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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杂志之于我，有着特别的情缘。它先前是以魅力吸引我做了热心的读者，痴心的习作者。后来热忱地召唤我做了其中的一员，直到职业生涯的终点站。
这样的缘分对我是幸遇，让我由外到内感知它的品格，尤其感悟到它传承的精神内涵：对生活、对文学事业、对读者、对作家和作者的那一片真诚。并且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奉为从业的本分。
回首“先前”，往事烟霭纷纷。60年前的今天，1956年7月，《四川文学》以《草地》的刊名创刊，而我恰巧在9月跨入校门就读文学专业。以后不久，《草地》与《红岩》合并为《峨眉》，我上了大三。在基础课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有了更多的课外阅读文学期刊的时间。
《草地》，《峨眉》，是一扇扇文学的“窗口”。《草地》争奇斗艳的“花草树木”，《峨眉》多姿多彩的“陵岭逸峰”，那是一道道夺目的“文学风景线”。
《草地》，《峨眉》，是一片片艳阳高照、纯净的创作“园地”，供给新老作家倾心培植“茂林佳卉”，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吸引文学青年播种栽插，打造自己的一簇“新绿”。
经不住诱惑啊！当年我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时不时地激起“白日梦”的幻想与冲动！
那是一天下午，参加学校理化大楼基建工地的义务劳动。猛抬头见几个建筑工人拉着满载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架车迎面而来，缓缓而去。拉中杠的与拉偏套的相互呼唤、应和：人家的联手 也 ——手挽手哟！我家的联手 也——拉起走哟！嘿 左——嘿 左……
也许是联想起书本上关于“杭育杭育”派之说：“……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顿时引人神往，对眼前的情景产生强烈的兴趣。
正是在一种“情趣”的念兹在兹之后，我激动地涂鸦了一篇名为《管得宽》的生活故事，鼓足勇气投寄给了《草地》。
出乎意料，喜出望外，小小的一篇习作竟然撞进了高雅的“园地”。在一个名目是“文学窗”的栏目刊登，并且还配合发表了署名千禾、落款“写于缙云山下”的点评文章。
这是莫大的鼓舞啊！可是对一个把握不住自己的稚者，也助长了一种“盲目性”。
以后又徘徊于工地，往往复复构想，写了《二十五张报纸》。虽然在《峨眉》“激流篇”栏目发表，但仍不过是浅薄的生活故事，而且一篇比一篇平淡。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居然接到了编辑部具名任小丁的编辑热情的来信，邀请前去编辑部“一叙”。
在而今早已被高楼大厦取代的、布后街2号那幽雅的四合院里，在一间漆木桌椅、雕窗的编辑室内，肤色微黑、体态匀称的任小丁招呼坐定，拈来一张稿笺，以犀利的笔触写了他作为诗人发表诗歌所用的笔名：陈犀。接着问了些学习、生活的情况以后，随即进入主题：
“……就你所说，你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提起了笔。可是，我认为，有感触时会十分激动，但是一进入构思和写作过程则需要冷静。你得经常想到那句话：‘题材要广，开掘要深。’”
见面、约谈，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可是引起回味和思考的时间却很长很长。这是一堂课啊！不止让我以此照见习作的浅薄，文字的轻浮，还让人反复思索创作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我是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啊！后来我在与同窗朱玛合作《毛妹子》时，因为你来我往反复改写，冷静推敲的次数多了一些，稍好一些，听从朱玛的意见投交《上海文学》发表。可是以后我写《偏东雨》却依然故我，构思十分浅薄，人物也类型化，尽管也被《峨眉》采用。
时光隧道进到“后来”。后来的事历历在目，倍感温馨。《四川文学》也已是而立之年之后，我已被调派参与创办《青年作家》杂志，加入文学工作队伍。有一天，时已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任职的周克芹约我到红星路他家里面谈。
本已熟识多年，他却一改往日的随便閑谈，一脸严肃地告诉我，时下任《四川文学》主编的陈进，辛勤工作多年，快要到退休年龄，组织上提议，宣传部领导人谈话，要他接任主编，并由他提名配备一名助手。他已表示，在陈进到点之后上任。至于助手……说到这里，他这才眉头展开，说他已正式提名。
“请老兄出马啊！”他说。停了停，又说：“我还准备约陈进一起去拜访老兄的夫人，希望她大力支持……”
这次谈话，周克芹始终没有让我表态。似乎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似乎觉得对方不会有任何另外的想法。
事后几个月，陈进年届退休。周克芹经与组织上商定，让陈进延期一段时间，叫我立即办理调动手续到编辑部报到，以便衔接工作。于是，我调到了当时刊名为《现代作家》的《四川文学》，先后在陈进、周克芹手下工作。
陈进是《草地》与《红岩》并刊时，从《红岩》过来的。他从事文学刊物工作已三十多年。有着相当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之他在人品方面温、良、恭、俭、让五项俱全，在人才济济的编辑部有号召力和亲和力。时逢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春风骀荡，许多作家深切感到“欣逢盛世”，相互勉励“应有佳作酬盛世”。普遍关心复刊不久的文学刊物，期望“文学园地”春色满园。陈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持刊物工作，同他的团队合力经营他们钟情的“园地”。
刊物的虔诚执业者们热情地联系新老作家“惠赐佳作”，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巴金的《化作泥土》，刊登后被称道足以“光耀门庭”，引起了许多作家、读者索要刊物。刊物热心发现、扶持文学新人，划出一片“领地”，鼓励新人崭露头角。发表了龚巧明、徐慧等一个个新人的新作。其中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引起了广泛的瞩目，热烈的讨论。刊物还创新栏目，新辟的有些栏目被读者称赞“耳目一新”。例如杂文栏目“乱弹”曾引起杂文作者、爱好者普遍的关注，争取到全国各地杂文家、杂文作者的大量优秀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全国和当地的文学评奖中频频获奖，“乱弹”很快成为一个“品牌”专栏。
《四川文学》一度辉煌。发行量上升到空前的28万多份。可是到了所谓“八五（1985年）新潮”以后，即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热浪过去，几乎所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锐减。《四川文学》也没有例外。由于发行量不断下滑，造成了收支失衡，经费困难。从业者们试图借助关心刊物命运的读者经商搞所谓的“创收”，以支持刊物的运作。然而，儒雅的文化人一个个都成了商场败将，让形成的债务纠缠得心力交瘁。正如老主编后来在同我交心时所说，当时他是一心为了刊物啊，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见刊物“由盛转衰”而无动于衷！谁知力不从心，以至内外交困，心力交瘁啊！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刊物本身却始终没有受到消极的影响。它一直保持了文学性的本色，没有夸大商品属性代替文学本性，没有流于商品化、低俗化。老主编和他的团队忠诚地守望着这一片绿色的“园地”。他们在那文艺思潮风云变幻的年代，没有听凭“浮云遮望眼”，坚持了真、善、美的艺术取向。他们经手打扮的刊物映入眼帘清姿亮色。
我到编辑部上岗时，陈进的交班已进入了倒计时。劳苦半生，理所当然地应该逐渐放松。可是他仍然一如既往执著地“实地劳作”。每天仍旧在同事们上班之前，佝偻着清瘦的身躯缓步走向作协的大门。在同事们大多已下班回家，他才孤伶伶地缓步走出作协的大门。
他岂止操劳于眼前，还操心于将来啊！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是办好长江笔会。开始我以为他是由于这次笔会是他主持筹办，已做了许多筹备工作，他要做到善始善终，后来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
他叫我全力协助工作，显然是以身垂范，“言传身教”。他将搜集到的二十件参会作品交给我，慎重地交代：这些稿件必须在会前审定，以便通知作者是否必须到会。时间只有三天，必得辛苦一下！我见那两匹砖厚的一叠，其中有好几个数万字的中篇。可是我岂敢表示为难，我满口答应加班加点看完。三天以后，我拿着稿件一一向他汇报读后意见。没有料到他一次次插话、提问，不言而喻，他已一件件认真审阅。他并非如我所想的，因为忙于全面工作，没有时间静心阅稿，嘱咐助手代理。他是有意安排一次考察。
这确实是认真设计的考察！我按捺不住笑着挑明。他只是嫣然一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后来，我每每想起这位老主编佝偻着身躯出入作协大门的情景，都不由得联想起那样的一句古话：“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每每想起那一次考察，脑海里就浮现出千古流传的诗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
陈进退休以后，周克芹走马上任。当时编辑部的同事们早已盼望他到职就位。办公室的人出于对他的热忱欢迎，将任命通知张贴在室外走廊的墙壁上。他上班时见了，当即叫人揭下，他说：“我是来工作的、学习的，不是来张扬的！”
他真是来工作的、学习的样子！他到一个个编辑室同编辑们谈心、谈工作。尤其同老编辑交心。他说他和这个刊物有很深的感情，老领导、老编辑李累、李友欣、陈之光、陈进、刘元工、何世泰、何同心等等，都曾经帮助过他，他的成长和他们的培养分不开。他现在来这里工作，也要像他们那样热情地联系作家，热心扶持青年作者，发现文学新人。他毕竟是业余作家出身，从来没有办过刊物，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他的谈心是诚挚的。他提到自己的成长与编辑们的热心扶持分不开，因为基于事实，所以话语十分真诚。他的处女作，发轫作，进阶作，短篇小说的所有获奖作，都是经编辑们精心处理，由《四川文学》发表的。他的处女作《秀云和支书》刊登时，经由责任编辑与他商定了“周克芹”的笔名，以后取代原名成了正名。长时间沉静之后，他投寄了《井台上》。不料编辑部在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致函作者所在公社征求同意发表时，遇到了阻碍。公社复信说根据此人“表现”“不宜刊登”。副主编李友欣终审此稿时，曾十分欣喜这是一篇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清新之作，他怎么能轻易放弃！毫不犹豫地指派编辑何世泰前往公社调查。年迈体胖的何世泰由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往来奔波，得出的结论是作者现实表现良好，任职会计认真负责。可是公社的当事人坚持说“表现”不好，在成都农校读书时曾被划为“右倾”。何世泰知道中央曾经有过不在中小学校开展“反右倾”的政策规定，擅自在学生中划“右倾”的学校都已纠错。他与当事人据理争辩，终于使对方服理。公社重新用了公函说明可以发表作品。此事过后多年，老编辑们忆起时无不感慨：假如编辑部为少些麻烦，不派人调查，不予澄清，周克芹背上黑锅，遭到打击，作品“不见天日”，会是什么后果！
周克芹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聆听了沙汀的意见之后，决定将刊名改回为《四川文学》，以明确刊物的定位。由于这一重大的改变须要申报批准，要经过一个过程，到他不幸英年逝世以后才得以实现。
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筹备成立编委会。他提出一份名单，一一征求本人意见。包括了当时四川省的许多名家和代表人物，流沙河、高缨、克非、丁隆炎、化石、吴野、陈进，等等。他把重庆的黄济人也诚邀到了。提到流沙河，他忽然叫我到流沙河家里走一趟。我有些不解，他与沙河一家在楼上、一家在楼下，亲密到无话不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中介”。我猜想，他是认为有一个步骤，以表示尊重。他深知沙河长期不热心作协公务，性情鲠直，一句话不如意，说不干就不干，叫我先行试探。出乎意外的是，当我向流沙河表明来意时，他慨然满口应承：“你放心，周克芹吩咐的事，我都会去做。”经过周克芹精心策划，编委会顺利成立，如期举行会议。与会编委们热烈发言，就办好刊物各抒已见。周克芹一一记下发言要点。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编委们的意见，稳中求‘进’，可以把刊物办好。”
他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操心最多的是编辑队伍建设。他认为这是办好刊物的关键。他首先着眼于发挥老编辑的积极性，通过谈心谈工作激励他们起到骨干作用。他强调青年编辑是中坚力量。他向他们表白：见到了你们，我工作就有了信心。免不了也鼓励他们“业精于勤”。他特地嘱咐尽快通知高虹上班，强调不能闲置人才。他还提出了一个充实队伍的计划。这是一个早经酝酿成熟的方案。他在作了说明之后就交待去办。可是一举步就遇到阻碍。当我按照他的旨意去四川大学中文系与系主任唐正序商调青年教授张放时，这位先后同过学的老朋友断然拒绝：这岂不是挖我们的墙角啊！此后，这位正当精神振奋的新主编不得不哀叹开展工作之难！
周克芹最为关心的是当期刊物。他一再过问接手的这期刊物筹集稿件的情况。刊物借重他的声望，很快收到了一些优秀作品，他自己也在吁请赶写一个堪作“头条”作品之后，连夜赶写了“小说二题”：《写意》《笔筒的故事》。这期刊物“短篇小说”专栏，刊登了他的这两个短篇。刊登了雁宁的《五月水》、崔桦的《新潮茄克衫》。在“春华秋实”专栏刊登了“裘山山小辑”，集中推出三个短篇新作：《房间里的女人》、《舞场上的女人》、《春天里落叶满地》。附上作家的一篇“创作谈”，何开四的评介文章。在“庚午笔丛”专栏，刊登了张放的一组随笔：“叹凤一家言”。在“乱弹”专栏，刊登了老谭、仲奎、鄢烈山等九位杂文家、杂文作者的九篇杂文。在“西窗诗萃”专栏，刊登了沈重的組诗《南窗夜雨》、张新泉的组诗《异地黄昏及其他》、伍权民的组诗《江山如此多娇》，以及蓝幽、刘江榕、郁小萍等的十多首短诗。在“散文”专栏，刊登了周牧、刘德鑫等四位散文家、散文作者的散文。在“理论角”专栏，刊登了评论家吴野、唐正序、冯宪光的评论文章。 周克芹是暂停了创作，集中了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的。他说，办好刊物，服务作家，扶助新人，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值得。可是却有人背后议论：文艺界有个怪圈，有的作家写不出作品就搞评论，反过来对创作指手划脚。评论也不能搞了就转而当官，连作家、评论家统统都管。“许茂老汉”也陷入这个怪圈。创作的路走不下去了，就奔仕途，进了党组，又当主编，还美美地称为作家主编。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传到周克芹耳里，他非常气愤，说：说这话的人，其实什么都不会，只会混饭吃！
说周克芹在创作上已“山穷水尽”，当然是信口开河。据我了解，当时他的一部初名《乡村强人》、后改名《饥饿平原》的长篇小说已酝酿成熟，写出一些章节。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以早年石桥铺为背景，写场镇在一个特定年代的世态人情，已写了一些创作笔记和人物素描。他还有若干中短篇小说，也已构思成熟，有的已打好腹稿。我请他赶写点可充当“头条”的作品的那次，他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就着密密麻麻的记载，一口气讲了一部中篇、七个短篇的人物、情节。还拿过中篇《青山有幸》的前几页叫我看看。我是鉴于刊物的篇幅有限，让他暂时搁下，点了《写意》、《笔筒的故事》。结果他在一个星期内按约定如期交卷。其中《写意》一看就感觉是一气呵成，人物、意境、情境以及叙述语调都充满诗情。读着这篇小说，体验缠绵的诗绪，感受荡漾的情怀，会联想起作家的生活际遇，感到其中的“移情现象”。还会联系到篇名，联想到李白诗句：“开心写意君相知”。这篇小说随后由《小说选刊》选载，引起了广泛的好评。《文艺报》还发表了评论家冯宪光的评论文章予以高度评价。这位作家无论就创作还是就自然年龄来讲都可以说正当盛年，怎么能说是“山穷水尽”。恰恰相反，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让他来担任主编，耽误了创作，将来历史会不会悲叹：可惜！可惜！后来我听说沙汀曾当面告诫他：“你不要耽误了创作，创作才是根本。主编可以按计划培养，作家不会预期产生。”深深感到这是金玉良言。其实，周克芹是意识到了会耽误创作的。有了主编的头衔，产生了主编的责任心，担心刊物的质量，谋划刊物的改革，操心编辑队伍的建设，编辑人员思想、业务素质的提高，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等，都会占去时间，花费精力，有时还会扰乱心绪，甚至增加心理负担和精神包袱。这怎么会不影响创作，干扰集中精力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和伏案写作？这个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明明白白知道会牺牲创作却毅然挑起了主编的重担。
我与陈进、周克芹共事，时间都很短。但由于担任助手，与他们交往较多，对他们的了解较多。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与编辑部的同事也比较密切，彼此也较为了解。通过老编辑的回忆往昔，我对李友欣主持刊物工作时期，编辑部内部状况和刊物的面貌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感到一届又一届，因为年代不同，情况不同，刊物的工作、刊物的状况各不相同，但是一些基本面却大体相同，基本一致，还有传承和发扬。
刊物从业者们倾注热情和心血，创造了刊物的一度又一度辉煌，齐心合力战胜了遭遇的困难和一次又一次挫折。他们无论在文艺界春风和煦还是风云诡谲的年代，一直坚定目标和意志致力于打造这片美丽的“园地”，致力于文学的建设和积累。他们中大多都有自己的文学梦，自己的创作计划，有些已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展现了才华。以周克芹为代表，创作已卓有成就，像意西泽仁、方赫、元工、包川、杨泥、高虹、脚印、刘继安、高旭帆等，这些中青年作家都已显示了创作的实力和潜力。但他们仍然执著办好刊物，甘愿奉献自己。他们的敬业精神、事业心、从业态度，出于对生活、对事业的真诚，反映了对生活、对人生的诚恳态度。
刊物的支撑和依靠是作家和作者。刊物的从业者们热心联系新老作家。经过亲密的交往赢得了亲近，以持久的热忱换来对刊物的关心。情真得真情，心诚得诚心。许多老中青作家惠赐了佳作。另一方面，他们满腔热情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奖掖青年作者。他们在扶助文学新人成长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贡献。周克芹的成长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位农民作家成长的历程，已成为刊物发展史光辉的一页。执业者们联系作家和扶助文学新人的热心和热诚源于对事业、对人的真诚，也正是凭借真诚做出了成绩。
刊物的读者是刊物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办好刊物获得信心、吸取力量的源泉。刊物扎根群众、贴近群眾、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才能引起读者的关心。刊物要真、善、美，有可读性，读者才会喜闻乐见。刊物的执业者们，他们的组稿、选稿、用稿，坚持以生活为参照，以生活含量、浓度、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善、美程度和表现形式是否生动活泼为价值尺度，衡量稿件的优劣，决定稿件的弃取。他们拒绝污染的作品，拒绝品味低下的作品。他们注重有益于读者的胃口，适合读者的口味。他们得对读者负责。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真诚，出于真诚。
《四川文学》的首任主编沙汀曾经为刊物题辞：“扎根群众，关注现实，展示成就，扶掖新人。”这是为刊物制定的办刊方针，确定的工作内容，也是对工作的概括。“扎根群众”、“关注现实”、“展示成就”、“扶掖新人”，《四川文学》的执业者们，正是按照这四项要求进行工作，并以此为指导方针，把工作做好。他们在工作上取得进步和成绩，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从首任主编开始形成的对生活、对事业、对读者、对作家和作者的真诚的思想和作风。《四川文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届又一届，不断有所进步，有所创新，其共通之处，优异之点，也在于坚持了办好刊物的核心理念：真诚！传承了核心价值观：真诚！
这样的缘分对我是幸遇，让我由外到内感知它的品格，尤其感悟到它传承的精神内涵：对生活、对文学事业、对读者、对作家和作者的那一片真诚。并且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奉为从业的本分。
回首“先前”，往事烟霭纷纷。60年前的今天，1956年7月，《四川文学》以《草地》的刊名创刊，而我恰巧在9月跨入校门就读文学专业。以后不久，《草地》与《红岩》合并为《峨眉》，我上了大三。在基础课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有了更多的课外阅读文学期刊的时间。
《草地》，《峨眉》，是一扇扇文学的“窗口”。《草地》争奇斗艳的“花草树木”，《峨眉》多姿多彩的“陵岭逸峰”，那是一道道夺目的“文学风景线”。
《草地》，《峨眉》，是一片片艳阳高照、纯净的创作“园地”，供给新老作家倾心培植“茂林佳卉”，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吸引文学青年播种栽插，打造自己的一簇“新绿”。
经不住诱惑啊！当年我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时不时地激起“白日梦”的幻想与冲动！
那是一天下午，参加学校理化大楼基建工地的义务劳动。猛抬头见几个建筑工人拉着满载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架车迎面而来，缓缓而去。拉中杠的与拉偏套的相互呼唤、应和：人家的联手 也 ——手挽手哟！我家的联手 也——拉起走哟！嘿 左——嘿 左……
也许是联想起书本上关于“杭育杭育”派之说：“……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顿时引人神往，对眼前的情景产生强烈的兴趣。
正是在一种“情趣”的念兹在兹之后，我激动地涂鸦了一篇名为《管得宽》的生活故事，鼓足勇气投寄给了《草地》。
出乎意料，喜出望外，小小的一篇习作竟然撞进了高雅的“园地”。在一个名目是“文学窗”的栏目刊登，并且还配合发表了署名千禾、落款“写于缙云山下”的点评文章。
这是莫大的鼓舞啊！可是对一个把握不住自己的稚者，也助长了一种“盲目性”。
以后又徘徊于工地，往往复复构想，写了《二十五张报纸》。虽然在《峨眉》“激流篇”栏目发表，但仍不过是浅薄的生活故事，而且一篇比一篇平淡。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居然接到了编辑部具名任小丁的编辑热情的来信，邀请前去编辑部“一叙”。
在而今早已被高楼大厦取代的、布后街2号那幽雅的四合院里，在一间漆木桌椅、雕窗的编辑室内，肤色微黑、体态匀称的任小丁招呼坐定，拈来一张稿笺，以犀利的笔触写了他作为诗人发表诗歌所用的笔名：陈犀。接着问了些学习、生活的情况以后，随即进入主题：
“……就你所说，你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提起了笔。可是，我认为，有感触时会十分激动，但是一进入构思和写作过程则需要冷静。你得经常想到那句话：‘题材要广，开掘要深。’”
见面、约谈，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可是引起回味和思考的时间却很长很长。这是一堂课啊！不止让我以此照见习作的浅薄，文字的轻浮，还让人反复思索创作的基本规律。
事实上，我是一直没有真正弄懂啊！后来我在与同窗朱玛合作《毛妹子》时，因为你来我往反复改写，冷静推敲的次数多了一些，稍好一些，听从朱玛的意见投交《上海文学》发表。可是以后我写《偏东雨》却依然故我，构思十分浅薄，人物也类型化，尽管也被《峨眉》采用。
时光隧道进到“后来”。后来的事历历在目，倍感温馨。《四川文学》也已是而立之年之后，我已被调派参与创办《青年作家》杂志，加入文学工作队伍。有一天，时已在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任职的周克芹约我到红星路他家里面谈。
本已熟识多年，他却一改往日的随便閑谈，一脸严肃地告诉我，时下任《四川文学》主编的陈进，辛勤工作多年，快要到退休年龄，组织上提议，宣传部领导人谈话，要他接任主编，并由他提名配备一名助手。他已表示，在陈进到点之后上任。至于助手……说到这里，他这才眉头展开，说他已正式提名。
“请老兄出马啊！”他说。停了停，又说：“我还准备约陈进一起去拜访老兄的夫人，希望她大力支持……”
这次谈话，周克芹始终没有让我表态。似乎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似乎觉得对方不会有任何另外的想法。
事后几个月，陈进年届退休。周克芹经与组织上商定，让陈进延期一段时间，叫我立即办理调动手续到编辑部报到，以便衔接工作。于是，我调到了当时刊名为《现代作家》的《四川文学》，先后在陈进、周克芹手下工作。
陈进是《草地》与《红岩》并刊时，从《红岩》过来的。他从事文学刊物工作已三十多年。有着相当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之他在人品方面温、良、恭、俭、让五项俱全，在人才济济的编辑部有号召力和亲和力。时逢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春风骀荡，许多作家深切感到“欣逢盛世”，相互勉励“应有佳作酬盛世”。普遍关心复刊不久的文学刊物，期望“文学园地”春色满园。陈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持刊物工作，同他的团队合力经营他们钟情的“园地”。
刊物的虔诚执业者们热情地联系新老作家“惠赐佳作”，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巴金的《化作泥土》，刊登后被称道足以“光耀门庭”，引起了许多作家、读者索要刊物。刊物热心发现、扶持文学新人，划出一片“领地”，鼓励新人崭露头角。发表了龚巧明、徐慧等一个个新人的新作。其中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引起了广泛的瞩目，热烈的讨论。刊物还创新栏目，新辟的有些栏目被读者称赞“耳目一新”。例如杂文栏目“乱弹”曾引起杂文作者、爱好者普遍的关注，争取到全国各地杂文家、杂文作者的大量优秀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全国和当地的文学评奖中频频获奖，“乱弹”很快成为一个“品牌”专栏。
《四川文学》一度辉煌。发行量上升到空前的28万多份。可是到了所谓“八五（1985年）新潮”以后，即八十年代后期，文学热浪过去，几乎所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锐减。《四川文学》也没有例外。由于发行量不断下滑，造成了收支失衡，经费困难。从业者们试图借助关心刊物命运的读者经商搞所谓的“创收”，以支持刊物的运作。然而，儒雅的文化人一个个都成了商场败将，让形成的债务纠缠得心力交瘁。正如老主编后来在同我交心时所说，当时他是一心为了刊物啊，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见刊物“由盛转衰”而无动于衷！谁知力不从心，以至内外交困，心力交瘁啊！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刊物本身却始终没有受到消极的影响。它一直保持了文学性的本色，没有夸大商品属性代替文学本性，没有流于商品化、低俗化。老主编和他的团队忠诚地守望着这一片绿色的“园地”。他们在那文艺思潮风云变幻的年代，没有听凭“浮云遮望眼”，坚持了真、善、美的艺术取向。他们经手打扮的刊物映入眼帘清姿亮色。
我到编辑部上岗时，陈进的交班已进入了倒计时。劳苦半生，理所当然地应该逐渐放松。可是他仍然一如既往执著地“实地劳作”。每天仍旧在同事们上班之前，佝偻着清瘦的身躯缓步走向作协的大门。在同事们大多已下班回家，他才孤伶伶地缓步走出作协的大门。
他岂止操劳于眼前，还操心于将来啊！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是办好长江笔会。开始我以为他是由于这次笔会是他主持筹办，已做了许多筹备工作，他要做到善始善终，后来才知道他的良苦用心。
他叫我全力协助工作，显然是以身垂范，“言传身教”。他将搜集到的二十件参会作品交给我，慎重地交代：这些稿件必须在会前审定，以便通知作者是否必须到会。时间只有三天，必得辛苦一下！我见那两匹砖厚的一叠，其中有好几个数万字的中篇。可是我岂敢表示为难，我满口答应加班加点看完。三天以后，我拿着稿件一一向他汇报读后意见。没有料到他一次次插话、提问，不言而喻，他已一件件认真审阅。他并非如我所想的，因为忙于全面工作，没有时间静心阅稿，嘱咐助手代理。他是有意安排一次考察。
这确实是认真设计的考察！我按捺不住笑着挑明。他只是嫣然一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后来，我每每想起这位老主编佝偻着身躯出入作协大门的情景，都不由得联想起那样的一句古话：“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每每想起那一次考察，脑海里就浮现出千古流传的诗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
陈进退休以后，周克芹走马上任。当时编辑部的同事们早已盼望他到职就位。办公室的人出于对他的热忱欢迎，将任命通知张贴在室外走廊的墙壁上。他上班时见了，当即叫人揭下，他说：“我是来工作的、学习的，不是来张扬的！”
他真是来工作的、学习的样子！他到一个个编辑室同编辑们谈心、谈工作。尤其同老编辑交心。他说他和这个刊物有很深的感情，老领导、老编辑李累、李友欣、陈之光、陈进、刘元工、何世泰、何同心等等，都曾经帮助过他，他的成长和他们的培养分不开。他现在来这里工作，也要像他们那样热情地联系作家，热心扶持青年作者，发现文学新人。他毕竟是业余作家出身，从来没有办过刊物，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他的谈心是诚挚的。他提到自己的成长与编辑们的热心扶持分不开，因为基于事实，所以话语十分真诚。他的处女作，发轫作，进阶作，短篇小说的所有获奖作，都是经编辑们精心处理，由《四川文学》发表的。他的处女作《秀云和支书》刊登时，经由责任编辑与他商定了“周克芹”的笔名，以后取代原名成了正名。长时间沉静之后，他投寄了《井台上》。不料编辑部在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致函作者所在公社征求同意发表时，遇到了阻碍。公社复信说根据此人“表现”“不宜刊登”。副主编李友欣终审此稿时，曾十分欣喜这是一篇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清新之作，他怎么能轻易放弃！毫不犹豫地指派编辑何世泰前往公社调查。年迈体胖的何世泰由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往来奔波，得出的结论是作者现实表现良好，任职会计认真负责。可是公社的当事人坚持说“表现”不好，在成都农校读书时曾被划为“右倾”。何世泰知道中央曾经有过不在中小学校开展“反右倾”的政策规定，擅自在学生中划“右倾”的学校都已纠错。他与当事人据理争辩，终于使对方服理。公社重新用了公函说明可以发表作品。此事过后多年，老编辑们忆起时无不感慨：假如编辑部为少些麻烦，不派人调查，不予澄清，周克芹背上黑锅，遭到打击，作品“不见天日”，会是什么后果！
周克芹就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聆听了沙汀的意见之后，决定将刊名改回为《四川文学》，以明确刊物的定位。由于这一重大的改变须要申报批准，要经过一个过程，到他不幸英年逝世以后才得以实现。
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筹备成立编委会。他提出一份名单，一一征求本人意见。包括了当时四川省的许多名家和代表人物，流沙河、高缨、克非、丁隆炎、化石、吴野、陈进，等等。他把重庆的黄济人也诚邀到了。提到流沙河，他忽然叫我到流沙河家里走一趟。我有些不解，他与沙河一家在楼上、一家在楼下，亲密到无话不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中介”。我猜想，他是认为有一个步骤，以表示尊重。他深知沙河长期不热心作协公务，性情鲠直，一句话不如意，说不干就不干，叫我先行试探。出乎意外的是，当我向流沙河表明来意时，他慨然满口应承：“你放心，周克芹吩咐的事，我都会去做。”经过周克芹精心策划，编委会顺利成立，如期举行会议。与会编委们热烈发言，就办好刊物各抒已见。周克芹一一记下发言要点。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编委们的意见，稳中求‘进’，可以把刊物办好。”
他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操心最多的是编辑队伍建设。他认为这是办好刊物的关键。他首先着眼于发挥老编辑的积极性，通过谈心谈工作激励他们起到骨干作用。他强调青年编辑是中坚力量。他向他们表白：见到了你们，我工作就有了信心。免不了也鼓励他们“业精于勤”。他特地嘱咐尽快通知高虹上班，强调不能闲置人才。他还提出了一个充实队伍的计划。这是一个早经酝酿成熟的方案。他在作了说明之后就交待去办。可是一举步就遇到阻碍。当我按照他的旨意去四川大学中文系与系主任唐正序商调青年教授张放时，这位先后同过学的老朋友断然拒绝：这岂不是挖我们的墙角啊！此后，这位正当精神振奋的新主编不得不哀叹开展工作之难！
周克芹最为关心的是当期刊物。他一再过问接手的这期刊物筹集稿件的情况。刊物借重他的声望，很快收到了一些优秀作品，他自己也在吁请赶写一个堪作“头条”作品之后，连夜赶写了“小说二题”：《写意》《笔筒的故事》。这期刊物“短篇小说”专栏，刊登了他的这两个短篇。刊登了雁宁的《五月水》、崔桦的《新潮茄克衫》。在“春华秋实”专栏刊登了“裘山山小辑”，集中推出三个短篇新作：《房间里的女人》、《舞场上的女人》、《春天里落叶满地》。附上作家的一篇“创作谈”，何开四的评介文章。在“庚午笔丛”专栏，刊登了张放的一组随笔：“叹凤一家言”。在“乱弹”专栏，刊登了老谭、仲奎、鄢烈山等九位杂文家、杂文作者的九篇杂文。在“西窗诗萃”专栏，刊登了沈重的組诗《南窗夜雨》、张新泉的组诗《异地黄昏及其他》、伍权民的组诗《江山如此多娇》，以及蓝幽、刘江榕、郁小萍等的十多首短诗。在“散文”专栏，刊登了周牧、刘德鑫等四位散文家、散文作者的散文。在“理论角”专栏，刊登了评论家吴野、唐正序、冯宪光的评论文章。 周克芹是暂停了创作，集中了大部分精力投入工作的。他说，办好刊物，服务作家，扶助新人，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值得。可是却有人背后议论：文艺界有个怪圈，有的作家写不出作品就搞评论，反过来对创作指手划脚。评论也不能搞了就转而当官，连作家、评论家统统都管。“许茂老汉”也陷入这个怪圈。创作的路走不下去了，就奔仕途，进了党组，又当主编，还美美地称为作家主编。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话传到周克芹耳里，他非常气愤，说：说这话的人，其实什么都不会，只会混饭吃！
说周克芹在创作上已“山穷水尽”，当然是信口开河。据我了解，当时他的一部初名《乡村强人》、后改名《饥饿平原》的长篇小说已酝酿成熟，写出一些章节。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以早年石桥铺为背景，写场镇在一个特定年代的世态人情，已写了一些创作笔记和人物素描。他还有若干中短篇小说，也已构思成熟，有的已打好腹稿。我请他赶写点可充当“头条”的作品的那次，他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就着密密麻麻的记载，一口气讲了一部中篇、七个短篇的人物、情节。还拿过中篇《青山有幸》的前几页叫我看看。我是鉴于刊物的篇幅有限，让他暂时搁下，点了《写意》、《笔筒的故事》。结果他在一个星期内按约定如期交卷。其中《写意》一看就感觉是一气呵成，人物、意境、情境以及叙述语调都充满诗情。读着这篇小说，体验缠绵的诗绪，感受荡漾的情怀，会联想起作家的生活际遇，感到其中的“移情现象”。还会联系到篇名，联想到李白诗句：“开心写意君相知”。这篇小说随后由《小说选刊》选载，引起了广泛的好评。《文艺报》还发表了评论家冯宪光的评论文章予以高度评价。这位作家无论就创作还是就自然年龄来讲都可以说正当盛年，怎么能说是“山穷水尽”。恰恰相反，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让他来担任主编，耽误了创作，将来历史会不会悲叹：可惜！可惜！后来我听说沙汀曾当面告诫他：“你不要耽误了创作，创作才是根本。主编可以按计划培养，作家不会预期产生。”深深感到这是金玉良言。其实，周克芹是意识到了会耽误创作的。有了主编的头衔，产生了主编的责任心，担心刊物的质量，谋划刊物的改革，操心编辑队伍的建设，编辑人员思想、业务素质的提高，他们之间的团结协作，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等，都会占去时间，花费精力，有时还会扰乱心绪，甚至增加心理负担和精神包袱。这怎么会不影响创作，干扰集中精力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和伏案写作？这个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很强的人，明明白白知道会牺牲创作却毅然挑起了主编的重担。
我与陈进、周克芹共事，时间都很短。但由于担任助手，与他们交往较多，对他们的了解较多。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与编辑部的同事也比较密切，彼此也较为了解。通过老编辑的回忆往昔，我对李友欣主持刊物工作时期，编辑部内部状况和刊物的面貌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感到一届又一届，因为年代不同，情况不同，刊物的工作、刊物的状况各不相同，但是一些基本面却大体相同，基本一致，还有传承和发扬。
刊物从业者们倾注热情和心血，创造了刊物的一度又一度辉煌，齐心合力战胜了遭遇的困难和一次又一次挫折。他们无论在文艺界春风和煦还是风云诡谲的年代，一直坚定目标和意志致力于打造这片美丽的“园地”，致力于文学的建设和积累。他们中大多都有自己的文学梦，自己的创作计划，有些已在创作上崭露头角，展现了才华。以周克芹为代表，创作已卓有成就，像意西泽仁、方赫、元工、包川、杨泥、高虹、脚印、刘继安、高旭帆等，这些中青年作家都已显示了创作的实力和潜力。但他们仍然执著办好刊物，甘愿奉献自己。他们的敬业精神、事业心、从业态度，出于对生活、对事业的真诚，反映了对生活、对人生的诚恳态度。
刊物的支撑和依靠是作家和作者。刊物的从业者们热心联系新老作家。经过亲密的交往赢得了亲近，以持久的热忱换来对刊物的关心。情真得真情，心诚得诚心。许多老中青作家惠赐了佳作。另一方面，他们满腔热情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奖掖青年作者。他们在扶助文学新人成长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贡献。周克芹的成长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位农民作家成长的历程，已成为刊物发展史光辉的一页。执业者们联系作家和扶助文学新人的热心和热诚源于对事业、对人的真诚，也正是凭借真诚做出了成绩。
刊物的读者是刊物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办好刊物获得信心、吸取力量的源泉。刊物扎根群众、贴近群眾、贴近生活、关注现实才能引起读者的关心。刊物要真、善、美，有可读性，读者才会喜闻乐见。刊物的执业者们，他们的组稿、选稿、用稿，坚持以生活为参照，以生活含量、浓度、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善、美程度和表现形式是否生动活泼为价值尺度，衡量稿件的优劣，决定稿件的弃取。他们拒绝污染的作品，拒绝品味低下的作品。他们注重有益于读者的胃口，适合读者的口味。他们得对读者负责。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真诚，出于真诚。
《四川文学》的首任主编沙汀曾经为刊物题辞：“扎根群众，关注现实，展示成就，扶掖新人。”这是为刊物制定的办刊方针，确定的工作内容，也是对工作的概括。“扎根群众”、“关注现实”、“展示成就”、“扶掖新人”，《四川文学》的执业者们，正是按照这四项要求进行工作，并以此为指导方针，把工作做好。他们在工作上取得进步和成绩，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从首任主编开始形成的对生活、对事业、对读者、对作家和作者的真诚的思想和作风。《四川文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届又一届，不断有所进步，有所创新，其共通之处，优异之点，也在于坚持了办好刊物的核心理念：真诚！传承了核心价值观：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