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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由机械的政治功用论发展到辩证的文艺功能观的过程，这主要见于他为丁玲写的三篇评论文章。30年代写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强调文学的政治性，40年代的《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不忘文学的艺术性，5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则表现出冯雪峰文艺政治观的矛盾性。
关键词：冯雪峰；文艺；政治
文藝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界、批评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更是冯雪峰文艺理论中的关键性范畴，它是串联起冯雪峰整个文艺思想的一根主线，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冯雪峰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论述，我们才能全面清晰的把握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识，冯雪峰写过大量的文章，但最为著名的还是他为丁玲写的三篇评论性文章，即写于1930年代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40年代的《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5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这三篇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冯雪峰在不同时期文艺政治观的一个大致状况以及它的发展脉络，是我们了解冯雪峰文艺思想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
写于1932年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可以看作是冯雪峰早期文艺政治观的反映。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丁玲“作为艺术家，从观念走到唯物辩证法，从阶级观点的朦胧走到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特别是从蔑视大众的，个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到大众的伟大的力量的把握，从浪漫蒂克走向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从静死的心理剖析走到全体中的活的个性的描写。”[1]这种评价显然是从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的，是以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作家。而对于《水》这本小说，冯雪峰也是首先肯定了它“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这是“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这也是从文学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的角度来把握的。这些充满政治性的表述不仅代表着冯雪峰30年代对于文艺的主要观点，也是那个年代文艺风潮的体现。
1928年至1936年，我国左翼文坛受到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很大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许多左翼作家在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将文艺与政治的结合看作是机械的结合，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为文艺被动的简单的服从政治。冯雪峰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主要的失误就在于将政治的功用当作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他在1932年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中认为：“一切时代的一切阶级的艺术行动，不过是直接间接地由当时的政治行动所决定的东西；它的客观价值的构成，就看它帮助了那当时的为现在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行动多少，把当时的客观的现实反映了多少，客观的真理把握住了多少而决定的。”[2]冯雪峰将文艺的价值首先归结为它对于政治的“帮助”和“益处”，然后才是反映现实与把握真理，这明显是从“文艺的政治功用”这一角度来谈文艺的。他接着又在这篇文章中讲到：“艺术价值就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2]我们知道，文学艺术作为高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确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但“反映”不代表“决定”，不能简单的说政治决定艺术，艺术的价值也不能等同于政治的价值，文学艺术所描绘出的宽广的社会生活、揭示出的复杂的人性，要比单一的政治范畴更为深厚，因此，艺术的教育、感化、启迪、熏陶的作用和价值绝对不是政治的价值所能涵盖的。
冯雪峰在30年代的文艺政治观点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也是他自身文艺思想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这篇文章中，除了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冯雪峰也没有完全忽视对作品的艺术性评判，比如对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评价道：“作者曾有意无意地将灾民群众中的一二雇农（长工），写得特别明确有强力，这是对的；但后来就没有发展了，这也是缺点。”[1]《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描写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艺术上的不足，人物基本上全是群像的描摹，没有一个形象鲜明的主人公，而且人物形象也缺乏连贯性。所以冯雪峰对于这一点的评价是合理的、中肯的，是站在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刻画人物，如何使人物更加立体、饱满的艺术的角度来谈作品的。但较为可惜的是，冯雪峰的这类针对小说美学的评价仅此而已，总的来讲，他的这篇写于1932年的批评文章，代表了其早期的文艺政治观点，即偏重于作品政治思想的评论，对作品的艺术性评析不足。
二
《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是冯雪峰写于1942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30年代的文艺政治观在冯雪峰思想里的延续，比如他将丁玲的前期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评价为“作品中充斥着的感伤主义、恋爱至上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厌世、颓废情绪”，并认为此时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而对于丁玲后期的作品他则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到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并不断深入到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去。”[3]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冯雪峰更多的评价是基于一种对于小说艺术性的思考，比如冯雪峰从艺术对现实对象挖掘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角度指出了《水》这部小说的不足，“是在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和感情；这样就使我们只能感到作者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而不能借这一幅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油画心惊肉跳地被人民的力量所感动。”[3]他还针对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非艺术性的特点给予了批评，认为“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出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远远的不深不广”[3]。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30年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政治至上”的认识，他在强调文艺的政治性的同时，也看重文艺自身的艺术特性。这也是冯雪峰在40年代文艺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20世纪40年代，冯雪峰在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文艺自身的特征以及文艺如何根据自身的特征去更好的服务于政治。首先，冯雪峰扩大了“政治”的边界，认识到文艺和政治的联结是通过真实的反映社会生活体现的。他在《题外的话》中认为：“政治决定文艺，根本地说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这句话当然是真理；但这决定的过程就是两者矛盾斗争的过程，其中体验着社会本身的矛盾斗争，尤其经历着作者的自我斗争。”[4]在这里，冯雪峰将30年代所宣扬的“政治决定文艺”说改换为“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说，这明显是将“政治”的概念扩大了，在他看来，政治并不仅仅是“权力”、“国家”、“政党”等等，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他所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他在3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与“纯政治”的功利性关系，他开始注意到了文艺与政治的距离。其次，辩证统一的看待政治性和艺术性。同样是在《题外的话》中，冯雪峰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必须将二者统一起来进行考察，评论文艺作品不能仅从“政治性”、“艺术性”的抽象概念出发，而必须对作品“多加以社会的、思想的具体分析，并且进而去研究创作过程，即作家作品怎样从现实社会生长起来，艺术怎样从生活生长起来。”[4]
三
建国初期，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基本延续了40年代的观点，即在强调作品的政治性的同时也不忽略其艺术性，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冯雪峰的文艺政治观越发表现出一种矛盾性，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实，早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冯雪峰文艺政治观的矛盾性就有所体现，比如他在《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中一方面肯定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水》里面灾民的斗争没有充分地反映着土地革命的影响”[1]；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虽然批评了小说“公式化”的缺点，但是依然非常肯定小说中描绘的“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以及“巨大的群众斗争”的画面[3]。而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發展上的意义》中，冯雪峰一方面指出“作者还没有在这本小说中带来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同时又高度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史诗似的作品。”[5]冯雪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性，原因有二，一是冯雪峰自身的多重身份造成了这种矛盾，冯雪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家和批评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所以他的身份主要有三个，诗人、文艺理论家、革命政治家，诗人的身份带给了冯雪峰一种浪漫的气质，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又给了他一双发现艺术美的眼睛，这些都与革命政治家的身份要求，即强调革命斗争、政治理性相冲突，所以冯雪峰这样的一个多重身份并没有使他“光芒万丈”，反而让他陷入了一种矛盾困惑当中，他既非是像周扬那种纯粹的革命政治家，又非是像胡风那样纯粹的文艺工作者；二是冯雪峰的文艺批评侧重的一直是作品思想内容与阶级的分析与评价，他认为作品即使在艺术性上有欠缺，但只要能体现现实的政治意义就还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所以，虽然冯雪峰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对艺术性的探讨，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文艺批评所提倡的历史与美学的统一的要求，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美学批评，而只是把文艺批评局限于政治思想的评论。
纵观冯雪峰对丁玲作品的文艺批评，一条根本性的主线就是把文学的政治功用看得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虽然在后期冯雪峰稍微修正了他前期的文艺政治观，将政治功能与审美功能并存，也摆脱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观点的束缚，但是其文艺批评中艺术性的标准相较于政治性的标准来说依然不够显著。冯雪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他的批评能让我们更好的反思那段文学史，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依然是当下困扰我们的问题并启发着我们去解决。
参考文献：
[1] 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 冯雪峰.题外的话[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冯阳（1993.07.07—），男，重庆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冯雪峰；文艺；政治
文藝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界、批评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更是冯雪峰文艺理论中的关键性范畴，它是串联起冯雪峰整个文艺思想的一根主线，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冯雪峰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论述，我们才能全面清晰的把握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识，冯雪峰写过大量的文章，但最为著名的还是他为丁玲写的三篇评论性文章，即写于1930年代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40年代的《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5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这三篇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冯雪峰在不同时期文艺政治观的一个大致状况以及它的发展脉络，是我们了解冯雪峰文艺思想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
写于1932年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可以看作是冯雪峰早期文艺政治观的反映。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丁玲“作为艺术家，从观念走到唯物辩证法，从阶级观点的朦胧走到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特别是从蔑视大众的，个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到大众的伟大的力量的把握，从浪漫蒂克走向现实主义，从旧的写实主义走到新的写实主义，从静死的心理剖析走到全体中的活的个性的描写。”[1]这种评价显然是从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的，是以政治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作家。而对于《水》这本小说，冯雪峰也是首先肯定了它“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这是“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这也是从文学对于政治、社会生活的作用的角度来把握的。这些充满政治性的表述不仅代表着冯雪峰30年代对于文艺的主要观点，也是那个年代文艺风潮的体现。
1928年至1936年，我国左翼文坛受到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很大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许多左翼作家在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将文艺与政治的结合看作是机械的结合，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为文艺被动的简单的服从政治。冯雪峰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主要的失误就在于将政治的功用当作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他在1932年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中认为：“一切时代的一切阶级的艺术行动，不过是直接间接地由当时的政治行动所决定的东西；它的客观价值的构成，就看它帮助了那当时的为现在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行动多少，把当时的客观的现实反映了多少，客观的真理把握住了多少而决定的。”[2]冯雪峰将文艺的价值首先归结为它对于政治的“帮助”和“益处”，然后才是反映现实与把握真理，这明显是从“文艺的政治功用”这一角度来谈文艺的。他接着又在这篇文章中讲到：“艺术价值就不能和政治的价值并立起来；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2]我们知道，文学艺术作为高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确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但“反映”不代表“决定”，不能简单的说政治决定艺术，艺术的价值也不能等同于政治的价值，文学艺术所描绘出的宽广的社会生活、揭示出的复杂的人性，要比单一的政治范畴更为深厚，因此，艺术的教育、感化、启迪、熏陶的作用和价值绝对不是政治的价值所能涵盖的。
冯雪峰在30年代的文艺政治观点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也是他自身文艺思想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这篇文章中，除了较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冯雪峰也没有完全忽视对作品的艺术性评判，比如对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他评价道：“作者曾有意无意地将灾民群众中的一二雇农（长工），写得特别明确有强力，这是对的；但后来就没有发展了，这也是缺点。”[1]《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描写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艺术上的不足，人物基本上全是群像的描摹，没有一个形象鲜明的主人公，而且人物形象也缺乏连贯性。所以冯雪峰对于这一点的评价是合理的、中肯的，是站在一个作家应该如何刻画人物，如何使人物更加立体、饱满的艺术的角度来谈作品的。但较为可惜的是，冯雪峰的这类针对小说美学的评价仅此而已，总的来讲，他的这篇写于1932年的批评文章，代表了其早期的文艺政治观点，即偏重于作品政治思想的评论，对作品的艺术性评析不足。
二
《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是冯雪峰写于1942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30年代的文艺政治观在冯雪峰思想里的延续，比如他将丁玲的前期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评价为“作品中充斥着的感伤主义、恋爱至上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厌世、颓废情绪”，并认为此时的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而对于丁玲后期的作品他则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关注到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并不断深入到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去。”[3]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冯雪峰更多的评价是基于一种对于小说艺术性的思考，比如冯雪峰从艺术对现实对象挖掘的深度和艺术的精湛角度指出了《水》这部小说的不足，“是在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以站在岸上似的兴奋的热情和赞颂代替了那真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中的痛苦和愤怒的感觉和感情；这样就使我们只能感到作者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而不能借这一幅巨大的群众斗争的油画心惊肉跳地被人民的力量所感动。”[3]他还针对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非艺术性的特点给予了批评，认为“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出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远远的不深不广”[3]。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30年代的那种较为单一的“政治至上”的认识，他在强调文艺的政治性的同时，也看重文艺自身的艺术特性。这也是冯雪峰在40年代文艺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20世纪40年代，冯雪峰在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文艺自身的特征以及文艺如何根据自身的特征去更好的服务于政治。首先，冯雪峰扩大了“政治”的边界，认识到文艺和政治的联结是通过真实的反映社会生活体现的。他在《题外的话》中认为：“政治决定文艺，根本地说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这句话当然是真理；但这决定的过程就是两者矛盾斗争的过程，其中体验着社会本身的矛盾斗争，尤其经历着作者的自我斗争。”[4]在这里，冯雪峰将30年代所宣扬的“政治决定文艺”说改换为“社会生活和斗争决定文艺”说，这明显是将“政治”的概念扩大了，在他看来，政治并不仅仅是“权力”、“国家”、“政党”等等，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他所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他在3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与“纯政治”的功利性关系，他开始注意到了文艺与政治的距离。其次，辩证统一的看待政治性和艺术性。同样是在《题外的话》中，冯雪峰认为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必须将二者统一起来进行考察，评论文艺作品不能仅从“政治性”、“艺术性”的抽象概念出发，而必须对作品“多加以社会的、思想的具体分析，并且进而去研究创作过程，即作家作品怎样从现实社会生长起来，艺术怎样从生活生长起来。”[4]
三
建国初期，冯雪峰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基本延续了40年代的观点，即在强调作品的政治性的同时也不忽略其艺术性，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冯雪峰的文艺政治观越发表现出一种矛盾性，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实，早在《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冯雪峰文艺政治观的矛盾性就有所体现，比如他在《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中一方面肯定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水》里面灾民的斗争没有充分地反映着土地革命的影响”[1]；在《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虽然批评了小说“公式化”的缺点，但是依然非常肯定小说中描绘的“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水深火热的生死斗争”以及“巨大的群众斗争”的画面[3]。而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發展上的意义》中，冯雪峰一方面指出“作者还没有在这本小说中带来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同时又高度称赞这部小说“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史诗似的作品。”[5]冯雪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性，原因有二，一是冯雪峰自身的多重身份造成了这种矛盾，冯雪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诗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家和批评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所以他的身份主要有三个，诗人、文艺理论家、革命政治家，诗人的身份带给了冯雪峰一种浪漫的气质，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又给了他一双发现艺术美的眼睛，这些都与革命政治家的身份要求，即强调革命斗争、政治理性相冲突，所以冯雪峰这样的一个多重身份并没有使他“光芒万丈”，反而让他陷入了一种矛盾困惑当中，他既非是像周扬那种纯粹的革命政治家，又非是像胡风那样纯粹的文艺工作者；二是冯雪峰的文艺批评侧重的一直是作品思想内容与阶级的分析与评价，他认为作品即使在艺术性上有欠缺，但只要能体现现实的政治意义就还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所以，虽然冯雪峰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有对艺术性的探讨，但他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文艺批评所提倡的历史与美学的统一的要求，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美学批评，而只是把文艺批评局限于政治思想的评论。
纵观冯雪峰对丁玲作品的文艺批评，一条根本性的主线就是把文学的政治功用看得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虽然在后期冯雪峰稍微修正了他前期的文艺政治观，将政治功能与审美功能并存，也摆脱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观点的束缚，但是其文艺批评中艺术性的标准相较于政治性的标准来说依然不够显著。冯雪峰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他的批评能让我们更好的反思那段文学史，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依然是当下困扰我们的问题并启发着我们去解决。
参考文献：
[1] 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 冯雪峰.题外的话[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M]//雪峰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冯阳（1993.07.07—），男，重庆人，西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