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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宾”结构；动补结构；语序；《三国志》；《搜神记》
摘要：“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30－06
“以”字是古汉语中最为常用，因而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介词之一。在整个汉语语法史长河中，“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介词“以”和“以-宾”结构的研究一直受到语法学界的关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结构，“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语序的变化轨迹，也透露出许多相关语言事实的发展规律。
《三国志》成书于晋太康中期或后期(即不晚于公元289年)，正处于上古汉语与近代汉语的过渡阶段，且具有真实性、可靠性、丰富性的特点，因此《三国志》具有极大的语料价值。下面我们以《三国志》为观察基点，对“以·宾”结构中“以”与“宾”的组合方式、“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与用法、“以”的固定用法等方面进行历时考察，并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一、“以·宾”结构组合方式的历时考察
对比《论语》、《左传》、《三国志》、《搜神记》，“以·宾”结构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具体类型见表1。
因为“0以”、“以()”均只出现在句中谓语动词前，所以我们仅在“以·宾＋V”中对“以”与“宾”的不同组合进行比较。先来作“以”字宾语前置的比较。
《论语》中“0以”与出现在V前的“以·宾”总数之比为21：75，约为28％；《左传》中为267：1125，约为23.7％；《三国志》中为245：1967，约为12.4％；《搜神记》中为13：288，约为4％。这一组数字说明，“以·宾”结构中宾语前置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论语》时代的28％降至《搜神记》时代的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何以”、“是以”等固定格式以外，其他前置的宾语0从《论语》的57％到《左传》的2％再到《三国志》的8％，到《搜神记》时，除固定格式外，无一例其他成分前置。即便考虑到各家因为对宾语前置看法的不同而造成的统计上的差异，也还是能够说明除固定用法外，“以·宾”结构中介在宾前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代已经确立。而“何以”、“是以”作为固定格式，显示了习惯用法的强大势力，在六朝时期仍有较多的使用，但下降趋势明显。
我们认为，“以·宾”结构中宾语前置日趋减少，以至于除固定格式外不再前置的主要原因在于类推的作用。“简单地说，类推就是一个句法规则的扩展。”“主－动－宾”的语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最基本的语序，虽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代词宾语可以放在动词前，但绝大部分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而介词是由动词虚化而来，仍多少保留了一些动词的印记。受动前宾后这一最基本最常见的基本语序的影响，“以”在“宾”前(也包括其他介宾结构)终于占据绝对位置，直至成为唯一语序。《三国志》中尚无“以何”用例，而《搜神记》中已经出现“以何”用例了。
二、“以·宾”结构句法功能的历时比较
由表1可知各书中“以·宾”结构作状语和作补语的情况，数据统计见表2。
由表2可知，《论语》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75：24，约为3：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76％；《左传》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1125：221，约为5.1：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4％；《三国志》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1967：340，约为5.8：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5％；《搜神记》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288：34，约为8.5：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9.4％。可见，“以·宾”结构作状语的比率有明显的增加趋势——由《论语》的76％增加到《搜神记》的89％，而“以·宾”结构作补语的比率则明显下降。何乐士指出：“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主要位于D(动词——作者注)前的情况，在《左传》中是初具规模，到《史记》时就已基本形成了。”我们对《三国志》语料中“以·宾”用于动词前后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三国志》中“以·宾”结构除作状语、补语外，还可以作主语(1例)、谓语(13例)、宾语(1例)。“以·宾”结构作谓语在《史记》中有用例，在《论语》、《搜神记》中未见用例，现代汉语中已没有此项功能。
“以·宾”结构作主语、宾语，《三国志》各1例(按：指主语1例，宾语1例)，而在《论语》、《左传》、《搜神记》中未见用例。对于现代汉语中介词结构能否作主语、宾语，现在尚存争议，且介词结构这两项用法少见。
以上情况表明：至《三国志》时代，“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向于只作状语和补语，但仍未定型。到《搜神记》的写作时代(东晋初期)，“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经固定为作状语和补语。
三、与“以·宾”结构结合的动词结构的历时比较
通过对与“以·宾”结构结合的动词结构的考察，《论语》、《左传》、《三国志》、《搜神记》几种语料中“以·宾”句里动词结构的情况见表3(各固定用法除外)。
通过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以·宾＋动”中谓语动词带宾情况的变化
1.“以·宾＋V”中动词带宾的情况
《论语》“以·宾＋V”中，动词50例带宾语，25例不带，二者之比为2：1，动词带宾比率为67％；《左传》中动词带宾语的927例，198例不带，二者之比为4.7：1，带宾比率为82％；《三国志》中带宾语的1484例，不带宾语的483例，二者之比约为3：1，带宾比率为75％；《搜神记》288例中，219例带宾语，69例V不带，二者之比约为3.2：1，带宾比率为76％。可见“以·宾＋V”式中，谓语中心趋向于带宾语，不带宾语的趋于减少。
2.“V＋以·宾”中动词带宾的情况
《论语》24例中，23例带宾语，1例不带，二者之比为23：1，V带宾比率为96％；《左传》221例中，带宾163例，不带宾58例，二者之比为2.8：1，带宾比率为74％；《三国志》340例中，104例带宾语， 236例不带，二者之比为0.4：1，带宾比率为30％；《搜神记》34例中，10例带宾语，24例不带，二者之比约为0.4：1，带宾比率为29％。从这一组数字看，“V＋以·宾”式中，V趋向于不带宾语，而V带宾语的形式有减少趋势。
(二)动补结构的变化
这里的“动补”不包括“介＋宾”构成的补语，而是指动词或形容词、副词直接附于V之后的动补结构。
从表3可知，“V＋以·宾”结构中，从《论语》直至《搜神记》均无动补式。“以·宾＋V”中，《论语》75例，无一例动补式；《三国志》有37例动补结构，占“以·宾＋V”结构的2％；《搜神记》288例“以·宾＋V”中，动补结构有17例，约占6％。“以·宾＋v”中，V为动补结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表明谓语在“以·宾＋V”中日趋复杂。“以·宾＋V”中谓语结构比“V＋以·宾”中谓语结构复杂，且“以·宾＋V”的谓语有继续发展的趋向。
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一种语言现象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的，常与其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以·宾”结构位置趋向前置和固定，和汉语发展过程中谓语不断复杂化，以及上下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密切联系。石毓智、李讷指出介词短语前移的动因在于动补结构的发展。这是因为从“共时的平面来看，动词之后的补语和介词短语有很强的互斥性，两者很难共现”。以这几部书的语料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从上面的历时考察中，我们看到，“以·宾”在“V”前时，“以”前面可以受副词、助词修饰，“以”的宾语的结构可以简单，也可以较为复杂；“V”多数都带宾语，“V”的宾语可以较为复杂，“V”可以带补语。而“以·宾”在“V”后时，“以”前不受副词、助词修饰，“V”多数不带宾语，或者“V”的宾语结构简单，多为代词；“V”不受副词、助词修饰，不带补语。可见“以·宾＋V”句式是个比“V＋以·宾”占优势的句式。所以，在语言发展的长河中，“以·宾”作状语逐渐取得了胜利，“以·宾”作状语最终淘汰了“以·宾”作补语的形式。这一变化影响深远，正如鲁国尧先生所说：“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用……’、‘拿……’置于动词前，至少在词序上就是承自‘以……’状语的”。
四、“以·宾”用法意义的历时考察
这里我们进一步从语义角度对“以·宾”结构的用法作历时考察。为比较的方便，我们将“以·宾”结构的用法大致分为四类。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
1.关于表示“工具”、“凭藉”
表“凭藉”、“工具”一直是“以”的主要用法，从上古的《论语》至中古的《三国志》、《搜神记》，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工具”、“凭藉”的用法在“以”的全部用法中有减少的趋势：《论语》有76例表广义的“工具、凭藉”，占全部“以·宾”用例的77％；《左传》表“凭藉”类的有671例，占“以·宾”总数的近50％；《三国志》中表“凭藉”类的有1487例，约占总数的63％；《搜神记》中有158例表“工具、凭藉”，占“以·宾”总数的49％。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凭藉”有逐渐萎缩的趋势。原因在于：表示“工具”、“凭藉”的介词，上古主要用“以”，较少用“用”等其他介词，而到中古介词“用”的用例渐多；此外，表示“凭据”、“条件”的，中古还发展出了“藉、凭、随、承、乘、资、伺、恃、仗、在、任”等新兴介词，分担了上古表“凭藉”介词使用的负担。从《三国志》的语料看，表现这一趋势的特点并不明显；与《搜神记》相比，《三国志》“以”字介引“工具”、“凭借”的所占比率还要大些。这一情况不一定是语法现象历时发展的体现，而可能是作者言语风格(一为正史，一为志怪小说)不同所致。
2.关于表示“涉及对象”
引介“涉及对象”中，表示“与共”(施动者与之共同活动的对象，相当于“与”、“和”)用法的，《左传》中有11例，而《三国志》未见此用例。据吴波考察，上古表“与共”类的介词有“於、于、爰、为、以、与、及、从”，而中古仅继承了“与、及”，但新发展出“共、同、依”，“以”的这一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这在《三国志》中得到了印证。
表示“直接对象”(含赐予的物、人，引进的训告内容等)用法的介词，中古除继承了“以”外，还出现了“将、持、用”等带有处置义的新兴介词。“以”的该用法一直保留在近代汉语汇的书面语中，但在口语中这种用法已趋于消失。《三国志》中“以”的用法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
3.关于表示“时间”
《论语》中并无一例真正意义上的用“以”引进时间的用法；《左传》27例，占“以·宾”总数的2％；《三国志》52例，约占“以·宾”总数的2％：《搜神记》15例，约占“以·宾”用法总数的5％。与上古相比，中古“以·宾”引入时间的用例有上升趋势。其中，引进“时间”的“以·宾”在V前出现的次数也有很大变化：《左传》在V前后均有出现，V前多于V后(20：7)；而《三国志》和《搜神记》中，引入时间的“以·宾”只出现于V前。
我们认为引起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是：虽然上古“以”可以表示“起时”和“当时”，但到中古时，“以”只继承了表示“当时”的用法。上古汉语中引介时间的介词主要是“於、于”，然后才是“以”，中古“於、于”使用渐少，而“以”的使用增多，主要表示动作正在发生的时间。据何乐士统计，《左传》出现最多的三个介词是“於、于、以”，而《史记》出现最多的三个介词是“以、於、与”，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4.关于表示“原因”
《论语》引介原因的“以·宾”有8例，约占总用法的8％；《左传》188例，约占总用法的14％；《三国志》490例，约占总用法的21％；《搜神记》62例，约占19％。可见，用“以”引介原因的用法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从上古到中古，表示原因的介词系统比较稳定，没有多大变化。但由于介词“以”本身内部用法的此消彼长，致使“以”引介原因的用法有所增加。
5.关于表示“处所”
介词“以”可以引介处所，表示起始点，相当于“从”。汉代偶见用之，《史记》有此用例，《三国志》中仅4个用例(因用例少，本表未列入)。此用法后世也颇罕见。
五、“以”字固定用法的历时考察
关于“以”字的固定格式，限于已有研究成果较少，这里只能用《左传》与《三国志》作对照考察，情况见表5。
从表5可见，《三国志》基本上继承了《左传》“以”字的固定格式，但也有一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左传》“此以”有3例，而《三国志》无此类用例。《左传》中“以此”仅6例，《三国志》却增至49例，这体现了“宾－介”向“介－宾”转变的历史趋势。
(2)连接结果分句的“是以”在《左传》与《三国志》中用例相差不多。考虑到两书字数的多寡不同(《左传》196845字，《三国志》366000字)，而《左 传》中“是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8％，其使用的频率实际上是高于《三国志》的0.046％的；而《左传》有82例“所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41％，《三国志》则有191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52％。《三国志》“所以”的用法已有现代汉语连词“所以”的雏形，有的已很接近于连词“所以”。现代汉语的连词“所以”正是脱胎于古汉语中的“所以”，《三国志》“所以”用例的增加，恐怕正是因为连词“所以”正在形成阶段，原先用“是以”连接的句子，部分为“所以”分担的结果。
(3)《左传》中的“可以”有140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7％，而这一用法在《三国志》中降至87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2％；《左传》只有33个“足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16％，《三国志》中则增至87个，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24％。我们认为“足以”用例的增多和“可以”用例的减少，似与“足以”用法、功能的扩大有关。如前所述，《左传》“足以”所在句都是施事主语，后面动词都带宾语。但《三国志》中的“足以”不受此限制，“足以”所在句主语可以是施事者，也多有受事者。后面动词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正是由于“足以”的表达能力增强，涵盖了“可以”的部分用法，使得“足以”用例增多。
(4)《三国志》中“有以”、“无以”、“难以”、“得以”的增加，显示了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趋势。在这些固定格式中，“以”的介词性质已经很少，而显示出意义更加虚化的连词特性。
(5)《三国志》诸多固定格式中，仅“是以”、“何以”的宾语“何”、“是”仍置于介词“以”的前面。疑问代词“何”前置作为上古汉语的正常规则，“是以”作为习惯格式，使用最为频繁，显示了强大的习惯力量。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从上古到中古，“以·宾”结构及介词“以”发生了以下变化：
(1)“以·宾”结构中介在宾前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代已经确立。而“何以”、“是以”作为固定格式，显示了习惯用法的强大势力，虽仍使用较多，但下降趋势明显。
(2)至《三国志》时代，“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向于只作状语和补语，但仍未定型。到《搜神记》的写作时代(东晋初期)，“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固定为状语和补语。
(3)“V＋以·宾”式中，V趋向于不带宾语，而V带宾语的形式有减少趋势。但在“以·宾＋V”式中，谓语中心趋向于带宾语，不带宾语的趋于减少；且在“以·宾＋V”中，V作为动补结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显示出“以·宾＋V”中的谓语结构比“V＋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以·宾＋V”的谓语有继续发展的趋向。
(4)就介词“以”的用法意义来看，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凭藉”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这一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表示“直接对象”(含赐予的物、人，引进的训告内容等)的用法一直保留在近代汉语汇书面语中，但在口语中这种用法已趋于消失，《三国志》中“以”的用法正处于这种过渡阶段；用“以”表示引介原因的用法有增加的趋势。
(5)“以”的固定用法同样体现了“宾－介”向“介－宾”转变的历史趋势。而“有以”、“无以”、“难以”、“得以”用例的增加，显示了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趋势，“以”呈现出意义更加虚化的连词特性。
摘要：“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0)04－0030－06
“以”字是古汉语中最为常用，因而也是最值得研究的介词之一。在整个汉语语法史长河中，“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此，介词“以”和“以-宾”结构的研究一直受到语法学界的关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结构，“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语序的变化轨迹，也透露出许多相关语言事实的发展规律。
《三国志》成书于晋太康中期或后期(即不晚于公元289年)，正处于上古汉语与近代汉语的过渡阶段，且具有真实性、可靠性、丰富性的特点，因此《三国志》具有极大的语料价值。下面我们以《三国志》为观察基点，对“以·宾”结构中“以”与“宾”的组合方式、“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与用法、“以”的固定用法等方面进行历时考察，并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一、“以·宾”结构组合方式的历时考察
对比《论语》、《左传》、《三国志》、《搜神记》，“以·宾”结构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具体类型见表1。
因为“0以”、“以()”均只出现在句中谓语动词前，所以我们仅在“以·宾＋V”中对“以”与“宾”的不同组合进行比较。先来作“以”字宾语前置的比较。
《论语》中“0以”与出现在V前的“以·宾”总数之比为21：75，约为28％；《左传》中为267：1125，约为23.7％；《三国志》中为245：1967，约为12.4％；《搜神记》中为13：288，约为4％。这一组数字说明，“以·宾”结构中宾语前置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论语》时代的28％降至《搜神记》时代的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何以”、“是以”等固定格式以外，其他前置的宾语0从《论语》的57％到《左传》的2％再到《三国志》的8％，到《搜神记》时，除固定格式外，无一例其他成分前置。即便考虑到各家因为对宾语前置看法的不同而造成的统计上的差异，也还是能够说明除固定用法外，“以·宾”结构中介在宾前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代已经确立。而“何以”、“是以”作为固定格式，显示了习惯用法的强大势力，在六朝时期仍有较多的使用，但下降趋势明显。
我们认为，“以·宾”结构中宾语前置日趋减少，以至于除固定格式外不再前置的主要原因在于类推的作用。“简单地说，类推就是一个句法规则的扩展。”“主－动－宾”的语序是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最基本的语序，虽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代词宾语可以放在动词前，但绝大部分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而介词是由动词虚化而来，仍多少保留了一些动词的印记。受动前宾后这一最基本最常见的基本语序的影响，“以”在“宾”前(也包括其他介宾结构)终于占据绝对位置，直至成为唯一语序。《三国志》中尚无“以何”用例，而《搜神记》中已经出现“以何”用例了。
二、“以·宾”结构句法功能的历时比较
由表1可知各书中“以·宾”结构作状语和作补语的情况，数据统计见表2。
由表2可知，《论语》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75：24，约为3：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76％；《左传》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1125：221，约为5.1：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4％；《三国志》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1967：340，约为5.8：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5％；《搜神记》中“以·宾”结构作状语与作补语之比为288：34，约为8.5：1，“以·宾”结构作状语占全部“以·宾”结构的89.4％。可见，“以·宾”结构作状语的比率有明显的增加趋势——由《论语》的76％增加到《搜神记》的89％，而“以·宾”结构作补语的比率则明显下降。何乐士指出：“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主要位于D(动词——作者注)前的情况，在《左传》中是初具规模，到《史记》时就已基本形成了。”我们对《三国志》语料中“以·宾”用于动词前后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三国志》中“以·宾”结构除作状语、补语外，还可以作主语(1例)、谓语(13例)、宾语(1例)。“以·宾”结构作谓语在《史记》中有用例，在《论语》、《搜神记》中未见用例，现代汉语中已没有此项功能。
“以·宾”结构作主语、宾语，《三国志》各1例(按：指主语1例，宾语1例)，而在《论语》、《左传》、《搜神记》中未见用例。对于现代汉语中介词结构能否作主语、宾语，现在尚存争议，且介词结构这两项用法少见。
以上情况表明：至《三国志》时代，“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向于只作状语和补语，但仍未定型。到《搜神记》的写作时代(东晋初期)，“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经固定为作状语和补语。
三、与“以·宾”结构结合的动词结构的历时比较
通过对与“以·宾”结构结合的动词结构的考察，《论语》、《左传》、《三国志》、《搜神记》几种语料中“以·宾”句里动词结构的情况见表3(各固定用法除外)。
通过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以·宾＋动”中谓语动词带宾情况的变化
1.“以·宾＋V”中动词带宾的情况
《论语》“以·宾＋V”中，动词50例带宾语，25例不带，二者之比为2：1，动词带宾比率为67％；《左传》中动词带宾语的927例，198例不带，二者之比为4.7：1，带宾比率为82％；《三国志》中带宾语的1484例，不带宾语的483例，二者之比约为3：1，带宾比率为75％；《搜神记》288例中，219例带宾语，69例V不带，二者之比约为3.2：1，带宾比率为76％。可见“以·宾＋V”式中，谓语中心趋向于带宾语，不带宾语的趋于减少。
2.“V＋以·宾”中动词带宾的情况
《论语》24例中，23例带宾语，1例不带，二者之比为23：1，V带宾比率为96％；《左传》221例中，带宾163例，不带宾58例，二者之比为2.8：1，带宾比率为74％；《三国志》340例中，104例带宾语， 236例不带，二者之比为0.4：1，带宾比率为30％；《搜神记》34例中，10例带宾语，24例不带，二者之比约为0.4：1，带宾比率为29％。从这一组数字看，“V＋以·宾”式中，V趋向于不带宾语，而V带宾语的形式有减少趋势。
(二)动补结构的变化
这里的“动补”不包括“介＋宾”构成的补语，而是指动词或形容词、副词直接附于V之后的动补结构。
从表3可知，“V＋以·宾”结构中，从《论语》直至《搜神记》均无动补式。“以·宾＋V”中，《论语》75例，无一例动补式；《三国志》有37例动补结构，占“以·宾＋V”结构的2％；《搜神记》288例“以·宾＋V”中，动补结构有17例，约占6％。“以·宾＋v”中，V为动补结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表明谓语在“以·宾＋V”中日趋复杂。“以·宾＋V”中谓语结构比“V＋以·宾”中谓语结构复杂，且“以·宾＋V”的谓语有继续发展的趋向。
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一种语言现象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的，常与其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以·宾”结构位置趋向前置和固定，和汉语发展过程中谓语不断复杂化，以及上下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密切联系。石毓智、李讷指出介词短语前移的动因在于动补结构的发展。这是因为从“共时的平面来看，动词之后的补语和介词短语有很强的互斥性，两者很难共现”。以这几部书的语料来看，情况的确如此。从上面的历时考察中，我们看到，“以·宾”在“V”前时，“以”前面可以受副词、助词修饰，“以”的宾语的结构可以简单，也可以较为复杂；“V”多数都带宾语，“V”的宾语可以较为复杂，“V”可以带补语。而“以·宾”在“V”后时，“以”前不受副词、助词修饰，“V”多数不带宾语，或者“V”的宾语结构简单，多为代词；“V”不受副词、助词修饰，不带补语。可见“以·宾＋V”句式是个比“V＋以·宾”占优势的句式。所以，在语言发展的长河中，“以·宾”作状语逐渐取得了胜利，“以·宾”作状语最终淘汰了“以·宾”作补语的形式。这一变化影响深远，正如鲁国尧先生所说：“现代汉语的工具状语‘用……’、‘拿……’置于动词前，至少在词序上就是承自‘以……’状语的”。
四、“以·宾”用法意义的历时考察
这里我们进一步从语义角度对“以·宾”结构的用法作历时考察。为比较的方便，我们将“以·宾”结构的用法大致分为四类。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
1.关于表示“工具”、“凭藉”
表“凭藉”、“工具”一直是“以”的主要用法，从上古的《论语》至中古的《三国志》、《搜神记》，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工具”、“凭藉”的用法在“以”的全部用法中有减少的趋势：《论语》有76例表广义的“工具、凭藉”，占全部“以·宾”用例的77％；《左传》表“凭藉”类的有671例，占“以·宾”总数的近50％；《三国志》中表“凭藉”类的有1487例，约占总数的63％；《搜神记》中有158例表“工具、凭藉”，占“以·宾”总数的49％。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凭藉”有逐渐萎缩的趋势。原因在于：表示“工具”、“凭藉”的介词，上古主要用“以”，较少用“用”等其他介词，而到中古介词“用”的用例渐多；此外，表示“凭据”、“条件”的，中古还发展出了“藉、凭、随、承、乘、资、伺、恃、仗、在、任”等新兴介词，分担了上古表“凭藉”介词使用的负担。从《三国志》的语料看，表现这一趋势的特点并不明显；与《搜神记》相比，《三国志》“以”字介引“工具”、“凭借”的所占比率还要大些。这一情况不一定是语法现象历时发展的体现，而可能是作者言语风格(一为正史，一为志怪小说)不同所致。
2.关于表示“涉及对象”
引介“涉及对象”中，表示“与共”(施动者与之共同活动的对象，相当于“与”、“和”)用法的，《左传》中有11例，而《三国志》未见此用例。据吴波考察，上古表“与共”类的介词有“於、于、爰、为、以、与、及、从”，而中古仅继承了“与、及”，但新发展出“共、同、依”，“以”的这一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这在《三国志》中得到了印证。
表示“直接对象”(含赐予的物、人，引进的训告内容等)用法的介词，中古除继承了“以”外，还出现了“将、持、用”等带有处置义的新兴介词。“以”的该用法一直保留在近代汉语汇的书面语中，但在口语中这种用法已趋于消失。《三国志》中“以”的用法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
3.关于表示“时间”
《论语》中并无一例真正意义上的用“以”引进时间的用法；《左传》27例，占“以·宾”总数的2％；《三国志》52例，约占“以·宾”总数的2％：《搜神记》15例，约占“以·宾”用法总数的5％。与上古相比，中古“以·宾”引入时间的用例有上升趋势。其中，引进“时间”的“以·宾”在V前出现的次数也有很大变化：《左传》在V前后均有出现，V前多于V后(20：7)；而《三国志》和《搜神记》中，引入时间的“以·宾”只出现于V前。
我们认为引起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是：虽然上古“以”可以表示“起时”和“当时”，但到中古时，“以”只继承了表示“当时”的用法。上古汉语中引介时间的介词主要是“於、于”，然后才是“以”，中古“於、于”使用渐少，而“以”的使用增多，主要表示动作正在发生的时间。据何乐士统计，《左传》出现最多的三个介词是“於、于、以”，而《史记》出现最多的三个介词是“以、於、与”，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4.关于表示“原因”
《论语》引介原因的“以·宾”有8例，约占总用法的8％；《左传》188例，约占总用法的14％；《三国志》490例，约占总用法的21％；《搜神记》62例，约占19％。可见，用“以”引介原因的用法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从上古到中古，表示原因的介词系统比较稳定，没有多大变化。但由于介词“以”本身内部用法的此消彼长，致使“以”引介原因的用法有所增加。
5.关于表示“处所”
介词“以”可以引介处所，表示起始点，相当于“从”。汉代偶见用之，《史记》有此用例，《三国志》中仅4个用例(因用例少，本表未列入)。此用法后世也颇罕见。
五、“以”字固定用法的历时考察
关于“以”字的固定格式，限于已有研究成果较少，这里只能用《左传》与《三国志》作对照考察，情况见表5。
从表5可见，《三国志》基本上继承了《左传》“以”字的固定格式，但也有一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左传》“此以”有3例，而《三国志》无此类用例。《左传》中“以此”仅6例，《三国志》却增至49例，这体现了“宾－介”向“介－宾”转变的历史趋势。
(2)连接结果分句的“是以”在《左传》与《三国志》中用例相差不多。考虑到两书字数的多寡不同(《左传》196845字，《三国志》366000字)，而《左 传》中“是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8％，其使用的频率实际上是高于《三国志》的0.046％的；而《左传》有82例“所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41％，《三国志》则有191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52％。《三国志》“所以”的用法已有现代汉语连词“所以”的雏形，有的已很接近于连词“所以”。现代汉语的连词“所以”正是脱胎于古汉语中的“所以”，《三国志》“所以”用例的增加，恐怕正是因为连词“所以”正在形成阶段，原先用“是以”连接的句子，部分为“所以”分担的结果。
(3)《左传》中的“可以”有140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7％，而这一用法在《三国志》中降至87例，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2％；《左传》只有33个“足以”，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16％，《三国志》中则增至87个，占全书用字总数的0.024％。我们认为“足以”用例的增多和“可以”用例的减少，似与“足以”用法、功能的扩大有关。如前所述，《左传》“足以”所在句都是施事主语，后面动词都带宾语。但《三国志》中的“足以”不受此限制，“足以”所在句主语可以是施事者，也多有受事者。后面动词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正是由于“足以”的表达能力增强，涵盖了“可以”的部分用法，使得“足以”用例增多。
(4)《三国志》中“有以”、“无以”、“难以”、“得以”的增加，显示了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趋势。在这些固定格式中，“以”的介词性质已经很少，而显示出意义更加虚化的连词特性。
(5)《三国志》诸多固定格式中，仅“是以”、“何以”的宾语“何”、“是”仍置于介词“以”的前面。疑问代词“何”前置作为上古汉语的正常规则，“是以”作为习惯格式，使用最为频繁，显示了强大的习惯力量。
六、结 语
综上所述，从上古到中古，“以·宾”结构及介词“以”发生了以下变化：
(1)“以·宾”结构中介在宾前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代已经确立。而“何以”、“是以”作为固定格式，显示了习惯用法的强大势力，虽仍使用较多，但下降趋势明显。
(2)至《三国志》时代，“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向于只作状语和补语，但仍未定型。到《搜神记》的写作时代(东晋初期)，“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固定为状语和补语。
(3)“V＋以·宾”式中，V趋向于不带宾语，而V带宾语的形式有减少趋势。但在“以·宾＋V”式中，谓语中心趋向于带宾语，不带宾语的趋于减少；且在“以·宾＋V”中，V作为动补结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显示出“以·宾＋V”中的谓语结构比“V＋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以·宾＋V”的谓语有继续发展的趋向。
(4)就介词“以”的用法意义来看，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凭藉”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这一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表示“直接对象”(含赐予的物、人，引进的训告内容等)的用法一直保留在近代汉语汇书面语中，但在口语中这种用法已趋于消失，《三国志》中“以”的用法正处于这种过渡阶段；用“以”表示引介原因的用法有增加的趋势。
(5)“以”的固定用法同样体现了“宾－介”向“介－宾”转变的历史趋势。而“有以”、“无以”、“难以”、“得以”用例的增加，显示了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趋势，“以”呈现出意义更加虚化的连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