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讨论现代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容易而又没有共识可言。现代诗话语的特殊性和评价标准的歧义性以及诗歌生态复杂性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现代诗的阅读上很少能够取得所谓的公信力。那些持“纯诗”“自我”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各自所倚重的诗歌辩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彼此缺乏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有效机制。对于现代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这些还都可以搁置，而我越来越怀疑当下诗人的精神能力。质言之，这个时代的诗歌能够给我们提供进一步观照自我精神和社会渊薮的能力吗？这个时代的诗人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生活吗？相反，我看到那么多自恋、疲竭、麻木或愤怒的面孔，却没有在他们的诗歌中感受到任何精神的力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诗歌往往并没有将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哪怕是一厘米。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些消极和悲观？
我曾为叶舟获得《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诗人奖写过如下的颁奖词——“叶舟的组诗《白雪草原》呈现了‘西部写作’新的可能性与精神前景。在阔大的空间下，诗人尤为可贵的是以举重若轻的结构能力在细节与场景中完成了精神对位与思想观照。诗思闪现而不失凝重，诗意沛然而虎尾撞钟，词语和诗思的自然生成是这组诗对‘西部’写作的有力提请。”而由近期叶舟的组诗《丝绸之路》我首先想到则是所谓诗歌的“西部写作”和“主流写作”——因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丝绸之路抒写很容易成为一种模式化的空洞。尤其是对于“主流诗歌”很多业内人士往往是不屑于谈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写作只有具有一种题材上的道德优势，往往是浮泛、平庸的口号、宣传和社会论调的代名词，宏大主题的诗歌很容易成为廉价的时代道德说教以及历史纪录片的衍生品。确实，这种类型的写作因为涉及到当下流行的或推举的“公共题材”而更容易引起一直坚持“纯诗”或独立写作人士的某种天然的反感。与此同时，这一题材和主题的主流诗歌的写作自身也具有难度和挑战性。如果一组诗只是局限于历史化的宏大空间、遗迹、人物来完成一种主流精神和宏大主题，那么更多的时候它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功能以及情感力量可能还远远抵不上新闻报道的短时间效应。而在我看来，无论是“主流写作”还是“西部写作”都只是一种中性的说法，并不应该提前预设了肯定或否定的道德或伦理判断。对这种写作的评判也并非是褒贬双方的势不两立——因为诗歌史已经做出了证明。
具体回到叶舟的“西部写作”，我们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只有一个，这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诗人只能在诗歌内部说话。一定程度上，叶舟的组诗《丝绸之路》也许为我们谈论这一“主题性”“历史性”“西部性”类型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入口或缝隙。也就是如何把个人的直接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从而把个体的生活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整体性的真实？在一个纷纷“向前”的时代，如何来一次警醒和自省的“转身”？在人人争先恐后赶往时代聚光灯的时候如何在暗处感受隐秘的心灵颤动？在人人争抢抒写现实的时候诗人如何能够在那些逸出现实的部分找到暌违的隐秘之门？在人们力图给出社会答案的时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为诗人的精神生活？
一个诗人在重建“西部诗歌”的风物考。
具体到叶舟的具有“精神持续性”（叶舟以往的很多诗歌都属于这一精神谱系）组诗《丝绸之路》我更感兴趣于诗人的切入点，以及如何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来完成对话和精神的自我盘诘。实际上叶舟是一个具有十足能力来处理和更好解决“西部”题材的诗人。这不仅在于他很多年前即开始了西部的长足跋涉和田野考察，而且在于他的诗歌基因里“西部”已经是天然性的元素。以往的叶舟在关涉“西部”的写作中既呈现了一个诗人现代性的面影，又时时向边地、地域和民间的某些传统因子致敬，比如他的那些带有个人宗教性的仿经体、歌谣体、箴言体。叶舟的诗抒情性非常强，而与一般的抒情方式不同的是他更多是将其融入细节、场景和精神性的核心意象之中。
谈论叶舟的这组关于“历史空间”必须强调其在当下诗歌现场的某种重要性——质言之当下的中国诗人如此热衷谈论的就是当下、眼前、现实和生态。这自然没有错，诗歌的介入甚至批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為一种愈益同质化的“现实”写作而言倒是值得反思的。说句实在话，读当下的诗歌我很多时候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媒介如此开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表达自我的时候，差异性的诗歌却越来越少，相反写作者的面目却如此相似，甚至变得有些面目可憎——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诗人经验、精神生活和想象能力有关。看看时下的诗歌吧！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越来越流行的是日常之诗、自我之诗、时感之诗、经验之诗、物化之诗。写作者局限于物化时代个人一时一地的多见所感。诗人热衷的是“此刻”“及时”“当下”“感官”和“欣快症”，普遍缺乏来自个人又超越个人的超拔能力和普世精神。诗歌正在成为一个个新鲜的碎片。讨论者和写作者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自然万有以及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这更多是针对当下的写作整体状况而提出的。由此考察，叶舟的《丝绸之路》也涉及到诗歌之“真”，涉及到诗歌的自我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一想象力以个体主体性为基本，并将个体、现场和历史的三个空间同时打通，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尽力避开“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
在这组诗《丝绸之路》中，叶舟在历史空间中因为整体的精神构架而提升了诗人的“精神生活”与“思想空间”。这也仍然是诗人回复本体性精神自我的过程——“穿州走府，提灯还家”，而这是最为关键的。写神性不难，最难的是抒写日常甚至世俗生活中的神性。
目击道存。诗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历史场域下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在叶舟这组关于“西部”的诗中有着深入地呈现。诗歌中的“西部”已经站立了昌耀等坐标式的诗人。“西部”也在众多诗人的写作冲动中带有了趋同化、抽空化、符号化的写作趋向。所以，尤其要警惕那些沦为了“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沈苇《新诗中的地理与人文想象》的“地方”诗人。由此，诗人要避开这种一般意义上“西部诗歌”的危险。在我看来，无论诗人是从阅读、经验出发，还是从冥想、超验和玄学的神秘叩问出发，一种建立于语言和修辞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层次性是可供信赖的。 叶舟的这组诗歌不是“当下”的回音壁和拳击式地对冲，而是面向时间向度和个体主体性的具有“遥指”的面向历史和精神自我的往返和彳亍。诗人在白雪般虚无的纸上要重新予以建设，要在历史空间和精神场域之间进行摆渡和往返，也因此径直打开了一道窄门，拉开了一道西部历史的裂缝。在历史和地理空间的转换中，在物象和幻象的斑驳交错中，能够进入此门的必然带有精神使徒的身份或听从了某种神秘的遥不可及的召唤。叶舟还原或再造了一个个的历史空间以及空间里的物、人和事所携带的记忆和心理势能，比如长安、瓜州、祁连山、敦煌、漠北、盆地、帕米尔、苏干湖等等。但是，其写作难度也恰恰在此。这些已经成为历史和语言的双重“废墟”，尤其是在历代文人的抒写中这些历史空间和相应的事物已经成为了抽空的符号和刻板印象，这些词语因为固定的指向而无任何的生成性和歧义可言。指向了历史空间也就必然要面对个人再造性缺失的危险。而这些“废墟”如何在诗人的“当代”“个人”视野中获得重生和再造就成为叶舟的首要任务。由此，我想到了当年远行西部的海子，看到了祁连山下一个牵着语言马匹、痛苦于神性缺失时代的孤独背影——“那些是在过去死去的马匹 / 在明天死去的马匹 / 因为我的存在 / 它们在今天不死 / 它们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 天空上的大鸟 / 从一棵樱桃 / 或马骷髅中 / 射下雪来。/ 于是马匹无比安静 / 这是我的马匹 / 它们只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怅望祁连·一》）是诗人重新唤醒了沉睡的历史和自然之物，语言使得一切得以激活和永生。而具体到叶舟，他印证了诗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抒写日常的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把历史个人化，把有限易逝性轉换成永恒性，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工作”“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最高秩序”。碎片、缝隙、纹理、废墟以及持续消逝的历史时间被叶舟所格外关注。诗人必须具备处理细小事物的能力。正像里尔克所说，“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由此，诗人才能剥落历史表象和惯性语言伪饰的外衣，重新面对历史和世界的内核。由此诗人除了要具备观察能力、造型能力和赋形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超感能力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求真意志。叶舟不仅在这些废墟般的空间投注了个人的情感、知性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而且时时产生了摩擦和某种程度上的龃龉。我看到了一个试图抒情的诗人布满了沙粒的口腔，这些诗具有了某种颗粒感和阻塞感，而当下光滑圆润的看起来像诗的诗太多了。
叶舟以这些历史空间为基座，不断延伸、滋生和盘绕着他的词语和想象力的触丝。空间阔大而细节生动，深入历史又予以适度的“世俗化”的平衡，介入和逸出彼此交错。这就是叶舟的这些关于西部的“历史之诗”的底色。这一类的诗歌应该是个人、民间和历史风物的融合的诗性的“知识”，它们之间彼此激活、相互打开、勾连生发。如果其中一个方向缺失，那么诗歌就失去了可供倚赖的基础，“豹子打架 鹰叩拜 / 祁连山像一匹鲸鱼喘息的地方 / 公鸡散布谣言 羚羊过山岗 / 旱獭与无赖喝酒的地方 一根锁阳 / 开花成树 一座旧日的城池 / 被洗劫的地方 唐僧溺尿”（《安西以远》）。在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瞬间，诗人寻找到了历史的停顿或喘息之声。他又反过来让那些可见和不可见之物在这些场景和瞬间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完成物象和心象的对话。
在这些诗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诗人的“声音”。
这既是传统的行吟诗人的现身，也是现代性精神游荡的灵魂出离。无论是单纯的抒情主体的诗人独白，还是借助于历史想象性人物（比如太守、货郎）的言说，都呈现了多种声音的混响和对话性，也因为产生了一种戏剧化的历史景观。无论是严肃的或是祛魅的戏谑的场景、生物或者身体，都带有了精神主体投射之后的主观心象和历史映像的斑驳交错。与声音相应，我们注意到诗人对词语的赋形能力。这组诗从直观的外在形式上来看区别度亦非常明显，无论是规整的五行体、三行体、双行体还是开放的自由体以及散文体，都在诗歌的内部与不同的声音、声调和诗人的发生姿态相对应共生。
历史把一本大书或经卷烧成了灰烬，而诗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收拢起这些灰烬并转换为纸张或者牛皮羊皮的载体，然后寻找到纸页上的箴言或歌谣，之后将这些再对应于历史空间的蛛丝马迹的具象遗留和抽象的符号解码，“一场寂灭的法事 创造了字母 / 这一块祁连山的伤口 把玻璃 / 打碎在天空 让分崩离析的鸦群 / 发现了时间的丑陋 突然慌乱 / 突然觉悟 当绿洲开始闪烁 / 一匹嘹亮的幼马 突破了预设的 / 角色 这野蛮而平静的水面 / 将有一册诋毁之书 慢慢诉说”（《苏干湖》）。那些恒久之物、短暂之物、整体之物、破碎之物、他者之物、自我之物都要经过语言和心象完成再一次的现身，引得人们重新凝视并予以自我反观和内视。
这是历史的喟叹和不可知，也是自我命运的盘诘和同样不可知——
一个人的一生 究竟走出
多远 才能知道内心的疲惫
往往在三月 也可能是更远的七月
当孩子们吮着酥油 站在无限的
草原 你像一朵云 看见了下界
由此，诗歌无论是面向历史的虚无还是自我精神渊薮都带有了某种宗教性或泛宗教的元素。无论是古波斯诗人，还是中国的行吟传统，最终语言和诗性都承担了对个体、肉体局限性的超越和向上的拉伸。这在叶舟组诗《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宗教性的物象上有着直接的对应，而从精神上而言也对应了一个人的“心经”。我想到当年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 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 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讲话”。
无论是苟且的当下还是大海的远方，无论是面向当下还是遥指历史，诗人的要义无他。只有老老实实地从诗歌的内部挖掘，从真实的自我生发，才有可能避开媚俗和即时性写作的危险，重新找回语言和精神的秘密构造。这是已经暌违的隐秘的诗歌之门。已经有诗人正在寻找的途中，或者正在缓慢打开……
我曾为叶舟获得《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诗人奖写过如下的颁奖词——“叶舟的组诗《白雪草原》呈现了‘西部写作’新的可能性与精神前景。在阔大的空间下，诗人尤为可贵的是以举重若轻的结构能力在细节与场景中完成了精神对位与思想观照。诗思闪现而不失凝重，诗意沛然而虎尾撞钟，词语和诗思的自然生成是这组诗对‘西部’写作的有力提请。”而由近期叶舟的组诗《丝绸之路》我首先想到则是所谓诗歌的“西部写作”和“主流写作”——因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丝绸之路抒写很容易成为一种模式化的空洞。尤其是对于“主流诗歌”很多业内人士往往是不屑于谈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写作只有具有一种题材上的道德优势，往往是浮泛、平庸的口号、宣传和社会论调的代名词，宏大主题的诗歌很容易成为廉价的时代道德说教以及历史纪录片的衍生品。确实，这种类型的写作因为涉及到当下流行的或推举的“公共题材”而更容易引起一直坚持“纯诗”或独立写作人士的某种天然的反感。与此同时，这一题材和主题的主流诗歌的写作自身也具有难度和挑战性。如果一组诗只是局限于历史化的宏大空间、遗迹、人物来完成一种主流精神和宏大主题，那么更多的时候它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功能以及情感力量可能还远远抵不上新闻报道的短时间效应。而在我看来，无论是“主流写作”还是“西部写作”都只是一种中性的说法，并不应该提前预设了肯定或否定的道德或伦理判断。对这种写作的评判也并非是褒贬双方的势不两立——因为诗歌史已经做出了证明。
具体回到叶舟的“西部写作”，我们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只有一个，这就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诗人只能在诗歌内部说话。一定程度上，叶舟的组诗《丝绸之路》也许为我们谈论这一“主题性”“历史性”“西部性”类型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入口或缝隙。也就是如何把个人的直接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从而把个体的生活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整体性的真实？在一个纷纷“向前”的时代，如何来一次警醒和自省的“转身”？在人人争先恐后赶往时代聚光灯的时候如何在暗处感受隐秘的心灵颤动？在人人争抢抒写现实的时候诗人如何能够在那些逸出现实的部分找到暌违的隐秘之门？在人们力图给出社会答案的时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为诗人的精神生活？
一个诗人在重建“西部诗歌”的风物考。
具体到叶舟的具有“精神持续性”（叶舟以往的很多诗歌都属于这一精神谱系）组诗《丝绸之路》我更感兴趣于诗人的切入点，以及如何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来完成对话和精神的自我盘诘。实际上叶舟是一个具有十足能力来处理和更好解决“西部”题材的诗人。这不仅在于他很多年前即开始了西部的长足跋涉和田野考察，而且在于他的诗歌基因里“西部”已经是天然性的元素。以往的叶舟在关涉“西部”的写作中既呈现了一个诗人现代性的面影，又时时向边地、地域和民间的某些传统因子致敬，比如他的那些带有个人宗教性的仿经体、歌谣体、箴言体。叶舟的诗抒情性非常强，而与一般的抒情方式不同的是他更多是将其融入细节、场景和精神性的核心意象之中。
谈论叶舟的这组关于“历史空间”必须强调其在当下诗歌现场的某种重要性——质言之当下的中国诗人如此热衷谈论的就是当下、眼前、现实和生态。这自然没有错，诗歌的介入甚至批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作為一种愈益同质化的“现实”写作而言倒是值得反思的。说句实在话，读当下的诗歌我很多时候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媒介如此开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表达自我的时候，差异性的诗歌却越来越少，相反写作者的面目却如此相似，甚至变得有些面目可憎——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诗人经验、精神生活和想象能力有关。看看时下的诗歌吧！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越来越流行的是日常之诗、自我之诗、时感之诗、经验之诗、物化之诗。写作者局限于物化时代个人一时一地的多见所感。诗人热衷的是“此刻”“及时”“当下”“感官”和“欣快症”，普遍缺乏来自个人又超越个人的超拔能力和普世精神。诗歌正在成为一个个新鲜的碎片。讨论者和写作者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自然万有以及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这更多是针对当下的写作整体状况而提出的。由此考察，叶舟的《丝绸之路》也涉及到诗歌之“真”，涉及到诗歌的自我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一想象力以个体主体性为基本，并将个体、现场和历史的三个空间同时打通，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尽力避开“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
在这组诗《丝绸之路》中，叶舟在历史空间中因为整体的精神构架而提升了诗人的“精神生活”与“思想空间”。这也仍然是诗人回复本体性精神自我的过程——“穿州走府，提灯还家”，而这是最为关键的。写神性不难，最难的是抒写日常甚至世俗生活中的神性。
目击道存。诗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历史场域下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在叶舟这组关于“西部”的诗中有着深入地呈现。诗歌中的“西部”已经站立了昌耀等坐标式的诗人。“西部”也在众多诗人的写作冲动中带有了趋同化、抽空化、符号化的写作趋向。所以，尤其要警惕那些沦为了“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沈苇《新诗中的地理与人文想象》的“地方”诗人。由此，诗人要避开这种一般意义上“西部诗歌”的危险。在我看来，无论诗人是从阅读、经验出发，还是从冥想、超验和玄学的神秘叩问出发，一种建立于语言和修辞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层次性是可供信赖的。 叶舟的这组诗歌不是“当下”的回音壁和拳击式地对冲，而是面向时间向度和个体主体性的具有“遥指”的面向历史和精神自我的往返和彳亍。诗人在白雪般虚无的纸上要重新予以建设，要在历史空间和精神场域之间进行摆渡和往返，也因此径直打开了一道窄门，拉开了一道西部历史的裂缝。在历史和地理空间的转换中，在物象和幻象的斑驳交错中，能够进入此门的必然带有精神使徒的身份或听从了某种神秘的遥不可及的召唤。叶舟还原或再造了一个个的历史空间以及空间里的物、人和事所携带的记忆和心理势能，比如长安、瓜州、祁连山、敦煌、漠北、盆地、帕米尔、苏干湖等等。但是，其写作难度也恰恰在此。这些已经成为历史和语言的双重“废墟”，尤其是在历代文人的抒写中这些历史空间和相应的事物已经成为了抽空的符号和刻板印象，这些词语因为固定的指向而无任何的生成性和歧义可言。指向了历史空间也就必然要面对个人再造性缺失的危险。而这些“废墟”如何在诗人的“当代”“个人”视野中获得重生和再造就成为叶舟的首要任务。由此，我想到了当年远行西部的海子，看到了祁连山下一个牵着语言马匹、痛苦于神性缺失时代的孤独背影——“那些是在过去死去的马匹 / 在明天死去的马匹 / 因为我的存在 / 它们在今天不死 / 它们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 天空上的大鸟 / 从一棵樱桃 / 或马骷髅中 / 射下雪来。/ 于是马匹无比安静 / 这是我的马匹 / 它们只在今天的湖泊里饮水食盐。”（《怅望祁连·一》）是诗人重新唤醒了沉睡的历史和自然之物，语言使得一切得以激活和永生。而具体到叶舟，他印证了诗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抒写日常的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把历史个人化，把有限易逝性轉换成永恒性，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工作”“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最高秩序”。碎片、缝隙、纹理、废墟以及持续消逝的历史时间被叶舟所格外关注。诗人必须具备处理细小事物的能力。正像里尔克所说，“若是你依托自然，依托自然中的单纯，依托于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由此，诗人才能剥落历史表象和惯性语言伪饰的外衣，重新面对历史和世界的内核。由此诗人除了要具备观察能力、造型能力和赋形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超感能力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求真意志。叶舟不仅在这些废墟般的空间投注了个人的情感、知性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而且时时产生了摩擦和某种程度上的龃龉。我看到了一个试图抒情的诗人布满了沙粒的口腔，这些诗具有了某种颗粒感和阻塞感，而当下光滑圆润的看起来像诗的诗太多了。
叶舟以这些历史空间为基座，不断延伸、滋生和盘绕着他的词语和想象力的触丝。空间阔大而细节生动，深入历史又予以适度的“世俗化”的平衡，介入和逸出彼此交错。这就是叶舟的这些关于西部的“历史之诗”的底色。这一类的诗歌应该是个人、民间和历史风物的融合的诗性的“知识”，它们之间彼此激活、相互打开、勾连生发。如果其中一个方向缺失，那么诗歌就失去了可供倚赖的基础，“豹子打架 鹰叩拜 / 祁连山像一匹鲸鱼喘息的地方 / 公鸡散布谣言 羚羊过山岗 / 旱獭与无赖喝酒的地方 一根锁阳 / 开花成树 一座旧日的城池 / 被洗劫的地方 唐僧溺尿”（《安西以远》）。在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瞬间，诗人寻找到了历史的停顿或喘息之声。他又反过来让那些可见和不可见之物在这些场景和瞬间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完成物象和心象的对话。
在这些诗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诗人的“声音”。
这既是传统的行吟诗人的现身，也是现代性精神游荡的灵魂出离。无论是单纯的抒情主体的诗人独白，还是借助于历史想象性人物（比如太守、货郎）的言说，都呈现了多种声音的混响和对话性，也因为产生了一种戏剧化的历史景观。无论是严肃的或是祛魅的戏谑的场景、生物或者身体，都带有了精神主体投射之后的主观心象和历史映像的斑驳交错。与声音相应，我们注意到诗人对词语的赋形能力。这组诗从直观的外在形式上来看区别度亦非常明显，无论是规整的五行体、三行体、双行体还是开放的自由体以及散文体，都在诗歌的内部与不同的声音、声调和诗人的发生姿态相对应共生。
历史把一本大书或经卷烧成了灰烬，而诗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收拢起这些灰烬并转换为纸张或者牛皮羊皮的载体，然后寻找到纸页上的箴言或歌谣，之后将这些再对应于历史空间的蛛丝马迹的具象遗留和抽象的符号解码，“一场寂灭的法事 创造了字母 / 这一块祁连山的伤口 把玻璃 / 打碎在天空 让分崩离析的鸦群 / 发现了时间的丑陋 突然慌乱 / 突然觉悟 当绿洲开始闪烁 / 一匹嘹亮的幼马 突破了预设的 / 角色 这野蛮而平静的水面 / 将有一册诋毁之书 慢慢诉说”（《苏干湖》）。那些恒久之物、短暂之物、整体之物、破碎之物、他者之物、自我之物都要经过语言和心象完成再一次的现身，引得人们重新凝视并予以自我反观和内视。
这是历史的喟叹和不可知，也是自我命运的盘诘和同样不可知——
一个人的一生 究竟走出
多远 才能知道内心的疲惫
往往在三月 也可能是更远的七月
当孩子们吮着酥油 站在无限的
草原 你像一朵云 看见了下界
由此，诗歌无论是面向历史的虚无还是自我精神渊薮都带有了某种宗教性或泛宗教的元素。无论是古波斯诗人，还是中国的行吟传统，最终语言和诗性都承担了对个体、肉体局限性的超越和向上的拉伸。这在叶舟组诗《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宗教性的物象上有着直接的对应，而从精神上而言也对应了一个人的“心经”。我想到当年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 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 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讲话”。
无论是苟且的当下还是大海的远方，无论是面向当下还是遥指历史，诗人的要义无他。只有老老实实地从诗歌的内部挖掘，从真实的自我生发，才有可能避开媚俗和即时性写作的危险，重新找回语言和精神的秘密构造。这是已经暌违的隐秘的诗歌之门。已经有诗人正在寻找的途中，或者正在缓慢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