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是难忘的。我的童年是和陕北的黄土高原胶着在一起的。那荒秃的山峁、纵横的沟壑、湛蓝的天空、温暖的窑洞……深嵌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儿子，我像父辈一样，和那里的乡亲同过甘苦，共过患难。那里的黄土曾渗透过我悲惨的眼泪，那里的蓝天曾浮游过我天真的幻想。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感情。黄土高原是哺育我的乡土。我很早就想拍一部乡土电影。《人生》的问世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我的夙愿——乡土电影》
　　个人简介：
　　吴天明：
　　1960年毕业于西安第一中学
　　1960-1962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学习
　　1962-1970 在西影剧团任演员
　　1970改行搞创作
　　1974-1975 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导演进修班学习导演专业
　　1983年 独立执导故事片
　　1983年10月 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1985年 被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1988年西影厂搞建厂30周年厂庆时，厂长吴天明和导演黄建新忙里偷闲，找了个地方拉话。“建新，你说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拼死拼活地这样干，究竟是为了什么？”吴天明问。 “为了奋斗，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黄建新对厂长和朋友的提问并没有过多地去想。“对，也不对，依我看，只是为了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几行介绍文。等到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人看到史书上有这几行字就是成功！” 吴天明郑重其事地说。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电影即将迎来她百年的荣光。翻开一本关于“中国电影一百年来值得记忆一百个瞬间”的书，赫然入目的一章，记录的正是西影辉煌的那一段历史的时光。作为当时西影崛起的领导者和历史参与者的原厂长和著名的电影导演吴天明，文末，作者用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都是不会忘记的！”
　　


　　像许多的老电影人一样，吴天明导演现在极少在媒体前露面了。翻看着手里泛黄的旧画刊，宛如翻看着一本本褪色的老像册，不经意之间，脑海里便泛起了电影人所经历的历史波澜。能通过周围的朋友联系上吴导，这让我异常的兴奋。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因为忙，他正出差在外地。于是我便将电话打到了他在北京的家里，征的了他家人的同意后，我便在不安当中给吴导发了个邮件（总觉得这样，自己做的不太礼貌，条件又不允许我到北京亲自拜访吴老师）。没想到，邮件在下午发出去不多久，当我在晚上无意间打开邮箱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吴老师竟然在百忙之中当天就回了信。正像他的老朋友张子良之前预料的那样，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采访，并且表示要全力支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记的工作。能得到这样一位著名的导演的理解，这愈加地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在今后的采写过程中一直心存感激，也感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和手中的这支笔更加凝重起来。我很怀念老一辈的电影人，相信很多的读者也都和我一样，对他们充满了景仰之情。一些前辈，尽管早已淡出了电影创作的一线，但在晚年，他们仍勉力工作，为了电影的明天殚精竭虑。在联系到吴老师的那一刻，我原本想问他，最近在忙着什么？但是，我却又退缩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将问题想起来的时候，答案其实已经形成了。作为第四代中著名的电影工作者，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是离不开电影，用他们那一代人自己的话说，是放不下自己身上所应该担负的那一份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漏网分子，所以我得以用生活赋予我的眼睛观察生活
　　


　　看过王全安的电影，感受最深切的就是他浓厚深沉的平民意识。从《月蚀》到《惊蛰》，从胡小兵到关二妹，王全安一直在用心诠释的都是平凡的生活当中普通的人们，而且是作为中国最广大群体的中下层的老百姓们。这在以自恋而立身的第六代中几乎是踪迹难寻，借用一句经常被用来评述第六代的话，可以称王全安为“另类的第六代”中的另类，而这个另类的另类说回来就是关注百姓，回归生活。王全安是真正站在平民的视点上去看待身边的生活的，他说“这是因为我是一个漏网分子，所以我得以用生活赋予我的眼睛观察生活”。出生于1965年的王全安童年几乎全部是在文革当中度过的，这让他远离了通常的成长道路，小学五年级就去参加了工作，于是他成了一个漏网分子，一头漏到了生活广阔的海洋里。从市歌舞团到省歌舞团，从延安到法国，当大多数人还在学校或家里的时候，王全安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天南海北，目睹了各地人们真实的生活。在同各地各国老百姓的同吃同住同歌舞中，年少的王全安感受到了来自于生活本身的魅力，日渐一日，耳濡目染，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他浓郁的平民意识。生活赋予了王全安心灵的眼睛，他又用这双眼睛去观察生活，他发现生活原来都是一样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而生活最真切的魅力尽然焕发于那些我们通常视而不见的普通人身上。在电影创作的顺境之中，我们可能不会因此而感觉到一些什么，第五代的迅速崛起，其强劲的势头早早地淹没了刚刚摸索出自己的电影创作道路的第四代电影人，还未曾呕尽最后一滴心血，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不得不离开了自己所挚爱的工作岗位；但在逆境之中，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在背后默默的耕耘，却是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沧海横流方显男儿本色，在今天，在国产电影尚处于发展转型瓶颈的当下，在中国电影即将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的现在，无论对于谁，这样的执著，这样持久的坚持韧性地战斗的精神，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留下他们的足迹，记录下他们的思考，既是对前辈的尊重，也最还原历史真实的一种责任——中国电影的梦未圆，中国电影的理想还在远方，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创新。
　　


　　应该说，吴天明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更像是一部电影。从西影演员剧团一位普通的演员奋斗到副导演、导演、副厂长、厂长，他是那样的不简单；又一度滞留大洋彼岸，几乎在影视圈内消失和被人忘掉，但时隔不久，他又神出鬼没地出现并活跃在当今中国影坛上，让人又一次感到了他的神奇，惊叹于他对于电影的那份执著和真诚。
　　吴天明祖籍山东莱芜，193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父母都是地道的山东人。父亲吴日聪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前曾是三原游击队队长，是一位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的共产党人。解放后，历任陕西省石泉县县长、省民委负责人之一、中共安康地委书记、省农业银行行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 ，吴天明的性格、志向、为人都像极了自己的父亲，他血液中的执着、专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因子更是完全秉承了他的父亲。少年时代，他一直是在西安度过的，最高的学历是西安有名的“西安高级中学”的一名中学生，以后有机会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才拿了大学的文凭。
　　吴天明迷上电影，是高中二年级的事。有一次在电影院看了一部苏联影片《海之歌》，出来以后还想再看一遍。可当时他的身上只有一毛钱了，怎么办呢？想了半天，他灵机一动，竟把自己刚穿上脚的新棉鞋脱下来，拎在手里，站在电影的大门口嚷开了：“卖鞋啦！谁买鞋！”引来很多人的注意，但是大家都只惊奇地打量着这个在寒风中光脚的学生，却没有一个人过来问价钱的事情。光了半天脚丫子，鞋子也没有卖掉，于是他只好跑到街对面的修鞋铺，跟修鞋的老师傅好说歹说，总算卖了一元钱，正好够买三张门票和一张说明书的。数九寒天，电影院又没暖气，他把冻僵的双脚坐在屁股下边，接连看三场。那年他十八岁，电影艺术的神奇魅力吸引了他，使他立志做一名伟大的电影导演。一个念头已坚定地产生，他就毅然地放弃了高考的机会，放弃了进大学的宏途，而是考进了成立不久的西安电影片厂演员剧团，在团里当了一名跑龙套的学员，从此，他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他当时个子不高，形象亦欠光辉，在当时几十名“万里挑一”的演员剧团学员中，实属“貌不惊人”的角色。但他刻苦好学，对电影这一行当敏锐的悟性，使得当时团里的老师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语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可是，几次不太成功的演出，没有让他立即获得观众的掌声。并且，在当时不提倡成名成家的情况下，吴天明只是甘当螺丝钉，让演什么角色就演什么角色。虽然出身干部家庭，但是老拿着一个大老碗和剧团一些年轻演员嘻嘻哈哈排队，买饭，穿着也很朴实，一身农民的对襟袄，虽说虎虎有生气，可还有一些人对他有偏见，说他是个“土老帽”，一副农民的模样，瞧不起他，更不用说把他看成未来的著名导演了，甚至有人还以为他是临时借来的演员呢。吴天明并不在乎这些，他只是在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学习经验，等待着时机。一种不甘居于人下的潜意识，让他非但没有气馁，反而学习非常用功，练功也很吃苦。
　　“童年时代是难忘的。我的童年是和陕北的黄土高原胶着在一起的。那荒秃的山峁、纵横的沟壑、湛蓝的天空、温暖的窑洞……深嵌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儿子，我像父辈一样，和那里的乡亲同过甘苦，共过患难。那里的黄土曾渗透过我悲惨的眼泪，那里的蓝天曾浮游过我天真的幻想。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感情。黄土高原是哺育我的乡土。我很早就想拍一部乡土电影。《人生》的问世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1978年，厂里派吴天明和张裕明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他的老师也是恩师正是在中国电影界堪称大师的崔嵬。学成回厂，他们就受到了田炜厂长的青睐。当时厂里正在拨乱反正。新时期的电影事业正在重整旗鼓，西影也不甘落后，以图再次腾飞。田炜厂长劫难之后精神振奋，深感人才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大胆宣传，鼓励人才毛遂自荐：谁能拍好影片，我就让谁当导演；拍好了我奖励，拍不好权当交学费！厂领导的这份急切心情和诚心使吴天明感动不已。青年滕文骥也按捺不住自己冲动的心情，和吴天明的内心产生了共鸣，两人一击掌，即刻请缨作战。滕文骥很快写好了《生活的颤音》送审。厂里看了本子认为选题很新颖，也很大胆，田炜当即拍板，让两个青年人上马拍片。滕文骥在前，吴天明在后，两人联合第一次执导，没有想到，《生活的颤音》一出来便大获成功，为西影争得了荣誉。接着，吴天明又申请拍摄电影《亲缘》，厂里又大力支持，这次是吴天明在前，滕文骥在后，还是联合执导。结果这次拍“砸”了。
　　作为创作上老搭档，吴天明和滕文骥导演先后联合创作了《生活的颤音》、《亲缘》等作品。其中，《生活的颤音》堪称新时期电影复苏的前奏。虽说注入的心血有多少之分，每当彼时有记者请他谈起《生活的颤音》的创作体会时，吴天明总是坦承地讲，还是小滕的功劳大，他是主角，我不过是帮忙打下手。而对于《亲缘》之中那些虚假得一踏糊涂的不实之处，他却到处讲责任主要在自己，并为此做了深刻的自省。吴天明对这次“砸锅”从不掩饰。他到处讲这是一部失败的片子。主要原因是自己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只靠瞎编而造成了不忍心看到的后果。同时他又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次教训对我吴天明也是一笔财富，我知道怎么看待自己，也知道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吸取教训而重新爬起来。经过一段思想上的休整后，他不但引申出了“电影创作的癌症——虚假”这一论说，而且当他再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时，面对质疑，他当众拍胸膛：“这部戏如果再拍不好，我就不姓吴。”
　　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是作家叶蔚林荣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的作品，当时几个电影厂都在争夺它的拍摄权，并且都派出了第一流的导演。仅有一部失败之作的吴天明，却以那坦诚的胸怀，火热的激情，那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将它搬上银幕的极度自信，深深打动了叶蔚林。他击败了所有对手，取走了《航标》的电影剧本手稿。鉴于《亲缘》的切肤之痛，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拍摄，正是紧紧围绕着“真实”二字狠下功夫。真实，才能打动观众。这就必须使参加拍摄的工作人员真正熟悉自己的人物，对他们有真情实感的爱，他带领摄制组日日夜夜漂浮在潇水上，和放排工一起经受风吹日晒、蚊叮虫咬。他不求美化人物，力求把戏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真实地再现出来。湖南的潇水固然的一种单纯、质朴的美，但毕竟与吴天明还不十分贴近。他带领演员到最基层去深入生活，体验角色。要求演员的表演要生活化，表演一定不能过火。最终，这部片子从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不动声色地对十年动乱进行冷峻而深刻的反思，超越了同类题材的一般政治批判和揭示表层伤痕，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这是吴天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它把个人与社会，人性和人情，哲理和诗情，交融构架成对十年动乱的多向反思，从而不落俗套，耐人寻味。该片获得1983年文化优秀故事片二等奖。在第四届夏威夷电影节上，荣获东西方中心电影奖和伊斯曼柯达最佳摄影奖（刘昌煦、朱孔阳）。这是西影电影第一次在国际获奖，为西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童年时代是难忘的。我的童年是和陕北的黄土高原胶着在一起的。那荒秃的山峁、纵横的沟壑、湛蓝的天空、温暖的窑洞……深嵌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儿子，我像父辈一样，和那里的乡亲同过甘苦，共过患难。那里的黄土曾渗透过我悲惨的眼泪，那里的蓝天曾浮游过我天真的幻想。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感情。黄土高原是哺育我的乡土。我很早就想拍一部乡土电影。《人生》的问世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开始步入繁荣昌盛的崭新阶段。在西部，已拍摄了《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吴天明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电影的翘楚人物。正当吴天明沉醉于艺术的圣殿，命运又对他作出新的安排。1983年，上级任命他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摆在吴天明面前的，是一个问题成山，百废待举的局面。1983，西影厂拷贝发行量是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十部影片中西影没有一部，而上座率最低的七部影片中却有三部是西影的。自打吴天明1960年考入西影演员训练班，厂里的职工看了他整整23年。他们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一身平民气息，待人热诚仗义，更难得的是他敢讲真话，对西影厂的种种弊端能够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抨击。人们有事都想找他商量，大至创作、生产，小到幼儿入托、子女就业、家属调动、住房分配，就连两口子吵架，都要请他调解。大家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起床有人催，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上班有人围”。
　　吴天明渴望西影能拍出与我们伟大民族相称的巨片，能在艺术上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他说：“现在的改革，如果没有点想像力，怎能开创新局面？第一步是敢想，拉下来就是要敢干。
　　“童年时代是难忘的。我的童年是和陕北的黄土高原胶着在一起的。那荒秃的山峁、纵横的沟壑、湛蓝的天空、温暖的窑洞……深嵌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儿子，我像父辈一样，和那里的乡亲同过甘苦，共过患难。那里的黄土曾渗透过我悲惨的眼泪，那里的蓝天曾浮游过我天真的幻想。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感情。黄土高原是哺育我的乡土。我很早就想拍一部乡土电影。《人生》的问世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黄河和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和文化沉淀，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是我国电影取之不尽的题材源泉。西影位于祖国的西北，吴天明觉得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制定旗帜鲜明、独具一格的创作方针。为此，他广泛联系青海、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等地的作家，动员他们为西影写作。为了培养创作人员对黄河和黄土高原的感情，加强他们的创作意识，他还组织西影的创作人员分期分批到黄河流域、青海和宁夏草原，考察、采风。首批10名创作人员已完成了由陕西府谷沿黄河进发到潼关3700多公里的考察。
　　当他读路遥的小说《人生》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和激动。与黄土高原交织在一起的童年生活，一幕幕从记忆中涌出。浮现在他的眼前。那荒秃的山峁，纵横的沟壑，湛蓝的天空，温暖的窑洞，不仅是小说中人物的故乡，也是哺育他成人的沃土，书中的人物使他想起了当年和自己同生死、共命运的边区人民。三十年前，他曾目睹这些乡亲们在硝烟中抢救子弟兵。三十年过去了，这些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却没有彻底摆脱落后和贫困。 “衣食父母，万不能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种深挚的赤子之爱和强烈的患感，促使吴天明终于将《人生》搬上银幕它不是一部完美之作，然而却闪烁着独特的个性光彩，这个性就是导演浓烈情感的真诚表达！这至诚的情感具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至人们对影片思想和艺术上的某些明显缺憾，也表示了某种谅解和宽容。 1984年天明决定拍《人生》。因为拍《人生》，吴天明和编剧路遥熟悉了。还在改编剧本时，天明和编剧路遥一起，两次到陕北深入生活，在窑洞里与农民拉家常，在城镇集市上观察风土民俗，为早日开拍做前期准备。为此，他同路遥成了朋友。他感谢路遥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文学本子。他认为，高加大和刘巧珍的爱情波折和人生遭际，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城乡差别。反映了文明与落后、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现代思想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交织与变化，竭示着大变革前现实生活的不安和躁动，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这场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从陕北回厂后，吴天明和路遥你来我往，感情日趋深厚。天明要从路遥的原作中进一步挖掘出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悲剧命运中的性格特点，以便用自然、平易的手法，再拍出比《没有航标的河流》更带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朴实无华、浑沉隽永的民族风格。路遥也希望他同大导演的合作，从中学到电影这个独特艺术的表现知识，也希望他的原作的主题与人物形象能通过电影得到升华。可以说《人生》的成功，是导演同原作者友好合作的一个典范。吴天明对路遥非常感激，希望再度合作。只可惜，他于1989年初出国访问和讲学而滞留美国，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未能和路遥见面，以至路遥病逝时他也未能见他一面，他对此深感遗憾。《人生》拍出问世后，引起了轰动效应。1984，参加香港举办的中国电影展，反响非凡。接着在第八届百花奖中夺魁，获最佳故事片奖。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获最佳女主角奖，作曲许友夫获同年第五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1987年《文汇报》和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举办的新时期10年电影奖，《人生》获最佳故事片奖和导演荣誉奖。1985年，《人生》还代表中国电影参加了美国第57届奥斯卡最佳外国语影片的评选，这是中国电影被选参加奥斯卡奖的第一部影片。
　　《人生》在国内引起轰动，电影界预言：“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 吴天明出于对黄土高原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其作品重视内容开掘，追求真实的美度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寓真实于质朴，隐奇崛于平淡，展示了他深沉含蓄的思想内蕴与沉郁隽永的抒情风格相交融的艺术个性。在艺术表现上，他执着探索，精益求精，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逐步深化，使历史宏观的把握与细腻深入的开掘相结合，使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求表现于再现，寓象征于纪实，对是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做出了新的贡献。
　　吴天明的思想情感是黄土高原的乳汁哺育出来的，他必须靠这块土地的滋养，才不致枯竭，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这也正是他在创作上要保持和发展的优势。他说：“黄河和黄土高原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故乡而感到自豪。”而《人生》也正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西部风情和情感的电影，同时也是第一部真实地展示了西部风情的“西部片”。
　　“吴天明一再向人们解释，他的成功与路遥是分不开的，没有原作，就没有以后的各种荣誉。吴天明第一次从美国回国后，第一个就找到了好友张子良。当时他心情很重。他对子良说：我现在很狼狈，主要是没有钱，心境也很不好，对不起西影厂，对不起原领导班子成员，也对不起路遥。说着，他拿出了1000元给子良，要子良无论如何把钱要送到路遥母亲的手里。天明说：“路遥是对厂里有贡献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 张子良按天明的要求做了，了却了天明的一桩心事。”
　　“作为一名厂长，他自1983年10月被上级任命到1989年人所共知的原因离职期间，始终以一股一般人少有的工作热情和拼搏精神，致力改革，鼓励创新，提倡探索，起用新人，将竞争机制引入创作领域。在他和他的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西影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内拍出了《人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等享誉国内外的电影，使西影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使西影在电影界再度辉煌。由此，西影改变了昔日旧貌，揭开了新的一页。”
　　1987年的《老井》在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四项大奖。
　　自称“缺点与优点同样明显，毛病可以随手抓出一大把的粗人”的吴天明，却是个“有魅力的男子汉”（与人开玩笑的一句话），这魅力离不开他振兴西影的艰辛拼搏，离不开他对电影艺术的执着求索，也离不开他对黄土高原的满腔热忱。很多第五代的电影人也就是是“不为别的，只为你这个人”而对西影凭添了一份感情的浓度。
　　“《老井》是一部展示了全部诚意和良知的作品，而这是属于吴天明的。”陈凯歌这样评价。吴天明永远也忘不了给了他生命和智慧的黄土地上的父老张亲，拍摄乡土电影题材的影视作品下乡体验生活并不稀奇，却难得做到吴天明导演那样和乡党“息息相通，血肉相连，感情的水融交融，如泉水泪泪而出“的。 无论做人、待友、对事业，都是那么的赤诚而磊落，喜怒爱憎，总是那么的鲜明而由衷，没有丝毫的私心，没有任何的贪恋，“做真人”的人生信条使他的品格独具光彩，助他干成了大气的事业，拍出了成功的作品。"《老井》这部影片，是一部真正的吴天明电影。它实际上是天明织锦，我们这些年轻人添花。我当尽力帮助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使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发挥到顶点。"在给罗雪莹的一封信里，身兼摄影师与男主角的张艺谋这样写道。为此，不论是剧作构思，实地拍摄还是后期制作，张艺谋每一步都是和吴天明精诚合作。在拍完《黄土地》、《大阅兵》之后，他暂时把自己改行当导演的心愿搁置在了一旁，一扎进《老井》，就给吴天明当了一年半的得力助手大气，是因为他人活得大气，在做人上，我得向他学习。而《红高粱》成功之后，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张艺谋比作高粱种，他年轻的伙伴们就像滋养高粱的养料和水，而吴天明正是提供这高粱实验田的人。"不仅是为《红高粱》，不仅是给张艺谋提供"实验田"，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追求的青年创作人员开始汇聚到西影的旗帜下面，在西安这座千年的历史古城里，锐意探索，大胆实践，凭着他们优秀的才华，踏出一条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电影创作道路来。而为这些电影界奇才挡风遮雨，顶住了一切的，
　　“承认别人并不耻辱，只有傻瓜才闭眼，不看人家的长处。” ——吴天明语
　　1985年秋，一部活跃着时代脉搏，洋溢着山野风情的《野山》在北京试映时赢得高度赞扬。有人说它超过了《人生》，吴天明听后非但没有丝毫文化人常见的同行相轻和同辈相忌，而且感到由衷的兴奋。颜学恕导演回到古城以后，作为厂长，吴天明迅速召开全厂大会，让全体职工观摩《野山》。出于自谦，颜导没有在《人生》与《野山》之间进行比较。粗中有细的吴天明，却在总结发言时便直言不讳地说：“听说北京有的评论家对《人生》和《野山》作了一番比较，小颜传达时给，实现了吴导最初“借助你的锐气和冲击力，刺激我推动我前进，把你的精华化为我的东西”的没想。张艺谋的鼎力相助，把吴天明感动得无以复加。他逢人便夸艺谋的表演如何刻苦，在艺术上给他出了多少好点子。为了想出一个令观众叫绝折结尾，张艺谋又冒出一个主意：“打字！”吴天明脑子里立即跳出了石碑：“对！往石碑上打字！”他兴奋地跟制片主任说：“今天中午喝酒，奖励艺谋一百元！”张艺谋后来说起这件事，总说他当时特感动：“吴天明没有一般导演那种虚荣心，摄制组无论谁出了好点子，他都认真地承认采纳，不怕别人说他‘无能’。和他这样的人合作，呼吸顺畅，当然也就倾心尽力。吴天明片子拍得一‘贪污’了。大可不必！说《野山》超过了《人生》，我吴天明就丢脸了？如果将来有了超过《野山》的片子，你颜学恕就丢脸了？扯淡！艺无止境，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是个人之间争高低，而是说明我们西影在前进！”“无论是作为厂长，还是艺术上的同辈，我都真心实意地为你（颜学恕）的成功而高兴。”
　　“《老井》这部影片，是一部真正的吴天明电影。它实际上是天明织锦，我们这些年轻人添花。我当尽力帮助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使他在自己的艺术领域里发挥到顶点。”在给罗雪莹的一封信里，身兼摄影师与男主角的张艺谋这样写道。为此，不论是剧作构思，实地拍摄还是后期制作，张艺谋每一步都是和吴天明精诚合作。在拍完《黄土地》、《大阅兵》之后，他暂时把自己改行当导演的心愿搁置在了一旁，一扎进《老井》，就给吴天明当了一年半的得力助手大气，是因为他人活得大气，在做人上，我得向他学习。而《红高粱》成功之后，有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张艺谋比作高粱种，他年轻的伙伴们就像滋养高粱的养料和水，而吴天明正是提供这高粱实验田的人。”不仅是为《红高粱》，不仅是给张艺谋提供“实验田”，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追求的青年创作人员开始汇聚到西影的旗帜下面，在西安这座千年的历史古城里，锐意探索，大胆实践，凭着他们优秀的才华，踏出一条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电影创作道路来。而为这些电影界奇才挡风遮雨，顶住了一切的，正是以一个电影人的胆识，以一个男子汉坚硬的脊梁开拓出西影崭新的发展道路的电影厂厂长吴天明。“让吴天明二者择其一的语，他还是宁愿放弃厂长，去当导演。电影才是他的命根子。”此话一语中的，点中了他的追求所在。
　　“编辑同志：近几年来，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吴天明导演的带领下，成绩斐然。去年该厂在国外夺得十个大奖，近三年来在国内先后赢得三十多个奖，今年又获‘金鸡奖’十七项大奖的十一项提名，吴天明真是治厂有方。请问，他的近况如何？是否还会执导新片？” 在《塞上银幕》1987第九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封信。
　　当了四年厂长的吴天明把西影厂搞得生龙活虎、出类拔萃，但繁琐的事务捆住了手脚，令他无法专门从事导演的创作。由于当厂长的管事太多，连家庭纠纷、房子分配、孩子上学这些具体的事都要管到，因此几乎没有时间兼顾创作了。醉心于电影艺术的吴天明在不了一段时间的行政官后，还是下决心、辞职，求得“轻松自由”。这不得不说是导演艺术的魅力在起作用，当有人问及，辞职后，西影厂怎么办时，吴天明自信而又开朗的地表示：西影的导演翅膀硬了！
　　“天明厂长，你不要走”“天明厂长，我们需要你”……无数影迷的信笺像雪片般飞向西影厂，大段大段表达着他们心声的稿件纷纷刊载在当时各种各样和电影有关的报刊上，影迷需要他，西部需要他，经过痛苦的抉择和思索，吴天明终于留了下来，为了影迷，为了西部电影的腾飞。请听一听吴天明对中国西部电影的美妙畅想：“如果把中国西部电影比做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人生》、《默默的小理河》只不过是它小小的序曲。那雄浑壮丽的主乐意，将由有志于开掘中国西部文化的创作人员共同完成！” “我是个中国电影工作者，我的根在中国，在西北的黄土高原。我爱那片土地，爱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要用电影这门艺术，去宣扬我的祖国和人民、宣传中华文化。这是我至死不变的愿望和追求。我怎么会背弃这一切！” 这样的拳拳爱国之心，崇敬顿然而生。
　　
　　《老井》断想
　　
　　导演/吴天明
　　好一座山，山那边还是山，
　　要命的水，多少代了，
　　打井、找水山不转，
　　水也不转，这就是老井
　　这里打了一百二十七眼没水的干井
　　这里的干井，最深的有十五丈七
　　就在这块土地上，同样有着人间那说不尽道不明的悲欢离合
　　扭曲舒展、男欢女爱……
　　多少代了
　　这里穷得连地主才财都没有
　　吃口水要往返几十里去担
　　到了今天，老井人该怎么办？
　　是离开这块土地，走出这重重大山？
　　还是钉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在地球上戳窟窿有人想出去
　　有人想留下 在这个小村庄里
　　同样也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里有如实的生活场景
　　这里也有我们的想表现点儿的什么影片是拍给人民看的
　　我们的人民，需要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更需要否定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方式
　　是在否定旧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追求的 我们希望出转水也转
　　转出个好世界来，转出个中华民族的好日子来
　　转出个舒舒展展的当代中国人来！
　　后记：与吴天明导演访谈结束以后，我们一直电话或E-mail联系，至今仍未谋面，我断定他是全上标准的西北人。理由是在我多次打扰之下，他仍那样不拘小节，很优雅地回应着我有规矩、杂乱无章的问题，他深刻的思想就如同其谦逊的性格、藏而不露。在此，我们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