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有次和朋友一起吃饭，在北京一家很有情调的餐馆。老友唐带来一位身穿牛仔、皮靴，身材高挑的女孩，向我们介绍说是他的女朋友。在座的六个朋友没有一人表示了丝毫的尴尬一尽管居早巳结婚，有两个孩子，而我们都认识他的妻子。如今在中国带着情人参加聚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是在这样一家高品位的餐厅，能负担起这里消费的绝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
　　我问唐的女友：“你是做什么的?”虽然问题有点唐突，但她看上去并不介意。
　　“她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唐代她回答道。说完不无得意地搂住她的肩。
　　我仗着自己是外国人的优势，继续假装不懂地问她：“那你就是他的二奶?”在座的朋友闻言均大惊失色，齐刷刷地看着我。她并没有生气，笑着对我说：“你的中文很好嘛。”仿佛对我知道这个词汇感到有些意外。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生活过6年，现在几乎每年我都会来这里。凡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很少有不知道“二奶”这个词的。她们通常出现在有钱的商人身旁，穿着Prada皮鞋，戴着钻石首饰，挽着Gucci的手袋，开着宝马，出入各种高档会所，住在幽雅的别墅里。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而30岁之后大多都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的出现却越来越普遍，有人羡慕，有人鄙视，在本质上，她们的身上都附着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所饰演的四姨太的灵魂。
　　在美国，情妇以及相关事宜通常都是极为保密的，在欧洲，这同样是一件相当私密的事情。但在中国，她不仅能给你带来快樂，还能给你带来面子。情妇的生活质量通常是她情人的经济实力的表现，她的美貌程度是他品位的标志，她的职责既包括私下的温存，更有公共场合的交际。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以及生活理念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如今中国公民当中，既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也有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贫富差距的加大更把女性置于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正如中国上百万的企业家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百万富翁、歌手梦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超级偶像、女演员成为下一个国际巨星一样，处于情妇或二奶地位的女性们也希望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出一片前景。
　　此外，在中国，依据不同男人不同的经济实力，许多常年在外的生意人养二奶不是因为奢靡，而是为了经济实用——再养一个家比老住宾馆更便宜，而且还有人照顾生活，帮着做些如交电话费、订机票、买事务性的礼物等等琐碎的事情。
　　我曾经问一个中国朋友，既然他承认爱情人更甚于妻子，为何不干脆和妻子离婚?“为了方便。”他平静地说道。他们的婚姻能让他们的父母高兴，他和妻子也都能从中得到一种安全感和安慰感。至于浪漫柔情，他们则另觅他处。
　　现代生活的种种压力使婚姻更倾向于一种利益的组合，与爱无关。正是这种潜在的规则导致了二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