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礼制，大约起源于周代。自秦始皇开始直到清末，避皇帝名讳贯穿整个封建皇权时期，称之为“国讳”。此外，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还要避各种“私讳”，如祖讳、父讳等，但都不像避皇帝名讳那样具有普遍意义。今天，对于历代避讳制度的考察，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判断古代遗存如文献、碑版、书画及以文字为装饰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朝代乃至同一朝代的不同皇帝对于避讳的宽严程度有所不同。对此，既不能罔顾事实，也不能刻舟求剑，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清代瓷器为例。清代用文字作装饰的瓷器为数不少，尤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康熙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在器物表面书写历代长篇诗词歌赋，如《赤壁赋》《醉翁亭记》《滕王阁序》《圣主得贤臣颂》等，这种现象也被视为康熙中期（康熙二十年）以后广开科举，积极倡导汉文化的一个佐证；乾隆时期盛行在瓷器上书写或镌刻乾隆帝创作的御制诗文。由于书写、镌刻的多为长篇诗文，其中不免涉及讳字，为我们通过对讳字的考察来判断器物的时代提供了前提。
　　众所周知，清代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最初的几位皇帝没有汉名，因此也不存在避讳问题。清代避皇帝名讳始自康熙皇帝玄烨，按避讳制度，自康熙帝登基之日起，“玄烨”二字就不能直书。以“玄”字为例，避讳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空格敬避。二，代字。如紫禁城的北门原名“玄武门”，康熙帝继位后改为“神武门”；《千字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改为“天地元黄”；“唐玄宗”改称“唐元宗”等。三，缺笔。即将“玄”字减去上面或下面一点。康熙皇帝在位长达六十一年，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康乾盛世”，被尊为“圣祖”。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清代对其庙讳始终保持着严避的态势，从未松懈。不仅本字要避，“加有偏旁字”如“舷”、“舷”等偏字也在避讳之列（图一），甚至连前代作品也被殃及（图二、图三）。
　　不仅讳令严格，清代对于“犯圣讳”的处治也十分严厉。如康熙朝就规定：“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书，笞四十。”（《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一百十二）受过这样的刑罚。轻者重伤，重则毙命。而这还只是对“误犯”的处罚。到了雍正、乾隆统治时期，避讳之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陈垣《史讳举例》）这就意味着避讳已经由法律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应该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出现大量犯“玄”字讳的器物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出现，器物年代的可靠性就值得考虑。然而，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中发现为数不少“玄”字不避讳的器物，时代被定为“清康熙”，甚至直接属“大清康熙年制”款，其中有干支纪年的器物在不少专业文章乃至鉴定著作中还被当作康熙朝瓷器分期、断代的“标准器”。（见下表）
　　表中所列涉讳器物的产地，陶瓷界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大多出自江西景德镇，但有官窑、民窑的分歧。对于“玄”字不避讳问题，在业已形成文字的研究中未见涉及，反映出对这一问题的忽视程度。笔者曾就此询问主张民窑说者，回答是：民窑不避讳。避讳是官窑、“文化人”的事儿，民窑及文化水平低的工匠不在其列，所谓“官避民不避”。这种观点客观上否定了官窑说，但其自身也不免谬误。其实，官窑也好，民窑也罢，在避讳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皇帝的名字是“国讳”，是要求全体臣民一律敬避的，虽然各朝代宽严程度不同，但没有官、民之分，更不会有给予普通百姓“法外开恩”的事儿。相反的，生活在封建皇权统治下的百姓，不要说皇帝的名讳，就是大小官员的名讳也是轻易犯不得的。大家所熟知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就是个生动、有趣的例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鞭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人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干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口”。）
　　再有，如前所述，清代是将犯讳与谋反相提并论的。如果按“官避民不避”的逻辑推理，岂不是等于说百姓可以造反，而且了己罪？另一方面，这些瓷器即便出自民窑工匠之手，但辞赋的书写者应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文化人”，绝非一般工匠。而笔筒本身主要是供“文化人”使用的文房用具，难道书写、使用者也可以不避讳？由此可见，将这些器物不避“玄”字讳归结于“民窑”、“工匠”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我们认为，这些“玄”字不避讳瓷器不太可能是“清康熙”制作，也不太可能是清代制作。它们的年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清代灭亡以后，更明确地说，应是民国时期制作的“伪托款”瓷器。
　　除避讳问题外，我们还发现这类器物存在的其他问题。如表中所列“清康熙青花文章山斗款前赤壁赋笔筒”，书款为“龙飞岁壬申夏月书于青云居玩”（图十二）。与此书款完全相同的笔筒，故宫还藏有一件，名为“清康熙青花文章山斗款滕王阁序笔筒”（图十三）。“壬申”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器据此干支纪年，被研究者确定为康熙中期的“标准器”。然而，我们注意到两件器物的属款在使用干支纪年的同时还使用了另一种特殊的纪年方式——“龙飞岁”。“龙飞”是一个专用词，特指皇帝登基，“龙飞岁”即为皇帝登基之年，康熙朝的“龙飞岁”即为康熙元年（1662年），这一年的于支为壬寅。而非壬申。也就是说，书款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纪年，即康熙元年和康熙三十一年。按常理，这两种纪年都不应出错，非要二选一，只能是干支纪年，“龙飞岁”是绝对不可能错的。因此，如果用纪年来确定这两件笔筒的制作年代，无疑应为康熙元年。那么，康熙元年制作的器物如何成了康熙中期的“标准器”？
　　长期以来，对于清代瓷器的鉴别，传统方法主要以造型、纹饰、胎釉、款识四个方面作为基本要点去考察。但这样的鉴别方法也需要一个前提，即提取这四个基本要素的“标准器”首先应够标准，才能保证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结论的准确率。然而，器物的造型、纹饰、胎釉、款识后世是尽可以仿造的，事实上仿品的数量也相当多。因此要对器物的真伪，年代作出有真知灼见的判定，单从以上这四个方面去考察显然不够，还应对器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作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二者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如果只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对其他方面采取忽视甚至漠视的态度，可能就会出现文中所指出的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所把握的器物“典型风貌”和“基本特征”都是从文中所举这些有问题“标准器”上提取的，其结果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些器物虽然没有直接的“犯讳”问题，但与“犯讳”器物关系紧密。如与“清康熙青花文章山斗款前赤壁赋笔筒”同属“攻玉子”款（图十四）的器物，故宫还藏有一件，名为“清康熙仿成化款醉翁亭记笔筒”（图十五），两件器物属款相同，书法风格也完全一致，应是一人手笔无疑。又，表中所列“清康熙款青花题字笔筒”虽然属“璞巷”款（图十六），但其书法风格与属“攻玉子”款者一般无二，由此可知“璞巷”与“攻玉子”应系一人，这三件笔筒应为同时书写、同时制作，性质也应相同。因此，我们如果再遇到属有这两个名款的器物，就要小心了。再如“文章山斗”款，此款一向被视为康熙时期最重要的“堂名款”之一。但从文中所述多件属有此款的问题器物来看，其性质究竟如何，仍需作进一步研究。此外，文中所举这种器形硕大、表面书写有长篇诗赋的笔筒是否真的是康熙时期的标志性器物，也需要我们重新考量。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传世清代瓷器存在犯“玄”字讳问题的不仅限于康熙朝，还见于康熙以后各朝。如北京故宫藏“清嘉庆种芝堂款粉彩前赤壁图杯”（图十七）、“清道光种芝堂款粉彩前赤壁图杯”（图十八）的“舷”字均未避讳（按：两件器物的器形、纹饰、书法均无二致，应是一对）。另外，还不乏“清官旧藏”者。如近见台北故宫《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一书中收录一件瓷“修身理性”琴（图十九）。研究者认为，此琴即是乾隆十一年《活计档·记事》中记载的乾隆帝指示所作瓷琴，但笔者注意到琴首所刻乾隆御题诗“焦尾断纹浑可弃，五絃七絃惟汝置”的两个“絃”字均未缺笔避讳。乾隆帝是康熙皇帝的孙子，对他来说，康熙皇帝的庙讳既是国讳，也是家讳。满族是一个最重“敬天法祖”的民族，宫廷制作、使用的器物居然不避祖宗的庙讳，简直不可想象。对此，我们只要看乾隆五十八年抄录的《钦定石渠宝芨续编》（四十五册）及乾隆《御制诗集》（图二十）收录这首诗中“絃”字的写法即可明了。由此可以断定，这件所谓“清官旧藏”瓷“修身理性”琴不大可能是乾隆朝制作，甚至不应是清代制作，即便自“清宫旧藏”这道光环，也改变不了其“伪托款”瓷器的性质。而据笔者所见，“玄”字不避讳，又有“清宫”背景的瓷器并非只此一件。这给我们一个警示，“清宫旧藏”可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有很多问题，我们或许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责任编辑：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