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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后，南京市随即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交往。南京市与日本名古屋市于1978年结成友好城市，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两国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事件一出，社会舆论对“友好城市不友好”质疑纷纷。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秘书长李利国告诉《望东方周刊》：“南京和名古屋只是中断往来，没有解约，市长换届或该市长能有正确态度以后，官方交往还会恢复，两个城市之间34年来的交往之路，双方在文化、体育、人才、医疗、技术和经贸合作上的交流成果累累，可以算是一个成熟的友好城市关系样本。”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提供的资料，迄今为止，我国对外缔结的1871对友好城市关系中，中日友好城市共248对，占比最高。
中国政府倡导“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友好城市交往原则，这一原则究竟如何体现在实践中？本刊记者近日邀请专家对中日友好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做了一番盘点梳理。
为解冻中日关系做出努力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10月，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访华，在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建议，神户与中国上海或天津结为友好城市。周总理用天津正在建设的新港作为“招牌”，建议神户和天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宫崎当场承诺：“神户港要修建中国船专用码头。这样，中国船不需要在海上停留，可以直接进港。”
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和神户市正式结为新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按照国际惯例，最初称为“姊妹城市”。周恩来认为姊妹“有大有小”，而国际城市间没有大小之分，因此更名“友好城市”。
此后6年间，中国对外仅缔结了6对友好城市，对象均为日本城市。“这是中国友好城市发展的起步探索，先有国家外交，后有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李利国说，1978年之前，国家尚未开放，友好城市交往仅限于文化、青少年教育等内容。
1978年到1992年，中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迎来第一个高峰，以每年40对的速度递增。这一时期共与世界城市缔结了500多对友好城市，1994年一年内就缔结了97对，成为中国友好城市史上缔结数量最多的年份。
据李利国介绍，1990年代后，友好城市交往的内容从文化教育向政治、经贸、教育、 科技、人文、青少年、投资、特色产业八大领域全面铺开。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告诉《望东方周刊》，缔结友好城市作为地方外交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外交的辅助和补充。尤其在一些国家外交的特殊时期，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发挥着缓和矛盾的作用。
2004年、2005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青岛市与其对日友好城市下关市排除各种困难，如期举办了“青岛-下关结好25周年”庆典，为解冻中日关系作出了地方城市的努力。
2010年9月末，日本非法扣押我渔船船长事件发生后，在舆论紧张的情况下，青岛市向85岁高龄的下关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金田满男授予了青岛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荣誉理事称号，此举经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后，给当地对华友好人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缔结速度整体放缓，西部地区数量上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日缔结友好城市的高峰。
周永生对《望东方周刊》介绍，当时日本对中国十分关注，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超过了美国。在1994年中国对外缔结的97对友好城市中，中日友好城市就占了19对。
1994年以后，中国每年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以平均每年4对的速度“匀速、稳定”缔结，数量上已近饱和。而在李利国看来，这并不表示中日友好城市交往的频率和内容在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给日本的机会更多。现在和美国、欧盟的交流在逐渐增多，但对日交往自身依然在发展，只是友好城市的占比没有那么突出了。”
从地域上来，与日本缔结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和山东，仅江苏就有36对中日友好城市，而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总和是44对，其中贵州、青海、西藏地区目前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数量是零。
但与整体对日缔结友好城市速度放缓的大趋势相反，近年来中国西部城市对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数量呈上升态势。甘肃敦煌市的4个国际友好城市中，3个来自日本。四川省都江堰市也与两个日本城市结好。不同于东部地区更侧重经贸往来，西部地区与日本友好城市的交往更多侧重在文化、旅游、自然遗产、历史人文等方面。
日本“袁隆平”带来水稻技术
通过对日友好城市关系，寻找一些散失在日本的中国文化遗产信息，是文化交流的常见内容之一。例如，明代著名数学家柯尚迁所著《数学通轨》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珠 算著作，在中国国内已经失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珠算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找寻这本书的原版。
1992年底，福州市珠算协会要求福州市外事办帮助在海外寻找上述著作，福州市外事办通过与福州友好城市日本长崎市有关方面的联系，终于在伊势市神宫文库找到这本书的原版。1993年1月28日，福州市外事办收到了长崎市寄来的《数学通轨》原版拍摄本。
友好城市框架下的民间往来，为地方城市政府带来了仅通过国家层面外交活动难以得到的机会。周永生说，“国家外交带来的项目往往是大项目，宏观合作，无法照顾到每个城市。友好城市关系则可以根据地方特色，有的放矢地与对方展开符合地方特点与需要的往来。”
1986年黑龙江和北海道缔结友好关系，北海道出生的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1917－2002）从黑龙江起步，坚持20年在中国传授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他推广的水稻技术具有省种、省肥、省水、省工的特点，比常规种植平均每亩要增产10%以上。鼎盛时期，中国每年有2亿多亩水稻因此受惠。原正市被誉为“日本袁隆平”，业界评价他为在中国水稻推广和技术普及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福建省与日本长崎县1982年结好以后，长崎县农业专家中山忠治在福建建立了第一家巨峰葡萄种植基地，到2003年，巨峰葡萄的产值已占福建全省葡萄种植的80%，数以万计的山区农民通过种植葡萄脱贫致富。
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是中日友好城市交流初期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医学科研方面亦有突破。1979年广西桂林市和日本熊本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广西医科大学教授王植柔在友好城市交往中获得到日本熊本大学医学部进修的机会。1983年王植柔在金钱草对尿结石疗效研究上获得成功，他研制的药物提取及制造技术在日本获得专利。
南京鼓楼医院和名古屋红十字医院在两地结成友好城市后频繁开展学术交流。鼓楼医院血液科医生欧阳修从日本进修回来后筹建了骨髓移植中心，开展自提骨髓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混合自体骨髓移植工作，而南京的此项技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1993年，天津的友好城市神户推动日本政府无偿援助5亿日元兴建了“天津代谢病防治中心”，成为全国首家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的综合性专科医院。
回到“城市”本身
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以及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的先进经验逐渐通过友好城市渠道引进中国。
上海市在城市规划方面与日方交流较早，从1981年起就派遣建筑技术研修生到大阪府进修，1992年开始，上海和大阪的城市规划部门开始互访，就罗山路立交桥的规划、莘庄路面轻轨和南北高架路的规划以及徐家汇地区交通整治等课题展开交流，并在实际建设中实践了日方的先进经验。
大连的日本友好城市北九州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城市，曾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改善城市环境的成功经验通过友好城市渠道传入大连。北九州市的专家协助大连完成了环境保护10年（1996 - 2000）发展规划，并从1997年起，在北九州市的努力争取下，大连得到日方贷款1亿美元及日本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简称）赠送的价值3000万元的大气自动监测车、烟道气监测车和各种精密分析仪器，重点推进了老企业清洁生产和技术改造及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大连在2001年获得“全球环境500佳”的称号，是中国第一家获得此称号的城市。时任大连市外办文化新闻处副处长王晓槐曾公开说：“这与友好城市北九州的帮助和努力密不可分。”
1993年以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中国北方最大的循环经济园区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在2008年5月8日与日本北九州市签署了《开展中日循环型城市合作备忘录》。
在产业区内，与日本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国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和同和绿天使顶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废旧家电回收拆解项目已动工建设。国联项目建成后，年处理报废机动车将达到20万辆，同和绿天使项目完工后，也会达到年拆解处理废旧家电8万吨的加工规模。
从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技术交流到新世纪循环经济的合作，中日友好城市交流内容不断提高“技术含量”。
水的缘分
“大概是因为中日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是两个港口城市的缘故，或缘于日本的地理特征，纵观各地中日友好交流的内容，都能看到水的影子。”周永生说。
友好城市神户在港口建设上助推了天津港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港口的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需要，由于缺乏现代化港口管理经验，压港问题严重，有的外国船只到港口甚至要等上一个月才能卸货。
1984年，天津市与友好城市神户市签订《关于神户市协助天津港进行管理和建设协议书》，天津市聘请神户市港湾局局长鸟居幸雄为天津港务局最高顾问。当年4月16日，鸟居幸雄率顾问团一行9人抵津，深入码头、货场、仓库、锚地、船闸进行测量、观察并召开经理会，掌握第一手资料。4年后，顾问团提出了“天津港紧急改造方案”和“天津港长期改造方案”，日方建议均被采纳。经过双方合作，天津港有效地解决了压港压船问题。
大连作为中国近代装备自来水设施最早的城市，开发水资源、更新日益老化的供水设施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2000年底，通过友好城市渠道的协助，大连市自来水集团与北九州市水道局合作，日方利用地方自治基金连续3年接收大连自来水公司技术人员到日本研修。2001年底至2002年初，北九州市水道局又利用地方自治基金，派出3名技术专家到大连无偿工作3个月，带来了可探测地下3米管道渗漏状况的先进仪器，开展漏水调查项目，取得了预期成果。
在2011年4月召开的北九州环保水道事业推介会上，大连城建局、水务局参考学习了北九州先进的污水深度处理（膜处理）技术和污泥燃料化技术，北九州还向大连推介了免挖掘修复管道技术。
苏州的友好城市日本池田市下水道普及率达99.9%，是日本全国的雨水、污水处理示范市。2003年，在两市市长的推动下，苏州与池田启动了污水处理技术交流和合作项目。
苏州市排水管理处汤小燕在2005年考察池田下水道工程建设及管理的报告中写道：“池田的污水厂利用出水作为内部冲洗水和绿化灌溉用水，日本还利用污水厂出水种植无土栽培植物和养殖鱼类，养殖的鱼可以食用，而不仅仅是作为观赏鱼。”
2009年池田市派出“集落污水处理”专家到苏州，在吴中区环太湖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帮助当地进行了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改造。
通过友好城市渠道互派专家交流，中国的一些城市不仅学到了日本先进的水处理技术，在水环境法律和水务管理方面也获益不少。
沈阳的友好城市札幌因为重视水资源运用，甚至修建了一座自来水纪念馆。双方在寒冷地区自来水技术和经营等领域开展了广泛交流，札幌市对沈阳地下管网大规模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一时间给予援助
城市交流不仅能落实一个个国家外交不能完全覆盖的“微观”项目，回到友好城市“讲友谊”的主旨上，中日之间友好城市之间在对方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后，通过友好城市关系进行的民间援助也起到了政府援助的重要补充作用。
1995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发生地震，天津向神户提供30万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
2009年日本神户市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口罩告急，天津第一时间向神户捐助了预防流感口罩20万只。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5日，四川省政府就接到其日本友好城市广岛县向地震灾区提供的500万日元救灾款，这是“5·12大地震”后，四川省通过国际友好城市渠道得到的第一笔救灾捐款。
广岛县日中亲善协会在5月19日开展募捐活动，5天内筹得善款超过210万日元，马上电汇至四川省对外友协转入抗震救灾专用账户。
广岛县政府还于当年6月11日从当地防灾储备库中紧急调出1000条毛毯和用于搭建帐篷的塑料罩布1500张，捐献给四川省用于应急救援，这是广岛县第一次向外国捐赠应急救灾物资。
四川省另一个友好城市山梨县除了捐献500万日元的援助款外，设在山梨县甲府市的NPO法人“灾害·防灾志愿者未来会”在当年5月28日还派遣了一支由11名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救援小组前往灾区进行救援。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除中方向日本提供的3000万元人民币紧急无偿人道救援，中国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也向日本提供了各种救援。四川省第一时间拨款100万元人民币援助友好城市广岛县，浙江省向友好城市静冈县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
“友好城市交流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关键时刻这座桥梁能够发挥特殊且有效的作用。” 周永生说。
事件一出，社会舆论对“友好城市不友好”质疑纷纷。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秘书长李利国告诉《望东方周刊》：“南京和名古屋只是中断往来，没有解约，市长换届或该市长能有正确态度以后，官方交往还会恢复，两个城市之间34年来的交往之路，双方在文化、体育、人才、医疗、技术和经贸合作上的交流成果累累，可以算是一个成熟的友好城市关系样本。”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提供的资料，迄今为止，我国对外缔结的1871对友好城市关系中，中日友好城市共248对，占比最高。
中国政府倡导“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友好城市交往原则，这一原则究竟如何体现在实践中？本刊记者近日邀请专家对中日友好城市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做了一番盘点梳理。
为解冻中日关系做出努力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10月，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访华，在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建议，神户与中国上海或天津结为友好城市。周总理用天津正在建设的新港作为“招牌”，建议神户和天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宫崎当场承诺：“神户港要修建中国船专用码头。这样，中国船不需要在海上停留，可以直接进港。”
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和神户市正式结为新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按照国际惯例，最初称为“姊妹城市”。周恩来认为姊妹“有大有小”，而国际城市间没有大小之分，因此更名“友好城市”。
此后6年间，中国对外仅缔结了6对友好城市，对象均为日本城市。“这是中国友好城市发展的起步探索，先有国家外交，后有地方政府和城市外交。”李利国说，1978年之前，国家尚未开放，友好城市交往仅限于文化、青少年教育等内容。
1978年到1992年，中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迎来第一个高峰，以每年40对的速度递增。这一时期共与世界城市缔结了500多对友好城市，1994年一年内就缔结了97对，成为中国友好城市史上缔结数量最多的年份。
据李利国介绍，1990年代后，友好城市交往的内容从文化教育向政治、经贸、教育、 科技、人文、青少年、投资、特色产业八大领域全面铺开。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告诉《望东方周刊》，缔结友好城市作为地方外交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外交的辅助和补充。尤其在一些国家外交的特殊时期，友好城市间的交流发挥着缓和矛盾的作用。
2004年、2005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青岛市与其对日友好城市下关市排除各种困难，如期举办了“青岛-下关结好25周年”庆典，为解冻中日关系作出了地方城市的努力。
2010年9月末，日本非法扣押我渔船船长事件发生后，在舆论紧张的情况下，青岛市向85岁高龄的下关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金田满男授予了青岛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荣誉理事称号，此举经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后，给当地对华友好人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缔结速度整体放缓，西部地区数量上升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日缔结友好城市的高峰。
周永生对《望东方周刊》介绍，当时日本对中国十分关注，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超过了美国。在1994年中国对外缔结的97对友好城市中，中日友好城市就占了19对。
1994年以后，中国每年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以平均每年4对的速度“匀速、稳定”缔结，数量上已近饱和。而在李利国看来，这并不表示中日友好城市交往的频率和内容在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给日本的机会更多。现在和美国、欧盟的交流在逐渐增多，但对日交往自身依然在发展，只是友好城市的占比没有那么突出了。”
从地域上来，与日本缔结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和山东，仅江苏就有36对中日友好城市，而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总和是44对，其中贵州、青海、西藏地区目前对日缔结的友好城市数量是零。
但与整体对日缔结友好城市速度放缓的大趋势相反，近年来中国西部城市对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数量呈上升态势。甘肃敦煌市的4个国际友好城市中，3个来自日本。四川省都江堰市也与两个日本城市结好。不同于东部地区更侧重经贸往来，西部地区与日本友好城市的交往更多侧重在文化、旅游、自然遗产、历史人文等方面。
日本“袁隆平”带来水稻技术
通过对日友好城市关系，寻找一些散失在日本的中国文化遗产信息，是文化交流的常见内容之一。例如，明代著名数学家柯尚迁所著《数学通轨》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珠 算著作，在中国国内已经失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珠算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找寻这本书的原版。
1992年底，福州市珠算协会要求福州市外事办帮助在海外寻找上述著作，福州市外事办通过与福州友好城市日本长崎市有关方面的联系，终于在伊势市神宫文库找到这本书的原版。1993年1月28日，福州市外事办收到了长崎市寄来的《数学通轨》原版拍摄本。
友好城市框架下的民间往来，为地方城市政府带来了仅通过国家层面外交活动难以得到的机会。周永生说，“国家外交带来的项目往往是大项目，宏观合作，无法照顾到每个城市。友好城市关系则可以根据地方特色，有的放矢地与对方展开符合地方特点与需要的往来。”
1986年黑龙江和北海道缔结友好关系，北海道出生的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1917－2002）从黑龙江起步，坚持20年在中国传授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他推广的水稻技术具有省种、省肥、省水、省工的特点，比常规种植平均每亩要增产10%以上。鼎盛时期，中国每年有2亿多亩水稻因此受惠。原正市被誉为“日本袁隆平”，业界评价他为在中国水稻推广和技术普及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福建省与日本长崎县1982年结好以后，长崎县农业专家中山忠治在福建建立了第一家巨峰葡萄种植基地，到2003年，巨峰葡萄的产值已占福建全省葡萄种植的80%，数以万计的山区农民通过种植葡萄脱贫致富。
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是中日友好城市交流初期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医学科研方面亦有突破。1979年广西桂林市和日本熊本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广西医科大学教授王植柔在友好城市交往中获得到日本熊本大学医学部进修的机会。1983年王植柔在金钱草对尿结石疗效研究上获得成功，他研制的药物提取及制造技术在日本获得专利。
南京鼓楼医院和名古屋红十字医院在两地结成友好城市后频繁开展学术交流。鼓楼医院血液科医生欧阳修从日本进修回来后筹建了骨髓移植中心，开展自提骨髓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混合自体骨髓移植工作，而南京的此项技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1993年，天津的友好城市神户推动日本政府无偿援助5亿日元兴建了“天津代谢病防治中心”，成为全国首家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的综合性专科医院。
回到“城市”本身
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以及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的先进经验逐渐通过友好城市渠道引进中国。
上海市在城市规划方面与日方交流较早，从1981年起就派遣建筑技术研修生到大阪府进修，1992年开始，上海和大阪的城市规划部门开始互访，就罗山路立交桥的规划、莘庄路面轻轨和南北高架路的规划以及徐家汇地区交通整治等课题展开交流，并在实际建设中实践了日方的先进经验。
大连的日本友好城市北九州是日本著名的工业城市，曾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改善城市环境的成功经验通过友好城市渠道传入大连。北九州市的专家协助大连完成了环境保护10年（1996 - 2000）发展规划，并从1997年起，在北九州市的努力争取下，大连得到日方贷款1亿美元及日本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简称）赠送的价值3000万元的大气自动监测车、烟道气监测车和各种精密分析仪器，重点推进了老企业清洁生产和技术改造及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大连在2001年获得“全球环境500佳”的称号，是中国第一家获得此称号的城市。时任大连市外办文化新闻处副处长王晓槐曾公开说：“这与友好城市北九州的帮助和努力密不可分。”
1993年以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中国北方最大的循环经济园区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在2008年5月8日与日本北九州市签署了《开展中日循环型城市合作备忘录》。
在产业区内，与日本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国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项目和同和绿天使顶峰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废旧家电回收拆解项目已动工建设。国联项目建成后，年处理报废机动车将达到20万辆，同和绿天使项目完工后，也会达到年拆解处理废旧家电8万吨的加工规模。
从1980年代初期的农业技术交流到新世纪循环经济的合作，中日友好城市交流内容不断提高“技术含量”。
水的缘分
“大概是因为中日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是两个港口城市的缘故，或缘于日本的地理特征，纵观各地中日友好交流的内容，都能看到水的影子。”周永生说。
友好城市神户在港口建设上助推了天津港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港口的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需要，由于缺乏现代化港口管理经验，压港问题严重，有的外国船只到港口甚至要等上一个月才能卸货。
1984年，天津市与友好城市神户市签订《关于神户市协助天津港进行管理和建设协议书》，天津市聘请神户市港湾局局长鸟居幸雄为天津港务局最高顾问。当年4月16日，鸟居幸雄率顾问团一行9人抵津，深入码头、货场、仓库、锚地、船闸进行测量、观察并召开经理会，掌握第一手资料。4年后，顾问团提出了“天津港紧急改造方案”和“天津港长期改造方案”，日方建议均被采纳。经过双方合作，天津港有效地解决了压港压船问题。
大连作为中国近代装备自来水设施最早的城市，开发水资源、更新日益老化的供水设施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2000年底，通过友好城市渠道的协助，大连市自来水集团与北九州市水道局合作，日方利用地方自治基金连续3年接收大连自来水公司技术人员到日本研修。2001年底至2002年初，北九州市水道局又利用地方自治基金，派出3名技术专家到大连无偿工作3个月，带来了可探测地下3米管道渗漏状况的先进仪器，开展漏水调查项目，取得了预期成果。
在2011年4月召开的北九州环保水道事业推介会上，大连城建局、水务局参考学习了北九州先进的污水深度处理（膜处理）技术和污泥燃料化技术，北九州还向大连推介了免挖掘修复管道技术。
苏州的友好城市日本池田市下水道普及率达99.9%，是日本全国的雨水、污水处理示范市。2003年，在两市市长的推动下，苏州与池田启动了污水处理技术交流和合作项目。
苏州市排水管理处汤小燕在2005年考察池田下水道工程建设及管理的报告中写道：“池田的污水厂利用出水作为内部冲洗水和绿化灌溉用水，日本还利用污水厂出水种植无土栽培植物和养殖鱼类，养殖的鱼可以食用，而不仅仅是作为观赏鱼。”
2009年池田市派出“集落污水处理”专家到苏州，在吴中区环太湖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帮助当地进行了农村小型污水处理设施改造。
通过友好城市渠道互派专家交流，中国的一些城市不仅学到了日本先进的水处理技术，在水环境法律和水务管理方面也获益不少。
沈阳的友好城市札幌因为重视水资源运用，甚至修建了一座自来水纪念馆。双方在寒冷地区自来水技术和经营等领域开展了广泛交流，札幌市对沈阳地下管网大规模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一时间给予援助
城市交流不仅能落实一个个国家外交不能完全覆盖的“微观”项目，回到友好城市“讲友谊”的主旨上，中日之间友好城市之间在对方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后，通过友好城市关系进行的民间援助也起到了政府援助的重要补充作用。
1995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发生地震，天津向神户提供30万元人民币的救援物资。
2009年日本神户市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口罩告急，天津第一时间向神户捐助了预防流感口罩20万只。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5日，四川省政府就接到其日本友好城市广岛县向地震灾区提供的500万日元救灾款，这是“5·12大地震”后，四川省通过国际友好城市渠道得到的第一笔救灾捐款。
广岛县日中亲善协会在5月19日开展募捐活动，5天内筹得善款超过210万日元，马上电汇至四川省对外友协转入抗震救灾专用账户。
广岛县政府还于当年6月11日从当地防灾储备库中紧急调出1000条毛毯和用于搭建帐篷的塑料罩布1500张，捐献给四川省用于应急救援，这是广岛县第一次向外国捐赠应急救灾物资。
四川省另一个友好城市山梨县除了捐献500万日元的援助款外，设在山梨县甲府市的NPO法人“灾害·防灾志愿者未来会”在当年5月28日还派遣了一支由11名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救援小组前往灾区进行救援。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除中方向日本提供的3000万元人民币紧急无偿人道救援，中国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也向日本提供了各种救援。四川省第一时间拨款100万元人民币援助友好城市广岛县，浙江省向友好城市静冈县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
“友好城市交流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关键时刻这座桥梁能够发挥特殊且有效的作用。” 周永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