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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午后两点,阳光正浓的时候。生活在昆明官渡古镇的人们,便会听到一阵穿云裂帛的吹拉弹唱声自亘古而来。两个小时之后,随着最后一声唱腔缓缓跌落,整个古镇恍惚间一片静寂。高原上的阳光依旧灿烂,然而戏已落幕。
2006年,有着50年历史的昆明滇剧团宣告解散。
2008年,滇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0年,古渡梨园滇剧花灯文化传习馆入驻官渡古镇。
这个被“首家”、“唯一”等诸如此类字眼环绕的滇剧文化传习馆,在开业之初受到了云南各大媒体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追捧,古渡梨园一跃成为滇剧乃至滇文化传承与复兴的标杆。但四年过去了,我们走进古渡梨园,环视四周,所见观众皆是合着节拍颤颤巍巍的老人。
在这个一首流行歌曲传唱不到半年的时代,静下心来听一下午传唱百年的老戏,总觉得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唯有那些上了年纪的滇戏迷,一辈子听着滇戏长大。每天下午,他们走出家门,来到已经变得陌生的城市街道,或搭乘公交车,或骑着自行车,辗转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来到这里,在熟悉的咿咿呀呀中编织着从前的往事。周围都是爱戏的老朋友,偶尔有一天,某个熟悉的面孔连着几天都未曾出现。打听一下,原来是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是就去了。
观众席正中间的过道上,王阿婆坐在剧团为她专设的藤椅上。这位90多岁的老人几乎每天都来,浑浊的双眼凝视着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噙满泪水,不知是为戏里的故事,还是为自己的故事。
“孔子楼前演梨园雅戏,咏颂鲁相仁风;关公庙外唱官渡花灯,讴歌汉侯义气。”许多年前,官渡古镇曾有这样一副楹联,描述当时花灯滇戏的火爆情景。许多年后的今天,滇戏日渐式微,只有那些演戏者、听戏者、爱戏者还揣着一颗火热的心,试图将这朵风中摇曳的微弱火苗呵护传递。
张雄,古渡梨园的老板,在每一次接收媒体采访的时候,都会深情地谈起自己对滇戏的热爱,和传承滇戏的决心。
古渡梨园的演员们,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演员,每日按时登台演出,台下辛苦排练,从不懈怠。有时他们也会抱怨,去广州打工的朋友,一个月比自己一年挣的还多;比自己还小两岁的隔壁老赵,整日里提笼遛鸟、踏青钓鱼,自个儿却扛着酸疼的老腰,不得歇息。然而每到拿起画笔,对着镜子上妆的时候,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圣、自豪和快乐。
或许滇戏总有一天会绝迹于舞台,或许他们的坚持不过是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也或许他们只是沉湎于这种夕阳的余晖之中,不愿意大戏落幕,失了寄托与追忆。
2006年,有着50年历史的昆明滇剧团宣告解散。
2008年,滇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0年,古渡梨园滇剧花灯文化传习馆入驻官渡古镇。
这个被“首家”、“唯一”等诸如此类字眼环绕的滇剧文化传习馆,在开业之初受到了云南各大媒体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追捧,古渡梨园一跃成为滇剧乃至滇文化传承与复兴的标杆。但四年过去了,我们走进古渡梨园,环视四周,所见观众皆是合着节拍颤颤巍巍的老人。
在这个一首流行歌曲传唱不到半年的时代,静下心来听一下午传唱百年的老戏,总觉得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
唯有那些上了年纪的滇戏迷,一辈子听着滇戏长大。每天下午,他们走出家门,来到已经变得陌生的城市街道,或搭乘公交车,或骑着自行车,辗转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来到这里,在熟悉的咿咿呀呀中编织着从前的往事。周围都是爱戏的老朋友,偶尔有一天,某个熟悉的面孔连着几天都未曾出现。打听一下,原来是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是就去了。
观众席正中间的过道上,王阿婆坐在剧团为她专设的藤椅上。这位90多岁的老人几乎每天都来,浑浊的双眼凝视着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噙满泪水,不知是为戏里的故事,还是为自己的故事。
“孔子楼前演梨园雅戏,咏颂鲁相仁风;关公庙外唱官渡花灯,讴歌汉侯义气。”许多年前,官渡古镇曾有这样一副楹联,描述当时花灯滇戏的火爆情景。许多年后的今天,滇戏日渐式微,只有那些演戏者、听戏者、爱戏者还揣着一颗火热的心,试图将这朵风中摇曳的微弱火苗呵护传递。
张雄,古渡梨园的老板,在每一次接收媒体采访的时候,都会深情地谈起自己对滇戏的热爱,和传承滇戏的决心。
古渡梨园的演员们,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多岁的老演员,每日按时登台演出,台下辛苦排练,从不懈怠。有时他们也会抱怨,去广州打工的朋友,一个月比自己一年挣的还多;比自己还小两岁的隔壁老赵,整日里提笼遛鸟、踏青钓鱼,自个儿却扛着酸疼的老腰,不得歇息。然而每到拿起画笔,对着镜子上妆的时候,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圣、自豪和快乐。
或许滇戏总有一天会绝迹于舞台,或许他们的坚持不过是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也或许他们只是沉湎于这种夕阳的余晖之中,不愿意大戏落幕,失了寄托与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