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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交流、报人、考释与业务四个角度对有关《中国丛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目前对于该报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拓展深入的阶段，中西文化交流视角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有比较系统的体系。而报人、考释与业务角度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对于《中国丛报》办报业务方面的研究尤为薄弱，但同时这一角度也成为了对于该报研究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中国丛报；裨治文；卫三畏
《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或译《中国文库》，也有的译为《中华见闻录》或《中华丛刊》，创刊于1832年5月，直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坚持办刊20年，刊出20卷。近年来对《中国丛报》的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角度不断拓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中西文化交流互动视角的《中国丛报》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是对《中国丛报》的研究中比较经典和传统的一个视角，报纸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而一家介绍中国情况的英文报刊便自然而然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山大学的吴义雄教授在2008年连发两篇论文论述《中国丛报》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指出《中国丛报》“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尽管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历史从16世纪便已经开始，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入，武备的强大，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美其他人认为“耶稣会士的著作充满了对中国的刻意美化，而未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形，他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于是包括裨治文在内的传教士作了大量译介工作，同时也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相对比。
吴教授指出，《中国丛报》“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江西财经大学戴丽华认为，“《中国丛报》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早期美国传教士来华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他们来华后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知识和文化，不仅要想方设法使中国普通百姓认可他们的行为，而且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华大地皈依上帝。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士也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暨南大学的叶农从西医术引进的角度对《中国丛报》进行了相关探讨。文章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丛报》在西医引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中国丛报》“对传教士们在华从事的医疗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二、《中国丛报》的报人研究
在《中国丛报》的办报过程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两人在华活动并不局限于报纸的经营，但对《中国丛报》的研究绝对绕不开这两位传教士。他们的办刊思想、政治活动都对报纸的编辑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艾萍2008年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卫三畏与中国国学的论文，认为卫三畏“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中积极参与，促成宽容条款加入中美《天津条约》。主张利用儒家经典推广在华传教事业，认为只有以武力在中国传播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著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虽不乏以偏概全，但他的研究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的发展路径，并推动美国汉学走上职业化道路”。文中对卫三畏自身的早期教育、来华活动、建立在此之上的中国观，乃至这些观点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都做了论述。
2005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张施娟曾对裨治文在华的政治活动做过述论，包括裨治文在《望厦条约》中代为翻译但又鼓噪顾盛对华采取强硬手段；满怀信心地对太平天国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基督教性质的政府”进行访问却发现，“太平军将士，上至天王下迄普通士兵，对西方基督教义一无所知”；充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驻华使馆的谋士为传播上帝福音做出的种种努力。文章认为，尽管情非得已，但裨治文他们还是从宗教的目的出发，与殖民侵略势力结盟，以此来获得在他们看来必须得到的传教环境。同年她又发表了《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文章以裨治文为个案，指出早期来华传教士“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2006年同济大学仇华飞教授将裨治文和《中国丛报》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与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相比，以裨治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却打破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并且将它们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察”。
三、考释与业务角度的研究
对于《中国丛报》的考释研究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角度，文章不多但却引人思考，主要是对以往研究观点的怀疑和纠正，当然也有对《中国丛报》自身问题深层次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陆亨认为，“《中国丛报》的停刊是西人对中国了解日深，当时报业竞争环境趋于恶劣，以及稗治文、卫三畏编撰精力不足等众多原因共同导致的”。
200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谭树林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丛报》进行了考释，指出，“《中国丛报》从1832 年5月在广州创刊，到1851 年12 月在广州停刊，在近20 年的出版过程中，主编曾三易其人，出版地则辗转广州、澳门、香港、广州。饶有趣味的是，出版地的这种辗转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形势与传教中心的变迁同步”。
对于《中国丛报》本身的业务研究学者关注得比较少，近五年来只有北京工商大学的沈毅教授有所关注，认为“从创刊到鸦片战争爆发，《丛报》上的经济新闻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差不多成为有关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大门的专号了”。
四、总论
对于《中国丛报》目前的研究尚处于不断开拓阶段，中西文化交流互动视角的研究在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已形成了体系，但作为近代中国较早诞生的报纸，《中国丛报》的业务研究却相对很不够，仅有少量学者关注，而这一角度应当成为今后加深对《中国丛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8（1）.
[2] 吴义雄.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8（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中国丛报；裨治文；卫三畏
《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或译《中国文库》，也有的译为《中华见闻录》或《中华丛刊》，创刊于1832年5月，直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坚持办刊20年，刊出20卷。近年来对《中国丛报》的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角度不断拓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中西文化交流互动视角的《中国丛报》研究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是对《中国丛报》的研究中比较经典和传统的一个视角，报纸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而一家介绍中国情况的英文报刊便自然而然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山大学的吴义雄教授在2008年连发两篇论文论述《中国丛报》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指出《中国丛报》“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尽管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历史从16世纪便已经开始，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深入，武备的强大，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美其他人认为“耶稣会士的著作充满了对中国的刻意美化，而未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形，他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也同样如此”。于是包括裨治文在内的传教士作了大量译介工作，同时也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相对比。
吴教授指出，《中国丛报》“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江西财经大学戴丽华认为，“《中国丛报》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早期美国传教士来华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他们来华后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知识和文化，不仅要想方设法使中国普通百姓认可他们的行为，而且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华大地皈依上帝。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士也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加深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暨南大学的叶农从西医术引进的角度对《中国丛报》进行了相关探讨。文章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丛报》在西医引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中国丛报》“对传教士们在华从事的医疗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二、《中国丛报》的报人研究
在《中国丛报》的办报过程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两人在华活动并不局限于报纸的经营，但对《中国丛报》的研究绝对绕不开这两位传教士。他们的办刊思想、政治活动都对报纸的编辑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艾萍2008年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卫三畏与中国国学的论文，认为卫三畏“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中积极参与，促成宽容条款加入中美《天津条约》。主张利用儒家经典推广在华传教事业，认为只有以武力在中国传播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著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虽不乏以偏概全，但他的研究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的发展路径，并推动美国汉学走上职业化道路”。文中对卫三畏自身的早期教育、来华活动、建立在此之上的中国观，乃至这些观点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都做了论述。
2005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张施娟曾对裨治文在华的政治活动做过述论，包括裨治文在《望厦条约》中代为翻译但又鼓噪顾盛对华采取强硬手段；满怀信心地对太平天国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基督教性质的政府”进行访问却发现，“太平军将士，上至天王下迄普通士兵，对西方基督教义一无所知”；充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驻华使馆的谋士为传播上帝福音做出的种种努力。文章认为，尽管情非得已，但裨治文他们还是从宗教的目的出发，与殖民侵略势力结盟，以此来获得在他们看来必须得到的传教环境。同年她又发表了《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文章以裨治文为个案，指出早期来华传教士“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2006年同济大学仇华飞教授将裨治文和《中国丛报》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与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相比，以裨治文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却打破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并且将它们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察”。
三、考释与业务角度的研究
对于《中国丛报》的考释研究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角度，文章不多但却引人思考，主要是对以往研究观点的怀疑和纠正，当然也有对《中国丛报》自身问题深层次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陆亨认为，“《中国丛报》的停刊是西人对中国了解日深，当时报业竞争环境趋于恶劣，以及稗治文、卫三畏编撰精力不足等众多原因共同导致的”。
200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谭树林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丛报》进行了考释，指出，“《中国丛报》从1832 年5月在广州创刊，到1851 年12 月在广州停刊，在近20 年的出版过程中，主编曾三易其人，出版地则辗转广州、澳门、香港、广州。饶有趣味的是，出版地的这种辗转同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形势与传教中心的变迁同步”。
对于《中国丛报》本身的业务研究学者关注得比较少，近五年来只有北京工商大学的沈毅教授有所关注，认为“从创刊到鸦片战争爆发，《丛报》上的经济新闻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差不多成为有关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大门的专号了”。
四、总论
对于《中国丛报》目前的研究尚处于不断开拓阶段，中西文化交流互动视角的研究在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已形成了体系，但作为近代中国较早诞生的报纸，《中国丛报》的业务研究却相对很不够，仅有少量学者关注，而这一角度应当成为今后加深对《中国丛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8（1）.
[2] 吴义雄.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8（1）.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