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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拔地通天的独特山势，成为王者与上天对话的地方。从部落酋长的巡狩、柴望到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祭泰山以告天地，是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大礼。《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故作为国家大典的泰山祭祀，为泰山遗留下众多的祭祀神灵的祭品、礼器，我们统称为“泰山祭器”。因这些礼器多是最高统治者所钦颁，所以它代表着当时物质生产及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无论是造型、色彩、纹饰等，均精益求精，富丽堂皇，体现着皇家风范。
《水经注》引《从征记》说：泰山庙的下庙，即今之岱庙：“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又有石勒（石虎之误）建武十三年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高二尺余，形制甚精。”这是有关岱庙库藏泰山祭器的最早记载，可惜这些祭器现均已遗失。岱庙现存的礼器多为明清之时皇帝御赐。
清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到泰山次数最多的一位帝王，一共有十次，其中六次登上岱顶。据《泰安县志》卷一载，自清乾隆七年至清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分三十五次钦颁给泰山岱庙祭品、祭器达350余件，并且自乾隆三十三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每年都要给泰山钦颁祭品祭器，后成定制。
清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依照乾隆朝后期形成的贯例，每年委派官员，到泰山岱庙来祭告泰山神，并且带来了大量的“供养”，即祭品、祭器。据《泰安县志》卷一记载，嘉庆年间共钦颁岱庙祭器197件，“珊瑚釉描金五供”便是其中的一套，于嘉庆十八年祭祀泰山神后钦颁。
珊瑚釉描金五供分别为香炉一件，花觚两件，香罐两件。五供均内施天蓝釉，外施珊瑚釉，金线描绘纹饰，富贵的金色纹饰与雍容的珊瑚红相互衬托，将供器点缀的华贵、典雅。
中国古代祭祀与佛前供器多为铜质，至宋代始有瓷质供器，一般为一炉二瓶。明万历年间，在炉、瓶之外又增添了两件蜡台，俗称“五供”。到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五供”尤为盛行，且器形有所变化，出现了将军罐和花觚的造型，较为常见的有青花、粉彩等品种。八吉祥纹的瓷质五供最早见于喇嘛庙，后为宫廷所喜爱，故在清代帝王祭祀泰山的礼器中，不同质地、饰有八吉祥纹的五供较多。
香炉，圆口，平沿，直颈，双弧形耳，圆腹，三兽蹄形足。口沿饰回形纹，颈部饰缠枝莲花纹，腹上部饰卷草纹，腹下部及三足饰缠枝莲纹，间饰八宝。口沿处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描金篆书图章款。
香罐，两件，圆口，由二扁圆形体组成，腹部束腰。通体饰莲珠纹、变形夔龙纹、缠枝莲纹等纹饰。罐底部有“大清嘉庆年制”篆书图章红款。
花觚，两件，造型仿商代铜器，喇叭形口，腰部为球状凸起。饰有八宝缠枝莲纹及回形纹。腰部有“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两件花觚为“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在礼神的祭器上，竟然出现了将“嘉庆”的年号写为“庆嘉”的错误，这可犯了大忌。在中国古代，禁忌作为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涉及的是名讳禁忌。名讳禁忌在封建社会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其政治性也不断加强，至清代可谓登峰造极，连官员的名讳都冒犯不得，何况皇帝？再如由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引发的文字狱，可为有清一代讳禁之严厉的佐证。
再说年号。年号是我国古代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用年号纪年。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他钦定的第一个年号是“元封”。公元前111年，在他即位三十年的夏天封禅泰山之后，下诏将第二年定为“元封元年”。嗣后，新皇帝即位，都要确定自己的年号。元代以前，一个皇帝一般有多个年号。明清时期。一个皇帝基本就用一个年号。年号纪年不仅是我国的一种纪年法，而且还影响到朝鲜，日本等国。正因如此，如何会出现皇帝年号上的错误呢？
这实质上是一个很偶然的责任事故，其原委大致有二。其一，自清代嘉庆朝开始，随着经济、文化的衰落，社会开始发生动荡，内忧外患不断，进而影响到皇家瓷器制作，以致瓷器生产无论从质量、数量还是花色品种都开始慢慢下滑，正如《陶雅》一书记载：“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特别是到了嘉庆帝后期，为减缩政府预算，官窑造器，便自然成为削减的项目之一。嘉庆四年（1799）。将每年烧造官窑款项，由1万两银减为5000两；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又从5000两减为2500两；其后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更是下令终止了嘉庆朝御窑厂的生产。也就是说钦颁于嘉庆十八年（1813）的珊瑚釉描金五供，虽然也是为泰山祭祀专门制作，但已不同于以往的泰山祭器由御窑官家作坊量身打造，而改由一般作坊制作。其二，以往一件礼器瓷的生产，需要经过御窑厂的工匠人佚、驻京人员、司事人员，驻厂协造、再到督陶官多重把关。改作普通作坊后，层层督办松弛，责任心疏忽，才会出现我们现在所看到在同一时间，同一窑炉里烧造，却在其中两件器物上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庆嘉”款字样的责任事故。
一件皇家钦颁错款瓷器的出现，有他的偶然性，同时也有他的必然性，历史正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为我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同时也因为它的独有性，而更显得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马怡运）
《水经注》引《从征记》说：泰山庙的下庙，即今之岱庙：“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又有石勒（石虎之误）建武十三年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高二尺余，形制甚精。”这是有关岱庙库藏泰山祭器的最早记载，可惜这些祭器现均已遗失。岱庙现存的礼器多为明清之时皇帝御赐。
清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到泰山次数最多的一位帝王，一共有十次，其中六次登上岱顶。据《泰安县志》卷一载，自清乾隆七年至清乾隆六十年，乾隆帝分三十五次钦颁给泰山岱庙祭品、祭器达350余件，并且自乾隆三十三年开始至乾隆六十年，每年都要给泰山钦颁祭品祭器，后成定制。
清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依照乾隆朝后期形成的贯例，每年委派官员，到泰山岱庙来祭告泰山神，并且带来了大量的“供养”，即祭品、祭器。据《泰安县志》卷一记载，嘉庆年间共钦颁岱庙祭器197件，“珊瑚釉描金五供”便是其中的一套，于嘉庆十八年祭祀泰山神后钦颁。
珊瑚釉描金五供分别为香炉一件，花觚两件，香罐两件。五供均内施天蓝釉，外施珊瑚釉，金线描绘纹饰，富贵的金色纹饰与雍容的珊瑚红相互衬托，将供器点缀的华贵、典雅。
中国古代祭祀与佛前供器多为铜质，至宋代始有瓷质供器，一般为一炉二瓶。明万历年间，在炉、瓶之外又增添了两件蜡台，俗称“五供”。到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五供”尤为盛行，且器形有所变化，出现了将军罐和花觚的造型，较为常见的有青花、粉彩等品种。八吉祥纹的瓷质五供最早见于喇嘛庙，后为宫廷所喜爱，故在清代帝王祭祀泰山的礼器中，不同质地、饰有八吉祥纹的五供较多。
香炉，圆口，平沿，直颈，双弧形耳，圆腹，三兽蹄形足。口沿饰回形纹，颈部饰缠枝莲花纹，腹上部饰卷草纹，腹下部及三足饰缠枝莲纹，间饰八宝。口沿处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描金篆书图章款。
香罐，两件，圆口，由二扁圆形体组成，腹部束腰。通体饰莲珠纹、变形夔龙纹、缠枝莲纹等纹饰。罐底部有“大清嘉庆年制”篆书图章红款。
花觚，两件，造型仿商代铜器，喇叭形口，腰部为球状凸起。饰有八宝缠枝莲纹及回形纹。腰部有“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两件花觚为“大清庆嘉年制”六字描金款，在礼神的祭器上，竟然出现了将“嘉庆”的年号写为“庆嘉”的错误，这可犯了大忌。在中国古代，禁忌作为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涉及的是名讳禁忌。名讳禁忌在封建社会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其政治性也不断加强，至清代可谓登峰造极，连官员的名讳都冒犯不得，何况皇帝？再如由诗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引发的文字狱，可为有清一代讳禁之严厉的佐证。
再说年号。年号是我国古代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用年号纪年。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他钦定的第一个年号是“元封”。公元前111年，在他即位三十年的夏天封禅泰山之后，下诏将第二年定为“元封元年”。嗣后，新皇帝即位，都要确定自己的年号。元代以前，一个皇帝一般有多个年号。明清时期。一个皇帝基本就用一个年号。年号纪年不仅是我国的一种纪年法，而且还影响到朝鲜，日本等国。正因如此，如何会出现皇帝年号上的错误呢？
这实质上是一个很偶然的责任事故，其原委大致有二。其一，自清代嘉庆朝开始，随着经济、文化的衰落，社会开始发生动荡，内忧外患不断，进而影响到皇家瓷器制作，以致瓷器生产无论从质量、数量还是花色品种都开始慢慢下滑，正如《陶雅》一书记载：“嘉道而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特别是到了嘉庆帝后期，为减缩政府预算，官窑造器，便自然成为削减的项目之一。嘉庆四年（1799）。将每年烧造官窑款项，由1万两银减为5000两；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又从5000两减为2500两；其后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更是下令终止了嘉庆朝御窑厂的生产。也就是说钦颁于嘉庆十八年（1813）的珊瑚釉描金五供，虽然也是为泰山祭祀专门制作，但已不同于以往的泰山祭器由御窑官家作坊量身打造，而改由一般作坊制作。其二，以往一件礼器瓷的生产，需要经过御窑厂的工匠人佚、驻京人员、司事人员，驻厂协造、再到督陶官多重把关。改作普通作坊后，层层督办松弛，责任心疏忽，才会出现我们现在所看到在同一时间，同一窑炉里烧造，却在其中两件器物上非常意外的出现了“庆嘉”款字样的责任事故。
一件皇家钦颁错款瓷器的出现，有他的偶然性，同时也有他的必然性，历史正是在偶然与必然之间，为我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同时也因为它的独有性，而更显得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马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