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世间万物一样,文学门类、文体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诗歌、小说、戏剧是较为单纯的文体,它们也有一定的交叉,像《红楼梦》这部小说里就有大量诗词。散文是一种跨越性、复杂性、兼容性更强的文体,它与别的文体之间关系密切,其内部也有体式的粘连与交融。然而,对此学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缺乏深究和细察,从而导致散文写作的“跨界”尤其是“跨文体”写作的一些误区和盲点。
这主要是指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重叠与交融。这是一种关于散文的外部跨越。
比较典型的是散文与“诗歌”结缘,从而形成两种文体:一是“散文诗”,二是“诗的散文”。
对于“散文诗”,人们一直有一种含糊认识,认为它是“散文”。所以,不少人将鲁迅的散文集《野草》视为“散文诗”的代表,每年的“散文诗”年选主要选的是精短散文。其实,“散文诗”不是散文,而是诗,是散文性比较强的“诗”。以此观之,鲁迅的《野草》中的不少篇章是散文,而不是诗,如《雪》《秋夜》《好的故事》等都不分行。還有纪伯伦的《泪与笑》常被称为散文诗,其实它的不少作品都是不分行的散文,不是散文诗。比较起来,泰戈尔的不少作品可称为散文诗,还有冰心的《繁星》与《春水》多属散文诗,因为那是分了行的诗,尽管散文的因素比较浓郁。
关于“诗的散文”,人们往往比较陌生,也少有人研究或提及。与“散文诗”相比,“诗的散文”不是“诗”,而是散文,它虽有诗意,但诗性不如“散文诗”浓郁。另外,“诗的散文”往往并不分行,是一种连缀的片断描写,不像“散文诗”那样需要分行。因此,鲁迅《野草》中的《雪》等作品是“诗的散文”,而《野草题辞》和《行乞者》则比较接近“散文诗”。傅德岷教授曾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中提出:“‘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不分行的、无韵律文章。”“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更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更富有散文的基因。”早在1922年,郑振铎在《论散文诗》中则提到:“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冰心曾将“散文诗”和“诗的散文”进行过区分,认为:“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波德莱尔一直被当作“散文诗”的开创者,然而,在《巴黎的忧郁》的开篇《献给阿尔塞纳·乌塞》中,他却称自己的作品是“诗的散文”,并表示:“我们当中谁没有在他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梦想过创造奇迹,写出诗的散文,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看来,将“散文诗”与“诗的散文”进行区分,既非常必要又很迫切,因为在这两个概念中呈现的是“散文”与“诗”在跨界时的含糊甚至误区。
散文与“小说”靠近并进行交融,也是一个重要现象。这在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一些小说中,可见其散文化的笔法及其意趣。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很难分清甚至无法归类,他们的创作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近些年,有作家提出散文可以吸收小说写作的故事性,甚至认为散文完全没必要坚守“真实性”原则,让散文进入虚构甚至虚假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跨越”和“越界”。
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与突破意愿,即让散文进入一个不受阻隔甚至没规约的境地:可不可以让散文加进电影的蒙太奇,而发生一次刹那间的闪耀;可不可以进行长短句穿插甚至不分段落和没有标点,一直写下去以显示连绵的文气;可不可以将各种文体进行杂交,以形成“非骡非马”的一种“四不像”的散文?这既是一种文体“跨界”,更是一种观念“越界”。
散文的“内跨”,主要是指散文文体内部种类的跨界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当前的“散文”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自从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概念又缩小了,更强调散文的文学性与美感。新时期以来,有人提出“大散文”甚至“大文化散文”,希望散文超出狭小的天地;也有人提出要“净化散文”,即反对广义散文,强调散文的艺术性。其实,在中国古代,所谓散文是指“文章”或“文”,它是一个更加广大博杂的文体,即人们所说的:“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有人统计过,中国古代文章多达160多种,可谓种类之繁盛。现当代以来,整体而言,散文已经没有古代那么多种类,但因为承继了古今中外传统,也还有不少种类。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跨界”问题。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也是最受欢迎的种类。如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曾孟朴、胡适、林语堂对之都曾大加赞赏过,认为整体而言,“小品文”代表了散文的成就。然而,至今没人说得清“小品文”与散文其他类别间的关系,即它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以至于产生这样的倾向:鲁迅将“小品文”看成杂文,叶圣陶将“小品文”与散文等量齐观。这就造成“小品文”概念的滥用,以及它与散文其他类别在概念上的双向含糊。
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概念是“随笔”,它在散文中到底有何独特性,似乎至今语焉不详。在每年的散文选中,有一个专门的类别是“随笔”。不过,其间似乎比较模糊混乱,不少作品也可称为小品文甚至杂文,有的则是读书笔记或演讲。如果将当下的随笔年选、杂文年选与散文年选放在一起,读者对其分类标准恐怕很难区分。其实,长期以来,随笔就与“小品文”等概念混杂不清,所以当年林语堂在《小品文遗绪》中就表示:“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显然,林语堂叙述中的“小品文笔调”后面的“言志”“闲适”“娓语”几种笔调,更接近“随笔”,即西方兰姆所谓的“essay”,在林语堂看来,它们则是不分彼此的,也不必区分和争执。
还有小品文与序跋、随笔与演讲、杂文与随感、读书笔记与日记等的交叉与融合,这都是散文的“内跨”问题。由于其界限难明、内涵复杂,从而导致种种模糊以及混乱情况。 其实,散文文体内部的种类既有交叉又不能没有边界,这是保持文体纯粹性和本性的关键。我認为,“小品文”作为散文之一种,它比杂文的纷繁和尖锐要清新和平和得多,比“诗的散文”的诗意要平淡和清明,比“随笔”的散漫絮语要短小精致些。与小品文的精致、性灵、趣味相比,随笔显然更多了些漫长、絮语和优雅,思想的深刻性更强。小品文重在一个“品”字,篇幅往往短小精悍;“随笔”落在一个“笔”字,随意性更为突出。又比如,随感往往没有杂文那么强烈的战斗性,更多了些随意性,像鲁迅在“五四”前后写的随感比三十年代中期写的杂文,就明显多了些随意和柔软。还有,与随笔相比,演讲更多了些激情,现场感明显增强,将林语堂的演讲《谈读书》与随笔《论文》比较,其差异性也是相当明显的。然而,今天的散文写作对其往往不加区分,内里的种类也比较混杂,这是需要认真研讨和加以考辨的。
一般说来,散文文体是可以越界的,它可通过向外借鉴优长来丰富自身,也可在内部进行融通。但需要注意是,散文文体自有其体性和特征,不能过分跨越,更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会失去本性,从而走向异化。因此,应好好研究散文文体的跨界问题,以避免混乱不清和顾此失彼。
当年,杨朔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写散文时,最大的秘诀是将散文当“诗”来写。这似乎成为散文写作的一条成功经验。基于此,长期以来,散文的诗性成为创作和研究努力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但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关于散文中的“诗性”的限度问题,似乎诗性越多,散文的审美性越高,价值也越大。其实,适度的诗意对于散文是有益的,但如果诗性过于浓郁,尤其是诗性脱离了平淡,那就有损于散文的体性了。其最突出的表现为:情感不实,造成伤情和滥情,甚至走向诗的过分炫张。这在杨朔、余秋雨、余光中的散文中表现最为突出,也是其散文情感真实性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如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老的好漂亮》《莲恋莲》,不读内容,只看题目,就感到情感的做作与虚妄。在《听听那冷雨》中有这样的话:“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在浓郁的诗意中,夸饰与炫耀一下子将散文的自然和真情消解了。在《莲恋莲》中,作者写道:“一座莲池藏多少复瓣的谜?风自南来,掀多少页古典主义?……莲在大贝湖等了我好几番夏天,还没有等老。”这种诗的强行介入,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显得矫揉造作,离散文的心语相去甚远。林语堂等人曾表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平淡,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线。如此看来,杨朔将散文当诗写,余光中用“诗”来夸写散文,都失于平淡和真实之审美境界,是远离了散文文体的本性的。
用小说等笔法写散文,在当下亦非常流行。人们似乎早已厌倦了散文的真实性原则,所以极力通过虚构进行突破,以达到所谓的散文之创新。这样的试验作为一种探索和精神是可贵的,如借助小说的讲故事功能对散文进行拓展,从而增加其悬念和张力效果,亦无不可。不过,如果散文过于强调叙事功能,尤其是将故事性、虚构故事引入其中,必然损坏散文文体的真实,从而使散文失去可信度和美感。因为散文就是作家本人,它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也无法遮掩,过度的小说化必使散文远离读者。
在散文文体内部也是如此,由于界限的模糊甚至混乱,文类的体性特征并不明显,有的多有流失异化现象严重。如随笔渐渐失去了思想性,杂文的批判性明显减弱,书话往往有“书”而无“话”,日记成为流水账,序跋变成无原则的吹捧,至于小品文更是多缺乏品位和境界,而在中国古代盛行的书信、哀吊、铭箴、诔碑等渐失声势,甚至变得有名无实。因此,作为原来繁盛的散文品类,一面呈现不断被删减和压缩之状况,一面又显得越来越含混不明。散文文体跨界本可达到彼此取长补短之效,但如不重视文体与品类的体性及其界限,极易在“杂交”和近亲繁衍中,导致文体体性的淡化乃至于消失,从而破坏丰富多彩的散文文体生态。
总之,不论是散文文体内部还是外部,都要在跨界时保持理性的清醒认知,尤其要有敬畏之心。否则就不可避免造成散文的无体或无性,也难免文学四大文体之间的体性变得愈加模糊不明。
一、散文的“外跨”
这主要是指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重叠与交融。这是一种关于散文的外部跨越。
比较典型的是散文与“诗歌”结缘,从而形成两种文体:一是“散文诗”,二是“诗的散文”。
对于“散文诗”,人们一直有一种含糊认识,认为它是“散文”。所以,不少人将鲁迅的散文集《野草》视为“散文诗”的代表,每年的“散文诗”年选主要选的是精短散文。其实,“散文诗”不是散文,而是诗,是散文性比较强的“诗”。以此观之,鲁迅的《野草》中的不少篇章是散文,而不是诗,如《雪》《秋夜》《好的故事》等都不分行。還有纪伯伦的《泪与笑》常被称为散文诗,其实它的不少作品都是不分行的散文,不是散文诗。比较起来,泰戈尔的不少作品可称为散文诗,还有冰心的《繁星》与《春水》多属散文诗,因为那是分了行的诗,尽管散文的因素比较浓郁。
关于“诗的散文”,人们往往比较陌生,也少有人研究或提及。与“散文诗”相比,“诗的散文”不是“诗”,而是散文,它虽有诗意,但诗性不如“散文诗”浓郁。另外,“诗的散文”往往并不分行,是一种连缀的片断描写,不像“散文诗”那样需要分行。因此,鲁迅《野草》中的《雪》等作品是“诗的散文”,而《野草题辞》和《行乞者》则比较接近“散文诗”。傅德岷教授曾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中提出:“‘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不分行的、无韵律文章。”“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更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更富有散文的基因。”早在1922年,郑振铎在《论散文诗》中则提到:“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冰心曾将“散文诗”和“诗的散文”进行过区分,认为:“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波德莱尔一直被当作“散文诗”的开创者,然而,在《巴黎的忧郁》的开篇《献给阿尔塞纳·乌塞》中,他却称自己的作品是“诗的散文”,并表示:“我们当中谁没有在他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梦想过创造奇迹,写出诗的散文,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的波动和意识的跳跃?”看来,将“散文诗”与“诗的散文”进行区分,既非常必要又很迫切,因为在这两个概念中呈现的是“散文”与“诗”在跨界时的含糊甚至误区。
散文与“小说”靠近并进行交融,也是一个重要现象。这在鲁迅、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一些小说中,可见其散文化的笔法及其意趣。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很难分清甚至无法归类,他们的创作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近些年,有作家提出散文可以吸收小说写作的故事性,甚至认为散文完全没必要坚守“真实性”原则,让散文进入虚构甚至虚假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跨越”和“越界”。
还有一些更大胆的设想与突破意愿,即让散文进入一个不受阻隔甚至没规约的境地:可不可以让散文加进电影的蒙太奇,而发生一次刹那间的闪耀;可不可以进行长短句穿插甚至不分段落和没有标点,一直写下去以显示连绵的文气;可不可以将各种文体进行杂交,以形成“非骡非马”的一种“四不像”的散文?这既是一种文体“跨界”,更是一种观念“越界”。
二、散文的“内跨”
散文的“内跨”,主要是指散文文体内部种类的跨界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当前的“散文”是一个现代概念,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自从周作人提出“美文”后,散文概念又缩小了,更强调散文的文学性与美感。新时期以来,有人提出“大散文”甚至“大文化散文”,希望散文超出狭小的天地;也有人提出要“净化散文”,即反对广义散文,强调散文的艺术性。其实,在中国古代,所谓散文是指“文章”或“文”,它是一个更加广大博杂的文体,即人们所说的:“有韵为诗,无韵为文。”有人统计过,中国古代文章多达160多种,可谓种类之繁盛。现当代以来,整体而言,散文已经没有古代那么多种类,但因为承继了古今中外传统,也还有不少种类。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跨界”问题。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也是最受欢迎的种类。如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曾孟朴、胡适、林语堂对之都曾大加赞赏过,认为整体而言,“小品文”代表了散文的成就。然而,至今没人说得清“小品文”与散文其他类别间的关系,即它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以至于产生这样的倾向:鲁迅将“小品文”看成杂文,叶圣陶将“小品文”与散文等量齐观。这就造成“小品文”概念的滥用,以及它与散文其他类别在概念上的双向含糊。
另一个更容易混淆的概念是“随笔”,它在散文中到底有何独特性,似乎至今语焉不详。在每年的散文选中,有一个专门的类别是“随笔”。不过,其间似乎比较模糊混乱,不少作品也可称为小品文甚至杂文,有的则是读书笔记或演讲。如果将当下的随笔年选、杂文年选与散文年选放在一起,读者对其分类标准恐怕很难区分。其实,长期以来,随笔就与“小品文”等概念混杂不清,所以当年林语堂在《小品文遗绪》中就表示:“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显然,林语堂叙述中的“小品文笔调”后面的“言志”“闲适”“娓语”几种笔调,更接近“随笔”,即西方兰姆所谓的“essay”,在林语堂看来,它们则是不分彼此的,也不必区分和争执。
还有小品文与序跋、随笔与演讲、杂文与随感、读书笔记与日记等的交叉与融合,这都是散文的“内跨”问题。由于其界限难明、内涵复杂,从而导致种种模糊以及混乱情况。 其实,散文文体内部的种类既有交叉又不能没有边界,这是保持文体纯粹性和本性的关键。我認为,“小品文”作为散文之一种,它比杂文的纷繁和尖锐要清新和平和得多,比“诗的散文”的诗意要平淡和清明,比“随笔”的散漫絮语要短小精致些。与小品文的精致、性灵、趣味相比,随笔显然更多了些漫长、絮语和优雅,思想的深刻性更强。小品文重在一个“品”字,篇幅往往短小精悍;“随笔”落在一个“笔”字,随意性更为突出。又比如,随感往往没有杂文那么强烈的战斗性,更多了些随意性,像鲁迅在“五四”前后写的随感比三十年代中期写的杂文,就明显多了些随意和柔软。还有,与随笔相比,演讲更多了些激情,现场感明显增强,将林语堂的演讲《谈读书》与随笔《论文》比较,其差异性也是相当明显的。然而,今天的散文写作对其往往不加区分,内里的种类也比较混杂,这是需要认真研讨和加以考辨的。
三、关于文体跨界的异化问题
一般说来,散文文体是可以越界的,它可通过向外借鉴优长来丰富自身,也可在内部进行融通。但需要注意是,散文文体自有其体性和特征,不能过分跨越,更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就会失去本性,从而走向异化。因此,应好好研究散文文体的跨界问题,以避免混乱不清和顾此失彼。
当年,杨朔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写散文时,最大的秘诀是将散文当“诗”来写。这似乎成为散文写作的一条成功经验。基于此,长期以来,散文的诗性成为创作和研究努力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但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关于散文中的“诗性”的限度问题,似乎诗性越多,散文的审美性越高,价值也越大。其实,适度的诗意对于散文是有益的,但如果诗性过于浓郁,尤其是诗性脱离了平淡,那就有损于散文的体性了。其最突出的表现为:情感不实,造成伤情和滥情,甚至走向诗的过分炫张。这在杨朔、余秋雨、余光中的散文中表现最为突出,也是其散文情感真实性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如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老的好漂亮》《莲恋莲》,不读内容,只看题目,就感到情感的做作与虚妄。在《听听那冷雨》中有这样的话:“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在浓郁的诗意中,夸饰与炫耀一下子将散文的自然和真情消解了。在《莲恋莲》中,作者写道:“一座莲池藏多少复瓣的谜?风自南来,掀多少页古典主义?……莲在大贝湖等了我好几番夏天,还没有等老。”这种诗的强行介入,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显得矫揉造作,离散文的心语相去甚远。林语堂等人曾表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平淡,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线。如此看来,杨朔将散文当诗写,余光中用“诗”来夸写散文,都失于平淡和真实之审美境界,是远离了散文文体的本性的。
用小说等笔法写散文,在当下亦非常流行。人们似乎早已厌倦了散文的真实性原则,所以极力通过虚构进行突破,以达到所谓的散文之创新。这样的试验作为一种探索和精神是可贵的,如借助小说的讲故事功能对散文进行拓展,从而增加其悬念和张力效果,亦无不可。不过,如果散文过于强调叙事功能,尤其是将故事性、虚构故事引入其中,必然损坏散文文体的真实,从而使散文失去可信度和美感。因为散文就是作家本人,它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也无法遮掩,过度的小说化必使散文远离读者。
在散文文体内部也是如此,由于界限的模糊甚至混乱,文类的体性特征并不明显,有的多有流失异化现象严重。如随笔渐渐失去了思想性,杂文的批判性明显减弱,书话往往有“书”而无“话”,日记成为流水账,序跋变成无原则的吹捧,至于小品文更是多缺乏品位和境界,而在中国古代盛行的书信、哀吊、铭箴、诔碑等渐失声势,甚至变得有名无实。因此,作为原来繁盛的散文品类,一面呈现不断被删减和压缩之状况,一面又显得越来越含混不明。散文文体跨界本可达到彼此取长补短之效,但如不重视文体与品类的体性及其界限,极易在“杂交”和近亲繁衍中,导致文体体性的淡化乃至于消失,从而破坏丰富多彩的散文文体生态。
总之,不论是散文文体内部还是外部,都要在跨界时保持理性的清醒认知,尤其要有敬畏之心。否则就不可避免造成散文的无体或无性,也难免文学四大文体之间的体性变得愈加模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