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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剽窃作为一种客观的著述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以历史时序为线索，对中国古代剽窃的发展源流作了纵向梳理，并对古人对于剽窃现象的反应及态度作了深入剖析，指出剽窃与代著、作伪、盗版等出版活动一样，是孕育中国古代著作权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剽窃 古代著作权 著述文化
剽窃作为一种古老的著述文化，由来已久。《礼记·曲礼上》言：“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曰：“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为己说。”［1］“剿说”作为一种不良现象提出，其含义实际等同于后来的“抄袭”“剽窃”。这说明先秦就已出现剽窃现象。入汉后，抄袭现象已不鲜见。汉代“有贤良、文学之选”，读书人通过经术、文学才能的选拔，可以入仕为官。在利益的驱动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2］。
魏晋南北朝时期，剽窃已渐成风气。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曾著有《庄子注》，死后为郭象窃去。郭氏在向注的基础上，杂合自己所作的几篇《庄子》注文，凑成了一部新的《庄子注》。虞预，字叔宁，借私访王隐的机会，“窃写”了王隐所撰《晋书》的部分内容，并勾结权贵构陷王隐，致其罢官归家。王隐幸得庾亮纸笔之助，才得以完成《晋书》。其实,王隐的文笔并不好，所著《晋书》“文体混漫，义不可解”，但虞预还是迫于“赖有著述流声于后”的压力剽窃了该书。刘宋时期的何法盛甚至厚着脸皮公然向郗绍索要《晋中兴书》，郗绍不允。何法盛便趁郗绍不在家，窃走了这部书，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又据南朝钟嵘《诗品》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3]诗僧释宝月用钱封住了柴赍的口，算是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名声，但终究没能瞒过世人的眼睛。庾仲雍，字穆之，所撰《湘州记》抄袭了《韩非子》的部分文字。清人刘声木斥其为“生吞活剥，真属下乘”［4］。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拟古作品。西汉枚乘著有《七发》，魏晋以后学者竞相模仿，迭作者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等十五六家。不过，此类作品属模拟之作，与恶意剽窃又稍有区别。
“剽窃”一词正式出现在唐代：“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5］唐代社会流行一种风气，读书人为了登第入仕，先将自己的诗文献给有名望的人，请为推荐，这叫行卷。有些胸无点墨的人实在作不出像样的文章，只好剽窃他人诗文。据《大唐新语》载，唐郎中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个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一看，竟是自己当年应试的作品。经再三盘问才知道，原来是李生20年前在书肆花钱买得，仅将作者改换姓名而已。《唐语林》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卢司空钧为郎官，守衢州，有进士贽谒。公开卷阅其文十余篇，皆公所制也。语曰：‘君何许得此文？’对曰：‘某苦心夏课所为。’公云：‘此文乃某所为，尚能自诵。’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员外撰述者。’”［6］看来，类似“李鬼撞见李逵”的事例在唐代还真不是个案，真让人哭笑不得。唐人竟有凭借窃诗而中进士的。杨衡，字仲师，吴兴人，有诗名。据《唐诗记事》载，杨衡隐居庐山时，有人剽窃他的诗句而登进士第。后来杨衡也应试及第，正好遇见此人，当面质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此君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戏谑道：“犹可恕也。”[7]唐人多读古诗赋，前代佳句烂熟于胸，创作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袭用前人佳句。这种情况，即便是王勃、李白、杜甫、王维等这样的大诗人也在所难免。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以《滕王阁序》名扬天下，但其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却是模仿北周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而来。像这类模仿而作的联句，后人还专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类俳”。当然，也不排除恶意抄袭的。唐代有个叫张怀庆的，专好偷窃名士文章。据《大唐新语》载：“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云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8]针对诗文抄袭的不同情况，诗僧释皎然在《诗式》中将诗文抄袭划分为“偷语”“偷意”“偷势”三类，实际上是将剽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简单的文字剽窃，属比较低层次的，容易识别和判断；二是语言意境的剽窃，主要是写作手法和语言技巧的模仿，经过比较也还好识别；三是思想内容的剽窃，这属高层次的，仅从文字比较是无法识别出来的，必须对其思想内容有准确的把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剽窃行为进行归类和总结。
五代著名的剽窃案例，就是《化书》一案。《化书》本由谭峭所著，谭峭游历至建康时，请南唐大臣宋齐丘为书作序，宋齐丘稍作增改后便将其窃为己有，并改名为《齐丘子》。后来，这件事被谭峭的朋友著名道士陈抟揭露了出来。宋人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明人陈耀文《天中记》、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等对此事都有记载。
入宋以后，剽窃蹈袭前人诗句的现象依然严重。如李商隐的诗在宋初非常流行，“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9］一些名人学者的诗文也涉嫌抄袭，如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抄袭唐韦应物《滁州西涧》；欧阳修的一些诗文也不自觉地蹈袭韩愈。剽窃之风甚至延及翰林草制文书，“依样画葫芦”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事文类聚》载：“陶谷文翰为一时冠。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平，乃俾其党，因事荐谷，以为谷久在词禁，宣力实多。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云：‘官职须从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决意不用。”[10]陶谷与宋太祖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入宋后在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多年，本想通过这层关系谋得高位，没想到被宋太祖讥为“依样画葫芦”。另外，宋代科场剽窃也渐成风气。南宋理学家陈淳指出：“圣贤之学与科举之学，事同而情异。同是书也，同是语也。科举之儒，专事涉猎剽窃，以妆点时样，取妍于人。”［11］陈藻也有“从来剽窃为场屋，直是无繇识古书”[12]（《乐轩集》卷3《次韵回叔经》）之句。诗文之外，图书剽窃的也有不少，如洪迈晚年为了赶写《夷坚志》，剽窃了其他书的内容。不过洪氏在《夷坚支庚序》中坦承了剽窃的事实。 明代早期学风尚可，中后期剽窃渐成风气。《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13]有剽窃他人整部书稿的，如张之象编定《唐诗类苑》，书稿流落，为卓明卿（字征甫，钱塘人）所得。卓氏割裂此书初唐、盛唐部分先行刊刻，署上自己的名字。嘉靖间王良枢作《藻林》，亦为卓明卿攘为己有，书名改作《卓氏藻林》。景泰间有个叫晏璧的人，剽窃元人吴澄《三礼考注》时，原文中凡“澄曰”“澄按”字样，均被篡改，可谓欲盖弥彰。瞿佑，字宗吉，钱塘县人，剽窃过杨维桢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据《寓圃杂记》载：“《剪灯新话》固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14]有剽取他人书稿中部分篇章辞藻的，如陆容《菽园杂记》卷15“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条，与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10“史记多误”条几乎一字不差，系全文抄袭。董复亨，字元仲，万历壬辰进士，撰《繁露园集》22卷，清《四库全书总目》卷179称“其文喜剽掇词藻”。易学实，字去浮，崇祯己卯举人，所撰《犀崖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81称：“是集学实所自编，其文一往有骏气，而微伤于剽。”至于诗句蹈袭，亦是一如前代，但颇有粗俗不堪者。针对明季剽窃之风盛行，清代学者钱大昕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15]
清代著述繁盛，但作品良莠不齐，剽窃者也不少。如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卷4“盗窃他人著述”条，历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任大椿《字林考逸》、秦嘉谟《辑补世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傅洪泽《行水金鉴》“皆盗窃他人撰述，以为己书”［16］。亦有人花钱买别人书稿，署上自己的名字，如《读书脞录》载：“《明史纪事本末》，题谷应泰撰，而姚氏际恒《庸言录》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后为某以计取，攘为己书。其事后总论一篇乃募杭诸生陆圻作，每篇酬以十金。”［17］除陆圻外，谷应泰还花重金请张岱、谈迁、徐倬、蒋棻、张溥等文学之士编纂完成《明末纪事本末》的其他内容。与谷应泰直接向作者索购文稿相比，王鸿绪利用明史馆总裁的身份，篡改窃取万斯同《明史稿》的行径就不那么磊落了。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开国事略》，本湖广行都司经历蔡于璧之《龙飞纪略》。卓氏《藻林》，本吴兴王氏所辑。嘉隆以来，诸公掠美者颇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幸传矣，又为宋齐丘所据，惜哉！凡篡书有三：货得之可也；阴得之次之；最下则蹠跖。”[18]在谈迁看来，谷应泰花钱买别人的作品，属“货得之”，尚可接受；而王鸿绪在同僚可能知情的情况下，还将万斯同的成果强行据为己有，则属豪夺，为“最下”者。与一般文人相比，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涉嫌剽窃格外引人注目。例如，徐乾学曾于康熙十一年（1672）任顺天乡试副主考，明珠长子纳兰性德（原名成德）恰好这一年中举，遂成徐氏门生。徐乾学为攀附明珠父子，不仅费尽心力为纳兰讲授经史，还取出家藏宋元经解，“俾成德刻之”，名《通志堂经解》。这部大书共收140多种宋元解经之作，均嫁名纳兰性德。据《竹叶亭杂记》云：“《通志堂解经》，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19]连康熙帝都惊动了，也堪称剽窃史上的绝唱了。清人剽窃也有贼喊捉贼的，戴震就干过这类事情。据《郎潜纪闻》载：“戴东原博极群书，主张汉学，其平日撰著，极不喜程、朱之学。玩婴末疾，自京师与族人祖启书曰：‘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不知东原所谓义理者，与宋学家所得浅深何如？又云：‘吾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按：东原《畿辅水利志》，窃之赵氏东潜；《水经注》，窃之全氏谢山，张石洲抉发无遗，已成定谳。乃窃人反咎人窃，岂谓穿窬之家屡失藏金耶？”[20]俞樾也有涉嫌剽窃的记录，据《苌楚斋续笔》载：“（俞樾）自以经学为标帜，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则人皆谓出某寒士，又有谓稿本出戴子高手。某将死，以稿贱售于俞，俞遂据为著述之基，而附益以他著述，遂裒然成巨帙。”[21]
剽窃作为中国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背景和立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方式，值得我们探究。
第一，宽容与默许。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义利观的熏染，讲究重义轻利，与人为善，大多对剽窃行为能持宽容的态度。北宋有个叫丘良孙的人，与“某大官”合谋骗得欧阳修的10篇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欧阳修发现后，“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后来，丘良孙故伎重演，又剽窃了令狐挺的《兵论》，并据此拜官授职。欧阳修“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22]丘良孙丑行败露，宋仁宗要惩戒他，欧阳修反倒做起了和事佬。有时候，继承与剽袭并不容易界定，如唐人刘知几称：“述者相效，自古而然……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23]他倒不是刻意为剽窃作辩护，而是文学创作无意识的“蹈袭”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在历代诗词韵文创作中大量存在。有的模拟之作甚至超越原作，成了千古名篇名句。无意的蹈袭与恶意的剽窃有时确难区分，这也是人们对剽窃采取容忍态度的原因之一。
第二，嘲笑与不屑。剽窃毕竟是据他人著述为己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是很正常的。北宋僧人惠崇曾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等佳句，传诵都下。但据《江邻畿杂志》载：“诗僧惠崇，多剽前制。缁弟作诗嘲之：‘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言语似师兄。’”[24]惠崇的得意之句，竟是从唐人司空曙和刘长卿诗中剽窃而来，难怪被人揶揄。宋人魏周辅也曾因剽窃受到陈亚的嘲弄。据元佚名氏《群书通要》载：“魏周辅有诗上陈亚，犯古人一联。亚不为礼。周辅复上一绝句：‘无所用心惟饱食，争如窗下作新词。文章大抵多相犯，刚被人言爱窃诗。’亚次韵曰：‘昔贤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爱窃诗。叵耐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25］宋人的蹈袭之风，也受到明人陆容的嘲笑。他在《菽园杂记》中说：“左氏、庄周、屈原、司马迁，此四人，豪杰之士也。观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袭，可见矣。史迁纂述历代事迹，其势不能不袭，若左、庄、屈三人千言万语，未尝犯六经中一句。宋南渡后，学者无程、朱绪余，则做不成文字。而于数子亦往往妄加贬议，可笑也。”［26］ 第三，告诫与劝阻。剽窃的盛行，引起了一些有良知的学者的忧虑。他们在著述中告诫后人要远离剽窃。《礼记·曲礼上》中“毋剿说，毋雷同”之语，即是劝告人们要创新，勿行剽窃之事。宋人胡仔也说：“《苕溪渔隐》曰：‘剽窃他人诗句以为己出，终当败露，不可不戒。’如近时吴可《晚春诗》云：‘小醉初醒过别村，数家残雪拥篱根。枝头有恨梅千点，溪上无人月一痕。’亦洒落可喜。余偶于一达官处，见谭知柔所献诗文一编，试取阅之，即吴可之诗在焉，但易其题曰《晚醉口占》，仍改诗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笻过竹村，数家残雪拥篱根。风前有恨梅千点，沙上无人月一痕。’”［27］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剽窃也许能欺人一时，但终有败露的时候。以上告诫之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第四，反对与抵制。对待剽窃行为，古人也不是一味消极被动地应对，有时也会采取主动抵制的态度，但在抵制方式上，往往因人因事而异。一种抵制是当事人的自觉行为，如宋人刘攽，字贡父，编写过一本《汉官仪》的书。据《却扫编》云：“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其数日程课稍稽，初视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28］刘敞（字原父）将弟弟所作的书序而冠之，“以为己作”。不过，刘攽晚年对其书稍加增益，又将作者改回为自己的名字。另一种抵制是当事人的后代所为，如南陈人姚察，字伯审，撰写过《汉书训纂》一书。后来《汉书》注家多摘抄书中的学说，却不注明出处。到唐代时，姚察的曾孙姚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29］姚珽通过“发明旧义”的方式，将其中一些原创性的学说或观点的著作权，还给了其曾祖父姚察。还有一种抵制是局外人所为，如前文提到的宋齐丘将谭峭《化书》窃为己有并改名《齐丘子》，后人知其原委后，将《齐丘子》改复原名，称《谭子化书》。
第五，诉讼与惩戒。前文述及南朝释宝月剽窃柴廓《行路难》一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通过诉讼解决著作权争端的意识。唐代也有因剽窃闹到对簿公堂的，据《朝野佥载》载：“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30]常定宗将室友辛弘智的诗作，仅篡改一字，就想据为己有。幸亏国子博士罗为宗秉公明断，以官方公牒的形式宣判了裁决结果，将该诗的著作权归还了辛弘智。这是笔者所见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例著作权判例。对于科场剽窃，官方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如清“康熙十七年，初试博学宏词。与试者，疑尽皆名副其实矣，不意场中竟有雷同之卷，为考官所察出。缘王霖与徐笠山联席，笠山不工为排律，即用王霖诗以图含混。旋经部议，徐革职，王罚俸。”［31］当然，在没有著作权法保障的前提下，这类惩诫对抑制剽窃行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种客观现象，剽窃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一方面严重地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和作品完整权，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著作权保护意识的萌芽和觉醒。它与中国古代著述活动中的代著、作伪、盗版等行为一样，也是孕育中国古代著作权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剽窃 古代著作权 著述文化
剽窃作为一种古老的著述文化，由来已久。《礼记·曲礼上》言：“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曰：“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为己说。”［1］“剿说”作为一种不良现象提出，其含义实际等同于后来的“抄袭”“剽窃”。这说明先秦就已出现剽窃现象。入汉后，抄袭现象已不鲜见。汉代“有贤良、文学之选”，读书人通过经术、文学才能的选拔，可以入仕为官。在利益的驱动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2］。
魏晋南北朝时期，剽窃已渐成风气。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曾著有《庄子注》，死后为郭象窃去。郭氏在向注的基础上，杂合自己所作的几篇《庄子》注文，凑成了一部新的《庄子注》。虞预，字叔宁，借私访王隐的机会，“窃写”了王隐所撰《晋书》的部分内容，并勾结权贵构陷王隐，致其罢官归家。王隐幸得庾亮纸笔之助，才得以完成《晋书》。其实,王隐的文笔并不好，所著《晋书》“文体混漫，义不可解”，但虞预还是迫于“赖有著述流声于后”的压力剽窃了该书。刘宋时期的何法盛甚至厚着脸皮公然向郗绍索要《晋中兴书》，郗绍不允。何法盛便趁郗绍不在家，窃走了这部书，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又据南朝钟嵘《诗品》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3]诗僧释宝月用钱封住了柴赍的口，算是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名声，但终究没能瞒过世人的眼睛。庾仲雍，字穆之，所撰《湘州记》抄袭了《韩非子》的部分文字。清人刘声木斥其为“生吞活剥，真属下乘”［4］。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拟古作品。西汉枚乘著有《七发》，魏晋以后学者竞相模仿，迭作者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等十五六家。不过，此类作品属模拟之作，与恶意剽窃又稍有区别。
“剽窃”一词正式出现在唐代：“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5］唐代社会流行一种风气，读书人为了登第入仕，先将自己的诗文献给有名望的人，请为推荐，这叫行卷。有些胸无点墨的人实在作不出像样的文章，只好剽窃他人诗文。据《大唐新语》载，唐郎中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个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一看，竟是自己当年应试的作品。经再三盘问才知道，原来是李生20年前在书肆花钱买得，仅将作者改换姓名而已。《唐语林》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卢司空钧为郎官，守衢州，有进士贽谒。公开卷阅其文十余篇，皆公所制也。语曰：‘君何许得此文？’对曰：‘某苦心夏课所为。’公云：‘此文乃某所为，尚能自诵。’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员外撰述者。’”［6］看来，类似“李鬼撞见李逵”的事例在唐代还真不是个案，真让人哭笑不得。唐人竟有凭借窃诗而中进士的。杨衡，字仲师，吴兴人，有诗名。据《唐诗记事》载，杨衡隐居庐山时，有人剽窃他的诗句而登进士第。后来杨衡也应试及第，正好遇见此人，当面质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此君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戏谑道：“犹可恕也。”[7]唐人多读古诗赋，前代佳句烂熟于胸，创作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袭用前人佳句。这种情况，即便是王勃、李白、杜甫、王维等这样的大诗人也在所难免。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以《滕王阁序》名扬天下，但其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却是模仿北周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而来。像这类模仿而作的联句，后人还专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类俳”。当然，也不排除恶意抄袭的。唐代有个叫张怀庆的，专好偷窃名士文章。据《大唐新语》载：“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云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8]针对诗文抄袭的不同情况，诗僧释皎然在《诗式》中将诗文抄袭划分为“偷语”“偷意”“偷势”三类，实际上是将剽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简单的文字剽窃，属比较低层次的，容易识别和判断；二是语言意境的剽窃，主要是写作手法和语言技巧的模仿，经过比较也还好识别；三是思想内容的剽窃，这属高层次的，仅从文字比较是无法识别出来的，必须对其思想内容有准确的把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剽窃行为进行归类和总结。
五代著名的剽窃案例，就是《化书》一案。《化书》本由谭峭所著，谭峭游历至建康时，请南唐大臣宋齐丘为书作序，宋齐丘稍作增改后便将其窃为己有，并改名为《齐丘子》。后来，这件事被谭峭的朋友著名道士陈抟揭露了出来。宋人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明人陈耀文《天中记》、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等对此事都有记载。
入宋以后，剽窃蹈袭前人诗句的现象依然严重。如李商隐的诗在宋初非常流行，“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9］一些名人学者的诗文也涉嫌抄袭，如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抄袭唐韦应物《滁州西涧》；欧阳修的一些诗文也不自觉地蹈袭韩愈。剽窃之风甚至延及翰林草制文书，“依样画葫芦”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事文类聚》载：“陶谷文翰为一时冠。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平，乃俾其党，因事荐谷，以为谷久在词禁，宣力实多。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云：‘官职须从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决意不用。”[10]陶谷与宋太祖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入宋后在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多年，本想通过这层关系谋得高位，没想到被宋太祖讥为“依样画葫芦”。另外，宋代科场剽窃也渐成风气。南宋理学家陈淳指出：“圣贤之学与科举之学，事同而情异。同是书也，同是语也。科举之儒，专事涉猎剽窃，以妆点时样，取妍于人。”［11］陈藻也有“从来剽窃为场屋，直是无繇识古书”[12]（《乐轩集》卷3《次韵回叔经》）之句。诗文之外，图书剽窃的也有不少，如洪迈晚年为了赶写《夷坚志》，剽窃了其他书的内容。不过洪氏在《夷坚支庚序》中坦承了剽窃的事实。 明代早期学风尚可，中后期剽窃渐成风气。《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13]有剽窃他人整部书稿的，如张之象编定《唐诗类苑》，书稿流落，为卓明卿（字征甫，钱塘人）所得。卓氏割裂此书初唐、盛唐部分先行刊刻，署上自己的名字。嘉靖间王良枢作《藻林》，亦为卓明卿攘为己有，书名改作《卓氏藻林》。景泰间有个叫晏璧的人，剽窃元人吴澄《三礼考注》时，原文中凡“澄曰”“澄按”字样，均被篡改，可谓欲盖弥彰。瞿佑，字宗吉，钱塘县人，剽窃过杨维桢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据《寓圃杂记》载：“《剪灯新话》固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14]有剽取他人书稿中部分篇章辞藻的，如陆容《菽园杂记》卷15“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条，与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10“史记多误”条几乎一字不差，系全文抄袭。董复亨，字元仲，万历壬辰进士，撰《繁露园集》22卷，清《四库全书总目》卷179称“其文喜剽掇词藻”。易学实，字去浮，崇祯己卯举人，所撰《犀崖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81称：“是集学实所自编，其文一往有骏气，而微伤于剽。”至于诗句蹈袭，亦是一如前代，但颇有粗俗不堪者。针对明季剽窃之风盛行，清代学者钱大昕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15]
清代著述繁盛，但作品良莠不齐，剽窃者也不少。如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卷4“盗窃他人著述”条，历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任大椿《字林考逸》、秦嘉谟《辑补世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傅洪泽《行水金鉴》“皆盗窃他人撰述，以为己书”［16］。亦有人花钱买别人书稿，署上自己的名字，如《读书脞录》载：“《明史纪事本末》，题谷应泰撰，而姚氏际恒《庸言录》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后为某以计取，攘为己书。其事后总论一篇乃募杭诸生陆圻作，每篇酬以十金。”［17］除陆圻外，谷应泰还花重金请张岱、谈迁、徐倬、蒋棻、张溥等文学之士编纂完成《明末纪事本末》的其他内容。与谷应泰直接向作者索购文稿相比，王鸿绪利用明史馆总裁的身份，篡改窃取万斯同《明史稿》的行径就不那么磊落了。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开国事略》，本湖广行都司经历蔡于璧之《龙飞纪略》。卓氏《藻林》，本吴兴王氏所辑。嘉隆以来，诸公掠美者颇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幸传矣，又为宋齐丘所据，惜哉！凡篡书有三：货得之可也；阴得之次之；最下则蹠跖。”[18]在谈迁看来，谷应泰花钱买别人的作品，属“货得之”，尚可接受；而王鸿绪在同僚可能知情的情况下，还将万斯同的成果强行据为己有，则属豪夺，为“最下”者。与一般文人相比，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涉嫌剽窃格外引人注目。例如，徐乾学曾于康熙十一年（1672）任顺天乡试副主考，明珠长子纳兰性德（原名成德）恰好这一年中举，遂成徐氏门生。徐乾学为攀附明珠父子，不仅费尽心力为纳兰讲授经史，还取出家藏宋元经解，“俾成德刻之”，名《通志堂经解》。这部大书共收140多种宋元解经之作，均嫁名纳兰性德。据《竹叶亭杂记》云：“《通志堂解经》，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19]连康熙帝都惊动了，也堪称剽窃史上的绝唱了。清人剽窃也有贼喊捉贼的，戴震就干过这类事情。据《郎潜纪闻》载：“戴东原博极群书，主张汉学，其平日撰著，极不喜程、朱之学。玩婴末疾，自京师与族人祖启书曰：‘生平所记，都茫如隔世，惟义理可以养心耳。’不知东原所谓义理者，与宋学家所得浅深何如？又云：‘吾所著书，强半为人窃取。’按：东原《畿辅水利志》，窃之赵氏东潜；《水经注》，窃之全氏谢山，张石洲抉发无遗，已成定谳。乃窃人反咎人窃，岂谓穿窬之家屡失藏金耶？”[20]俞樾也有涉嫌剽窃的记录，据《苌楚斋续笔》载：“（俞樾）自以经学为标帜，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则人皆谓出某寒士，又有谓稿本出戴子高手。某将死，以稿贱售于俞，俞遂据为著述之基，而附益以他著述，遂裒然成巨帙。”[21]
剽窃作为中国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背景和立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方式，值得我们探究。
第一，宽容与默许。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家义利观的熏染，讲究重义轻利，与人为善，大多对剽窃行为能持宽容的态度。北宋有个叫丘良孙的人，与“某大官”合谋骗得欧阳修的10篇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欧阳修发现后，“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后来，丘良孙故伎重演，又剽窃了令狐挺的《兵论》，并据此拜官授职。欧阳修“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22]丘良孙丑行败露，宋仁宗要惩戒他，欧阳修反倒做起了和事佬。有时候，继承与剽袭并不容易界定，如唐人刘知几称：“述者相效，自古而然……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23]他倒不是刻意为剽窃作辩护，而是文学创作无意识的“蹈袭”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在历代诗词韵文创作中大量存在。有的模拟之作甚至超越原作，成了千古名篇名句。无意的蹈袭与恶意的剽窃有时确难区分，这也是人们对剽窃采取容忍态度的原因之一。
第二，嘲笑与不屑。剽窃毕竟是据他人著述为己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是很正常的。北宋僧人惠崇曾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等佳句，传诵都下。但据《江邻畿杂志》载：“诗僧惠崇，多剽前制。缁弟作诗嘲之：‘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言语似师兄。’”[24]惠崇的得意之句，竟是从唐人司空曙和刘长卿诗中剽窃而来，难怪被人揶揄。宋人魏周辅也曾因剽窃受到陈亚的嘲弄。据元佚名氏《群书通要》载：“魏周辅有诗上陈亚，犯古人一联。亚不为礼。周辅复上一绝句：‘无所用心惟饱食，争如窗下作新词。文章大抵多相犯，刚被人言爱窃诗。’亚次韵曰：‘昔贤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爱窃诗。叵耐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25］宋人的蹈袭之风，也受到明人陆容的嘲笑。他在《菽园杂记》中说：“左氏、庄周、屈原、司马迁，此四人，豪杰之士也。观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袭，可见矣。史迁纂述历代事迹，其势不能不袭，若左、庄、屈三人千言万语，未尝犯六经中一句。宋南渡后，学者无程、朱绪余，则做不成文字。而于数子亦往往妄加贬议，可笑也。”［26］ 第三，告诫与劝阻。剽窃的盛行，引起了一些有良知的学者的忧虑。他们在著述中告诫后人要远离剽窃。《礼记·曲礼上》中“毋剿说，毋雷同”之语，即是劝告人们要创新，勿行剽窃之事。宋人胡仔也说：“《苕溪渔隐》曰：‘剽窃他人诗句以为己出，终当败露，不可不戒。’如近时吴可《晚春诗》云：‘小醉初醒过别村，数家残雪拥篱根。枝头有恨梅千点，溪上无人月一痕。’亦洒落可喜。余偶于一达官处，见谭知柔所献诗文一编，试取阅之，即吴可之诗在焉，但易其题曰《晚醉口占》，仍改诗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笻过竹村，数家残雪拥篱根。风前有恨梅千点，沙上无人月一痕。’”［27］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剽窃也许能欺人一时，但终有败露的时候。以上告诫之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
第四，反对与抵制。对待剽窃行为，古人也不是一味消极被动地应对，有时也会采取主动抵制的态度，但在抵制方式上，往往因人因事而异。一种抵制是当事人的自觉行为，如宋人刘攽，字贡父，编写过一本《汉官仪》的书。据《却扫编》云：“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其数日程课稍稽，初视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28］刘敞（字原父）将弟弟所作的书序而冠之，“以为己作”。不过，刘攽晚年对其书稍加增益，又将作者改回为自己的名字。另一种抵制是当事人的后代所为，如南陈人姚察，字伯审，撰写过《汉书训纂》一书。后来《汉书》注家多摘抄书中的学说，却不注明出处。到唐代时，姚察的曾孙姚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29］姚珽通过“发明旧义”的方式，将其中一些原创性的学说或观点的著作权，还给了其曾祖父姚察。还有一种抵制是局外人所为，如前文提到的宋齐丘将谭峭《化书》窃为己有并改名《齐丘子》，后人知其原委后，将《齐丘子》改复原名，称《谭子化书》。
第五，诉讼与惩戒。前文述及南朝释宝月剽窃柴廓《行路难》一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通过诉讼解决著作权争端的意识。唐代也有因剽窃闹到对簿公堂的，据《朝野佥载》载：“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30]常定宗将室友辛弘智的诗作，仅篡改一字，就想据为己有。幸亏国子博士罗为宗秉公明断，以官方公牒的形式宣判了裁决结果，将该诗的著作权归还了辛弘智。这是笔者所见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例著作权判例。对于科场剽窃，官方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如清“康熙十七年，初试博学宏词。与试者，疑尽皆名副其实矣，不意场中竟有雷同之卷，为考官所察出。缘王霖与徐笠山联席，笠山不工为排律，即用王霖诗以图含混。旋经部议，徐革职，王罚俸。”［31］当然，在没有著作权法保障的前提下，这类惩诫对抑制剽窃行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古代著述文化的一种客观现象，剽窃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一方面严重地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和作品完整权，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著作权保护意识的萌芽和觉醒。它与中国古代著述活动中的代著、作伪、盗版等行为一样，也是孕育中国古代著作权关系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