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敬畏
　　连　岳
　　霍金称自己为“谨慎的无神论者”，与宗教家的关系也属于良性互动，这可能说明他不愿意否认宗教的作用。世界银行几个月前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结论某种程度上证明霍金的保留态度是对的，“人们抑制住自己反社会的行为，不是出于害怕警察与法律，而是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律束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朴素的道德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真理；人们在现实中，反而会看到大量善人不得善终，恶人却有好死的例子；在这个悲哀的事实前面，许多人还是相信道德律，那是因为它带来了内心平静。一个地方这样的人多了，贷款给他们就收得回来，反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拿着钱就跑路了。索尔仁尼琴曾说：不相信有神的人，什么事者做得出来。
　　受过巨大磨难的索尔仁尼琴说这个结论，过于愤怒。但是他的核心判断是对的：人要有敬畏之心。有神论者敬畏神，在末日惩罚的威胁前面，不敢做太出格的坏事；无神论者若是敬畏人，照样可以连“小恶”都不为。没有敬畏之心，有神论者可以践踏神，无神论者可以蹂躏人，把我们的周边环境搞成人间地狱。相对来说，人更不容易敬畏人，哪怕你是他的选民，给了他权力。
　　以“弦理论”名噪物理学界的布朗·格林(Brain Greene)，《大西洋月刊》在采访中让他评论培根的著名论断浅薄的哲学把人引向无神论，而深沉的哲学把人引向宗教。
　　布朗的回答很值得玩味，“这要看如何定义宗教了，如果它是在宇宙中寻找秩序、和谐和美丽，我认为培根的说法是对的；如果仅仅是指向一个造物主，那么，我的理论和这看法就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发现神的工作，还是发现宇宙的规律，都是让人很快乐的事情。”
　　他的态度和霍金很像，是吧?恐怕都是意识到敬畏之心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越是这样聪明的人，越是知道人其实是不够聪明的，与真正的“和谐、美丽”都有一段距离，就像影子追逐身体一样。而这“和谐、美丽”有人可能把它定义为“神”，有人理解为原始宗教，有人视之为内心的道德律，有人等同于物理学新发现。
　　
　　黄远生上条陈
　　高　芾
　　
　　黄远生，民初名记者，《庸言》主编，《申报》、《时报》特派通讯员，撰写通讯脍炙人口，轰传一时，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买舟赴美。12月27日，美国旧金山，他在回旅馆的途中，中枪殒命，凶手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不过，后来的消息却让他们一时哑然。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
　　误杀!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会悼念。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5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决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5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