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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审美角度追问《文赋》如何达到“穷形而尽相”“曲尽其妙”的极致,完成生之“有涯”和文之“有限”向天地境界的转化。结合魏晋文士普遍的生死忧虑,本文通过对《文赋》中的感物说、创作论、灵感说三个方面的解读,揭示陆机在生存价值及生存形态问题上的人生境界思考。
关键词: 文赋 感物说 创作论 灵感说 天地境界
引言
春秋叔孙豹有“三不朽”之说,认为有限之生命,可通过“立功”、“立德”、“立言”得以“无限”延续,是谓“不朽”。然而,古往今来,“三立”者能有几人?万年之后,天地之外,谁还不朽?曹丕《典论·论文》中论文章之功用时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文章不仅可助人完成“大业”,更可使有限的生命之涯延续至“不朽”。古人渴慕“不朽”(或谓“重生”)的生命理想似乎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自觉主题。“佛”可弃世,缘有来生;“道”不恋世,盖可超脱;秦皇寻药,妄图“长生不老”;太史公著书,以通“古今”之变;陆机《文赋》,又何尝不是试图“穷形而尽相”,以达到“曲尽其妙”之不朽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限”之文字,如何“千古”而存?“形”如何“穷”,“相”如何“尽”?“有限”是否有转向“无限”之可能性?这便是本文在对陆机《文赋》进行解析的同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忧生之嗟”:生而有涯的悲叹
陆机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道明了《文赋》的写作缘由,“得其用心”,“尤见其情”,“曲尽其妙”。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在编写《中国美学史》时,对引言部分的“用心”指向作者的情感表现及作品的艺术特征。陆机既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又是创作理论的总结者,其归纳的文学创作理论根植于自身实践的经验体会,同时,也与魏晋时期动乱的社会生存状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魏晋时期是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然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中,人普遍的生死忧虑和恐惧成为艺术巅峰孕育的潜在土壤,“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时的文人皆有“忧生之叹”,文学的抒写时常伴有不自觉的生存之思。
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2],葛洪称其“一代之绝”,唐太宗盛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3]。“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才情出众的陆机对人生世事有着感性的抒情,也有“志匡世难”的宏愿。《世说新语·赏誉》中评其“世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忼慨。”[4]陆机对世间万物有着敏锐洞察体悟能力,善于以文学的形式抒写情志,他多次悲叹生命短暂,如朝露般,“人生河所促,忽如朝露凝”。《短歌行》也慨叹人“生而有涯”的惨淡:“人生几何,逝如朝露”。试问,有涯之生如何绵延历史?死亡的恐惧之下,如何在现世中找到可依傍的对象?陆机在《文赋》中既告诉后人,“文”如何完成,也告诉后人,“有限”如何在“无限”中转化——天地万物、六合八极、古今沧海、宇宙人生——生而有涯的悲叹便可得消解。
二、感物说:观览万物,生生不息
在创作的前期准备阶段,陆机认为文思的唤起,得益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春秋冬夏,感时伤逝,将“诗言志”的美学思想推进为“情志”并举的观点,陆机指出文艺创作进行奠基于主观情志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
一方面,陆机认为主体本身需要颐养“情志”,受“典坟”之熏陶,以古人之“三坟五典”丰富作家本人的情感体验,提高理性内在的培养。对文学家而言,立足于宇宙天地之间的“大情”、“大志”,常常带有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与抒写。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只有“灵性”的主体才会在落叶中悲劲秋,在柔条中喜芳春。然而人的生命有限,情志有尽,文章千古事如何亘古而常在?陆机试图在客观世界中寻找依托。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5]人以渺小的存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览万物,生生不息,文思便如涓溪归涛。“虚静”之心可在创作时涤除杂念的干扰,有限之躯伫立于“中区”天地间,冥思静想,以致虚极,便可感知宇宙万物之灵。“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在极览尽观之时,囊括“物之极也”,将无限广阔的天地万物收纳于胸,人与物合二为一,遨游宇宙,投篇援笔便可成文。
可见创作前期的最佳准备是将“人”与“天”融为一体,“有限”依托于“无限”,并在广阔的“无限”中“感物”,遁入“物化”境界。观览万物,生生不息,文学创作正是以诉诸天地“无极”的情怀拯救“人”与“文”的有涯之悲。
三、创作论:古今须臾,四海一瞬
文学家既已进入“物化”之境,便可“精鹜八极,心遊万仞”,进入创作佳境。此时便有纵观古今之恢弘,“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陆机稳妥地从先人才士之作中“耽思旁讯”,博观约取。及至思绪超脱外物之所困,心绪驰骋于世间八方最遥远之处,“逍遥游”于万仞之上,艺术的想象便升天入地了。《庄子》中写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出入六合,游乎九洲”,形容此时的状况是再恰当不过。创作过程中“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洒脱大气,力挽狂澜,着笔须臾,文思泉涌。可见文学家此时已“上窥青天”,“下潜黄泉”,胸有古今,落笔成风,“天地”“万物”悉数笼于笔端。“笼天地”、“挫万物”于胸中,将文章之形显现于脑海,天地之大、万物之广便在笔下淋漓酣畅了。这是大情怀、大眼界,更是“仰终古”、“穷力绪”,远览宇宙人生的兴感情怀。《中庸》中提出“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处文学家不正是赞天地化育,上升至儒家所说的“与天地参”的艺术境界了吗?
论及义和辞的关系时,陆机认为“义”是“无”,是抽象;“辞”是“有”,是具象,“凡有皆始于无”,故“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从“虚无”中寻求“有”,李善注:“《春秋说题辞》曰‘虚生有形。’”《老子》第一章中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第十四章中又云“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7]。既然万物之初均是虚无,而文学创作的原初动力源于客观世界(即万物),则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应追溯万物之本源,叩问生存之本根了;从“寂寞”中寻求“音”,《庄子·天道》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8]在道家思想的视角下解析《文赋》,便可知其“虚无”和“寂寞”所指的正是有形生于无形,有声源于无声的思想,《淮南子》中也记载“寂寞,音之主也。”[9] 不论是“古今须臾,四海一瞬”的浩然之气,还是“笼天地,挫万物”的放达之姿,抑或是“虚无责有,寂寞求音”的万物之思,陆机在这融混的文理叙述中,既表明了文学创作过程之酣畅,又呈现了“儒道揉合”的文化兼容,更影射了“纵身大化中”的生存取向。如果渺小的个人得以纵情于天地万物,既已溯源万物之本,又何惧逝如朝露?!如此,“有限”之生又一次找到了皈依的妙门:小我可抛,“真我”恒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四、灵感说:天机骏利,非余所戮
谈到创作灵感问题时,陆机认为文思的通塞如声如光,来去无迹,不可遏止。“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来无影,去无踪,不可捉摸,动静无常。陆机以“思风发”、“言泉流”形容文思到来时的精爽,又以“枯木”、“涸流”比喻文思滞留时的呆顿。灵感何时到来?陆机的回答是“天机”,“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即“天”给“人”的机会。此处,李善注曰“《庄子》:蛇曰:‘今欲动吾天机。’”又司马彪言:“天机,自然也。”[10]
可见,灵感来去是依仗于“天”的。“天”若给予敏捷的文思,则“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天”若不给予文思,则“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文章成败,不仅在于“感物”与否,终需有高于“人”的“天”来控制。这里所说的“天”并不纯然是“天地”中的“天”,更是文学家本人的“自然之性”,是天赋的灵性。所以陆机说“虽兹物之在我”,文章确实出自文学家之手,然而“非余力之所戮”,并不仅仅是文学家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实则在“人”的力量之外,更需自然的赋予。由此可见,人感物(观览天地),天地观照人心,天赋“文思”,天、地、人三者彼此融合、相互作用,最终可实现“文章千古事”的“无限”价值。
五、“有限”转向“无限”:天地境界
至此,《文赋》在叙述文学创作过程的同时,将“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体验、“有限”的文字转化为“无限”的生存价值,天地为证,万物亘古,遨游宇宙人生,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由此浮出水面。
“与天地参”是儒家至高的圣人之德,也是冯友兰先生“四境界”说中最高的人生境界。在论及《文赋》的艺术想象问题时,《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编)文本中认为这是“与人生境界合一的天地境界”,或认为是“志匡世难”的陆机拥有的一种大胸怀、大眼界,一种文人自发的普世情怀。陆机及其文字,从“生而有涯”的嗟叹中抽离而出,从乱世动荡中抽离而出,转而在陶冶情志和诵读“典坟”的前提下,提倡纵情于遨游宇宙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自觉。天地境界固然有玄虚之貌,却正符合魏晋士人“大觉解”、“大无我”的人生情怀,或可谓之“天地情怀”。
陆机《文赋》以放达开阔之姿,以囊括天地之情怀,揭示作文之用心,也在叙述“文章千古事”的同时,影射了生存的“不朽”如何通过“有限”的血肉之躯得以通达实现。
结语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文赋》和陆机的创作情怀。从生存忧患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当下文人的“忧生之嗟”,对“有涯之生”的愁苦悲叹和对死亡的恐惧。陆机《文赋》固然为文论文本,但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本身,正体现了作者试图走出“沉重的肉身”的努力,渴望踏上遨游宇宙天地的生存通衢。论证过程从《文赋》感物说、创作论、灵感说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评析,最终使“有限”转向“无限”,与后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64.
[2][唐]房玄龄.晋书·陆机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同上.
[4][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中华书局,2011:422.
[5][春秋]老子.道德经(十六卷).中华书局,2008:50.
[6][春秋]老子.老子注译.凤凰出版社,2011:21.
[7]同上,42.
[8][战国]庄子.庄子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294.
[9][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中华书局,2009:110.
[10][南北朝]萧统.文选(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关键词: 文赋 感物说 创作论 灵感说 天地境界
引言
春秋叔孙豹有“三不朽”之说,认为有限之生命,可通过“立功”、“立德”、“立言”得以“无限”延续,是谓“不朽”。然而,古往今来,“三立”者能有几人?万年之后,天地之外,谁还不朽?曹丕《典论·论文》中论文章之功用时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文章不仅可助人完成“大业”,更可使有限的生命之涯延续至“不朽”。古人渴慕“不朽”(或谓“重生”)的生命理想似乎成为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自觉主题。“佛”可弃世,缘有来生;“道”不恋世,盖可超脱;秦皇寻药,妄图“长生不老”;太史公著书,以通“古今”之变;陆机《文赋》,又何尝不是试图“穷形而尽相”,以达到“曲尽其妙”之不朽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限”之文字,如何“千古”而存?“形”如何“穷”,“相”如何“尽”?“有限”是否有转向“无限”之可能性?这便是本文在对陆机《文赋》进行解析的同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忧生之嗟”:生而有涯的悲叹
陆机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道明了《文赋》的写作缘由,“得其用心”,“尤见其情”,“曲尽其妙”。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在编写《中国美学史》时,对引言部分的“用心”指向作者的情感表现及作品的艺术特征。陆机既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又是创作理论的总结者,其归纳的文学创作理论根植于自身实践的经验体会,同时,也与魏晋时期动乱的社会生存状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魏晋时期是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然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中,人普遍的生死忧虑和恐惧成为艺术巅峰孕育的潜在土壤,“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时的文人皆有“忧生之叹”,文学的抒写时常伴有不自觉的生存之思。
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2],葛洪称其“一代之绝”,唐太宗盛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3]。“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才情出众的陆机对人生世事有着感性的抒情,也有“志匡世难”的宏愿。《世说新语·赏誉》中评其“世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忼慨。”[4]陆机对世间万物有着敏锐洞察体悟能力,善于以文学的形式抒写情志,他多次悲叹生命短暂,如朝露般,“人生河所促,忽如朝露凝”。《短歌行》也慨叹人“生而有涯”的惨淡:“人生几何,逝如朝露”。试问,有涯之生如何绵延历史?死亡的恐惧之下,如何在现世中找到可依傍的对象?陆机在《文赋》中既告诉后人,“文”如何完成,也告诉后人,“有限”如何在“无限”中转化——天地万物、六合八极、古今沧海、宇宙人生——生而有涯的悲叹便可得消解。
二、感物说:观览万物,生生不息
在创作的前期准备阶段,陆机认为文思的唤起,得益于对客观世界的“感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春秋冬夏,感时伤逝,将“诗言志”的美学思想推进为“情志”并举的观点,陆机指出文艺创作进行奠基于主观情志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
一方面,陆机认为主体本身需要颐养“情志”,受“典坟”之熏陶,以古人之“三坟五典”丰富作家本人的情感体验,提高理性内在的培养。对文学家而言,立足于宇宙天地之间的“大情”、“大志”,常常带有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与抒写。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只有“灵性”的主体才会在落叶中悲劲秋,在柔条中喜芳春。然而人的生命有限,情志有尽,文章千古事如何亘古而常在?陆机试图在客观世界中寻找依托。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5]人以渺小的存在,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观览万物,生生不息,文思便如涓溪归涛。“虚静”之心可在创作时涤除杂念的干扰,有限之躯伫立于“中区”天地间,冥思静想,以致虚极,便可感知宇宙万物之灵。“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在极览尽观之时,囊括“物之极也”,将无限广阔的天地万物收纳于胸,人与物合二为一,遨游宇宙,投篇援笔便可成文。
可见创作前期的最佳准备是将“人”与“天”融为一体,“有限”依托于“无限”,并在广阔的“无限”中“感物”,遁入“物化”境界。观览万物,生生不息,文学创作正是以诉诸天地“无极”的情怀拯救“人”与“文”的有涯之悲。
三、创作论:古今须臾,四海一瞬
文学家既已进入“物化”之境,便可“精鹜八极,心遊万仞”,进入创作佳境。此时便有纵观古今之恢弘,“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陆机稳妥地从先人才士之作中“耽思旁讯”,博观约取。及至思绪超脱外物之所困,心绪驰骋于世间八方最遥远之处,“逍遥游”于万仞之上,艺术的想象便升天入地了。《庄子》中写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出入六合,游乎九洲”,形容此时的状况是再恰当不过。创作过程中“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洒脱大气,力挽狂澜,着笔须臾,文思泉涌。可见文学家此时已“上窥青天”,“下潜黄泉”,胸有古今,落笔成风,“天地”“万物”悉数笼于笔端。“笼天地”、“挫万物”于胸中,将文章之形显现于脑海,天地之大、万物之广便在笔下淋漓酣畅了。这是大情怀、大眼界,更是“仰终古”、“穷力绪”,远览宇宙人生的兴感情怀。《中庸》中提出“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处文学家不正是赞天地化育,上升至儒家所说的“与天地参”的艺术境界了吗?
论及义和辞的关系时,陆机认为“义”是“无”,是抽象;“辞”是“有”,是具象,“凡有皆始于无”,故“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从“虚无”中寻求“有”,李善注:“《春秋说题辞》曰‘虚生有形。’”《老子》第一章中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第十四章中又云“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7]。既然万物之初均是虚无,而文学创作的原初动力源于客观世界(即万物),则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应追溯万物之本源,叩问生存之本根了;从“寂寞”中寻求“音”,《庄子·天道》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8]在道家思想的视角下解析《文赋》,便可知其“虚无”和“寂寞”所指的正是有形生于无形,有声源于无声的思想,《淮南子》中也记载“寂寞,音之主也。”[9] 不论是“古今须臾,四海一瞬”的浩然之气,还是“笼天地,挫万物”的放达之姿,抑或是“虚无责有,寂寞求音”的万物之思,陆机在这融混的文理叙述中,既表明了文学创作过程之酣畅,又呈现了“儒道揉合”的文化兼容,更影射了“纵身大化中”的生存取向。如果渺小的个人得以纵情于天地万物,既已溯源万物之本,又何惧逝如朝露?!如此,“有限”之生又一次找到了皈依的妙门:小我可抛,“真我”恒常;“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四、灵感说:天机骏利,非余所戮
谈到创作灵感问题时,陆机认为文思的通塞如声如光,来去无迹,不可遏止。“若夫感应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来无影,去无踪,不可捉摸,动静无常。陆机以“思风发”、“言泉流”形容文思到来时的精爽,又以“枯木”、“涸流”比喻文思滞留时的呆顿。灵感何时到来?陆机的回答是“天机”,“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即“天”给“人”的机会。此处,李善注曰“《庄子》:蛇曰:‘今欲动吾天机。’”又司马彪言:“天机,自然也。”[10]
可见,灵感来去是依仗于“天”的。“天”若给予敏捷的文思,则“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天”若不给予文思,则“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文章成败,不仅在于“感物”与否,终需有高于“人”的“天”来控制。这里所说的“天”并不纯然是“天地”中的“天”,更是文学家本人的“自然之性”,是天赋的灵性。所以陆机说“虽兹物之在我”,文章确实出自文学家之手,然而“非余力之所戮”,并不仅仅是文学家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实则在“人”的力量之外,更需自然的赋予。由此可见,人感物(观览天地),天地观照人心,天赋“文思”,天、地、人三者彼此融合、相互作用,最终可实现“文章千古事”的“无限”价值。
五、“有限”转向“无限”:天地境界
至此,《文赋》在叙述文学创作过程的同时,将“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体验、“有限”的文字转化为“无限”的生存价值,天地为证,万物亘古,遨游宇宙人生,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由此浮出水面。
“与天地参”是儒家至高的圣人之德,也是冯友兰先生“四境界”说中最高的人生境界。在论及《文赋》的艺术想象问题时,《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编)文本中认为这是“与人生境界合一的天地境界”,或认为是“志匡世难”的陆机拥有的一种大胸怀、大眼界,一种文人自发的普世情怀。陆机及其文字,从“生而有涯”的嗟叹中抽离而出,从乱世动荡中抽离而出,转而在陶冶情志和诵读“典坟”的前提下,提倡纵情于遨游宇宙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自觉。天地境界固然有玄虚之貌,却正符合魏晋士人“大觉解”、“大无我”的人生情怀,或可谓之“天地情怀”。
陆机《文赋》以放达开阔之姿,以囊括天地之情怀,揭示作文之用心,也在叙述“文章千古事”的同时,影射了生存的“不朽”如何通过“有限”的血肉之躯得以通达实现。
结语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文赋》和陆机的创作情怀。从生存忧患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当下文人的“忧生之嗟”,对“有涯之生”的愁苦悲叹和对死亡的恐惧。陆机《文赋》固然为文论文本,但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本身,正体现了作者试图走出“沉重的肉身”的努力,渴望踏上遨游宇宙天地的生存通衢。论证过程从《文赋》感物说、创作论、灵感说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评析,最终使“有限”转向“无限”,与后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64.
[2][唐]房玄龄.晋书·陆机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同上.
[4][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中华书局,2011:422.
[5][春秋]老子.道德经(十六卷).中华书局,2008:50.
[6][春秋]老子.老子注译.凤凰出版社,2011:21.
[7]同上,42.
[8][战国]庄子.庄子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294.
[9][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中华书局,2009:110.
[10][南北朝]萧统.文选(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