过去。索非对叶圣陶说巴金拿到稿子后对退稿没有意见，还特别感谢叶圣陶和编辑部提了那么多修改意见。后来，《死去的太阳》经过巴金认真修改由开明书店出版。
　　叶圣陶曾说过，那时的巴金最初给他的印象就是谦虚。
　　1931 年，叶圣陶开始主编《妇女杂志》，为了组到更多好作品，他主动通过索非向巴金要稿。当知道是自己的“恩师”叶圣陶索稿，巴金很快便动手创作。不久，便将自己的《亚丽安娜》交给索非转过去。很快，叶圣陶便安排出版。后来，叶圣陶还在自己负责的出版社为巴金编辑出版了好几本著作。1931年至1940年期间，开明书店先后出版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翻译作品《爱罗先珂童话集》等、散文集《点滴》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集》前两集等。叶圣陶特地为巴金的《海底梦》《家》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二集分别做了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与叶圣陶分别居住在上海与北京。虽远隔千里，但他们也偶有书信往来。
　　1958年，巴金写信给叶圣陶，再次谈及叶圣陶对自己的帮助：
　　“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
　　1961年，叶圣陶在《人民日报》读到巴金新近发表的散文《我们永远在一起》后，很快撰文予以赞扬：
　　“我非常羡慕巴金的文笔，那么熟练自如，那么炉火纯青，并非容易达到的。”
　　1977年， 已经80 多岁高龄的叶圣陶在北京看到巴金在《文汇报》刊发的《一封信》后，欣然写下诗词送给巴金：
　　“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收到这首诗后，心潮起伏，反复颂吟，回信答谢：
　　“收到您给我写的字， 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年3月27日，巴金先生从上海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当他得知自己的“恩师”叶圣陶因病住院，便执意前往探望。到医院后，巴金紧紧握住自己老师的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叶圣陶很是感动。那天，两人亲切地在病房的沙发上交谈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