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时期的蔡京，智商情商一流，文章书法一流，可惜有人气，没人品;有才学，没节操。后来四起四落，繁华落尽，被贬海南儋州。还没到流放地，就以八十一岁高龄死于潭州。
　　 至于死因，《大宋宣和遗事》说是穷饿而死。蔡京善于谋官，善于理财，还善于养生，家财亿万，怎么会饿死？据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蔡京名气大，名声臭，一路南下，商家店铺结成行业同盟，坚决不卖饮食给他，有钱买不来东西，还招来口水谩骂。堂堂原太师，一代大才子，最终穷途末路，饿死于湖湘道路。
　　 蔡京的悲剧源于他扭曲的价值观。想当年，身居高位的蔡京曾经感慨说：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南宋时期的倪思将蔡京的“两好论”当作座右铭，随时审看自省。
　　 倪思不是要学习蔡京，而是谴责蔡京，警醒自己：为人为官，先得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这实际上是古人训诲子孙为官的第一原则，衍生的行为规范就是清廉自守。
　　 唐代柳公绰家法谨严，柳仲郢也以礼法持家，到了孙子柳玭这一辈，秉承父教，正直清廉。柳玭清廉到什么程度？他担任岭南节度副使的时候，衙门里面橘子熟了，被小孩、下人摘下吃掉。橘子没法交公，但柳玭按照市价将橘子钱缴纳官府，不贪一毫便宜。
　　 柳玭不是作秀。他的观点很通透：当爹的怎么做官，儿子就会怎么学样。这是身教，是示范。他还教导子孙：做官发财不可兼得，只要想做官，就别想发财。
　　 晚唐五代士大夫、军阀贪暴无度，士风大坏。宋代知识界力求恢复道统，杨万里的儿子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士大夫为官，只要清廉自守，就有七分像人了——因為公平、忠诚、仁慈、明慧四大品格都由清廉而生。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很有名：“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南宋评论家罗大经说得更直白透彻：做官要贪取一文，那就一文不值！
　　 清人钟于序在家法中勉励子孙：清贫立品，且图无辱无荣;勤俭持身，更可渐充渐裕。人一辈子，无论为官为民，只要能坚持清贫守节，就能无荣无辱，安然度过;只要能勤俭持家，家业家用自然日增日富，过上小康日子不成问题。
　　 明代的薛瑄将廉洁分为三等：第一等是高人，明理见性，自然而然，非分之利，不动心，不妄取;第二等是强人，崇尚名节，耿直忠介，一丝不苟得，还严禁他人伸手动手;第三等是凡人，畏法保位，勉强守德，虽然动心，但不敢伸手。
　　 从结果上看，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三者的效果一致，但从境界上看，前两者明显高于后者。从历代官员的自我反省和家法规范来看，追求的恰恰是前两个比较高远的目标。
　　 实际上，古人训诲子孙清廉自守，除了追求良好的道德操守这种高尚目标外，还有更现实、更切身的利害关系：家族的荣誉和安全。如果子孙为官当政被财色蒙蔽良知，陷身贪腐泥沼，不仅品格尽失、官声败坏，一旦出事，祖先污名、父母受累、子孙蒙羞。
　　 这就是历代家法训诲子孙为官清正廉洁的真正动因。为防范子孙为官失德败行，很多家族有着极为严格的制约措施。比如与蔡京同时代的包拯，在家训中严厉训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同时代的赵鼎，被后世称为中兴贤相。赵鼎在家法中单列一个小册子叫《治家三十项》，其中特别谈到用家族租课收入贴补家族子孙的日用，这笔钱叫“椿留钱”。一般说是人人有份，但因贪赃罢官的子孙，不得分享。
　　 到了后来，家族反腐败走向极致，成为反腐倡廉的先声。比如浦江郑氏的家法规定：郑氏子孙如果做官贪污受贿，败坏家族声誉者，生则从宗谱上涂消姓名，死后不得进入郑家宗祠，也不能上谱列位摆神主。削谱是家法中最严厉的处罚，是直接断绝血缘认同和家族联系的极端措施，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决绝勇气和道德持守。
　　 家教就是政教的源头和基础。家族自治法不仅是训诲子孙为官清正的道德场域，也是反腐倡廉的第一道防线。从这个意义上讲，蔡京的“两好论”不仅是个体人生的失败，也是家族教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