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在北非国家突尼斯作访问学者。当时，恰逢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陈兵沙特。不久，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打响，引起世界关注。
　　我就读的突尼斯大学和布尔吉巴语言大学的学生群情激奋，游行示威、罢课闹事，学校秩序一片混乱。大学被军警包围，校园和教学楼内甚至有便衣警察巡视，社会动荡导致正常的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便将市立图书馆当成了“课堂”，把逛旧书摊当成了主要的消遣。
　　首都突尼斯城有许多古老的“苏克”（市场），里面百货杂陈，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一些旧书店、书摊。尽管突尼斯早已摆脱了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泛阿拉伯化趋势明显，但上世纪90年代，突尼斯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和课程仍沿袭和使用法国教育体制，法语仍是突尼斯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法国出版的各类书籍、教材在突尼斯的书店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苏克”里的旧书店一般面积不大，而且昏暗，满是灰尘，但在那一堆堆随意码放的旧书中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拉·封登、莫里哀、雨果、卢梭乃至译成法文的世界各国名著。一本几百页的法文“口袋书”名著只要一两块第纳尔（当时1个突尼斯第纳尔相当于1美元），我的一部分外文藏书就是那时从突尼斯的“苏克”里淘来的。在“苏克”不仅能买到货真价实的书籍，而且还有“意外的巧遇”。
　　一次，我正在一家小书店里找书，走进来一位高个子的欧洲人。他见我在看法语书，就主动和我打招呼，并说，他经常来突尼斯度假，“苏克”的旧书店也是他喜欢光顾的地方。我告诉他，我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来突尼斯的研究方向是法国文学，并告诉他自己读过的一些法国名著。他说，能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和一个来自万里之遥的中国人交谈非常高兴。他说，法国人非常喜欢读书，一些名著不仅有精装本便于收藏，更多的是印制成便于随时阅读且价格便宜的“口袋书”。他以“老顾客”的身份介绍说，这里的书很大一部分是法国慈善机构从法国募捐来的，给了书籍“第二次生命”。他告诉我，许多法国作家喜欢突尼斯，比如福楼拜就喜欢在突尼斯郊外的迦太基海滨度假，他的小说《萨朗波》和一些作品就是在迦太基完成的。此外，我们还就中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新闻媒体的现状交换了意见。
　　不知不觉中，我们聊了半个多小时。临分手时，他问了我的姓名，随后，把手里的一本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自传体小说《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儿》的口袋书打开，在扉页签上“送给刘军先生，作为对突尼斯会面的纪念，弗雷德里克·密特朗。”原来，他是法国著名的电视评论员，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侄子。20多年过去了，即便后来我到欧洲工作，也只是在电视上常见到弗雷德里克，没有机会再面对面地聊天，但《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儿》却仍“规规矩矩”地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北非“苏克”的旧书店与一位法国同行巧遇，并得到赠书，也算是一段“北非书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