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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西南和南亚间的文化交流起步颇早，持续时间长。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对外交通体系里，西南地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区域。”[1]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2]汤洪教授著、中华书局2020年12月出版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书，就是推动中外关系史研究，特别是推动西南巴蜀区域对外交流史研究的成功之作。相较于同领域的其他成果，此书充分挖掘古史文献，利用大量考古资料，借鉴中西文化交流的优秀研究方法，不仅视角独特，新论迭出，而且史料丰富，论证缜密，文笔亦流畅，实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力作。
该书除序言、绪论、结语和后记外，共分3编10章，凡29万字，探讨了中国古代巴蜀与南亚间的多向文化交流关系。其以物质文化、宗教文化、语言艺术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全面分析相互间存在的密切往来关系。书中记述脉络清晰，条分缕析，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西南与南亚这一特定区域交汇、碰撞、融合的全貌，展现了古代巴蜀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的内涵发展方面的不凡风采。
该书特色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物质为实，求文化之交。为了探求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交往的密切关系，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该书着重对典型物质材料进行考辨，颇有所得，值得关注。如蜀蚕与丝绸外傳和“Cina”语源的考辨、蜀布与邛竹杖在南亚等地的传递、茉莉与茶的传播交融、井盐外销南亚的贸易、南亚所产象牙与海贝流入巴蜀、西南琥珀制品与南亚和西亚的时空交流等。一个个物质交流的实证材料，充分揭示了古代巴蜀与南亚间的密切物质交流关系。正如作者在书中一次次论证后所述：“我们不得不惊叹，千山万水永远阻隔不了人们渴望交流互动的内心热情，蜀地物质的外销南传，不仅表明古蜀人具有与域外文明互融互通的愿望，而且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方法和途径。”（第55页）该部分的论证与推断恰如其分，展现了作者对文献材料及考古材料运用游刃有余的功力。如在对“琥珀制品”传入路线的论述中，作者综合分析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琥珀制品的原料来源路径及成品的传入路线，充分肯定了南方丝绸之路对其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巴蜀与南亚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中发挥出重要交通功能和经贸文化传播功能，从而带动了各区域文化间的深度交融，推动丝绸之路上各地文化的不断繁荣与进步。
第二，以宗教为媒，求文化之兴。该书充分重视宗教对区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选取兴起于古印度的佛教和发源于巴蜀的道教，以此揭示区域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峨眉”语源为“阿弥”之音译，其具有创见性的认识让我们更能深入地了解“峨眉”一词与早期佛教流播的历史痕迹关系;也认识到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人们对了解异域文化以及主动传播自身文明间的情怀永续未变。道教发源地众说纷纭;但作者通过充分论证，考辨道教产生于巴蜀大地，有史料文献可考，有古迹遗存可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道教南传越南、印度等南亚诸国的传播情况有所论证，充分展现中国本土宗教对南亚区域宗教文化的辐射影响力。作者也小心求证了密宗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情况。该书表明，以宗教为媒的文化交流，展现出区域文化互动的新活力，实现了多宗教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第三，以语言之美，求文化之情。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语言间的相互借鉴成为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作者在书中大胆推测，认为古彝文与印度婆罗米文字有着跨时空的牵连关系。不过，作者虽然运用文字创制方式等相关手段进行了谨慎求证，论证也较充分，但是否如作者所述，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文学之美源于语言的完美运用，巴蜀文学的昌盛也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精炼表达来完成的。作者在书中以李白其人所蕴含的印度文化情结为方向，探求巴蜀文学中印度文化的隐微印痕。作者认为，无论是从李白的“青莲居士”自号，还是他在文学作品中的长啸、明月、金等对印度文化意象的展现，均是对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佛经进入文化阶层的视域，为中国文人的人生情趣和诗文境界实现拓展，形成新的文学新气象，促进中国文学真正的百花齐放最典型的实证。巴蜀文学与域外文学的相互关联正是作者在文学研究上的新识。的确，以李白等巴蜀地区文学代表人物为抓手，去研究巴蜀文学的文化互动关系，可以全方位认识和了解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完善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内容。
总之，《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是在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中西文化交流进行全方位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研究古代巴蜀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对区域间经贸文化交流、宗教文化互动、语言文学互鉴等内容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古代巴蜀与南亚间依托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的新见，揭示了以文化为载体的区域交流互动关系。汤洪教授的这部论著，不仅在中外交流史上取得一项全新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将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巴蜀文化深层次全方位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5页。
作者：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该书除序言、绪论、结语和后记外，共分3编10章，凡29万字，探讨了中国古代巴蜀与南亚间的多向文化交流关系。其以物质文化、宗教文化、语言艺术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全面分析相互间存在的密切往来关系。书中记述脉络清晰，条分缕析，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在我国西南与南亚这一特定区域交汇、碰撞、融合的全貌，展现了古代巴蜀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明的内涵发展方面的不凡风采。
该书特色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物质为实，求文化之交。为了探求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交往的密切关系，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该书着重对典型物质材料进行考辨，颇有所得，值得关注。如蜀蚕与丝绸外傳和“Cina”语源的考辨、蜀布与邛竹杖在南亚等地的传递、茉莉与茶的传播交融、井盐外销南亚的贸易、南亚所产象牙与海贝流入巴蜀、西南琥珀制品与南亚和西亚的时空交流等。一个个物质交流的实证材料，充分揭示了古代巴蜀与南亚间的密切物质交流关系。正如作者在书中一次次论证后所述：“我们不得不惊叹，千山万水永远阻隔不了人们渴望交流互动的内心热情，蜀地物质的外销南传，不仅表明古蜀人具有与域外文明互融互通的愿望，而且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方法和途径。”（第55页）该部分的论证与推断恰如其分，展现了作者对文献材料及考古材料运用游刃有余的功力。如在对“琥珀制品”传入路线的论述中，作者综合分析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琥珀制品的原料来源路径及成品的传入路线，充分肯定了南方丝绸之路对其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巴蜀与南亚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中发挥出重要交通功能和经贸文化传播功能，从而带动了各区域文化间的深度交融，推动丝绸之路上各地文化的不断繁荣与进步。
第二，以宗教为媒，求文化之兴。该书充分重视宗教对区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选取兴起于古印度的佛教和发源于巴蜀的道教，以此揭示区域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影响。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峨眉”语源为“阿弥”之音译，其具有创见性的认识让我们更能深入地了解“峨眉”一词与早期佛教流播的历史痕迹关系;也认识到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人们对了解异域文化以及主动传播自身文明间的情怀永续未变。道教发源地众说纷纭;但作者通过充分论证，考辨道教产生于巴蜀大地，有史料文献可考，有古迹遗存可证。在此基础上作者对道教南传越南、印度等南亚诸国的传播情况有所论证，充分展现中国本土宗教对南亚区域宗教文化的辐射影响力。作者也小心求证了密宗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情况。该书表明，以宗教为媒的文化交流，展现出区域文化互动的新活力，实现了多宗教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第三，以语言之美，求文化之情。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语言间的相互借鉴成为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作者在书中大胆推测，认为古彝文与印度婆罗米文字有着跨时空的牵连关系。不过，作者虽然运用文字创制方式等相关手段进行了谨慎求证，论证也较充分，但是否如作者所述，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文学之美源于语言的完美运用，巴蜀文学的昌盛也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精炼表达来完成的。作者在书中以李白其人所蕴含的印度文化情结为方向，探求巴蜀文学中印度文化的隐微印痕。作者认为，无论是从李白的“青莲居士”自号，还是他在文学作品中的长啸、明月、金等对印度文化意象的展现，均是对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佛经进入文化阶层的视域，为中国文人的人生情趣和诗文境界实现拓展，形成新的文学新气象，促进中国文学真正的百花齐放最典型的实证。巴蜀文学与域外文学的相互关联正是作者在文学研究上的新识。的确，以李白等巴蜀地区文学代表人物为抓手，去研究巴蜀文学的文化互动关系，可以全方位认识和了解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完善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内容。
总之，《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是在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中西文化交流进行全方位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研究古代巴蜀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对区域间经贸文化交流、宗教文化互动、语言文学互鉴等内容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古代巴蜀与南亚间依托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国际交通线，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的新见，揭示了以文化为载体的区域交流互动关系。汤洪教授的这部论著，不仅在中外交流史上取得一项全新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将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巴蜀文化深层次全方位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5页。
作者：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