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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者杨宽先生的诸多优秀著作之一，它不仅考证了古代陵寝的变迁及对陵庙、石像生的分析，也是为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图片资料以及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并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研究，系统地研究论证了中国古代都城及其制度的发展演变，提出很多创新观点。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编，在风格上差异较大。上编是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分为十四章，约占全书的一半，第一章是前言，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三章，作者自都城的起源入手，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了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南北朝、隋唐等各个朝代的典型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第一阶段的概况尽收眼底。第十四章作者总结了这一时期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发展变化、其中原因以及与礼制的关系。下编是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分为六章，围绕都城结构展开对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城结构变化和特点的研究。
虽然上编更加概要简明，但我更喜欢下编。这是因为下编切入口小，基本全方位展示了宋以后典型都城的面貌，将都城里的建筑设施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尤其是当时人们衣食住行娱等日常生活与都城的联系。这些细腻的资料为古老的、无生命的都城注入了灵魂，使“死”的建筑展示出当年充满烟火气的形象。毕竟“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以上是我对整本书大致框架线索的理解，下面我将谈谈我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关于都城起源，真正意义上的都城都是在国家产生以后出现的，是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诞生的。作者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挖掘壕沟只是为了预防野兽袭击，但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修建城墙作为防御设施，极有可能是为了防备其他部落的袭击。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解释清楚。比如仰韶文化时期不同的氏族部落间难道没有相互攻击的行为吗？这个时期挖掘的壕沟真的只是为了预防野兽的袭击吗？壕沟对于敌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防御作用？书中现有的资料和给出的解释显然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对此我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都存在野兽等自然威胁和其他部落攻击等人为威胁，但是此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挖掘壕沟比修建城墙更为容易可行，所以壕沟出现要比城墙早些。有人可能会质疑：壕沟能否阻挡外来侵略的敌人？也许站在我们的视角，壕沟阻挡野兽是可以的，但对于能制造工具、团结协作的人来说效果不大。这其实是忽略了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史实。对于当时的敌人而言，翻越壕沟也较为困难，而且阻碍敌人前进速度，从而拖延时间也可以为村落里的人紧急准备、趁机反攻提供机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可以更加熟练地实用工具，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一方面翻越壕沟变得容易，壕溝在这时已经不能起到很好地防御敌对部落攻击的作用。另一方面修建城墙也变得没有那么困难了，而且城墙的防御效果比壕沟更胜一筹。所以此时的氏族村落都逐渐采用城墙来作为新的防御设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在序言中提到过，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探索，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连结的发展变化。先秦到唐代可以按照城郭连结的不同布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商代的有城无郭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西周到西汉的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东汉到唐代的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秦都咸阳的城址毁于渭水不断北迁之扰，西汉长安虽然有外郭，但没有修建郭城，所以这两个都城的布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根据作者提炼出的先秦至唐代城郭连结布局的三个阶段可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都城流行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而到了秦汉后的北魏洛阳又出现了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地区的布局，那么它们必然是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这种都城布局的特点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因为秦都城址被毁，对于秦都咸阳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重视和深入的考察，而作者创新性地利用秦惠王时期建造的成都以及秦始皇陵园来还原秦都咸阳的面貌。秦惠王灭蜀后派人主持建设了成都，“与咸阳同制”， 故而成都有“小咸阳”之称。而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帝王陵园一般仿制都城制度，堪称一个缩小版的国都。所以秦始皇陵园应该也和咸阳布局一致。由此，作者得出秦都咸阳的布局模仿了当时中原大国，采用了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方式，西面是狭长方形小城，东面是较宽长方形大郭，“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其他历史问题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基于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相关联的新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历史。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认为“本书带来的效果将是巨大的”。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利用礼制的演变来解释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将古代都城制度与古代陵寝制度相结合。但比较遗憾的一点是，作者虽然在下编讨论了辽金都城，但未将西夏也收录进去。与南宋政权并立的辽、金、西夏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权及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西夏王朝也必定有其都城制度的特别之处，是研究都城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环。
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我们通过都城的发展可以从侧视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有着考证、纠误、补缺的作用。从小缺口切入研究历史问题，比宏观的“上帝视角”更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仔细考虑的。
参考文献
[1]阿尔贝·加缪.鼠疫.译林出版社，2017，1：23.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2-3+101-107.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4（12）：34.
[4]石坤.浅评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6（21）：405.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分为上下两编，在风格上差异较大。上编是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分为十四章，约占全书的一半，第一章是前言，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三章，作者自都城的起源入手，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了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南北朝、隋唐等各个朝代的典型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第一阶段的概况尽收眼底。第十四章作者总结了这一时期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发展变化、其中原因以及与礼制的关系。下编是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分为六章，围绕都城结构展开对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城结构变化和特点的研究。
虽然上编更加概要简明，但我更喜欢下编。这是因为下编切入口小，基本全方位展示了宋以后典型都城的面貌，将都城里的建筑设施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尤其是当时人们衣食住行娱等日常生活与都城的联系。这些细腻的资料为古老的、无生命的都城注入了灵魂，使“死”的建筑展示出当年充满烟火气的形象。毕竟“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以上是我对整本书大致框架线索的理解，下面我将谈谈我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关于都城起源，真正意义上的都城都是在国家产生以后出现的，是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诞生的。作者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挖掘壕沟只是为了预防野兽袭击，但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修建城墙作为防御设施，极有可能是为了防备其他部落的袭击。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解释清楚。比如仰韶文化时期不同的氏族部落间难道没有相互攻击的行为吗？这个时期挖掘的壕沟真的只是为了预防野兽的袭击吗？壕沟对于敌人究竟能起到多大的防御作用？书中现有的资料和给出的解释显然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对此我认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都存在野兽等自然威胁和其他部落攻击等人为威胁，但是此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挖掘壕沟比修建城墙更为容易可行，所以壕沟出现要比城墙早些。有人可能会质疑：壕沟能否阻挡外来侵略的敌人？也许站在我们的视角，壕沟阻挡野兽是可以的，但对于能制造工具、团结协作的人来说效果不大。这其实是忽略了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史实。对于当时的敌人而言，翻越壕沟也较为困难，而且阻碍敌人前进速度，从而拖延时间也可以为村落里的人紧急准备、趁机反攻提供机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可以更加熟练地实用工具，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一方面翻越壕沟变得容易，壕溝在这时已经不能起到很好地防御敌对部落攻击的作用。另一方面修建城墙也变得没有那么困难了，而且城墙的防御效果比壕沟更胜一筹。所以此时的氏族村落都逐渐采用城墙来作为新的防御设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在序言中提到过，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探索，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连结的发展变化。先秦到唐代可以按照城郭连结的不同布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商代的有城无郭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西周到西汉的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东汉到唐代的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秦都咸阳的城址毁于渭水不断北迁之扰，西汉长安虽然有外郭，但没有修建郭城，所以这两个都城的布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根据作者提炼出的先秦至唐代城郭连结布局的三个阶段可知，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都城流行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而到了秦汉后的北魏洛阳又出现了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地区的布局，那么它们必然是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这种都城布局的特点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因为秦都城址被毁，对于秦都咸阳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重视和深入的考察，而作者创新性地利用秦惠王时期建造的成都以及秦始皇陵园来还原秦都咸阳的面貌。秦惠王灭蜀后派人主持建设了成都，“与咸阳同制”， 故而成都有“小咸阳”之称。而所谓“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帝王陵园一般仿制都城制度，堪称一个缩小版的国都。所以秦始皇陵园应该也和咸阳布局一致。由此，作者得出秦都咸阳的布局模仿了当时中原大国，采用了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郭的方式，西面是狭长方形小城，东面是较宽长方形大郭，“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其他历史问题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基于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相关联的新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历史。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认为“本书带来的效果将是巨大的”。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利用礼制的演变来解释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将古代都城制度与古代陵寝制度相结合。但比较遗憾的一点是，作者虽然在下编讨论了辽金都城，但未将西夏也收录进去。与南宋政权并立的辽、金、西夏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权及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西夏王朝也必定有其都城制度的特别之处，是研究都城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环。
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我们通过都城的发展可以从侧视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有着考证、纠误、补缺的作用。从小缺口切入研究历史问题，比宏观的“上帝视角”更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仔细考虑的。
参考文献
[1]阿尔贝·加缪.鼠疫.译林出版社，2017，1：23.
[2]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2：2-3+101-107.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4（12）：34.
[4]石坤.浅评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6（2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