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50年代受到激烈批判后，粱漱溟先生就被打入“冷宫”。年轻一代当年多从《毛选》五卷中毛泽东对他的如此这般批判嘲讽中，略闻其名：“梁漱溟反动透顶”，“你粱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梁氏刚刚“解冻”，但仍未成为社会“热点”，其“意义”尚未被发现。他的《东方学术概论》与《人心与人生》两部书稿的遭遇，颇能说明他彼时的境遇。他在这数十年冷寂岁月中沉思已久、潜心写就的《东方学术概论》一书手稿在出版送审过程中居然丢失，足见其被忽视的程度；而《人心与人生》的书稿送到多家出版社通通被拒。《人心与人生》的序言发表于1926年，最后成书于70年代末，所以这部书可以说是梁漱溟一生最重要之作。但在80年代出版此书不仅要冒相当的经济风险，而且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所以没有出版社愿冒此“双风险”。最终，通过种种努力，此书由梁氏付出一笔不菲的资金后，才得以在1984年“自费”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绝对“洛阳纸贵”，各出版社一定竞相出高价抢出此书。不过揆以当时情况，虽然要求他“自费”，但愿出、敢出此书，足以说明学林出版社的眼光与胆识至为难得.功莫大焉。
　　时代精神说变就变。从80年代中期起，粱漱溟先生的人品学问突然成为“热点”。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当时“文化热”中讨论、研究的热点。他的东西文化观、对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影响既广且深。继而，他在50年代就敢于坚持自己观点当众与毛泽东争辩，那种“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嶙嶙风骨，与几十年来，尤其是“文革”中，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不是盲从就是随波逐流那种自我的丧失与人格的琐屑形成鲜明对照，赢得广泛的尊重，并在初起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引起深刻的反思。直到现在，虽经多年风风雨雨，但对梁漱溟研究、思考的热度依然未减。
　　今天，当“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思考时，粱漱溟当年积极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更成为关注的焦点。
　　只有中学学历的粱漱溟先生24岁就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但他完全不是躲在学院、书斋中的学者，不是在“故纸堆”中“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而是满腔热情地要改变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他积极参与种种社会、政治活动：考察北伐，发动乡村建设，投身抗战，积极组建民主党派，致力于民主运动，调解国共之争，为和平奔走……而乡村建设，则是他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手段和方案。
　　1927年，中国大地风狂雨骤。国共合作的北伐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前进时，两党却突然分裂，刀枪相见，一片血火；农民运动声势浩大，打土豪、分田地、斗斗杀杀……这一切，都引起粱漱溟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必然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局面”，而“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做些个建设事业”，这个“建设事业”就是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他明确表示了希望在体制内，通过手握大权的“上焉者”的改革而不是体制外的暴力革命达到政治、社会面目一新的目的。“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
　　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严重危机早已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一些人提出了“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各种改革农村社会的方案。例如，国际社会委托国联调查组在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商品市场，提出了著名的《拉西曼报告书》，并组织对华技术使用委员会，希望通过兴修道路、水利，改良农作物，发放贷款等措施复兴中国农村。而国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了广泛的乡村教育，米氏兄弟在河北翟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自治和建设，阎锡山在山西也以建设新农村为号召。对这些地方进行了广泛的参观和调查研究后，粱漱溟更坚定了以“乡治”“乡村建设”作为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虽然他对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十分钦佩，但他也看到了这些地方乡村建设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全局观念、教育不尽符合农民实际需要等。他对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农村建设最为不满，认为问题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作用太大，民众作用太小，而且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所谓建设反而会成为官员敛财的借口。他尤其强调乡民的自觉主动性，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管制。“政府愈管则人民愈被动，愈被动，愈不动”，“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则自治之生机已绝。”“对于山西村政的批评此两句话可以尽之：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山西各项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过，人民纯处于被动，其易有弊害，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今日也应时时记起的警世之言。
　　他还形象地比喻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全国党政各界，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作‘建设’，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始，应有尽有。”总之，他认为乡村建设如果不是由最底层的村民自己动员起来的自己的运动，则必然要失败。
　　经过一番考察，梁氏先后在河南和山东个别地方进行了乡建实验，其基本特点是在以伦理为本位（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的社会条件下，重建乡村自治组织。他认为，乡村组织的关键是借助中国传统的“乡约”制度。之所以说“借助”，是因为中国传统乡约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官家”所控制，甚至成为一种官僚统治工具。而梁氏心目中的乡约是一个由乡民自愿发起、自觉维护的社会组织。他承认，农民自发组成乡约并非易事，所以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因此，乡村组织的关键其实在于乡学、村学。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
　　这种希望当政者支持却不干涉具体事务、通过教育实现农村革新的做法，在当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全国农村而言，就显得杯水车薪。另外，当时农村最迫切需要的是改革或曰调整旧的土地关系，梁氏希望通过改革而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来改变这种土地关系，无疑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但旧体制的主政者并未能“从善如流”，听从体制内的梁氏及其他类似者的意见，未对土地关系作实质性的调整和改革，他的实验之实效不能不大受影响。
　　当诸如粱漱溟这类用心良苦的“补天派”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执政者的赞同、施行时，“失败”就是这类体制内改革者的必然命运；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革命者即将取代改革者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革命”已经很难避免了。
　　摘自《历史：何以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