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乌布利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政治家不同，他更加懂得这种辩证法，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他要求通过各个部门的活动，加快发展速度。上世纪60年代，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改革，以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而不要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乌布利希不仅是后斯大林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而且后来还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在莫斯科的指示下，乌布利希被以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人撵下台。乌布利希被强迫辞职，这即使他个人惨受沉重打击，也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优先发展科学技术以便更有效率的政策受到掣肘。历史事实是，莫斯科的苏共领导层看上了昂纳克。对他们来说，乌布利希固然是一位令人不快的伙伴，但莫斯科仍认为乌布利希是一个比他当时的副手昂纳克更加聪明、更有预见性和更加开放的人。最后，勃列日涅夫考虑到领导层年轻化的客观需要，决定让昂纳克等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不久勃列日涅夫觉得此事不妥，又通过他的一位秘书鲍文转告柏林，希望改善与乌布利希的关系，以此向他示好，表示尊敬。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勃列日涅夫到柏林后还去拜访了乌布利希。
　　起初，1970年-1971年更换领导人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个进步，政治生活发展一些如常。新的领导层办事灵活，对内对外政策打开了局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世界的承认，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和社会政策统一”是当时新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与50年代的“今天工作是为了美好的明天”的提法不同，它使劳动人民能够立即看到和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更加相信社会主义。按照常理，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人们所得到的社会福利也就越多，因为社会财富直接来源于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但是，这种考虑是相当幼稚和靠不住的，同时又忽视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因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商品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需要进口原材料，科学技术又没有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生活越好，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越高，显然是做不到的。昂纳克上台后，认为以往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修整，他采取许多措施，力图改变原来的政策。他的重点放在居民的消费上，于是，出现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外电认为，光消费，不积累，这会毁了国家的前途。乌布利希年代的经济机制是积累，而昂纳克时期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昂纳克实行了几年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化政策。他的这一军事行动得到其“经济顾问”京特·米塔克和宣传部门领导赫尔曼的鼎力支持，控制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又开始盛行。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与苏联的事态发展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方领导集团的养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东欧国家也是一样）任何谋求摆脱苏共庇护和行动自由的努力，都会同其“主角”发生冲突，有时甚至会遭到灭顶之灾。例如，“布拉格之春”试图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就都遭到无情的镇压。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进行干涉的政治借口和理由。由于乌布利希的明智态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人民军没有直接参与华沙条约国的共同军事行动。乌布利希不顾莫斯科的强烈要求，阻止了德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避免了重演“二战”前夕的悲剧。（指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署后，捷克政府被迫接受该协议，导致德国出兵占领苏台德地区，进而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处于停滞阶段，这是一位生病的总书记引起的，其阴影也笼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空。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援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缩小。苏联领导层处于他们自己造成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尤里·安德罗波夫接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新任总书记谈到要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行较为认真的改革，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却不思改革，持观望态度，党所领导的社会活动家和科研人员也不接受莫斯科要求改革的指令。这里，我不知道其原因是出于学术界的傲慢还是受到来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这就失去了一个历史机遇。另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愿意开展关于改革的讨论，也说明这样的辩论有可能超越中央集权主义所允许的界限。其实，在社会主义年代，完全可以组织自上而下的讨论，以明智地争取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然而，当一位主要领导人是暴君或者病重的时候，全国就会遭殃。安德罗波夫取代勃列日涅夫时已百病缠身，命悬旦夕。他上任时，没有经过党的民主选举，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得到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支持和党内实力派集团的拥戴。例如，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总是得到军工企业和党的机关里最高政治精英的吹捧和保护，他一直到死都离不开他们。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不是因为他希望党和国家进行改革，而是因为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软弱无能，对政治局的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而且，大家都已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会在位多久。果然，一年之后，又一个病人膏肓的契尔年科接替了安德罗波夫。这时，党内的当权派又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位总书记的领导下，他们的特权又会得到保护了。
　　应该说，安德罗波夫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已陷入较深的社会政治危机，但是，整个领导层不愿意进行改革。安德罗波夫周围的人也不支持改革，他们担心改革会偏离方向，后来的人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甚至要了他们的脑袋。在苏共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众所周知，1980年已经进入政治局的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成员一样，所想的是如何在党内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前途。有时，领导干部的圈子越小，他们在进行准确分析和作出决断时就越胆怯，谁也不愿承担责任。
　　我想，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上不断革新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我可以说，任命主要领导人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那些保守党派也经常这么背后操作的。例如，赫尔穆特·科尔领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长达20多年，在位时间比昂纳克还长。他模仿君主制传统，也是制定自己的接班人。我指出和批评这种现象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我们党内的缺点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谈谈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位正确对待个人的历史作用的人物。列宁曾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列宁说，谁不研读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少。在这些政党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不重视主观因素，即认为不是个人，而是阶级创造历史；另一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从而大搞个人崇拜（尽管在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社会更容易把领导人神化，这已成为民族的传统。在沙皇俄国举行宗教仪式时，人们在大街上高举着神父的圣像，而在十月革命后，政治家的画像取而代之。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德国1920年以前的照片和摄影图片中，看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自从德国共产党成为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员，在“布尔什维克化”之后，德国共产党也受到感染。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宣扬领袖。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化身，他的任何一次讲话和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仅被视为是正确的，而且还被看成是人类智慧的顶峰。他的言论和文章被到处引用、学习和背诵。他的语录被写在山头和金属板上，像广告一样四处张贴。从事思想和形象宣传的文艺工作者，要么走运，要么倒霉。如果他把党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他就是好样的，不会犯错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罢免他也就没有按照民主的程序。他要么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被推翻。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
　　苏联的总书记们不管个人的特点和性格如何，也不管他们多么主观偏执，客观上都能完成各自的任务。他们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些改变。斯大林上台执政后，开始纠正列宁的一些做法，使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强国，而苏联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不可想象的沉重代价，无论怎么解释都是令人费解的、难以置信的。
　　马林科夫担任苏共领导人很短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就被推上了舞台。他的一项任务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并追究其责任，但他并没有深究斯大林犯错误的政治根源。由于赫鲁晓夫勇敢地站出来谴责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错误，甚至罪责，所以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有些教条主义者却罔顾事实，认为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当然，赫鲁晓夫也没有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我看来，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成功的，从而结束了“对人的神化”，但是，他的这—批判对总书记们的权力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任时还是个年轻人，是旧体制里产生的人物。他领导苏联党和国家时，正值国家处于衰退和全面军备竞赛的时期，世界被推到了核灾难的边缘，同时也出现了国际局势缓和的迹象。显然，上世纪6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及其出现的和局，促使世界局势保持相对稳定。人们对时局的担忧和害怕催生了缓和政策，其顶峰是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东西方都想从中渔利。一方面，苏联及其东欧盟友甚至在会上接受了关于人权的“一揽子计划”，希望只有和平共处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则希望通过持久的渗透，动摇现实社会主义的基础。西方的如意算盘实现了。勃列日涅夫执掌党和国家权利时，苏联社会、苏联党、现存的组织机构和经济生活都陷入停顿：军工生产成为经济领域唯一有生气的部门。军事工业与国民经济的联系十分紧密，民用工业获得的利润都被消耗在军事工业上。
　　安德罗波夫接任时，本来可以履行其历史使命，突破这一致命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冲出这种包围圈。契尔年科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最终，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登上权力的宝座，他应该改变现状，实现变革。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现在就应该开始。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改革，否则就会自我灭亡。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今天有人断言说，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断送社会主义。一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了我提供的某些可靠资料后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超过了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和计划。菲利普·泽利科夫和康多丽莎·赖斯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根本目的是从内部进行变革，他的外交政策的改变是为了支持他的内政改造和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会管理国家，无法控制国内的政局。改革时，现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开始采取过去惯用的手法，绕开矛盾走，实行妥协，结果越往前走越迷失方向。他的新思维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危机作出的反应。苏联出现的这种危机已经具有结构性的原因，它的根源在于：自列宁以来，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热点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化和自我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