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先秦文学中的灾难书写对后世灾害文学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母题揭示、书写手法以及哲学意识三个层面。先秦灾害书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精神面貌与社会面貌嬗变演进的历程。
关键词：先秦灾害文学;文学特征;母题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与自然灾害相关的内容，它们显示出“灾害”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先秦时期是中国灾害文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较早地记载和描写了自然灾害，其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先秦灾害文学的研究主要有灾害神话研究、灾害诗歌研究、灾害文学特征分析研究、灾害文学意义分析研究等。笔者主要从灾害文学的书写特征出发，就先秦灾害文学的母题揭示、书写手法以及哲学意识三个层面来探讨先秦灾害文学的面貌和内涵，分析先秦灾害文学的发生、嬗变和演进历史并及表现艺术。
一、母题揭示
“母题”概念最初是从国外引进的，成型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等。美国学者汤姆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从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叙事诗歌等中提取两万余个母题，并按二十三个部类编排，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毕竟为促进“母体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随着研究者们对“母题”这一主题学研究的深入探析，“母题”的主要含义也越来越明晰：主要指的是叙事的基本元素，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断出现的意象构成且往复出现，可以与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学内容相融合，从而呈现出新的艺术形态。“母题”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单位，具有历时性和反复性等特征。先秦灾害文学中最常出现的灾害描写对象是水灾和旱灾，由此而引申出的具有母题特征的两大类型就是治水母题和防旱母题。
1.治水母题
在先秦文学典籍中对水灾的记载颇多;特别是对尧、舜、禹抗击洪水的书写着墨尤详。这样的书写一般以神话体裁呈现。洪水神话是先秦神话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題材。如《尚书·尧典》中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讲的是尧时代洪水泛滥，之后四岳向尧推举共工和鲧治水，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山海经·海内经》言“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主要讲了鲧治水不利被杀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具体说来，是鲧受命治水，但受鸮龟的蛊惑，违抗天命偷窃天帝的息壤。天帝大为震怒，命令火神处死鲧。《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类似记载。这类神话都是对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的文字记载。它们原本就具有一种夸张的特征;后来之所以能发展成神话传说，是人们不断对其神化的结果。《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3]的记载，讲的是蚩尤让风伯雨师操控风雨导致河水泛滥，黄帝则命天女魃去治理洪水。这些故事都是以治理洪水为母题而拓展出不同的情节。在这些治水情节中，人们夸大了治水英雄的事迹。这反映出深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先民们把希望寄托到英雄身上的无奈以及对英雄的崇拜之情。
2.防旱母题
除了洪灾之外，旱灾在先秦时期也经常发生，甚至是连年大旱。每当遇到大范围旱灾时，大部分时候先民都是通过祭祀来祈求上苍降雨。在两三千年间，祭祀祈雨题材的文学内容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防旱母题。《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4]，说的是大旱时节，人们为祈雨制造出应龙的面貌，最终天降大雨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和《列子·汤问》中都讲过“夸父追日”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度高，叙述夸父为了不让太阳直射大地，拯救被太阳烤坏的庄稼、树木和被太阳烤得奄奄一息的族人，打算捉住太阳而最终累死的故事。它从侧面反映出远古旱灾对大地事物的毁坏，以及人们想要改变这种灾害局面的期盼。在此类母题中，流传最广的神灵形象是“旱魃”，《山海经·大荒北经》是这样记载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弟，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5]从中可以看出“旱魃”是一个可以使江河干涸，草木枯萎的幽灵。除了这些神话传说之外，先秦时期有许多诗歌也记载了防旱的内容。如《楚辞·天问》《诗经·大雅》等均有提及。
二、书写手法
先秦对灾害的书写有几种手法。这些写作手法使得历史早期的灾害书写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色彩。
1.夹叙夹议
叙述和议论是最常见的写作手法。先秦时期，文字书写已经具备这些写作手法了。先秦灾害叙事是在甲骨卜辞上记载天气情况，之后在青铜器上有了故事情节的记录的萌芽。叙事开始成熟期可见于《诗经》《尚书》《春秋》等著作。在文学作品中，叙事可以与其他写作方式结合使用。在先秦灾害文学中，叙事经常和议论产生联系。这种夹叙夹议的书写手法更多地展现于散文中。如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提倡“本末源流”的思想。他通过讲述禹和汤在治理灾害时开源节流的做法展开讨论，进一步论证了上层统治阶级在治理灾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荀子·天论》所议的灾害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他指出，要顺应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不能肆意地违背它，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他的这一观点虽说还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但是在当时显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2.纪实与想象
在先秦灾害文学书写手法中有一种意外却合理的结合，就是纪实与想象的结合。这两种手法从表面上看是相对立的，但是在先秦灾害书写，如灾害神话中，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先秦时期的文学书写带有文、史、哲相融合的特点，纪实与想象则为这个特点的形成提供了载体与推力。甲骨文卜辞、青铜器铭文与《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作品都使用了纪实手法;特别是在记录方面，更是如此。先秦史官强调秉笔直书，记史求真，忠于历史事件。他们对灾害的记录是真实的，可信的。 想象手法则具体表现在灾害神话书写中。先秦史官或其他文人笔下的灾害神话，其实是对先民口耳相传的过往故事的忠实记录（虽然也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先民的过往故事（今天可视为口述史），往往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神化，夸大了事实，如对大禹治水等历史事件的夸张化叙述等，加入了先民的想象成分。《山海经》很大一部分上使用了想象手法。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6]这是先民通过想象手法发表对自然灾害的看法，如特定的鸟兽代表什么灾害等等。虽然《山海经》有很大一部分的故事是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但是透过这种想象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山海经》也有直接的纪实成分。一些研究者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河流的方位和名称，认为它们大体符合那时的山河面貌。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山海经》是“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现实世界和神话时空的交织内容”。
3.抒情
先秦灾害书写也运用了“抒情”的手法。先民们在记载灾害以及灾害防治时，用想象构造了一系列关于灾害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寄托着先民们的信仰，表达了先民们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和理解。由于社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对于大多数灾害都无能为力，所以便把拯救苍生的愿望寄托到英雄身上，于是在许多先秦灾害神话中都有一些勇于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英雄。在先民构建的英雄神话中可以看出先民们对于把拯救苍生当作己任，乃至为此付出生命的英雄（如夸父、共工、女娲、后羿、刑天以及鲧、大禹）极尽赞美之情和崇拜之情。再加上文人记录这些英雄神话时的文学渲染，使得先秦灾害书写（包括对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书写）富于浪漫色彩与英雄情结，十分悲壮而动人。典型者如《山海经》所记鲧与禹治水故事、夸父追日故事。
三、哲學意识
先秦灾害书写的文学艺术特征也表现在其潜在的哲学意识上。前面说过，在远古时期与夏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不高，遂产生了英雄崇拜、英雄神话。如果说这是一种精神自慰的话，那么对天帝、天神的祭祀则可视为先民对自然灾害的一种外化的防范与自救行为。而这种防范与自救则是由内在的思想、哲学意识支配、转化的结果。这时人们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甚至人间的天子都受命于天。在这种“天命观”的指引下，先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福与祸都由上天（外化为天帝）主宰，《尚书·微子》说：“天毒降灾荒殷邦，……降监殷民，……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7]，认为商殷民不聊生，是因为上天降灾于它。这样的“天命观”把国家的命运和统治者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认为统治者治世清明，国家就不会遭受自然灾害及其大灾大难。应该说，“天命观”虽然强调了“君权神授”，但对统治者的德行有一定约束力;不过，另一方面却也导致出人们消极的应灾心理，即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一般百姓会认为防灾是上天及人世统治者（天子）的职责，不会想到靠自己的力量来缓解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发生只会让他们更加敬畏天命，因而试图通过祭祀来平息上天的怒火，从而达到自救的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老子的自然天道观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之说认为，万事万物都归于道，而道又要遵循自然规律。《荀子·天论》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0]，认为自然灾害的产生和国家治理好坏无关。荀子主张顺应自然规律。随着这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内涵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人们从先前的消极抗灾逐渐转变为积极抗灾，先秦灾害书写的文学风格也随着这一转变而由浪漫与想象趋向于写实，如《左传》对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的火灾记录讲述了火灾后官员的职责分工，运用军事、政治等手段来救灾。从中可以看到这类灾害书写越来越纪实，对救灾英雄的着墨也越来越少。这类书写体现了人于自然灾害面前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这便使得这类灾害书写多了一些人文色彩或云人文精神。先秦时期思想家哲学意识的转变显然影响着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看法，也影响着先秦灾害书写的某些文学特征的嬗变。
先秦时期自然灾害较多，先民们用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的方式记录了这些灾害，为后世的灾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等上古典籍对先秦灾害的书写是我国古代对灾害的最早记录。它们在中国救灾史研究及灾害文学研究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此类研究投入不断增长，呈现出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其研究成果仍然偏少。这需要研究者对灾害主题予以持续关注并付诸切实努力，从而为当代减灾防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7]顾宝田、洪泽湖：《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第82页。
[2][3][4][5][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第430页，第359页，第430页，第230页。
[8]清宁子：《老子道德经通解》，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9]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2015年3月。
[10]（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6-307页。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先秦灾害文学;文学特征;母题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与自然灾害相关的内容，它们显示出“灾害”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母题。先秦时期是中国灾害文学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较早地记载和描写了自然灾害，其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学界对先秦灾害文学的研究主要有灾害神话研究、灾害诗歌研究、灾害文学特征分析研究、灾害文学意义分析研究等。笔者主要从灾害文学的书写特征出发，就先秦灾害文学的母题揭示、书写手法以及哲学意识三个层面来探讨先秦灾害文学的面貌和内涵，分析先秦灾害文学的发生、嬗变和演进历史并及表现艺术。
一、母题揭示
“母题”概念最初是从国外引进的，成型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等。美国学者汤姆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从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叙事诗歌等中提取两万余个母题，并按二十三个部类编排，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毕竟为促进“母体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随着研究者们对“母题”这一主题学研究的深入探析，“母题”的主要含义也越来越明晰：主要指的是叙事的基本元素，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断出现的意象构成且往复出现，可以与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文学内容相融合，从而呈现出新的艺术形态。“母题”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单位，具有历时性和反复性等特征。先秦灾害文学中最常出现的灾害描写对象是水灾和旱灾，由此而引申出的具有母题特征的两大类型就是治水母题和防旱母题。
1.治水母题
在先秦文学典籍中对水灾的记载颇多;特别是对尧、舜、禹抗击洪水的书写着墨尤详。这样的书写一般以神话体裁呈现。洪水神话是先秦神话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題材。如《尚书·尧典》中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讲的是尧时代洪水泛滥，之后四岳向尧推举共工和鲧治水，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山海经·海内经》言“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主要讲了鲧治水不利被杀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具体说来，是鲧受命治水，但受鸮龟的蛊惑，违抗天命偷窃天帝的息壤。天帝大为震怒，命令火神处死鲧。《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类似记载。这类神话都是对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的文字记载。它们原本就具有一种夸张的特征;后来之所以能发展成神话传说，是人们不断对其神化的结果。《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3]的记载，讲的是蚩尤让风伯雨师操控风雨导致河水泛滥，黄帝则命天女魃去治理洪水。这些故事都是以治理洪水为母题而拓展出不同的情节。在这些治水情节中，人们夸大了治水英雄的事迹。这反映出深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先民们把希望寄托到英雄身上的无奈以及对英雄的崇拜之情。
2.防旱母题
除了洪灾之外，旱灾在先秦时期也经常发生，甚至是连年大旱。每当遇到大范围旱灾时，大部分时候先民都是通过祭祀来祈求上苍降雨。在两三千年间，祭祀祈雨题材的文学内容越来越多，逐渐形成防旱母题。《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4]，说的是大旱时节，人们为祈雨制造出应龙的面貌，最终天降大雨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和《列子·汤问》中都讲过“夸父追日”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度高，叙述夸父为了不让太阳直射大地，拯救被太阳烤坏的庄稼、树木和被太阳烤得奄奄一息的族人，打算捉住太阳而最终累死的故事。它从侧面反映出远古旱灾对大地事物的毁坏，以及人们想要改变这种灾害局面的期盼。在此类母题中，流传最广的神灵形象是“旱魃”，《山海经·大荒北经》是这样记载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弟，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5]从中可以看出“旱魃”是一个可以使江河干涸，草木枯萎的幽灵。除了这些神话传说之外，先秦时期有许多诗歌也记载了防旱的内容。如《楚辞·天问》《诗经·大雅》等均有提及。
二、书写手法
先秦对灾害的书写有几种手法。这些写作手法使得历史早期的灾害书写已具有一定的艺术色彩。
1.夹叙夹议
叙述和议论是最常见的写作手法。先秦时期，文字书写已经具备这些写作手法了。先秦灾害叙事是在甲骨卜辞上记载天气情况，之后在青铜器上有了故事情节的记录的萌芽。叙事开始成熟期可见于《诗经》《尚书》《春秋》等著作。在文学作品中，叙事可以与其他写作方式结合使用。在先秦灾害文学中，叙事经常和议论产生联系。这种夹叙夹议的书写手法更多地展现于散文中。如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提倡“本末源流”的思想。他通过讲述禹和汤在治理灾害时开源节流的做法展开讨论，进一步论证了上层统治阶级在治理灾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荀子·天论》所议的灾害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他指出，要顺应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不能肆意地违背它，否则将会受到惩罚。他的这一观点虽说还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但是在当时显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2.纪实与想象
在先秦灾害文学书写手法中有一种意外却合理的结合，就是纪实与想象的结合。这两种手法从表面上看是相对立的，但是在先秦灾害书写，如灾害神话中，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先秦时期的文学书写带有文、史、哲相融合的特点，纪实与想象则为这个特点的形成提供了载体与推力。甲骨文卜辞、青铜器铭文与《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作品都使用了纪实手法;特别是在记录方面，更是如此。先秦史官强调秉笔直书，记史求真，忠于历史事件。他们对灾害的记录是真实的，可信的。 想象手法则具体表现在灾害神话书写中。先秦史官或其他文人笔下的灾害神话，其实是对先民口耳相传的过往故事的忠实记录（虽然也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先民的过往故事（今天可视为口述史），往往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神化，夸大了事实，如对大禹治水等历史事件的夸张化叙述等，加入了先民的想象成分。《山海经》很大一部分上使用了想象手法。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说：“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6]这是先民通过想象手法发表对自然灾害的看法，如特定的鸟兽代表什么灾害等等。虽然《山海经》有很大一部分的故事是通过想象虚构出来的，但是透过这种想象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山海经》也有直接的纪实成分。一些研究者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河流的方位和名称，认为它们大体符合那时的山河面貌。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山海经》是“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现实世界和神话时空的交织内容”。
3.抒情
先秦灾害书写也运用了“抒情”的手法。先民们在记载灾害以及灾害防治时，用想象构造了一系列关于灾害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寄托着先民们的信仰，表达了先民们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和理解。由于社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对于大多数灾害都无能为力，所以便把拯救苍生的愿望寄托到英雄身上，于是在许多先秦灾害神话中都有一些勇于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英雄。在先民构建的英雄神话中可以看出先民们对于把拯救苍生当作己任，乃至为此付出生命的英雄（如夸父、共工、女娲、后羿、刑天以及鲧、大禹）极尽赞美之情和崇拜之情。再加上文人记录这些英雄神话时的文学渲染，使得先秦灾害书写（包括对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书写）富于浪漫色彩与英雄情结，十分悲壮而动人。典型者如《山海经》所记鲧与禹治水故事、夸父追日故事。
三、哲學意识
先秦灾害书写的文学艺术特征也表现在其潜在的哲学意识上。前面说过，在远古时期与夏商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不高，遂产生了英雄崇拜、英雄神话。如果说这是一种精神自慰的话，那么对天帝、天神的祭祀则可视为先民对自然灾害的一种外化的防范与自救行为。而这种防范与自救则是由内在的思想、哲学意识支配、转化的结果。这时人们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甚至人间的天子都受命于天。在这种“天命观”的指引下，先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福与祸都由上天（外化为天帝）主宰，《尚书·微子》说：“天毒降灾荒殷邦，……降监殷民，……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7]，认为商殷民不聊生，是因为上天降灾于它。这样的“天命观”把国家的命运和统治者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认为统治者治世清明，国家就不会遭受自然灾害及其大灾大难。应该说，“天命观”虽然强调了“君权神授”，但对统治者的德行有一定约束力;不过，另一方面却也导致出人们消极的应灾心理，即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一般百姓会认为防灾是上天及人世统治者（天子）的职责，不会想到靠自己的力量来缓解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发生只会让他们更加敬畏天命，因而试图通过祭祀来平息上天的怒火，从而达到自救的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老子的自然天道观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之说认为，万事万物都归于道，而道又要遵循自然规律。《荀子·天论》则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0]，认为自然灾害的产生和国家治理好坏无关。荀子主张顺应自然规律。随着这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内涵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人们从先前的消极抗灾逐渐转变为积极抗灾，先秦灾害书写的文学风格也随着这一转变而由浪漫与想象趋向于写实，如《左传》对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的火灾记录讲述了火灾后官员的职责分工，运用军事、政治等手段来救灾。从中可以看到这类灾害书写越来越纪实，对救灾英雄的着墨也越来越少。这类书写体现了人于自然灾害面前的主动作为，积极应对。这便使得这类灾害书写多了一些人文色彩或云人文精神。先秦时期思想家哲学意识的转变显然影响着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看法，也影响着先秦灾害书写的某些文学特征的嬗变。
先秦时期自然灾害较多，先民们用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的方式记录了这些灾害，为后世的灾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等上古典籍对先秦灾害的书写是我国古代对灾害的最早记录。它们在中国救灾史研究及灾害文学研究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此类研究投入不断增长，呈现出一个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其研究成果仍然偏少。这需要研究者对灾害主题予以持续关注并付诸切实努力，从而为当代减灾防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7]顾宝田、洪泽湖：《尚书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第82页。
[2][3][4][5][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2页，第430页，第359页，第430页，第230页。
[8]清宁子：《老子道德经通解》，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9]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2015年3月。
[10]（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6-307页。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