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宽窄巷跑步》中有三个女主人公：沈媛媛、沈媛媛的母亲、小南瓜。沈媛媛和她的母亲在小说中处于不同的生活阶段，但或可视作同一人，她们有相同本质，即：要求伴侣是饭碗同时是精神依靠。那个爱幻想的懵懂少女小南瓜，她幻想中的恋人是同学的爸爸，同时是一辆路虎的主人。她一旦坠入现实凡尘，极可能是又一个沈媛媛。正是对成熟成功男人的渴望，把无数女性变成了沈媛媛，所以，小南瓜这一形象，隐藏着可能的千千万万个沈媛媛。
　　周李立思考过这类社会现象的文化渊源和本质。她是通过小说的两处闲笔来传达的：“母亲仍在沙发上看电视，一部古装剧，对白里的‘老爷’‘娘娘’一声声传来。”“电视里正在放着猪饲料的广告——美好猪饲料，生活更美好。她想起很小的时候，电视上就在放这个广告，顿时有种都是徒劳的感觉，因为她又回家了，她离开母亲很多年，其实一切都没什么转变。”“老爷”和“娘娘”千百年来一直不死，而有种“美好生活”，是像猪一样接受饲料喂养。
　　母亲从不工作，死掉了两任丈夫，不停再嫁，沈媛媛因此认为：丈夫是女人的饭碗。母亲一次次嫁人，女儿一次次感到自己被抛弃。父亲缺席，恋父情结下她的恋人便是成熟男性——找饭碗，这是向母亲学习。在失去父爱、母爱后，她想抓住爱情和饭碗。于是，她搜集“他”贪污的证据，只为不被抛弃——她怎么会出卖恋人同时砸掉饭碗呢？结果，“小三”沈媛媛却被“他”以敲诈罪投进牢房。她最美好的记忆，是和“他”在宽窄巷跑步。可是，“他”已然绝情，她为什么还要去宽窄巷跑步？
　　刘再复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他们的‘恋爱’充满世故与心机，直到死神降临，才有一点人性的流露”。《去宽窄巷跑步》和《金锁记》有类似处，沈媛媛们的“恋爱”也是充满世俗与心机的。沈媛媛在和“他”分手后要去宽窄巷跑步，则是人性的流露。世故与心机无疑会让爱情蒙尘，然而，并不是说，蒙尘的爱情全然不曾有温暖。这温暖是人性的，和利益和道德，再没有任何关系。小说中写道：“她突然明白，就连这晚来宽窄巷跑步，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一些什么。”
　　能证明的是什么？作为“小三”的沈媛媛被“他”投进监狱时，狱友这样看她：“她们看她的眼神里，总显出她是那种为情所困的傻帽婊子。”她能证明自己确实为情所困过，但不是婊子，只是生而为人具有人性——如今，她不再爱“他”，也不恨，她不是来怀念“他”的，这不是简单的情感流露，而是深藏的、是隐秘的，人性的流露——它触及人类潜意识空间中芜杂的、深奥难解的微妙部分，它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复杂而丰富，但难以言表。
　　二
　　小说人物一旦活起来便是有意识、有情感的，小说人物视角下的世界和事件，往往并不客观，它可能主观，甚至是心灵化的——这是更高一个层级了。因此，贴着人物写的那种好小说中，经常有两种内容：一种主观，一种客观。女主人公沈媛媛认为母亲早已抛弃了她，她处于孤立状态，成都带着疏离感——成都是“母亲的城市，不是她的”，家是“母亲家”。这便构成一个偏向主观的世界，这个主观世界的属性，孤独、孤立，对应沈媛媛的内心。那么，客观内容应该是什么？母亲未必想抛弃女儿，沈媛媛从北京回成都，原本是为陪母亲做手术。
　　“她下午两点到家，用半个小时就把自己能给母亲说的话都说完了”。在回成都之前，沈媛媛想：要带上跑步鞋。她到达成都后，熬到傍晚，马上换鞋，去宽窄巷跑步。那个曾陪沈媛媛跑步的“他”，虽未出场，但仿佛在场。读者很容易把注意力转向沈媛媛的“他”，从而忽略作品中的那位母亲。直到小说的结尾，我们才知道沈媛媛回成都的原因。最初沈媛媛没把生病的母亲放在心上，她甚至不愿意带一个大点儿的旅行箱，以免母亲产生女儿要长住、陪伴的错觉。小说这样开头，是非常“冷”的，看起来似乎不近人情，但也是贴着人物写，写真实的情感，这个开头散发着沈媛媛味儿。
　　读者最初是读不出这种“冷”的，要等到小说结束，方能体会。这出于作者周李立对叙事的一种控制。先让读者知道还是最后让读者知道，产生的接受效果截然不同。周李立不让读者一开始就体会到这种“冷”，而是让读者获取这一感受的时間延迟。什么时候沈媛媛承认自己是为母亲回成都，什么时候人情就稍稍回暖。尽管读者最初读不出来沈媛媛的“冷”，但是，一定有一个人能够体会这种“冷”，她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沈媛媛的母亲。
　　由于小说的第一部分侧重书写沈媛媛的主观世界，仅仅写冰山一角，所以，母亲的情感变成了描述的死角，也可以说是作品的“飞白”。这样的“飞白”在重读时，一定能被发现，不仅能让人体会到母亲的情感，也能让人完整地体会到沈媛媛的情感，那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情感，隐藏颇深，也是一种水下冰山，是更为庞大的意绪存在。母亲见沈媛媛到家才几个小时，一到傍晚便换了跑步鞋，于是，她对沈媛媛说了三句话：
　　“你要出去？”
　　“现在出去，你自己？”
　　“你是，要去跑步？”
　　这三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初读不容易体会其中的潜台词，更不容易体会其中所蕴藏的感情。它们的潜台词分别是：你不多陪陪我吗？才在家待了这么一会儿，你一个人出去？你真的仅仅是去跑步吗，跑步有那么重要吗？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情郎，敌得上一个在你面前的母亲吗？等等。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病中的母亲，发现女儿在家里待不住，和自己几乎没话可说，马上要一个人出去跑步，她拥有一种多么芜杂的心情。对于这种芜杂的心情，文字表述往往无力，但它在“飞白”中却可以借助读者的想象力，变得异常鲜活。试想，如果不是采用沈媛媛主观判断下的内容来叙事，如果不是延缓故事真相到来的时间，如果不是遮蔽或者说滤掉庞杂的情感，此处的描述极易臃肿不堪，这便是所谓的“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去宽窄巷跑步》中这样的“飞白”很多，它们像一个个矿坑；由于主观内容很多，客观的故事便也变成了一个矿坑，它们都在等待着读者挖掘。
　　三
　　周李立在《去宽窄巷跑步》里面，完成了一种罕见的熔铸，它熔铸了张爱玲的“冷”，沈从文的“暖”。 　　张爱玲经常书写残酷的人性，所以，我们感觉她“冷”。她的《金锁记》中有一个母亲曹七巧，为生存，用鸦片和谎言毁掉儿子。《去宽窄巷跑步》中沈媛媛的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她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丈夫，然后用各种方式讨好他们”。生存问题压倒了这两位母亲。曹七巧的儿子，即便想报复自然也是无机会，沈媛媛却有机会来报复母亲。为什么不是宽恕？母亲为生存伤害子女，这很残酷，周李立接着还要写女儿报复母亲——这几乎是报复另一个自己，这是承接了张爱玲的“冷”。——因此，我们便看到了前面讲过的，那一个非常“冷”，寒气逼人的小说开头。
　　沈从文的“暖”，则源自他对人性的温厚的书写。在《边城》中沈从文写道：“那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还可信任。”沈媛媛对母亲是“冷”的，但周李立对这个人物的书写却是温厚的，是“暖”的，并未挞伐，反而写出了她对男人的情义。“他”把她送进监牢，她没有供出他犯下的罪。此外，母亲等着加入邪教的继父归来，而之前继父却是把财产给了前妻。周李立不做道德和法律审判，突出沈媛媛们在不体面的生活中，有重情义的另一面，也就是为了像沈从文一样，书写人性中的“暖”。
　　在人性的“冷”和“暖”之间，在人间世态的炎和凉之中，沈媛媛们面对的是精神的困惑。如何解开困惑，让心灵更加自由地翱翔，这是宗教和文学的共同追求。严酷的现实世界中，人或许会突然发现无路可走，但好作品常常为人树立精神的灯塔。周李立通过让沈媛媛与小南瓜在宽窄巷相遇，展现自由心灵的价值，将理想和美好的事物由现实引向虚幻，从而抽象出不灭的希望之光。
　　幻想状态下的小南瓜是一个精灵一样的文学形象，不受道德摆布，不计后果，处于古人说的“逍遥”状态——大自由。沈媛媛不愿和母亲交流是抗拒是厌恶，抗拒和厌恶某种未来。然而，在小南瓜面前却打开心扉，小南瓜更像是她的过去。沈媛媛要和过去的自己对话，并希望以悲惨的亲身经历告诫小南瓜。而小南瓜的幻想状态带来的思考是：精神和物质都能让你愉悦满足的理想对象，难道不应去勇敢追求吗？生命有限，难道不该做让自己开心的事？这些问题，一下子就把沈媛媛带回了原点，带回了初衷。
　　这个原点具体而言，叫宽窄巷。沈媛媛在那里短暂地，近乎无限地接近最美好的理想。
　　“女人们总是要靠这些不存在的东西过活。”周李立写道。何止女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为那些虚化的、美好的事物不懈追求，百折不回，哪怕不可能得到。现实中再坚固的东西都可以被毁灭，这“不存在的东西”，却永远无法毁灭，它是隐藏在虚无中的，永恒希望和理想。我们的生活要面对种种现实，但更需要这希望和理想——《去宽窄巷跑步》隐藏着主人公沈媛媛以人性立场，在生活中一再体悟，反复确认，最终坚定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