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18日清晨，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东门外教场岗的刑场上，被敌人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共产党员张行静被刽子手架着，做最后一次审讯。敌旅长盯着张行静的眼睛凶恶地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如执迷不悟，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张行静挺直腰杆，怒目圆睁，厉声说道：“我已回答了多次，早已说完。今天仍然是：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今天倒要你们答复几条：第一，给我准备三斤酒，我要死得红光满面;第二，我要书家信一封，让家中明白，行静死得光明正大;第三，革命者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许你们加害他人;第四，我是共产党员，死前要呼口号，你们在场的人都要跟着喊。”他的话让现场的刽子手浑身战栗，敌旅长示意刽子手递给张行静纸和笔，张行静戴着手铐奋笔疾书，写完家信和遗诗后，昂首挺胸走向刑场，面色从容地在“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敌旅长展开遗诗，只见上面写着： “人生一世万千差，继承光荣革命家，死不投降当叛逆，愿随先烈葬黄花！”
　　1901年元月，张行静出生于黄安县华河区张 必贵村一个书香世家，家中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天资聪颖的他自幼跟随教私塾的祖父读书，1924年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第二部就读。武汉中学是当时湖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重要基地，黄安和麻城最早的党组织都是在这里建立后被董必武派回老家组织农民开展革命。
　　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育和培养下，张行静如饥似渴阅读马列著作，常常读得废寝忘食。入学第二年的一天，他偶然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一个通宵就读完了，并在每页的重点语句下画上杠杠，还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最后又在扉页上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他说，《共产党宣言》打开了他思想的闸门，让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也就在这一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中党的主要活动分子之一。
　　1926年夏天，张行静被董必武派回黄安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张行静只带着包括那本盖有印章画有杠杠的《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一箱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回到老家，他也是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带回黄安的播火人。回乡后，张行静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先后在黄安的华河区、二程区等处宣讲马列主义。他还利用本村群众乘凉的机会，搬来小方桌，点上油灯，以介绍武汉见闻为引子，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时机一成熟创办了农民夜校，以平白质朴的语言解读《共产党宣言》。他还自编教材向农民讲授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说：“中国就像块肥肉，帝国主义总想瓜分，我们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农协就是农民协作，就是要团结起来组成革命团体，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就能打倒农民的敌人一一土豪劣绅。我们要建立农民协会，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经过宣传，极大唤醒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的斗志。
　　张行静还走村串户考察发展了张正清、刘佑福等十多名农民党员。1926年冬，他在家乡主持成立了河汉乡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纠察队，挑选苦大仇深、忠实勇敢的青年农民张行旺、张行才担任队长、副队长。为了扩大影响，让更多贫苦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张行静又组织一次河汉乡农协会员大游行，一路上人流如潮，口号震天，农民群众踊跃入会，地主豪绅纷纷外逃。
　　1927年春，张行静调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参与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农民自卫军成立后他奉命带队捉拿了阮纯青、张英廷等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经革命法庭审判后判处死刑。
　　党的八七会议后，黄安、麻城掀起了创建农民武装的高潮，张行静回到家乡重建防务委员会，扩大农民纠察队。1927年11月13日，震惊世界的黄麻起义爆发，受黄安县委指示，张行静率领河汉乡农民纠察队参加了黄麻起义。
　　1927年12月，国民党第十二军向黄安、麻城发动疯狂进攻，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黄麻起义失败了，张行静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悬赏通缉。敌人对张行静恨得要死，到处张贴悬赏通告： “有人捉到张行静，一两骨头一两金;有人秘报张行静.管他一生不受贫。”根据党组织安排，张行静先后转移到天津、湖南等地进行地下工作。转移前夜，张行静拿着那本包裹严严实实的《共产党宣言》来到同村好友、地下党员张行旺家，再三叮嘱：“这是穷人的《圣经》，是革命的指路明灯，一定要保管好，绝不能让白匪搜去！”张行旺接过《共产党宣言》庄严地点点头说：“放心吧，人在书在！”
　　1929年3月，张行静根据上级指示，从湖南回乡参加武装斗争，路过河口镇时被反动的“清乡团”发现逮捕投入监狱。在狱中的三个多月里，敌人先是以高官利禄诱惑，遭到张行静的痛斥，敌人又蒙骗张行静的父亲张尔闻： “只要你儿子写一篇《劈共论》登在报上，不仅可以立刻释放，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听完父亲的转述，张行静激动地回答：“要我写《劈共论》背叛共产党，背叛工友、农友，那才是罪过！”
　　见软的不行，敌人又以压木棍、灌辣椒水、吊打等酷刑折磨张行静的意志，一遍一遍的审讯，一次又一次的酷刑，但张行静始终坚贞不屈！
　　得知张行静被捕的消息后，中共黄安县委和鄂东北特委、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于1929年5月17日凌晨组织劫狱，但被敌人发现，行动失败。敌人担心夜长梦多，定于5月18日处死张行静。5月18日一早，敌人将张行静押解到县城東门外教场岗的刑场上，贼心不死的敌人，对张行静做最后的审讯，仍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内容，无计可施的敌人残酷处死了张行静。
　　张行静被捕后，张行旺将这本《共产党宣言》辗转交到七里区农协委员长曾传六手中，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转战西进前，已是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政委兼独立第二师政委的曾传六又将那本《共产党宣言》连同其他文件寄存在自己曾经的房东余汝清家。为了防止被敌人搜去，余汝清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后藏在自家的夹墙中。1958年9月，在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余汝清才从夹墙中拿出来无偿捐献给国家，并向征集人员讲述了它的传奇经历。
　　1994年10月，这本《共产党宣言》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它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发现县一级最早两个《共产党宣言》读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