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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研究方向是欧洲中世纪史，平时较少关注中外关系史研究。但既然应邀参加这次笔谈，就从笔者的专业视角谈谈作为一个外行的看法，希望得到专业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次学科体系建构的笔谈，应该是在此基础上讨论体系的补位、完善、提升等问题。笔者认为，体系作为一个概念，应该首先强调“整体”的意义，具体到中外关系史，则须从学科的定位谈起。在这方面，笔者完全赞同万明研究员的意见：“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半中国史，一半世界史，这是中国中外关系史跨学科的本质特征。中国中外关系史应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1 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一个融中国史和世界史于一体的体系，以笔者的理解，这个体系是在融通两个学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融通，当然不是指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以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为基本内容，在两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方法、理论，进而形成体系。而体系形成后，所谓中国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便不再是原来的意义，而是中外关系史体系中以交往、交流为主题的合二为一的概念。
可是，从万明研究员的文章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中外关系史学会成员绝大部分做国别史研究，其中大部分做中国史研究，少数做外国史研究，另一部分做专门史研究，即都不是做中外关系史研究。而“原来老一辈已有很深入研究成果的领域，也由于老一辈学者没有带学生，已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几乎形成了‘绝学’”。1在这里，她谈的是中外关系史学者的专业现状，虽然不是谈体系本身，但直接关联学科体系的建构，且决定建构的成败。因此，要想健全或完善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做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外国家交往、交流上来。这无疑是学科体系补位、完善、提升的第一步。如果学会成员仍然坚持各自的方向，学科体系的建构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学科体系的构架看，所谓补位，当然是针对某些方面的缺位而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学者个人的知识、理论积累和学科素养的欠缺。这里，在用语上，补位用于学科体系，补缺用于学者个体。补位的具体操作应该从专业学者的这些方面着手。中国史、世界史和专门史学者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或在一定分工的基础上朝着这个方向的不同方面努力，但这些方面合拼在一起应该大体涵盖学科体系的全局。即如上文所说，以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为重心，在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方法、理论，进而形成体系。学者个人的知识、理论结构合理了，学科素养具备了，学科体系的补位和建构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里以国别史为例谈谈学科体系的补位问题。对学会成员中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所谓补缺，应该主要是补世界史之缺。而所谓世界史之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外之间发生关系本身的内容。此为题中之义，无须讨论。二是外于中外之间发生关系的内容。这方面内容看似与中外关系无涉，实则为其深层结构，更能够反映或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从哲学或文化层面上进行认识。所谓补缺，应该主要指这个方面。由于这方面内容看似与中外关系没有直接关联，所以应注意免受实用主义心理的干扰，将目光停留在中外关系史的表层，认为与所发生的事项无直接联系就可以束之高阁。恰恰相反，正是这类内容决定着中外关系的性质，如果这方面欠缺，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外关系的本质，进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也正是基于这部分内容的较深层次，对相关知识理论的掌握就更能够反映或体现学者个人的专业素养。
对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所谓补缺，大体与中国史学者相反，即主要是补中国史之缺，包括知识、理论和方法。除了中外之间发生的关系本身，便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补充。但是，与中国史学者补世界史之缺有所不同，世界史学者一般应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由于他们是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长大成人、求学为学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一般要高于中国史学者对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使弥补的难度较中国史学者要低一些。这也许是一些外籍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备受追捧的原因所在。
那么，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补位要求的深度与广度是否就无别于国别史的专业研究？实际情况肯定不同。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深度与广度上肯定低于国别史研究的学者。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涉及两方或多方，研究重心在于两方或多方的关系，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一个阶段，这就不同于国别史研究的学者。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还应该重视一些重大历史事项的补缺，例如西方宪政史。这种补缺与上文所述有所不同，即这类事项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或很少研究，相关著述一直空缺，而上文所述主要是相对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素养而言的，学术研究成果却不少见。由于学术界对这方面几乎没有研究，学会成员中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和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的补缺便大体处在同一个起点上。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高端论坛的发言中曾有涉及，但意犹未尽。这里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談谈看法。
在中国学术史上，西方宪政史研究一直是空白。清末民初曾一度关注宪政问题，但主要限于理论而很少涉及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又关注宪政问题，仍主要限于理论，且相关成果主要出自法律、政治学者之笔，历史研究十分少见。进入21世纪之后，更少有人研究宪政问题了。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应该与我们对宪政问题的认识或判断密切关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我们不仅应该，而且恰恰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这是毋庸置疑的。精深的学术研究可以提升国际问题处理和外交政策制定的精准度，减少误判或错判。也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另外，宪政史还包含了许多国家治理的技巧和手段，而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对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治理都是需要的。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借鉴的发达国家太多的元素，与这些元素相比，宪政史中的治理技术显然更应该借鉴，更值得借鉴。
而且笔者觉得，西方宪政史恰恰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学科分类上说，中外关系史有别于中国史和世界史，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特征;或者说相对于人文特征，更侧重社会科学特征，与国际关系史、外交关系史相近。也就是说，其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特别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史研究，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不研究西方宪政史，学术成果就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就难以形成正确的观点和结论，甚至产生误判或错判，从而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且在笔者看来，即使是世界史，在学科类别上归属人文学科，专业学者也必须研究宪政史，否则学术体系就存在缺位，就不健全。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中外关系史都应该研究西方宪政史。 不要认为宪政只是现代的产物，这是现代人出于自大心理做出的误判。事实上，早在欧洲的君主制时代，近现代宪政的基本要素已经产生，只不过没有现代的精致罢了。这也是中西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否则，现代宪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如此，中外关系史学者应该根据自己的方向有选择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断代或国别宪政史。研究方向只要涉及西方或欧洲，就应该了解它们的王权、议会、宗教、党派等内容;研究方向如果是中古中外关系史，就应该了解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王权、教会、教会学者、贵族会议、议会、税制等内容，了解《大宪章》《大敕令》《金玺诏书》等文件。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对中外关系史的分析和认识才能够深入或提升。
二
另外，应该借助已有的、成熟的国家或区域关系史体系健全中外关系史体系的建构。这样的体系大多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且往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的目的是弥补和完善中外关系史体系的建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置之不理，而仅仅借用它们的体系建构的方法或技巧。这方面，欧洲中心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而且也是讨论中外关系史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过需要说明，这里涉及欧洲中心论的评价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我们应该秉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对于它的基本理论必须持否定立场，但它的理论体系并非都是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摒弃的同时，注意存留、吸纳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以助力我们的学术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研究欧洲中心论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建构，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应该具有价值和意义。
首先，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成熟的区域关系史体系。就概念而言，所谓“中心”，即关于国家之间、洲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述。也就是说，同中外关系史一样，欧洲中心论也是人类关系史的一个研究方向，或可与中外关系史对称为欧外关系史。上文论述了中外关系史的学科特征，欧洲中心论除了具有人文学科特征之外，也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具有社会科学特征。
其次，在人文学科方面，中外关系史和欧洲中心论都具有人文基础学科的特点。而且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形成于18世纪中叶、统治学术界长达200余年之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记录了体系的生成、建构、发展、演变的过程，蕴含着关于欧洲对外关系史的概念、方法、思想和理论。而中外关系史则是一个形成不久、尚欠健全的学科体系。两相比较，欧洲中心论更具有厚重的人文基础。
再次，在社会科学学科方面，从国家或区域利益的角度讲，中外关系史和欧洲中心论具有类似的功用，这就是都为自己的国家或区域在人类关系史中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近期使命之一是助力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多元共享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中心论曾经的功能之一是助力欧洲发达国家建立国际霸权，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国家就是借助欧洲中心论来推行国际霸权、建立殖民帝国的。
这种专业方向和学科特征的一致性，便决定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外关系史体系建构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这可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说，首先，可以考察欧洲中心论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从中吸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构经验，同时也注意吸取其中的教训。关于体系的要素，可以考察形成了哪些概念，使用了什么方法，接受了哪些思想，建立了什么理论，然后将适合中外关系史体系建构的部分加以吸收，用以设计具有可行性、效率性的建设方案。其次，可以考察欧洲中心论是怎样助力欧洲发达国家推行国际霸权、建立殖民帝国的。在此基础上，既要吸取其中的理论和策略，又要进行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另外，由于历史悠久且处于同类关系的中心或统治地位，欧洲中心论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无论作为人类关系史的断代史，还是作为人类关系史的学术史，都应该成为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如果条件具备，可以设定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或专题。从反面说，在充分利用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有利于证伪、突破、解构和颠覆欧洲中心论的某些概念理论，如普世主义史观、普适发展模式等。如果你的枪刺偏离了它的命门，所谓解构和颠覆，也就可以想象了。同时，这也便于接受欧洲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走出再现“万国来朝”的憧憬与企盼，警惕形成“中国中心论”的设计与建构。
在对欧洲中心论进行考察研究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将欧外关系史与中外关系史进行较深层次的比较，概括各自的特点。例如，欧洲中心论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这决定了发展理念在欧洲中心论中的地位。随着发展理念的形成，欧洲也相应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那么，这种发展理念和批判精神是怎样制约欧外关系史发展的，在欧外关系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中国中外关系史，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批判精神是怎样形成和表现的，在中国中外关系史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它与欧洲中心论的差异如何？进入了这样的层面，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的认识也就得到了一定的深化或提升。
当然，经过几代学者的批判，特别是近年沃勒斯坦、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理论的建立，1今天的欧洲中心论业已失去当年的风光，概念、方法、理论、体系等已经得到一定的解构。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在当今世界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还没有其他一种体系能够取而代之，美国中心、美国霸权的形成其实是欧洲或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或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要建立自己的中外关系史体系，就必然与欧洲中心论发生关系;而无论是和谐相处还是竞争冲突，都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获得需要的资源，接受其中的教训，形成自己的对策。
汲取的目的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创建，为了未来的赶超。而如果不去汲取，执意做自己的探索，就等于舍弃已有的基础和条件，孤立于国际学术之外，如此，就必然落后于时代。正如今天的科技发明要想实现赶超，引领世界各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条件;否则，所谓赶超和引领，就必然成为一场空想。
三
这里接上面的话题再谈一点在体系之外但与体系建构密切相关的问题。万明研究员以“后继无人”“绝学”等语词表述中国中外关系史某些方向的研究现状，这或许出于她作为学会会长的责任，但也的确让人感到忧虑。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当然是扩建中外关系史学者团队，这是学科体系建设的“硬核”，没有人，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学者群体作为支柱，无论是知识结构、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工具等都是如此，而不是依赖于相关或其他学科的学者群体。可是现在，学会成员大都有自己的专业，主要是中国史专业，兼搞中外关系史。这样一种状态就难以改变“重国轻外”的格局，即使有学者想转移研究方向，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正因如此，当万明研究员应出版社之邀撰写《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时，只有专题部分有学者承担，而断代、国别、区域史部分则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偌大的一个中外关系史学会，人数多时达800余人，2居然找不到撰写断代、国别和区域史部分的作者。但细想，如果有一支经过专门培养的专业队伍，即使人数少些，也不至于产生无人撰写的问题，同时也会避免对中国史专业的依赖。在世界史领域，如果出版社约稿撰写一本世界史研究的综述书稿，笔者觉得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国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从事专业研究的，从本科或至少是研究生开始即接受了世界史的专门训练，所以不存在找不到人的问题。中国史学科就更是如此。但是，這一问题仅凭学会这样的群众组织是难以解决的。而考虑到中外关系史在人文学科之外还具有社会科学学科的性质，学会应该会同教育部或国家智库等有关部门设计长远规划，根据国家需要，从本科抓起，经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抚育、培养这样的学者。在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设置上，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并重。而对于转移研究方向的学者，应该弥补知识和理论的不足。学科体系的结构是否健全、是否合理，取决于专业学者的培养和转移方向措施是否到位。措施到位了，学科体系的结构也就合理了。这样，在中外关系史学会现有的基础上，就逐渐过渡到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学者团队。这应该是建立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核心问题。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万明研究员所说的“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次学科体系建构的笔谈，应该是在此基础上讨论体系的补位、完善、提升等问题。笔者认为，体系作为一个概念，应该首先强调“整体”的意义，具体到中外关系史，则须从学科的定位谈起。在这方面，笔者完全赞同万明研究员的意见：“中国中外关系史是一半中国史，一半世界史，这是中国中外关系史跨学科的本质特征。中国中外关系史应属于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交叉学科。”1 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一个融中国史和世界史于一体的体系，以笔者的理解，这个体系是在融通两个学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融通，当然不是指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指以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为基本内容，在两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方法、理论，进而形成体系。而体系形成后，所谓中国史学科、世界史学科，便不再是原来的意义，而是中外关系史体系中以交往、交流为主题的合二为一的概念。
可是，从万明研究员的文章中获得的信息却是：中外关系史学会成员绝大部分做国别史研究，其中大部分做中国史研究，少数做外国史研究，另一部分做专门史研究，即都不是做中外关系史研究。而“原来老一辈已有很深入研究成果的领域，也由于老一辈学者没有带学生，已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几乎形成了‘绝学’”。1在这里，她谈的是中外关系史学者的专业现状，虽然不是谈体系本身，但直接关联学科体系的建构，且决定建构的成败。因此，要想健全或完善中外关系史的学科体系，做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外国家交往、交流上来。这无疑是学科体系补位、完善、提升的第一步。如果学会成员仍然坚持各自的方向，学科体系的建构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学科体系的构架看，所谓补位，当然是针对某些方面的缺位而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学者个人的知识、理论积累和学科素养的欠缺。这里，在用语上，补位用于学科体系，补缺用于学者个体。补位的具体操作应该从专业学者的这些方面着手。中国史、世界史和专门史学者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或在一定分工的基础上朝着这个方向的不同方面努力，但这些方面合拼在一起应该大体涵盖学科体系的全局。即如上文所说，以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为重心，在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方法、理论，进而形成体系。学者个人的知识、理论结构合理了，学科素养具备了，学科体系的补位和建构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里以国别史为例谈谈学科体系的补位问题。对学会成员中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所谓补缺，应该主要是补世界史之缺。而所谓世界史之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外之间发生关系本身的内容。此为题中之义，无须讨论。二是外于中外之间发生关系的内容。这方面内容看似与中外关系无涉，实则为其深层结构，更能够反映或揭示事物的本质，可以从哲学或文化层面上进行认识。所谓补缺，应该主要指这个方面。由于这方面内容看似与中外关系没有直接关联，所以应注意免受实用主义心理的干扰，将目光停留在中外关系史的表层，认为与所发生的事项无直接联系就可以束之高阁。恰恰相反，正是这类内容决定着中外关系的性质，如果这方面欠缺，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外关系的本质，进而影响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也正是基于这部分内容的较深层次，对相关知识理论的掌握就更能够反映或体现学者个人的专业素养。
对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所谓补缺，大体与中国史学者相反，即主要是补中国史之缺，包括知识、理论和方法。除了中外之间发生的关系本身，便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补充。但是，与中国史学者补世界史之缺有所不同，世界史学者一般应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由于他们是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长大成人、求学为学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一般要高于中国史学者对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使弥补的难度较中国史学者要低一些。这也许是一些外籍华人学者的学术研究备受追捧的原因所在。
那么，对于中外关系史学科补位要求的深度与广度是否就无别于国别史的专业研究？实际情况肯定不同。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深度与广度上肯定低于国别史研究的学者。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涉及两方或多方，研究重心在于两方或多方的关系，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一个阶段，这就不同于国别史研究的学者。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还应该重视一些重大历史事项的补缺，例如西方宪政史。这种补缺与上文所述有所不同，即这类事项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或很少研究，相关著述一直空缺，而上文所述主要是相对中外关系史研究学者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素养而言的，学术研究成果却不少见。由于学术界对这方面几乎没有研究，学会成员中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和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的补缺便大体处在同一个起点上。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院首届高端论坛的发言中曾有涉及，但意犹未尽。这里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談谈看法。
在中国学术史上，西方宪政史研究一直是空白。清末民初曾一度关注宪政问题，但主要限于理论而很少涉及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又关注宪政问题，仍主要限于理论，且相关成果主要出自法律、政治学者之笔，历史研究十分少见。进入21世纪之后，更少有人研究宪政问题了。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应该与我们对宪政问题的认识或判断密切关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我们不仅应该，而且恰恰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这是毋庸置疑的。精深的学术研究可以提升国际问题处理和外交政策制定的精准度，减少误判或错判。也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另外，宪政史还包含了许多国家治理的技巧和手段，而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对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治理都是需要的。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借鉴的发达国家太多的元素，与这些元素相比，宪政史中的治理技术显然更应该借鉴，更值得借鉴。
而且笔者觉得，西方宪政史恰恰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学科分类上说，中外关系史有别于中国史和世界史，兼具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特征;或者说相对于人文特征，更侧重社会科学特征，与国际关系史、外交关系史相近。也就是说，其学术成果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特别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史研究，对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不研究西方宪政史，学术成果就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就难以形成正确的观点和结论，甚至产生误判或错判，从而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而且在笔者看来，即使是世界史，在学科类别上归属人文学科，专业学者也必须研究宪政史，否则学术体系就存在缺位，就不健全。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中外关系史都应该研究西方宪政史。 不要认为宪政只是现代的产物，这是现代人出于自大心理做出的误判。事实上，早在欧洲的君主制时代，近现代宪政的基本要素已经产生，只不过没有现代的精致罢了。这也是中西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否则，现代宪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如此，中外关系史学者应该根据自己的方向有选择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的断代或国别宪政史。研究方向只要涉及西方或欧洲，就应该了解它们的王权、议会、宗教、党派等内容;研究方向如果是中古中外关系史，就应该了解中世纪英、法、德等国的王权、教会、教会学者、贵族会议、议会、税制等内容，了解《大宪章》《大敕令》《金玺诏书》等文件。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对中外关系史的分析和认识才能够深入或提升。
二
另外，应该借助已有的、成熟的国家或区域关系史体系健全中外关系史体系的建构。这样的体系大多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且往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的目的是弥补和完善中外关系史体系的建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置之不理，而仅仅借用它们的体系建构的方法或技巧。这方面，欧洲中心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而且也是讨论中外关系史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过需要说明，这里涉及欧洲中心论的评价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觉得我们应该秉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对于它的基本理论必须持否定立场，但它的理论体系并非都是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批判、摒弃的同时，注意存留、吸纳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以助力我们的学术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研究欧洲中心论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建构，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应该具有价值和意义。
首先，欧洲中心论是一个成熟的区域关系史体系。就概念而言，所谓“中心”，即关于国家之间、洲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述。也就是说，同中外关系史一样，欧洲中心论也是人类关系史的一个研究方向，或可与中外关系史对称为欧外关系史。上文论述了中外关系史的学科特征，欧洲中心论除了具有人文学科特征之外，也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具有社会科学特征。
其次，在人文学科方面，中外关系史和欧洲中心论都具有人文基础学科的特点。而且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形成于18世纪中叶、统治学术界长达200余年之久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记录了体系的生成、建构、发展、演变的过程，蕴含着关于欧洲对外关系史的概念、方法、思想和理论。而中外关系史则是一个形成不久、尚欠健全的学科体系。两相比较，欧洲中心论更具有厚重的人文基础。
再次，在社会科学学科方面，从国家或区域利益的角度讲，中外关系史和欧洲中心论具有类似的功用，这就是都为自己的国家或区域在人类关系史中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近期使命之一是助力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多元共享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中心论曾经的功能之一是助力欧洲发达国家建立国际霸权，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国家就是借助欧洲中心论来推行国际霸权、建立殖民帝国的。
这种专业方向和学科特征的一致性，便决定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外关系史体系建构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这可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说，首先，可以考察欧洲中心论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从中吸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建构经验，同时也注意吸取其中的教训。关于体系的要素，可以考察形成了哪些概念，使用了什么方法，接受了哪些思想，建立了什么理论，然后将适合中外关系史体系建构的部分加以吸收，用以设计具有可行性、效率性的建设方案。其次，可以考察欧洲中心论是怎样助力欧洲发达国家推行国际霸权、建立殖民帝国的。在此基础上，既要吸取其中的理论和策略，又要进行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另外，由于历史悠久且处于同类关系的中心或统治地位，欧洲中心论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无论作为人类关系史的断代史，还是作为人类关系史的学术史，都应该成为中国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对象。如果条件具备，可以设定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或专题。从反面说，在充分利用学术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有利于证伪、突破、解构和颠覆欧洲中心论的某些概念理论，如普世主义史观、普适发展模式等。如果你的枪刺偏离了它的命门，所谓解构和颠覆，也就可以想象了。同时，这也便于接受欧洲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走出再现“万国来朝”的憧憬与企盼，警惕形成“中国中心论”的设计与建构。
在对欧洲中心论进行考察研究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将欧外关系史与中外关系史进行较深层次的比较，概括各自的特点。例如，欧洲中心论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生产，这决定了发展理念在欧洲中心论中的地位。随着发展理念的形成，欧洲也相应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那么，这种发展理念和批判精神是怎样制约欧外关系史发展的，在欧外关系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中国中外关系史，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批判精神是怎样形成和表现的，在中国中外关系史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它与欧洲中心论的差异如何？进入了这样的层面，对于中国中外关系史的认识也就得到了一定的深化或提升。
当然，经过几代学者的批判，特别是近年沃勒斯坦、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理论的建立，1今天的欧洲中心论业已失去当年的风光，概念、方法、理论、体系等已经得到一定的解构。但我们必须承认，它在当今世界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还没有其他一种体系能够取而代之，美国中心、美国霸权的形成其实是欧洲或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或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要建立自己的中外关系史体系，就必然与欧洲中心论发生关系;而无论是和谐相处还是竞争冲突，都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获得需要的资源，接受其中的教训，形成自己的对策。
汲取的目的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创建，为了未来的赶超。而如果不去汲取，执意做自己的探索，就等于舍弃已有的基础和条件，孤立于国际学术之外，如此，就必然落后于时代。正如今天的科技发明要想实现赶超，引领世界各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条件;否则，所谓赶超和引领，就必然成为一场空想。
三
这里接上面的话题再谈一点在体系之外但与体系建构密切相关的问题。万明研究员以“后继无人”“绝学”等语词表述中国中外关系史某些方向的研究现状，这或许出于她作为学会会长的责任，但也的确让人感到忧虑。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当然是扩建中外关系史学者团队，这是学科体系建设的“硬核”，没有人，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学者群体作为支柱，无论是知识结构、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工具等都是如此，而不是依赖于相关或其他学科的学者群体。可是现在，学会成员大都有自己的专业，主要是中国史专业，兼搞中外关系史。这样一种状态就难以改变“重国轻外”的格局，即使有学者想转移研究方向，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正因如此，当万明研究员应出版社之邀撰写《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40年》时，只有专题部分有学者承担，而断代、国别、区域史部分则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偌大的一个中外关系史学会，人数多时达800余人，2居然找不到撰写断代、国别和区域史部分的作者。但细想，如果有一支经过专门培养的专业队伍，即使人数少些，也不至于产生无人撰写的问题，同时也会避免对中国史专业的依赖。在世界史领域，如果出版社约稿撰写一本世界史研究的综述书稿，笔者觉得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国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从事专业研究的，从本科或至少是研究生开始即接受了世界史的专门训练，所以不存在找不到人的问题。中国史学科就更是如此。但是，這一问题仅凭学会这样的群众组织是难以解决的。而考虑到中外关系史在人文学科之外还具有社会科学学科的性质，学会应该会同教育部或国家智库等有关部门设计长远规划，根据国家需要，从本科抓起，经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抚育、培养这样的学者。在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设置上，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并重。而对于转移研究方向的学者，应该弥补知识和理论的不足。学科体系的结构是否健全、是否合理，取决于专业学者的培养和转移方向措施是否到位。措施到位了，学科体系的结构也就合理了。这样，在中外关系史学会现有的基础上，就逐渐过渡到以专业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学者团队。这应该是建立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核心问题。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万明研究员所说的“冰火两重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